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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夜西风撼破扉，
萧条孤馆一灯微。
家山回首三千里，
目断天南无雁飞。
据南宋入元的蒋正子说，这首诗是宋徽宗被虏后于北上途中题壁所作。三千里之外的家山此生无缘再见，就连家国之思也没有一只南去的大雁可以携带过去。从陛上龙变为阶下囚，徽宗的反转人生如同被戏剧化一般。
君臣被虏，宋室南迁，引发多少喟叹，生活在两宋之交的陈长方也是扼腕者之一，当他生活在那个依旧被称为“宋”的国度里，再回头看逝去不远的历史时，濡墨挥毫写下了如下几句话：
等是名丹籍，谁知品月多。
蚖龙同在肆，玉石共沉河。
摧折人材尽，消磨岁月过。
厉阶生已甚，龟鉴莫蹉跎。
写完上面这首诗，陈长方心中是余怒未消？抑或是面部潸然？或许都有吧。这首诗乃针对北宋晚期元祐党籍碑事件而发，此事件是北宋晚期朝廷政治局势恶劣化的重要表征。北宋政治发展到徽宗朝，数党交攻，相互倾轧，对立者如冰炭不容，无论贤奸，皆如“玉石共沉河”，此时发生士大夫贬外至死、家族成员被禁锢不得入仕的情况，甚至出现部分士大夫家族几近覆灭的局面。因掌权者“摧折人材尽”，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北宋的灭亡。后人谈及这段历史时，大都离不开两个字的探讨——“党争”。
宋代文史研究中，党争主题颇受关注。宋史研究中，围绕党争的士大夫政治文化讨论是一个重点与热点，尤其涉及庆历新政（范仲淹新政）与熙宁变法（王安石变法）时，都绕不开党争主题，相关论著较多。此外，为人熟知，王水照论及宋代文学研究时有“五朵金花论”
，其中一朵即“文学与党争”，学界对这朵“金花”的浇灌较多，故其生机勃勃，已然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香味。如沈松勤用力颇勤，成果颇丰
，是培育这朵“金花”的优秀“园丁”。
略习宋代文史者皆知，自宋仁宗朝范仲淹以后，北宋著名文人大都卷入党争漩涡，足见北宋中晚期党争与士大夫政治生活的密切联系。本书选择北宋党争视角，以此观照石刻文献，力图拓广、掘深石刻文献与党争的相关研究，希望本书的研究能为“金花”的继续盛开贡献一些营养，能促发一丝沁人心脾的香味，不必馥郁，淡雅也好。
石刻作为一种文献载体，具有保存文献的长久性，材料的易得性等优势，故而我国自古以来多加利用，并由此产生了多种石刻文体，如神道碑、墓表、墓志铭、题名、题记、功德碑、宫观寺庙碑等等，形成了丰富的石刻文化。从党争视域看石刻文献，可发现它们除了具备石刻的共性特征，还能呈现特殊风貌，带有时代印记。本书开端，先联系党争视域对石刻文献的多重属性简述如下。
论及石刻文献的生成，既可指物质形态石刻的生成，也可指文本形态石刻的生成。石刻文本形态的生成常以物质形态的生成为基础，因为往往首先存在石刻物质形态的需要，由此催生文本形态。当石刻物质形态生成之后，石刻手稿也可能被收入作者文集，收入之前或全无更改，或有修订，从而形成了新的文本形态，而物质形态的石刻也常会被拓印成图流传于世，此也属石刻文献的文本形态。
就石刻文献物质形态的生成而言，其产生过程复杂，参与人员多样。一般而言，一种丧葬性物质石刻的产生，有墓主、丧家、作者、书丹人、石工等人的联合参与，当这种物质石刻再变为文本形态时，还涉及拓工，甚至碑估，以及版刻刻工与书商的参与。可见，石刻文献的生成涉及人员复杂。而记录党争的石刻文献的产生，其中每一类人员都可能与党争有涉，故而从党争视域考察石刻文献，需要关注石刻的生成过程性，这与以往将石刻文献作为一种静态的文本只去关注作者不同，本书尽量全方位地、动态地考察石刻文献的生成。
石刻具有石上鸿爪的物质形态与纸上春秋的文本形态，其双重形态属性异于一般的传世纸质文献。中国物质文化史上，石刻文献占有重要席位，它曾作为食器、礼器、饰器、葬器等形式存世，具有丰富的应用功能：石刻文献可作为葬器的物质实体而存在，如墓志铭、神道碑作为石刻文献之大宗，分别被埋入地下与树立地表，作为标记墓圹、讴功颂德功用而存在；还如宫观寺庙碑的实体林立于宫观殿宇内，大书深刻着历经千百年沧桑的馆室殿宇的建造、重修、捐资等情况；而作为物质实体存在的石刻题名、题记，主要保留着游记者的旅行足迹以及相关事迹。北宋党争时期，石刻的物质应用性也被士大夫主动运用，除了常见的丧葬性碑志运用与游记性题刻运用，还出现了利用石刻物质不朽性与传播性全国立党籍碑的事件，这些皆是本书关注的范围。
前已述及，石刻手稿或多被传抄、刻印到纸质文献流播当时与后世，此外，石刻物质形态还能被拓印成文本流播开来。传统文献分类中，石刻作为金石的分支而存在，因利于证经补史，故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从党争视域来看石刻文本，更可见其复杂性与特殊性。
就北宋党争记录而言，有石本与纸本的双重政治书写。党争视域下石刻文献文本形态生成机制较为复杂，涉及人员较多，单就作者创作石刻文献手稿而言，就体现了文本生成的复杂性。以碑志为例，一方碑志的实物产生，以作者创作为基础。其文本的生成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一篇碑志不可能一蹴而就，往往经过作者反复修改最终定稿，这个反复打磨的过程就受到党争环境的影响，甚至可能出现因为碑志创作反过来酿成党争的情况，体现了党争与碑志的交互式影响。
