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1701—1754）生活于清朝的康熙后期到乾隆前期，这时历久的中国封建社会已是“晚霞明艳暮云重”，各种矛盾积重难返。面对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有识之士不断进行文化反思和探索，吴敬梓是以小说形象呈现这种反思和探索的佼佼者。我们需从整本书的形象体系，提炼其贯穿全书的深层意蕴。
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论语·里仁》） 。在传统社会里，富与贵是个人利益的集中表现。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其“利益驱动”的体制机制，如何对待功利富贵，是人类恒久的课题。中国明清统治者运用长期封建社会积累的功利体制机制的经验，把富贵与功名相绑。在明清科举时代，功名常用以指称科第及由科第取得官职。“功名富贵”作为集合概念，在明清科举时代，它的核心是做官，有官就有权势和钱财，就又贵又富。八股科举制度是官员选拔制度，是获取功名富贵的官定阶梯，因而深刻影响了教育的内容和体制。对明清时代的士子来说，利益驱动主要是功名富贵驱动，因此人性的种种弱点也围绕着如何对待功名富贵而充分曝光。
功利心必须由道义原则来引领和调适，堪称融古适今的价值观定则。《儒林外史》教人如何对待功名富贵，也就是教人如何做人。读者需要运用自己所有的生命体验来理解，才能读出其意蕴、读懂鲁迅所激赞的它的“伟大”。
《儒林外史》着重描绘士林的精神状态。作为文化的承荷者，士林的精神心理折射着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反思士林历史命运的《儒林外史》积淀着丰厚的历史文化蕴含，缩微般地呈现出传统文化发展的若干面影，可视为认知中华传统文化的形象教材。
《儒林外史》的突出艺术成就在于，把惟功名富贵是求所造成的精神危机，表现得酣畅淋漓。《儒林外史》善于抓住人物最有文化意义和生命意义的特异言行加以凸显，写的虽然只是瞬间，却是以人物的整个生命作底蕴，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科举制度是多等级的阶梯，在明清两代，它最基本的有四个层次：童生、秀才、举人、进士。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士人社会地位的等级。秀才是指已被录取进入县、州、府学的生员，获得秀才资格叫“进学”。秀才已被承认是知识分子，可以戴方巾，称“相公”，在政治、经济方面开始享有一点特权，就是去当塾师，馆金（ 工资 ）也比童生高。更重要的是，秀才可以到省城的贡院参加乡试考举人。童生是还没有进学的考生，没有资格进贡院考举人。第二回写周进考到六十多岁还是个童生，当不上秀才，没资格到贡院考举人，这造成他的心病—心理创伤。在薛家集当塾师的遭际就是老童生辛酸的缩影：先是孙子辈年龄的新秀才梅玖，挖空心思，残忍地当众奚落、嘲笑、挖苦他还不是秀才，一句句话，就像利刃一刀刀刺着他的精神创伤，侮弄得他欲哭无泪；接着又被儿子辈年龄的新举人王惠，从精神上百般踩压，压得他喘不过气、抬不起头，精神创伤愈深愈痛。他都只有捺定性子，以无奈的卑顺默默忍受—谁叫你爬不上科举阶梯呢！而忍受越久，心理所承担的压力就越大，精神消耗就越厉害。当他偶到贡院，挨近秀才考举人时入座的号板，这与创伤相联系的因子，一下子击中他神经的最敏感的伤口，引起对创伤的再感受，痛苦至极，长久郁结在心的辛酸、苦楚、屈辱和绝望之情，顿时像冲决堤坝的洪水，倾泻出来，于是不顾羞耻，“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被灌醒后还连续猛撞号板，嚎啕痛哭，“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撞号板这一精神失常的情节出人意表，而实是生命在颤抖。