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汉代掾史的职官源流

严格来说，作为官名的“掾”，起自秦汉。《史记·滑稽列传》记战国时魏国邺令西门豹的故事，有“邺三老、廷掾常岁赋敛百姓” 之句，常被看作“掾”的早期例证。但由于“掾”这一称谓及其史实，大量存录于秦汉及以后的典籍中，而现有先秦典籍和出土文献中，暂时又没有其他“掾”的例证，因此，这段话中的“廷掾”，很可能含有司马迁以今述古的因素。 不过，与“掾”类似的历代长吏之属官，不仅自有源流，且十分复杂，本篇难以详述，故此处仅择取与秦汉“掾史”职司接近的属官加以略述。

先秦职司文艺或关乎文艺的，主要是史官。根据甲骨、金文文献，再稽核典籍，我们可以把先秦的史官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高级史官，任职于王廷，多为世袭，权力较大，数量较少，可称为“官史”或“史臣”，其事散见于卜辞和彝器铭文；二是低级史官，任职于中下层行政机构，由长官选任，权能较小，人数稍多，后世称为“文吏”。两者职能区别显著，但又有一个共同点，即均与文字事务相关。只是前者有出土文献可资印证，探究已多，后者只能凭借典籍和零星资料推测，难以问津。而汉代掾史的前身，不是前者，恰恰是后者。然而，无论职权，抑或文艺创造能力，低级史官都离不开高级史臣确立和持守的礼乐制度，章学诚《文史通义》说：

或问《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异义乎？曰：无异义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五史，则卿、大夫、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然而无异义者，则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因此，追溯“小吏”的源头，绕不开对史臣的描述。同时，一些高级史官或会世袭中断、人员飘零，一些低级史官也可能迁升于王廷。春秋以降政治格局的变化，使史官的既有结构渐趋松散，在权力重组过程中，艺术创作的主体相应发生位移。随着秦汉中央集权制度的推行，最终，两者分层界限不断淡化，作为中下层官僚的汉代掾史，参与艺术创作的面向增大，其案例，才能为今人管窥。

一、先秦的官史

《汉书·艺文志》所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便指先秦官史。

卜辞中，商代史官名为尹、多尹、乍册、卜、多卜、工、多工、史、吏等，是宰、宗、史、祝、士、卜六类职官之一，与《礼记·曲礼下》“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 大体相合。据陈梦家先生的研究，其官名和职能可分类概括为：

主持文书册命：尹，多尹，又（右）尹，乍（作）册；

典掌礼器音乐：工，多工，我工；

职掌筮卜星算：卜，多卜；

承担祭祀事宜：史，北史，卿史，御史；

职在边防邦交：御史（吏），大史（吏），我史（吏），上史（吏），东史（吏），西史（吏）。 ^[1]

由于主持祭祀颂辞的“祝”，负责筮、占、医、舞雩的“卜”，又常与“史”一同出现，因此，陈梦家先生把以上文职官员，与代表商王高级官吏的“臣正”、负责军事征伐的“武官”对应起来，统称为“史官”，或称为“卜史” 。官史大多采用世袭制，彝器铭文中的“史父乙”“史父丁”“史父己”“史父辛”“史父庚”等，都是史官或作册者， 只铭“史”字的青铜器，又有七十余件，或可表明史官父子相承的事实。商人有祖宗崇拜，信奉神秘的天神，担任史官的，正是负责祭祀与沟通祖宗神灵的“僧侣贵族”， 他们是有文字传世以来，中国第一批知识人和思想者， 也是中国书法和文学最早的创作者。商人每年举办复杂的祭祀活动，以礼器、舞蹈、音乐等敬奉先祖、愉悦神人，形成礼乐制度，卜辞中不仅有鼓、磬、笙、龠、庸、丰、鞀等乐器，也有相应的隶舞 、庸舞、轺舞等史实， 其间，史官是重要的协作者和记录者。

商代史官人数不多，当以“尹”为长，除此以外，我们对商代史官的具体分级、人数配置所知有限。 ^[2] 卜辞中，留有姓名的卜人有120多人，留有姓名的“史”很少，其原因，一方面是占卜围绕贞人展开， 史官之“占墨”，只是观察占卜征兆的过程，兆序结果虽在卜辞之内，其人名则往往从略；另一方面，史官主职，是君王言行记录、诏告和册命，制度性署名不显，《尚书·商书》所录君王、名臣讨论王政的17篇文献，当出自史官手笔，然其名亦不载。