众所周知，作者修订文稿的过程很难考察，因为流传下来的是碑志定本，作者手稿与相关拓片早已湮没无闻。且收入作者文集的集本碑志与深埋地下或树立地表的石本碑志，其文本也并非完全一样。所以说，研究党人碑志往往只能无奈地面对传世定稿，而缺少手稿、拓片与定稿的异文比对。异质文本的缺少，使得动态的石刻创作过程趋于简单化、静态化了，从而导致了研究的相对单一化。尽管这一缺陷无法完全避免，但本书仍然尽力考察其生成的过程性与复杂性，择相关石刻文献做动态的比对考察。
近年来，柯马丁提出的文本的流动性（fluidity）
概念颇受关注。虽然此观点主要针对先秦两汉文献而言，但若以此概念观照北宋党争背景下的碑志产生，抑或有不同的认知。党争时期，碑志文本也具有流动性，不同作者或同一作者笔下的碑志文本可能存在影响与联系，同一类型或不同类型
的碑志文本叙事也许相似，也许截然有别。因此，在党争视域下考察不同作者的碑志文本，以及考察同一作者的不同时期的碑志文本就显得极为必要，这是考察党争背景与碑志文本创作交互式影响的较好选择。
石刻文献中，有关士大夫的传记类碑志文献与政治联系非常紧密。铭功、扬善、彰美乃传记类碑志的主要功用与目的，塑造人物不朽是碑志的传统使命，但到了北宋却有所改变，士大夫碑志除了塑造不朽，还一定程度上成为政治代言的工具。
碑志发展到北宋，从单一的塑造不朽上升到政治代言较为明显。晋唐士大夫碑志，篇幅多以数百字到千余字为主，两三千字篇幅者罕见，但北宋士大夫碑志中，过千字的所在多有，五六千字大篇幅亦属常见。篇幅的扩大利于容纳更多的文字信息，更利于详细记载墓主的政治履历与仕宦生活，所以其政治相关性异常明显。此外，北宋晚期党籍碑本就是政治斗争的产物，其政治相关性自不待言。
碑志是记录墓主事迹、相关人物活动的第一手史料，这种史传性文体在党争这种特殊的文化语境下产生，必定印有时代印记，带有时代文化特色。因此可以从与传统诗文等不同角度挖掘党人心态，了解特殊政治生态环境下碑志的书写特色，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北宋党争。此外，相关石刻题识的大量出现，与北宋党争造成的贬谪活动有关，考察相关石刻题识，对北宋党争与贬谪活动的认识亦有参考价值。
在本书正文之前，有必要做学术史回顾，同时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如此更有利于了解本书的研究思路与论述过程及创新意义。本书以“党争与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故而先分别对北宋党争研究与北宋石刻文献研究做概述，然后概述“党争与石刻”的直接相关研究。
先看北宋党争的相关研究。
目前，有关北宋党争的文史研究已经较为成熟。史学中的党争研究，主要利用传世史著（正史、编年史、纪事本末体史书等）与文人文集，以及笔记小说等来探讨，文学与党争研究中，主要通过文人文集中的诗词与文章予以考察，同时也兼顾传世史著的运用。
北宋党争研究的相关成果可分为著作与论文（又可分为单篇期刊论文、辑刊论文与硕博论文）两大类。先看著作类，有关北宋党争的研究早在王桐龄《中国历代党争史》
中就有涉及，但该书简述历代党争，未专深探讨。朱子彦、陈生民《朋党政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亦有专章涉及，然亦相对简略。真正以北宋党争为专题的研究著作，以罗家祥、沈松勤、巩本栋、萧庆伟等人的研究为主，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历史学、文学、政治学等研究层面，主要有以下几种。
庆振轩《两宋党争与文学》（敦煌文艺出版社，1993年）主要收集了一些会议论文与刊物论文，以及作者曾经开设的选修课的部分讲稿。此书主要谈及两宋党争的起因、特点，及党争对宋代散文、宋词创作的影响；罗家祥《北宋党争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1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再版，稍加修订，改名为《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从史学角度出发，对北宋朋党观、北宋政治的发展与北宋党争的关系，熙宁、元丰时期的党争，新旧党争，崇宁党禁等一系列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乃史学界有关北宋党争研究的首本专著；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中华书局，1994年第1版）以北宋太平兴国三年的登科进士群体作为研究个案，探讨了同年进士结党的现象；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2004年增订版无副标题）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北宋党争，着重探讨了党争对文人士大夫的深刻影响，涉及了文史的双重考察。“这部著作系统而深入地论述了北宋党争的时代背景、起因、过程及其对北宋政治文化等多个层面的影响，着重剖析了在此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朋党交讦中集官僚、学者、文人三重社会属性于一身的北宋士大夫们的心灵历程，从一种全新的视角阐释了他们性格深层所蕴涵的文化底蕴，从而揭示出北宋文学发展与流变的内在脉络及深层动力。”