通过这种爆发出来的激烈举动，作家把犀利的笔锋一直伸进人物最深的精神褶缝里去，以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揭露了功名富贵体制如何使士人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
秀才再爬上一个阶梯，中了举人，叫作“中举”，可称“老爷”，这是承认他已具有“官”的身份了，即使未做官，也像踩压周进的王惠举人那样，已挤入特权阶级的范围。“范进中举”前后判若云泥的巨变，既生动又深刻地显示出其表层的可笑和深层的可叹。请看胡屠户对女婿范进的态度。中举前他骂范进说：人家中过举的张府、周府上老爷都是“方面大耳”，而你呢，“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抛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撒抛尿照照”，连在水面照都不够格，轻蔑至极，刻薄至极！奚落人时一般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而胡屠户说范进“想天鹅屁吃”，连癞蛤蟆的资格都没有，这又是极尽鄙薄挖苦之能事，根本就不把范进当作有尊严的人。而知道范进中举后就立即变脸：“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同一个范进，中了举人就嘴也不尖了，腮也不像猴了，比“方面大耳”的张老爷、周老爷更有福气，“现世宝穷鬼”一下子变成“贤婿老爷”。由胡岳父这个至亲来显现压迫范进的社会风气，这就说明不是个别坏人的罪恶，而是当时社会的体制机制有问题。
笑是喜剧的武器，对胡屠户的笑是滑稽的笑、明朗的笑，对范进的笑则具有一种悲凉的色调，是含泪的笑，其中隐藏着深沉的哀痛。这是《范进中举》笑的三重奏中最深沉的一重奏。中举对于封建士子来说是鲤鱼跳龙门，是时来运转大翻身的天大喜事。但吴敬梓首先不是写范进如何荣宠，而是写他如何发疯；不是写他如何脱下布衣换上官服，夸耀乡邦，而是写他洋相出尽贻笑邻里。“噫！好了！我中了！”这是从范进几十年的甜酸苦辣中提炼出来的晶体，一句话就足以代表整个形象。几十年来郁结心头、热切盼望却又不敢置信的事蓦然实现了，眼前突然冒出来的巨大惊喜同几十年来的惯性运动相碰撞，产生了强烈的震动，范进脆弱的神经已经不起撞击，不得不分裂了。这种发疯，看似畸形的特例，实则具有无比真实的典型力量。作家是从几十年的屈辱来写这喜极的一刻，从这喜极一刻的发疯写出历久以来的悲辛。这是高度浓缩、高度凝练的艺术，能够把人物灵魂最深的隐秘挖掘出来，产生令人颤栗的艺术力量。看到范进的狼狈神态和猥琐心理，人们脸上会现出一缕笑痕，但这种笑却与快乐无关。作家写出的不是个别人物偶然的卑琐可笑，而是精神受到严重戕害的受伤的生灵，他要揭发控诉不合理的功名富贵制度把读书人折磨戕害成什么样子！这种对于可悲的人间喜剧的嘲笑，在笑影后面闪动着滚烫的眼泪，是含泪的笑。这种笑涂染着对于儒林堕落所感到的痛苦和悲哀，是带血丝的笑。在作家铸造的这个范进中举故事里，喜剧性与悲剧性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再也分拆不开了。吴敬梓用现实主义的精确图画，展现八股士子灰暗的社会环境和悲剧性的生活命运。举业上的失败者，连至亲骨肉也要在他心尖上剜一刀，在他心灵的伤口上撒一把盐。精神上的压力使他变得怯懦自卑，物质上的困顿又把他逼到了绝路，举业之神把他捺到深渊之后又突然抛到天上，他如何经受得起这样的簸弄？中举的范进是笑了，但笑得那样碜人，笑声传到别人心中已经变成哭声，仿佛是因八股科举致残的人用绝望的哀嚎控诉对他的戕害。这构成《范进中举》的基调。鲁迅称道《儒林外史》的基调“慼而能谐，婉而多讽”，“慼”—悲剧性的底蕴，以“谐”—喜剧性的谐谑方式表现，《范进中举》正是范例。