西周沿用商代尹、乍册、史、卿史等史官称谓，且职能趋于完备。彝器铭文中的史官，可分为四类：（1）大史及其属僚（大史寮），主职文书起草、公卿册命、史书编著、典籍管理、历法推定、祭祀主持，可见者8例；（2）内史尹及其成员（作册内史、作命内史、内史友），主职文书起草和公卿册命，也参加军事、外交、经济管理等活动，金文现存周王内史29例，多在西周中期，又有诸侯内史2例；（3）御史、中史、书史、省史、 史、 史、濒史、佃史，材料不多，职能并不完全清晰，据研究，大致主掌文书档案、司法、统计等；（4）简用以上三种的“史”，材料近百条，留有姓名的几十人，职能上是前三类的综合，且同期同名者的官名使用有简有略，如：《扬簋》（前899—前891）、《王臣簋》（前884）、《蔡簋》（前877）、《四年兴盨》（前874）、《谏簋》（前873），均与史官“ ”（敖）相关，然官名有“内史史”“内史”“史”之别； ^[3] 西周早期《史 卣》和《省史 祖丁尊》两者人物、铭文接近，官名亦有简略差异。 此外，《周礼》中还有掌王后礼仪和内宫之治，书内令的“女史” ；有“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在祭祀、会同、军旅等事宜中辅佐大史的“小史” ；有“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的“外史” 。

总体而言，较之殷商，西周高级史官人数有所增加，内廷与外廷的结构已较为清晰，国史、祭祀、政令、外交、文字、教化等职能有所分化。但其大宗，都是受王册封的史臣，类似于周王的顾问，有主掌天官、不问民事的传统，地位尊崇，人数不多，以世袭为业，并非后世所说的“文吏”。 这种情况，一方面有利于文化技艺的传承，同时又导致权力的垄断，《诗经·小雅·十月之交》在风刺王者时，列举了七个谄佞朋党：“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艳妻煽方处。” 其中担任内史的棸氏之子便为其一。

春秋战国时代，周王史臣的地位随着礼乐崩坏而下降，金文中奉制册命的例证大大减少；相反，诸侯国史官在建制完备、人员扩增的同时，地位上升，自作器增加，甚至作器用于媵嫁（《郑大内史叔上匜》等）。至此，自殷商以来史臣职掌文化大权的格局一定程度上被重组，而此前由王者史官持守的文物典章制度，转而沉淀于各分封诸侯邦国，史官流散。《史记·太史公自序》说：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此段的首句，还见于《国语·楚语下》 。李零先生指出，重、黎“绝地天通”的故事，暗含着史官文化发展脉络：出自上古民巫，而又凌驾于其上的官史，代表着文化正统，在三代以前，就出现过两次被破坏与重建的过程，其间，民间巫史都是对抗性因素。 到公元前9世纪时，司马氏始任周史，前后达两百多年，公元前7世纪下半叶，家族分散至晋、卫、赵、秦各国。在汉初司马氏重掌太史职之前，这个史官家族的成员，担任过诸侯国相、剑法传授者、将领、幕僚、主铁官、市长、五大夫等职务。司马氏只是西周以来官史系统的一支，但这个例子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官史传统遭遇新一轮破坏，史才沉沦，地位不再，加上群雄争霸中新势力的成长，文化艺术传统也相应而变，在此背景下，士、府、史等新兴社会阶层才浮出历史的水面。

二、先秦的低级属吏和史员

据《周礼》，西周公、卿、府、部各有属吏“士”“府”“史”“胥”“徒”。除关键机构由大夫担任长吏，大部分机构由不能出封的低级贵族士（上士、中士、下士）领导， 属员中，府掌藏文书，史主造文书，胥为什长，徒给徭役，举凡各类由宰夫总领。《周礼·天官·宰夫》说：

宰夫之职，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叙群吏之治，以待宾客之令，诸臣之复，万民之逆。掌百官府之征令，辨其八职：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二曰师，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数；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书以赞治；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令以征令。