萧庆伟《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主要集中探讨新旧党争期间党争与文学的相关问题，如党争与文祸，党争与诗话，党争与文人仕履，党争与文人心态等问题；刘学斌《北宋新旧党争与士人政治心态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试图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探讨北宋士大夫在党争中的心态，以及党争造成国是屡变、政局动荡的原因，惜乎乏善可陈。
另外，有关北宋党争研究的单篇期刊与辑刊论文中，既有从宏观层面探讨党争原因与影响的，也有集中在个案层面的相关研究。涉及了历史、文学、政治等学科，主要关注的是历史人物在党争视域下的政治表现、文学成就、贬谪心态等问题。
有关北宋党争宏观层面的原因探讨、历史影响等，主要有如下几种。罗家祥《试论两宋党争》（《华中师院学报》，1984年第5期）从宏观层面论述了两宋党争的特点，以及对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影响；罗家祥《元祐新旧党争起因探源》（《江汉论坛》，1985年第9期）论述了元祐党争的产生远因、近因与思想根源；王曾瑜《洛、蜀、朔党争辩》（《尽心集——张政烺先生八十庆寿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认为将程颐、苏轼被台谏官员等人攻击完全纳入党争背景做考察是不符合史实的，元祐时期的政争情况复杂，不能简单认为元祐时反变法集团内部斗争形成了洛、蜀、朔三党。诸葛忆兵《洛蜀党争辨析》（《南京师大学报》，1996年第4期），认为党争的缘起不仅是因为程颐和苏轼学术思想的不同，更重要的原因是二人性格上的极大反差。其争逐的焦点并非政见有异，而是各报私怨，且洛、蜀二派成员不多，其之所以被夸大，与朔党势力的操纵有关；萧庆伟《论熙丰、元祐党争的文化背景》（《漳州师院学报》，1998年第1期）认为北宋儒学的复兴和南北文化的冲突导致了党争的产生；萧庆伟《熙丰、元祐党争的特质及其蜕变》（《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认为熙丰、元祐党争是古代政党政治萌芽的重要标志，但由君子小人之分所引发的道德评价和人格区分，却导致了北宋新旧两党由政见之争向意气倾轧的转化与蜕变。近年，王启玮《范、吕党争与北宋政治文化的转型：基于政治修辞的考察》（《中外论坛》，2020年第1期）一文，是从党争修辞角度看政治，这对庆历政治文化的探讨具有促进意义。
有关北宋党争与文学的探讨，是北宋党争相关研究的重点，代表性论文如下。
程千帆、周勋初、巩本栋《北宋党争与文学》（《文献》，1991年第4期）从宏观层面探讨了党争对北宋文学的影响；庆振轩《论两宋党争对宋诗的影响》（《兰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则具体论述了党争对宋代诗人生活经历、创作心态、创作内容、艺术风格的影响；沈松勤《两宋党争与“江西诗派”》（《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期）认为“江西诗派”首先是由政治上的党争分野而成的一个文人群体，其次才是文学意义上的一个诗歌流派；张剑、吕肖奂《两宋党争与家族文学》（《中国文化研究》，2008年第4期）以家族为例，探讨了家族成员在党争中的表现，以及党争对家族文学的影响。除了常见的北宋党争与诗歌、文章的相关研究，在涉及文体方面，还出现了杂剧、辞赋、笔记小说等。如庆振轩《宋代杂剧与两宋党争简论》（《郑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刘培《两宋之际的党争与辞赋创作》（《南开学报》，2012年第3期）、程国赋、叶菁《北宋新旧党争影响下的笔记小说创作》（《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则分别就宋代（或北宋）党争对杂剧、辞赋、笔记小说的创作影响做了相关探讨。
需要提及的是，上述单篇期刊论文中，其中罗家祥、沈松勤、萧庆伟的部分论文收入了作者有关党争研究的著作中。