除了滑稽的笑和含泪的笑，第三回末尾起出现了笑的第三重奏：严冷的笑。中举后的范进在张静斋的带领下，进入“出”则为庸贪官吏、“处”则为劣绅假儒的功名富贵场，作者的笑声里哀怜的音调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严冷灭裂的讥讽。讽刺的利刃继续指向官绅各域：张静斋教唆汤奉知县以酷邀名，以小民的鲜血染红乌纱。在薛家集欺凌周进的举人王惠，抱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宏伟目标当上南昌知府，让自己衙门里回响“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而“各上司访闻，都道是江西第一个能员”。高高在上的高翰林，声言传统儒家大道理是“呆话”，只是说着好听的“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不能当真；他已经丧失信仰，尸位素餐，只能让王惠、张静斋们出头当“能员”，与当朝权奸“太保”们上下一气，布下贪官猾吏网。劣绅严贡生削尖脑袋往权力机构里钻，充当官府的幕僚心腹，他凭着钱谷“师爷”的刁钻，刑名讼棍的狡诈，为“父母官”的贪赃枉法出鬼点子；他运用乡绅贡生的势力，无赖无耻的手段，诡计多端、巧取豪夺、横行乡里，丧心病狂地诈取船工、农民的血汗钱。假道学王德和王仁，打着天理纲常这面大旗，像李贽所怒斥的那样“阳为道学，阴为富贵” （《三教归儒说》） ，吴敬梓有意张大他俩言与行之间的尖锐矛盾以讽刺其伪妄。
功名富贵的负面效应日显，社会就产生一种抵拒和制衡的意识：赞慕“辞却功名富贵”的真名士高人。有一束阳光便有一片阴影，夤缘而生便出现了“假托无意功名富贵”之赝名士、假诗人，他们变着法儿猎取虚假的声誉，高则企望走“终南捷径”猎获“异路功名”，低则做个“附庸风雅小名家” （蒋士铨语） ，依附权门、富室，充僚佐，作食客，当帮闲。《儒林外史》集中写了莺脰湖、西湖、莫愁湖三组“名士”的群体活动，揭示他们实则仍不离功名富贵这个轴心。
对以上种种负面人物，还可说是“歪嘴念经”把经念歪了。而马二先生可谓科举制度的正宗产品。他诚恳助人，笃实敬业，是“正人君子”；同时他又是举业做官论的虔诚信徒和传教士，对西湖美景全无会心，见到皇帝的御书，立即从靴桶里拔出纸扇当笏板，像孩童“过家家”似的，认真扬尘舞蹈，行起跪拜大礼，过了一把拜见皇帝的官瘾。他诚恳劝导并热心帮助农村青年匡超人走举业做官的路。匡超人正是上述种种负面文化共同孵育出的产儿：功名迷劝导他从举业之路攀取功名，赝名士诱导他通过“异路功名”赚取富贵，官府猾吏 （潘三） 带领他倚官作黑掠取富贵，他终于攫到功名进入官场蜕变成“非人”。作者仿佛着意以他的经历把前面所写的主要三类人串连起来，显示无良社会的黑染缸如何把好端端的青年人染黑。
《儒林外史》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显现全书的总体设计。其中七泖湖边的三个秀才不著姓名，因其是科场士绅的共影，其谈风是科场势利谈之共式。他们所仰望的权势大老危素，是名节有亏的降臣；他们所艳羨的“县尊”，是“酷虐小民”的时知县之流。与他们成反照的是王冕形象，他信奉仁义，崇尚自然，自力更生，人格自立，弃绝功名富贵，精神自适，儒家的贤人人格和道家的高人性情已融通一体。正是这位被作者悬为理想人物的王冕，站在百年鸟瞰的时空之巅，声言：八股科举不好，因为“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他夜观星象，一方面说“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另一方面，又指着从天空坠向东南的一批小星，说这是上天“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可见是：有负面形象也有正面形象。