府、史主掌文书，为低级文吏，掌官叙和官令的胥和徒亦当通文墨，由是，府、史、胥、徒可以看作先秦的低级文吏。依《周礼》，在不含冬官的三百多个行政机构中，士的总人数达到3120人（上士391人，中士1416人，下士1313人），府477人，史1058人，胥1112人，徒12240人，总计18000有余，依其规模推算，在《周礼》著述者心目中，西周中下层官僚和属员，将有两万左右。在古代，《周礼》一度托名于周公，视其为西周制度的反映，但目前学界大多认为，《周礼》成书于春秋乃至战国，它反映的职官制度，既不能代表西周的全部，也不能代表春秋战国的实情，但又不能说纯属捏造。只能说，《周礼》是春秋战国著述家，依据部分西周和西周以降的职官制度，构想出的一个理想体系，不仅以上数据不能当真，就是职司巨细的职官设置，也需谨慎对待。然而，就掾史，或中下层文官的源流而论，其间又有值得重新检视的内容：

1．属官的行政需求和实际存在是事实，自公卿至士，皆“转相副贰” ，“各有徒属职分，用于百事” ，只不过因时因地有名称和规模的差异。公元前710年，晋国大夫师服评论晋国内乱时说：“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今晋，甸侯也，而建国，本已弱矣，其能久乎？” “士有隶子弟”，意味着“士”辟用子弟为属吏的事实。同时，这段文字又见出，公元前8世纪初的诸侯大夫尚持守礼乐制度，则《周礼》所述的职官制度和理念，也必有一定的依据。

2．以上属吏均有其他零星材料可证：士，可见于西周晚期《鲁士商 簋》（集成4110、4111）、《鲁士商 匜》（集成10187）等；而府、史，或即《国语·鲁语下》的“庶士”，注者或解作庶人为官者，或解为下士，或以为即府、史之属； 《荀子·正论篇》在叙王者出行仪仗时，依次列出三公、诸侯、大侯、大夫，接着是“小侯、元士次之，庶士介而夹道，庶人隐窜”，王先谦注“元士”为上士，注“庶士”为军士。 按其等级，元士、庶士，指的就是《周礼》所述的士、府、史，《后汉书·百官一》引《汉旧注》论汉代掾史秩禄时直言：“故公府掾，比故元士三命也。” 而后世所谓的“胥吏”，显然也来自《周礼》。

3．由于士、府、史由长吏选任，因此，士与卿、大夫便有世族关系，常为邑宰，或为家臣，府和史又是士的“隶子弟”，彼此连属。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封建制度向官僚组织的集权国家发展，贵族武士军队发展为农民军队，贵族特权日渐瓦解，而保护平民的法制开始建立。 在此过程中，士逐渐兴起并转化为知识阶层， 低级贵族、庶民阶层上升为文化知识的主体之一，这是文化艺术创造权力由王廷向下扩展，使艺术创作的面向多元化，使艺术逐渐摆脱贵族特权的重要前提。

4．先秦思想文化均围绕王政展开，而王官之学，又统摄着文化艺术传统的建立（详见第三节）。更重要的是，汉初恢复礼乐制度时，汉儒凭借的，就是对《周礼》等典籍所载西周传统的理解和阐释，因此，无论这些职官虚实几何，在汉代统治者和官僚看来，都是可供不断回溯、征引的依据或标准，故而深刻影响汉代艺术创作的主题、题材、功能等诸方面。

诚然，春秋以后，士及其子弟为官、为学的个体情况千差万别，但就社会机构、文化地位、选官来源、主要职能而言，我们可以将其与秦汉掾史连接起来，将士、府、史、胥、徒，看作秦汉掾史最切近的源头：一部分士、府转化为秦汉各级公府的掾；一部分史、胥、徒，转化为各机构的令史或书佐，且彼此有升迁和连属关系。