在探讨北宋党争与文学的个案研究中，不少单篇论文都将一位文人置于党争背景之下进行探讨，以期明白党争造成的文人处境与心态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如喻世华《“为”与“不为”——论苏轼在元祐党争中的处境、操守与选择》（《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相对而言，这一类论文研究具有同质化倾向。
此外，还有肖永明《北宋新学理学的对立与新旧党争》（《求索》，2001年第5期），从学术思想的对立来看新旧党争，论述了新学理学的对立与新旧党争的联系与区别。
有关北宋党争的硕博学位论文，也与期刊论文的关注点类似。从政治制度层面探讨党争产生的原因与影响，是北宋党争研究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如台谏制度与党争的相关研究，有蒋启俊《元祐党争中的台谏研究》（暨南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刘杰《北宋台谏制度与党争问题研究》（山西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荀扣《北宋台谏与党争研究》（浙江师范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这些硕士论文大都论述了台谏官员涉足党争的情况，具体探讨了台谏官员与宰执之间的矛盾，以及台谏官员利用监察职能在党争中的具体表现等问题。还有将科举制度与党争联系起来的相关研究，如叶晋晋《北宋党争对科举改革的影响研究》（河南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论述了北宋党争如何影响科举改革，以及科举改革在党争干扰下的实际效果如何。
将历史人物置于党争背景下做历史学、政治学层面的探讨，是硕博学位论文中有关北宋党争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如熊鸣琴《曾布与北宋后期党争》（暨南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张欣《刘挚与北宋中后期的党争研究》（河北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这都属于历史人物个案与时代背景相结合的研究。女主政治向来是宋史研究的重点之一，从女主与党争角度出发的选题也属此类。如贾保倩《从向太后垂帘论北宋女主在党争中的政治角色》（浙江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尤婵婵《北宋中后期太后与新旧党争》（首都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即主要探讨了太后在党争中的重要作用与具体表现。还有将某一党派集团置于党争大背景下做探讨的硕博论文，如李真真《蜀党与北宋党争》（山东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李真真《蜀党与北宋党争研究》（山东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的相关探讨即属此类，不赘述。
将历史人物置于党争背景下做文学层面的探讨，也是有关北宋党争的硕博学位论文的重要研究方向。其中苏轼、苏辙兄弟与“苏门四学士”、周邦彦是重点关注对象。如訾希坤《论苏辙诗文创作与北宋党争》（陕西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马琳《论北宋“新旧党争”下的苏轼诗歌创作》（河北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王伟《新旧党争与秦观词风嬗变关系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刘红红《绍圣以后党争与张耒后期诗歌创作》（陕西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曹月萍《党争视域下的清真及其词作研究》（杭州师范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等等，较之而言，这些论文研究具有同质化倾向，但对了解相关文人生平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略有助益。而王梅《宋代笔记所述党争及其士风》（首都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将论述文体限定在笔记体，这不同于以往的诗文研究，惜乎未及深入探讨。
由上可见，与单篇期刊、辑刊论文对北宋党争的关注类似，硕博论文也主要从著名文人与党争、台谏与党争、女主与党争、科举与党争等主题出发，对北宋士大夫在党争中的政治表现、文学成就、贬谪心态，以及党争与选举制度等做专门探讨。
此外，有关庆历新政
、王安石变法
的研究，也多涉及党争探讨，相关文献较多，兹不赘举。
再看北宋石刻文献的相关研究。