《儒林外史》不以正负两类人物的直接冲突构成情节，而是让两类人物在各自的世界里活动，以对待功名富贵和文行出处的态度为中心，在深层建构起一个褒贬对比的基本结构框架，两类人物分居两侧互成反照。前半部 （楔子之外） 主要是从贬抑面着笔，写出因惟功名富贵是求、不讲文行出处而致的人性异化；后半部，尤其是从杜少卿出场起，基本情节是从正面描写礼乐事业的倡导及其萧瑟，主要写能够正确对待功名富贵的人物。从系统观念观照，《儒林外史》的形象体系不是个体形象的简单相加或机械组合，而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在形象体系里的个体，例如一些贤人、奇人和各种肯定性形象，在全书的褒贬对照系统中、在全书的思想主题构筑中，他们具有艺术安排上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我们必须从整体去把握全书，防止碎片化、偏面化。
行仁义、兴礼乐是儒家的原旨。作为救时弊之举，祭泰伯兴礼乐教化，聚集了各色人等隆重致祭，成为全书结构的顶点。这是迟衡山首议，杜少卿、庄绍光附议，学官虞育德博士主持的，他们都是能淡泊功名富贵、遵循文行出处之道的，虞博士更表现出以儒为主而儒道互补的处世态度，他们就是应了王冕所说“维持文运”的星君吧。作者称赏他们，但又不能不无遗憾地写出他们所践行的礼乐教化事业的衰颓。当王玉辉去瞻拜泰伯祠时，那里已是尘封冷落、满目荒凉，瞻仰变成凭吊。
程朱理学是宋以后儒学发展史上一个主要流派，自有其历史地位。但后期的封建统治阶级把它奉为官方统治思想，把“理”抬到高于“仁”的至高无上的位置，把封建统治秩序、行为规范当作“天理”，用来禁锢、压制，甚至扼杀人的感性自然欲求；并且要人们把这种“天理”当作自我完成的主动欲求，主动强制灭绝正常人的正常感情，以完全适应封建秩序。这种偏颇被扭曲利用，就产生了严重的弊端。生活在“程朱阙里”徽州的王玉辉就是中了这种弊端的毒而演出怂恿女儿殉夫的悲剧。
中华传统文化中一直有一支比儒家主流更重视个体自由的人文思潮不断涌动，青年吴敬梓曾经效法的魏晋风度就饱含这种因素，发展到明中叶后，这种涌动已被划归早期启蒙思潮的历史范畴，继续影响着吴敬梓。从王 （阳明） 学左派 （以泰州学派为主） 到明清之际的顾 （炎武） 黄 （宗羲） 王 （夫之） 三大思想家以及稍后的颜 （元） 李 （塨） 学派等等汇聚成的时代进步思潮，推涌着吴敬梓。以人为本，在明清时代首先就要冲破互为表里的理学弊端和八股科举的禁锢。吴敬梓在称扬虞博士等奉行的礼乐文化和礼乐化俗的实践的同时，不仅能批判王德、王仁那种假纲常以行污的伪道学，高翰林那种对儒学的不“当真”、不真信，更难能可贵的是，吴敬梓还能够洞察并批判理学流弊的祸害。王玉辉在谬赞女儿殉夫后，父女常情之良知苏醒，精神痉挛，伤心不已，凸显了良知与理学弊端的冲突。吴敬梓指摘的锋芒是透过王玉辉个人指向理学流弊。当朱熹对经书的注释被钦定为举业的标准答案的时候，吴敬梓和小说中的杜少卿都写了一部《诗说》，敢于挺身说只依朱注是“固陋”，敢自觉提出不同于朱子的见解，说出“前人不曾说过”的话。这同早期启蒙思潮，尤其泰州学派是同调的。