除上文所述，金文文献中还有一些中下层属官和史员的资料，但绝大部分不是来自彝器，而是实用性的兵器或工具，主要见于战国，如：

《楚王酓 鼎》：冶师史秦佐苛 为之／冶师盘野佐秦忑为之（集成2794）

《五年龏令思戈》：五年龏令思左库工师长史 冶数近（集成11348、11349）

《王三年马雍令戈》：王三年马雍令史吴武库工师奭……（集成11375）

《十四年武城令戈》：啬夫史 冶章 （撻）剂（集成11372）

《三年壶》《十三年壶》：左使车啬夫孙固工上（集成9692、9693）

这些例证中出现的啬夫、史、佐等官吏，负责武器冶炼、库藏等事务，与《周礼·冬官》中的“攻金之工” 等相近，从官名和职能而论，已与秦汉特殊生产部门的掾史相类，因工具讲求尺寸和质量，存录的职官和人名，意在标注生产责任，属于作者的制度性署名。他们与秦汉掾史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些隶属百工的史员，或存在世袭的情况，其地位、来源和文化层次，也与后来通过功劳、察举等途径任职的秦汉掾史不同。

战国古玺中，也有一些官名和职事可以看作汉代掾史的前身，如：“计官之玺”“伍（五）官之玺”“行士之玺”“修武 吏”，其中，“计官”“伍（五）官”或为汉代“上计掾”“五官掾”的前身；“行士”指掌事小吏；“ 吏”可释为“县吏”（修武为地名），与汉代县属掾史相类；“昌□长事”“右军□事”中的“事”，通“史”或“吏”，亦为接近者；“大车之玺”“长金之玺”“左廪之玺”“左邑余子啬夫”“公啬夫”等，则可与金文中的职官和部门彼此印证；“军计之玺”的使用者，应为军队中职掌上计的属吏，又与居延汉简中的“上计掾”类似（图1.1）。 ^[4] 这些例证还约略反映了战国时代中下层属吏职能的多样性，其中涉及的金属冶炼、军事辅佐、财政统计、粮仓管理、水利交通建设等，都延续到汉代。

总体上，秦汉掾史的职官源头，最晚推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切近史实。现有的出土文献，还不能完全证实《周礼》所述商周中下层职官的虚实。但我们知道，职官制度本身自成体系，其间虽有官名和职能的变化，然而，大的框架一般是连续的。而甲骨、金文都与王侯公卿相关，用来求证地位低下的属吏，便有缘木求鱼之憾。春秋战国的玺印虽有零星信息，却又大多出自墓葬，仅能证实部分机构和官名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只能借助《周礼》就士、府、史几类属吏的记载，获得大致认识。

三、秦代的掾史

在秦统一六国以前，诸侯各国形成了大同小异的职官体系，但都离不开西周、春秋制度的基础。 在诸侯争霸进程中，秦人最终得胜，得益于不断改革，其中，两项措施对中下层文官影响最大：第一，率先于公元前7世纪初设县，至迟于公元前5—前4世纪之际，完成由郡统县的改革（除畿内诸县由内史统辖，边郡之县皆统归于郡），由是，帝王凭借中央行政机构和地方的郡守、县长（令）层层管理，郡县长吏由帝王任免，各级行政机构中佐助长吏的掾史，也逐渐在人数、资格、奉禄等方面形成制度，在汉灭秦以前，这个制度至少已运行较长时间，可以说，汉代职官制度的基础，是战国晚期秦国奠定的。第二，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其措施，除编造户籍、普立县制以外，还着力于政治上剥夺贵族特权，强化王权，又以军功大小封爵施禄，经济上废井田，开阡陌，促动下层社会的生产。 商鞅变法的成功，一方面使法家治国理念在秦国扎根，掾史的选任标准，便在基本文化素养的基础上，有了通晓律令的要求，这一原则，又为西汉所沿用；另一方面，变法的举措，造成贵族阶层瓦解和平民阶层上升之机，从而为身处社会文化中下阶层的掾史的兴起提供了条件。

出土文献中，有关秦代掾史的最好例证，来自1975年发现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的一座小型墓（十一号墓）。墓主名喜，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前262）生，秦始皇三年（前244）他19岁时，被选为史，次年除为安陆狱史，两年后，即公元前241年，任安陆令史，第二年正月，又转任鄢令史，这个职位他历职稍久，至公元前235年，始任鄢地狱掾，转年，他又从军参战，大概一直到秦始皇二十八至三十年（前219—前217），于44或46岁时离世。 喜的一生，不仅见证了秦王统一全国的过程，且身为楚地小吏，努力精熟秦政律令，践行为官法度，像许多无名的底层官吏一样，为秦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献力献身。他曾继承父辈（或同为低级文吏）的国史兴趣，将自己的经历和所知的秦王大事（前306—前217），逐年续写、记录下来。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二次东巡，途经安陆，喜以后人难以体验的心情，于此年之下，仅写“廿八，今过安陆”六字。 入葬时，这份《编年》和喜平生收集的一些文档，一同被置入棺内，其中，有五种司法文献（《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一份文书（《语书》），两种《日书》，和一份《为吏之道》，共十种。综合这些秦代律令摘抄（图1.2），再据新出的《里耶秦简》，我们可以将秦代掾史的建制简述如下：