传统的石刻文献研究主要是碑志研究，文史学界对其关注的焦点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宋代碑志研究还有较大空间可掘。
以往的北宋石刻文献研究多集中在文字学、金石学层面，以及宋史学界对其史料价值的运用上。叶昌炽访碑近万种，其《语石》云：“宋墓志新旧出土者，视唐志不过十之一，元又不逮宋之半。”
此前宋代碑志出土相对少，故而史料价值大，近年来，宋代碑志出土渐多，亦渐受关注。关于北宋碑志的研究概况，仝相卿《北宋墓志碑铭撰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绪论已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可资参考，本书不赘述。
要之，上述有关北宋党争的论著研究在讨论北宋党争时，多利用传世史著，如《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等，以及传世诗文集中的诗词、政论文或辞赋等文体，罕涉党争与碑志的专门考察。即在涉及文体方面多无关乎石刻文献，主要以传世史著与传世诗文集为参考文献加以探讨。
与本书研究主题相近的研究，即将北宋党争与石刻联系起来进行的专门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
从石刻研究党争，目见所及，这一研究路向似乎从日本学界发端。近藤一成《王安石撰墓志を读む—地域、人脉、党争》（《中国史学》第7期，1997年）开始从墓志看党争；平田茂树《从刘挚〈忠肃集〉墓志铭看元祐党人的关系》（2003年台湾“宋代墓志史料的文本分析与实证运用”会议论文，后收入其著作《宋代政治结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主要从刘挚《忠肃集》中的墓志铭出发，探讨了刘挚的日常关系网。
需要重点提及，有别于日本学者从墓志个案看党争，刘成国《北宋党争与碑志初探》（《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是第一种从宏观层面专门探讨北宋碑志与党争的成果。此文对党派立场与碑志创作的相互影响，党锢对碑志创作的影响，以及党争中碑志创作的修辞策略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富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受刘文启发，罗昌繁《北宋党争与党人碑志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对“党争与碑志”主题进行了相对系统的研究，该文主要在碑志撰写策略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挖掘，并对党人碑志做了相关统计。仝相卿《宋代墓志碑铭撰写中的政治因素——以北宋孔道辅为例》（《河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以孔道辅碑志为个案，探讨了宋代墓志铭中所受的政治因素影响，解释了对同一墓主生平书写产生的差异是由于不同作者撰文时间和所属政治派别的不同。张经洪将眼光移动到南宋，其《庆元党禁与南宋碑志文书写》（《河南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论述了庆元党禁对碑志文创作的影响。
从碑志个案探讨北宋党争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党争视域下经典石刻个案的相关研究。其中，欧阳脩为范仲淹撰写的神道碑成为关注的热点。21世纪以来，刘德清首开先声，《范仲淹神道碑公案考述》（《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认为吕、范解仇属实；王水照《欧阳脩所作范〈碑〉尹〈志〉被拒之因发覆》（《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亦对欧阳脩所作《范文正公神道碑》与《尹师鲁墓志铭》被丧家婉拒的原因做了考察，谈及了吕、范之争和古文发展史的相关问题。围绕碑志背后的吕、范之争问题，后来陆续有相关论文做探讨。如仝相卿《欧阳脩撰写范仲淹神道碑理念探析》（《史学月刊》，2015年第10期）认为范碑不能作为吕、范解仇的根据；李贞慧《史家意识与碑志书写——以欧阳脩〈范文正公神道碑〉所书吕、范事及其相关问题为讨论中心》（《清华学报》新45卷4期，又收入其著作《历史叙事与宋代散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继续对《范文正公神道碑》所书吕、范事做了考察，认为欧阳脩本着“言天下之公”的高度与史家意识进行创作，其“互见”的创作概念对北宋中后期党争时期的创作也有深远影响；东英寿《新发现欧阳脩书简与周必大、朱熹关于范仲淹神道碑铭的论争》（《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则通过新出书简，探讨了周必大与朱熹关于范碑的争论，阐明新出书简的重要意义。此外，其他党争视域下经典石刻个案的探讨不多，如许浩然《从应制之作到“不朽”之文——政治语境与文化语境中的苏轼〈上清储祥宫碑〉》（《四川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考察了作为词臣工具与文坛领袖两种身份的苏轼的《上清储祥宫碑》，分别在政治语境下与文化语境下的接受差异。诸如此类的考察，进一步推进了北宋党争与石刻研究。