“个性解放思想最突出地体现在泰州学派和李贽的身上……其特立独行的言行举止也已经成为一种新精神的形象标志。” （《中华文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这种“新精神的形象标志”突出表现为“奇”“狂”和“豪”。冲破庸常显现出“奇”，逆袭羁络表现为“狂”，“奇”中有“狂”，“狂”则显“奇”，沛然有豪杰之气。吴敬梓把《儒林外史》假托在明代，他对中晚明士风是情有独钟的。
从泰州学派到李贽，越来越具有离经叛道的“异端”倾向。此学派影响所及的一些人物常有“狂”的特征，构成了明清时代具有早期启蒙特征的“狂人”谱系。原已承继魏晋风度之“狂”的吴敬梓，又沾溉了他们的“狂”劲，塑造了以他自己为原型的杜少卿和“市井四奇人”等形象。
杜少卿作为真名士真风流，继承发展了魏晋风度，鄙弃琐屑的世务，讲求超逸的风貌、内在的真性情。迟衡山说“少卿是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小说第三十二回卧本评语称“少卿之狂”，以“狂”字概括他的特质。他宣称自己“麇鹿之性，草野惯了”，想方设法（ 包括装病 ）辞掉“爵禄之縻”，摆脱了功名富贵的羁络后，高兴地说，从此要“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这简直可以视为杜少卿要求人格自立精神自适的宣言。他在纵心肆志、任真率性的魏晋风度表现形态里，吹进明清时代人文思潮的新鲜气息，反映了以人为本的追求、个体人格的觉醒。沈琼枝不甘为妾，逃到南京，自谋生计，庄非熊说她“奇”，武书也说她“奇”，都心存猜疑不解。杜少卿也称她“希奇”，却认为“可敬的极了”，赞扬的不是她的姿色和才情，而是她蔑视富贵、不畏权势、不可亵玩的“豪侠”精神。她也钦佩杜少卿“是个豪杰”，真是“惺惺惜惺惺”，表现了奇人之间精神的投契。
泰州学派比魏晋名士更接近平民百姓，也折射出市民阶层的某些意识和诉求。难能可贵的是，吴敬梓也把探索的视野拓展到市井，他发现“那知市井中间，又出了几个奇人”。市井四奇人，裁缝荆元和季遐年、王太、盖宽，他们都和沈琼枝、王冕一样，以自食其力为根基，在傲视富贵者、维护平民人格尊严中显现狂性。值得注意的是，一直到“五四”时期，鲁迅还把标志新文学诞生的重要作品称为《狂人日记》，仍然以“狂”作为冲击封建积习的突出特征。在明清，吴敬梓确是同他那时代进步思潮同步的伟大文学家。
《儒林外史》自吴敬梓完成后，即以抄本传阅，据云乾隆年间金兆燕在扬州刊印过，但未见传本。现存最早的刻本是清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刻本，为后世诸本之祖本，兹据以作底本。
卧闲草堂刻本在文字上存在的脱讹衍倒，另据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清江浦注礼阁刻本、艺古堂刻本、清嘉庆咸丰间苏州潘氏抄本、清同治八年（1869）苏州群玉斋活字本、清同治十三年（1874）上海申报馆第一次排印本、清光绪七年（1881）上海申报馆第二次排印本等六种为通校本，以清同治十三年（1874）齐省堂增订本、清光绪十二年（1886）徐允临校阅上海宝文阁刊天目山樵《儒林外史评》本、清光绪间上海徐允临从好斋辑校本、清光绪十四年（1888）上海鸿宝斋增补齐省堂本等四种为参校本。
凡底本的脱讹衍倒，据通校本、参校本改正。个别底本显误而无校本可据者，不径改。底本的刊误字、异体字、俗体字，均以通行的规范简体字予以统一。读者欲了解校改依据，可参阅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的李汉秋校点的《儒林外史精校精注卧闲草堂本》。
本书的注释主要包括有关科举制度、官吏制度、风俗习惯的专用名词和当时特殊的语词以及一些生僻的文字典故，以期帮助读者疏通阅读障碍。注释内容尽量详备，文字力求简易，不作征引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