第一章
唐代民族文学研究概观

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唐代不仅以成果的丰硕著称，也以范式的成熟著名。毫不夸张地说，唐代是古典文学研究范式的“武库”，凡政治、科举、制度、教育、地域与文学关系，皆有众多优秀的成果，并带来外溢效应，深刻影响了其他时段文学研究的方法。然而，在中国文学史其他一些时段已经产生重要成果的“民族与文学”或者“民族文学”研究模式，却仍未在唐代落地生根。

唐代为中国古典文学的黄金时代，也是民族融合、中外交通的荣耀时期，但唐代文学与民族关系却貌合神离。在唐代文学史中，通常会以唐代民族关系和对外交往作为背景进行叙述，如罗宗强先生论唐五代文学：

唐朝的立国者，对外来文化采取兼容的政策。去华夷之防，容纳外来的思想与文化。……整个唐代，广泛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从文学艺术到生活趣味、风俗习惯，都可以看到这种影响。……中外文化交融所造成的这种较为开放的风气，对于文学题材的拓广，文学趣味、文学风格的多样化，都有重要的意义。

这成为众多文学史参考的经典表述。美国汉学家薛爱华也曾热情讴歌唐代万花筒般的三个世纪中，外来事物在文学中的精彩呈现 。芮沃寿和杜希德在他们的名著《唐朝面面观》导论中，还创造性地提出“折中主义”（eclecticism）和“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来观照唐代外来文化与唐诗的关系 ^[1] 。

然而落实到文学史写作、文学研究，“民族—文学”路径却走得并不通畅，更不用说更为严格的“民族文学”范式。事实上，唐代文学的民族视角很早就引起了学者的关注。程千帆先生在致余恕诚先生的信中曾提及：

唐代文学是一座很大的富矿，到现在还有很多领域没有开发，特别是文学与文化和政治的关系，陈寅恪虽提出唐代内乱与外患的连环性，这个题目在文学上的表现就很少有人涉及过。……三百年中，汉族与外族的矛盾和互相吸收，可以钻研的地方似乎不少。

在此启发下，余先生就加强唐诗与民族关系研究提出过若干方案，并作了个案探索 。21世纪以来，唐代文学与民族关系研究也涌现了众多成果 ，然而民族关系背景下的唐代文学研究与典范的“民族文学”仍相去一间。

“唐代民族文学”这一提法在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声音，与此前此后时段对照尤其如此，比如“北朝民族文学”“辽金民族文学”就有更严密的学术话语体系。

大凡“××—文学”或“××文学”研究范式，“××”一般都是一套比较成熟的知识体系或理论范畴。就唐代而言这自然不是问题，因为“民族”研究很早就是唐史研究的重镇，且一直是国际显学。要将唐代“民族文学”之路打通并走通畅，更需要做的是转化工作，这涉及对前人成果、理论框架、史料基础的整合和消化。 kda1LzmuoMErOnhJiMvZVenpJMDQq8zGgQj3ej0CDiu+oCGtkM2JJlAvriC99r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