上述几项“党争与碑志”的直接相关研究，已在多方面有肇端意义。本书将研究主题从“党争与碑志”扩展到“党争与石刻”，不仅是文体拓展造成了研究空间的扩容，还有参与人员、实体与文本、重要专题个案等多方面的格外关注。本书详人所略，略人所详，力争对北宋“党争与石刻”做更深入、更多元的探讨。本书最重要的创新意义有如下三点。
1.文体拓展研究：石刻题识的专门考察
以往的党争与碑志研究，尚未拓展到石刻题识（题记、题名等）等其他石刻文献上，故而在石刻文体方面仍有拓展空间。即传统学术研究重碑志，轻石刻题识，本书对碑志与石刻题识在文体上分清畛域，但在史料意义上等量齐观，不偏废其一。
本书首次对石刻题识做概念界定，并且在大量数据统计的基础上对整个北宋石刻题识进行观照，对其中留存石刻题识最多的苏轼、黄庭坚、蒋之奇、曾布四位士大夫的石刻题识进行专章专节考察。故而可对北宋石刻题识的主要内容、分布地域、体现的士大夫心态有所了解，也由此窥探整个古代不同于文章、日记等纪游文献的石刻题识的特殊面貌。
2.人物多元观照：书丹人与石工的考察
以往的石刻研究，关注的主要是碑志文献的作者与墓主及丧家，而对于与碑志有关的书丹人、石工却罕见留意，此尤其值得填补。本书对党人碑志的书丹人的惧书行为进行初探，限于书丹行为的具体记载极少，相关研究难以深入，但从书丹行为来看党争，庶几对其有些许新的认知。
传统北宋党争研究，着眼点主要是士大夫、武将与帝后，本书除了关注他们之外，视角还转向小人物——石工，这是“眼光向下”，希望转变视角，“自下而上”对北宋晚期党争中的社会舆情与南宋的党争叙事立场做探索，这样会一定程度拓展北宋晚期政治史研究的视野。对于石工而言，因为他们是小人物，传世典籍几乎很少记载他们，所以学界研究主要集中在石工名录的辑佚上，少有系统深入的研究问世。本书钩沉索隐，联系时代背景来探讨石工，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了解石工的生存状态，尤其是在政治大背景下的探讨，利于了解小人物的政治立场。
3.重要个案研究：元祐党籍碑的深入考察
以往的党争与碑志研究，已对党人碑志做了一些观照，但对北宋晚期著名的元祐党籍碑的研究还极为不够，这也是“党争与石刻”的范畴，非常值得纳入考察。作为文本文献的《元祐党籍碑》只有近千字，学界对其已有的关注只是停留在简单介绍其静态的版本形态，未深入挖掘。其实，党籍碑事件的经过、对党人家族的影响、《元祐党籍碑》版本的动态形成等等，都是尚待填补的空白。基于此，本书以专章形式探讨这个重要个案，花较大篇幅进行深入研究。另外，笔者通过搜集存世的党籍碑拓本，并比对多种传世党籍碑文献版本，最终基本考实并还原了党籍碑的原初版本名单，考订的名单附于书后。
综上所述，此三点可算是本书填补相关空白的意义所在。此外，本书还对石刻政治文化有所观照，尤其体现在徽宗朝的石刻政治文化的关注。除了传统的文史研究，本书还尝试援引心理学等研究路数，以期对石刻文献的深入研究略有助益。
贯穿全书的重要概念界定如下：
1.党争、朋党、党人
党争、朋党、党人等概念自古以来就具有贬义及否定意味，目前学界无法以一个中性概念予以定义，研究人员仍然习惯在中性意义上使用这些概念，本书亦如此，使用诸概念时，没有贬义及否定之意。本书论及北宋政治与石刻文献，乃以古论古的纯学术研究，并不关涉近现代乃至当代政治现象，这是需要特地说明的研究背景与研究立场。
本书所谓党争，限定在庆历党争与新旧党争，涉及北宋中晚期近百年的历史。党争是指士大夫为了政治主张和政治利益而结成党派互相攻击，士大夫一般指责政敌为党，而不承认自己结党，是为“君子无党”，如王安石曾不承认自己结党，但他确有结党之实。党人是指卷入党争的士大夫，无论其自身是否承认有党，或者是否有结党之实，只要政敌指其为党人，或与党争有较为直接的关系，本书皆视为党人，纳入考察范围。
2.北宋党争
北宋党争主要指庆历党争、新旧党争。王夫之《宋论》云：“朋党之兴，始于君子，而终不胜于小人，害乃及于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宋之有此也，盛于熙、丰，交争于元祐、绍圣，而祸烈于徽宗之世，其始则景祐诸公开之也。”
庆历党争之前存在景祐党争，吕夷简等人以“朋党”及“离间君臣”之名击败范仲淹一党，直到庆历新政引发了新一次的更大范围的党争，即所谓的庆历党争，广泛的庆历党争范围一般都扩大到之前的景祐党争。庆历党争涉及的人数相比新旧党争要少得多，其持续时间也短得多，这次党争主要发生在仁宗朝，但其真正拉开了北宋党争的序幕。庆历党争由范仲淹新政引发，但在此前几年间也存在过明道废后之争和景祐党争，它们是庆历党争的前奏或开端。谈及庆历党争，一般都会谈到之前几年发生的明道废后之争（明道二年，1033）和景祐党争（景祐三年，1036），因此，本书在谈论庆历党争时，指的是广义上的庆历党争，即以明道废后之争和景祐党争为开端的庆历党争，而不是单指庆历年间的党争。新旧党争由王安石变法引发，前后主要经历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对北宋政治影响甚大。新旧党争大致经历了熙丰（熙宁、元丰）、元祐、绍圣以来几个阶段。总的来说，关于北宋党争的大致年限，主要是北宋中后期，时间跨度从仁宗朝到北宋末前后约一个世纪。党争中党人党派立场问题复杂，并非截然二元对立，而是纷繁变化，但本书部分表格对党人党派立场（如对吕、范两党碑志的统计）的划分，一般遵循是此非彼，而在分析具体问题时，则以变化发展的辩证眼光对待。
3.石刻文献
石刻文献一般分为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传世文献中，如各种史料中的碑志文献，还如石刻题识文献，即与石刻有关的题记、题名、题诗等纪游性质文献。出土文献亦包括碑志文献与题识文献。出土文献是一个相对概念，本书所谓出土文献主要有两类，一指未收入宋人文集且未被历朝金石文献收录的石刻文献，即未被传世文献收录，它们主要在现当代以出土报告、石刻拓片等形式出现。还有一类是既被传世文献收录，但今又出现出土实物者。本书所谓传世文献，主要指1919年之前的古籍文献，但由于碑志文体的特殊性，其若有出土情况，在1919年之前的若干金石志中录有实体碑志，这一类有时候不作为传世文献考察，故因具体情况而对传世石刻文献定义不同，具体见章节注脚。
碑志文献，文体学上一般称为“碑志体”或“墓碑体”。碑志文体一般分为两类：一类包括记事碑、功德碑、宫观寺庙碑、摩崖碑等；另一类为丧葬性传记类碑志文，包括神道碑、墓碑、墓表、阡表、墓碣、墓志铭、墓砖铭、圹铭、圹志、塔铭等，这一类主要是记载墓主生平事迹德行的，为丧葬文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所言的碑志主要是第二类，即作为丧葬文体的神道碑、墓志铭等。“碑”与“墓志”的起源、功能、内涵等不尽相同，在文体学上，“碑志”作为一个词出现时，主要是指丧葬文体，它们本质上没有太大差异。本书统言碑志时，主要是从丧葬文体方面做整体考虑，而不对碑、志之间的具体区别进行强调，但具体到相关论证中，也偶有将碑、志区分对待，详见书中论述。另外，文体学上还有“传状体”“哀祭体”等分类，“传状体”一般是指记述人物生平的传、行状等，而“哀祭体”一般指祭文、吊文、哀辞、诔词等。多数人将碑志、传状、哀祭分开，如姚鼐编《古文辞类纂》分传状、碑志、哀祭为三类。也有人将碑志与传状合称，名为“碑传体”或“传志体”，如曾国藩编《经史百家杂钞》合其为一类曰“传志类”。由于碑志相对于传状会入石刻碑，故而本书着重讨论“碑志体”，对于“传状体”与“哀祭体”等不入石之文也有所涉及。
4.党人碑志与党人石刻题识
党人碑志主要分为传记类（即丧葬性碑志）与名单类。传记类党人碑志，既指写党人的碑志（党人作为墓主），也指党人创作的碑志（当然也包括墓主为党人的碑志）。名单类党人碑志，主要指元祐党籍碑，党籍碑因为其特殊性，属于与传记类碑志不同的另一种党人碑志范畴。此外，除了传记类碑志与名单类碑刻，本书所谓党人碑志还包括党人所撰或所书之功德碑、寺庙碑等，即凡党人所撰书碑志，皆予以囊括。
就传记类碑志而言，党人去世后，一般请人创作碑志，作为党人，既可能是碑志的作者，又可能是碑志中的墓主，因此，所谓党人碑志，包括党人创作的碑志，也包括墓主为党人的碑志。因为要置于党争背景之下考察，本书以墓主为党人的碑志文献为主。石刻文献中，墓志铭、神道碑、功德碑、寺观碑、塔记、书院题名记、堂记、厅壁记等属于广义的碑刻范畴，由于它们承载的文字信息量较大，故而成为石刻研究之大宗。较之碑刻文，那些寥寥数语或仅存若干字的题名、题记、题字、题诗等石刻文献，除了题诗具有较强的文体特征之外，其他则几乎异名而同质，后人记载它们时，拟题常混用，或谓之题名，或谓之题记，或谓之题字，以题名最为常见。这些石刻文献因信息承载量小，内容简单，文集常略而不记，可统称为石刻题识。党人石刻题识，或简称为党人题识，主要指党人留下的石刻题识文献，以及后人重刻的部分党人题识。
5.书丹人与石工
古人刻石碑志，一般步骤是选石、撰文、书丹、刻石，其中选石、撰文或先或后，似无一定成规，但书丹之后方可刻石。何谓碑志书丹？书丹或称填朱、涂丹、下丹、笔、录等，指将撰写好的碑文内容以朱砂为颜料（或直接墨书）写在碑石上面，以供刻石之用。《语石》谓：“盖古人刻碑，或书丹于石，或别书丹而双钩其文以上石。”
此即说明了两种将文字写至石上的方法，书丹与摹勒。摹勒指先将文字写在纸上，然后用双钩技法勾勒在石头上。广义而言，摹勒亦可归入书丹范畴。此外，篆额亦是单纯的书写行为，本书言书丹人时，取其广义，将篆额人也视为书丹人加以考察。
上述只对相关重要概念作界定，这些概念贯穿全书，还有一些概念偶见部分章节，则随文界定，一般见相应脚注说明。
本书以《北宋党争与石刻》为书名，源自本人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北宋党争视域下石刻文献的多元观照”（15CZW037）。全书以北宋党争为背景，对石刻文献进行多元观照。何谓石刻文献的多元观照？归纳而言，既有研究文体的多元，也涉及关注人员的多元，还涉及学科视角的多元。
前已述及，石刻文献具备物质与文本的双重形态。传统研究中多关注文本形态，忽略了物质形态。本书并观二者，除了对党人石刻的文本形态予以重点关注，同时将其物质形态的产生、立毁等纳入考察，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元祐党籍碑的立毁过程。
以往研究将石刻文献作为一种静态的文本，只去关注作者与墓主、丧家，本书尽量全方位地、动态地考察石刻的生成与流播。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元祐党籍碑的立毁过程与流播，以及少数党人碑志的域外传播。
以往的石刻研究多关注士大夫阶层与帝后，而武将、内臣不属文人士大夫阶层，关注度不够，此外匠人阶层，如石工阶层则更罕见关注。本书除了关注石刻之作者与文人士大夫阶层，还格外关注石刻所见之武将、内臣与党争的联系，以及对石刻做出巨大贡献的书丹人与石工阶层。
传统的石刻研究多将其作为证经考史的材料，以石刻考史的功用尤大，石刻具有遍拾传世文献之余烬，补辑史阙的重要意义。石刻的千姿百态与单一的补苴罅漏意义形成鲜明对比，石刻文献的多维面相与业已存在的研究偏向存在不对应情况。
本书从文献学、历史学、文学、书法学、心理学等视角对石刻文献做多元观照。大致可如下划分：文献学角度而言，主要体现在党人石刻的数据统计（如全书各种表格），以及党籍碑各种版本的比勘（如第五章）；历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用石刻题识考订党人生平活动、考察各种党人石刻体现出的言事主题与党派分野、人际关系与党争中的家族命运（如第二、三、四、五、六章）；文学研究主要体现在党人碑志的书写策略与奉敕功臣碑志的创作矛盾与张力（如第一章），以及党人石刻题识的宏观考察（如第二章）；书法、刻石角度主要集中在惧书行为与石工拒刻行为的考察（如第四章）；心理学角度主要集中在宋徽宗的金石情结与碑刻政治的关系探讨（如第六章）。
这些学科视角中，文献学与历史学研究是基础，目的在纠谬补史，探微索隐。相关石刻文献可补墓主生平事迹、职官履历、著述流传等。此外还尽力发掘士大夫的创作特色与心态，以及士大夫的政治文化与政治性格等。另外，本书在考察石刻过程中，发现对《全宋文》《全宋诗》等总集可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补遗，至少可补百余篇（首），限于篇幅与体例，本书未收录这些副产品成果。
必须提及的是，各学科视角的界限并非截然分明，特征也非十分明显，而是互相渗透，本书着力对研究对象做综合研究。本书所欲达到的目的，主要是对石刻文献做过程性地、动态地、全方位地考察，同时从石刻反观北宋政治，庶几对北宋党争有更进一步的认知。
本书对研究对象的考察，尽量本着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路数，首先基于竭泽而渔式的统计与定量分析，此乃定性分析之基础，从本书所列诸多表格不难看出，在文献基础的全方位统计与宏观把握之上，再择个案进行讨论，有其相对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本书除了统计传世文献，还尽力统计出土文献，并大力运用各种石刻数据库。因总集有网罗断章残什的功用，本书以总集为统计文献之渊薮，统计党人碑志时多以《全宋文》等总集为主，但同时亦参考其他文献。在具体引用文献时，则以精校本宋人文集为主。征引具体碑志文献时，一般首先以新式标点的精校本为准，无较善精校本或校本欠佳时，则征引相关影印本（如《宋集珍本丛刊》本、《中华再造善本》本、《四部丛刊》本、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等），或征引无新式标点的排印本（如《四部备要》本、《丛书集成初编》本）。总的来说，本书所引石刻文献，主要参考了各种传世别集、《名臣碑传琬琰集》、《石刻史料新编》
、各种传世地方志、笔记等等。本书统计党人石刻题识（题名、题记等）时，以《宋代石刻文献全编》为主，同时兼及各传世金石文献、地方志、笔记等所载石刻题识。征引具体石刻题识文献时，一般以《石刻史料新编》所收金石文献为主，并兼及其他文献。
脚注中的参考文献，第一次出现时详细注明版本信息，此后凡引同一版本之文献，则不赘注版本信息。若引用文献时对标点本断句有异议，则在脚注以按语形式标注。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曾经制作大量图表，但限于版面，不得不删除大部分图表，仅保留与论述直接相关的简短表格。一般而言，图表随文而列，所有表格一般在表头位置列脚注说明表格的统计依据。表格与行文中，部分碑志篇名过于冗长，有多达百余字者，为行文简洁，多略写碑志篇名。具体行文中，一般以作者+篇名+（篇名缩写）的形式来行文，如司马光《右谏议大夫吕府君墓志铭》（吕诲墓志铭），括号中的缩写提示墓主姓名，或直接以缩写篇名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