1．掾史是县、都官、郡和群官的属吏（置吏律158），常被称作“令史”“令史掾”，或“吏”“佐”“史”等。郡守或太守下设丞和尉，尉下有司马，均有掾史；县守或县令的属官有丞（或县啬夫）、尉或司马、司空、士吏、库啬夫（秦律杂抄）等，其属吏即有啬夫令史、司空佐史、司马令史掾之分。都官和县受内史管约。

2．掾史的任免，始于每年十二月初一，三月为期，属吏死亡和职位空缺而需要补充时，随时进行；掾史行使权力自正式任命开始，未上任私自行权的依法论处（置吏律159、160）。

3．佐、史选任，以有爵者为主，须具备书写和计算能力，通晓律令，年龄在三十岁以上，未成年和无爵的人不能任用（内史杂190）； 原有一定地位、能书，但曾遭审处者（下吏），及负责候望敌情的刑徒、司寇不能任用（内史杂191—193）；凡撤职而又任用为吏的，罚二甲（秦律杂抄·除吏律）。

4．秦代掾史已形成相当规模，据《里耶秦简》J1（8）1136—1137，关涉某事的洞庭郡或迁陵县吏员，有1789人之多，其中又有“吏凡百四人，缺卅五人，今见五十人”的统计，J1（8）145等为佐吏日常勤务记录，人数不少。此外，从里耶秦简看，秦代文书草拟、制作、签写、邮驿的制度和体式，已较为完备，初步奠定了汉代各机构的丞、啬夫、掾、令史、书佐等分工协作、职掌文书的格局。

5．掾史的主要职权：协助长吏，通报并执行法令，管理辖区农田、人口、畜牧、工程、交通、手工业等；监禁百姓私自卖酒（田律12），监理钱、布的通用（金布68）；征收赋税，派遣徭役和兵卒；管理下属员吏；管理符、券、玺及文书的存档、移交及安全（内史杂197、198，行书183、185）；清点、登记、上报官方粮草、车马、武器、工具、畜禽、衣物等的出入与损耗（效律等）；处理辖区内各种司法纠纷等。

6．掾史权限：县啬夫调任他处，佐吏留任原处，不得带走；啬夫（因公）离岗，由干练的有爵者代理公事，佐史无权代理（置吏律161）；监郡御史属吏出差，按爵位获得粺米等伙食供应，上造以下到无爵的官佐、史等，为粝米等伙食供应（传食律）；一位都官有秩吏或分支机构的啬夫，按佐史10人为标准配备厨师（养）、牛车和看牛人，人数不足者与佐史共用，佐史较多者每15人享受配额（金布律72—75）；不是史的儿子，不能在学室学习，违者论处（内史杂191）；掾史有弟子，但将弟子从簿籍上除名，或保举任用不当，或役使超过法度、笞打，罚一甲，打破皮肤的罚二甲（秦律杂抄）；伪造官啬夫之文书和玺印的，定其罪为“伪写印”，凡吏弄虚作假，罚责外撤职不再录用；拆开伪造文书而未发觉的，罚二甲（法律答问55—59）；自佐、史以上的官吏，有用驮运马匹和看守文书的私卒进行贸易牟利的，加以流放（秦律杂抄），等。

睡虎地秦代法律文献虽不完整，但却足以说明，秦代职官设置和行政运行，是以法律作为保障的。它一方面巨细无遗地规定了掾史的选任资格和所负职责，界定了种种情形下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仅县属粮仓的管理，便细化到交接责任、事故责任、文书格式等具体情形，以达到“同官而各有主也，各坐其所主”（效律18）的目的。其结果，是秦王在制度上实现了对中下层官吏的宏观调控，使他们成为帝王与黔首最紧要的中介者，从而逐渐在社会结构、政治运行、文化生产等方面，上升为一个重要的群体。《汉书》《后汉书》便载有刘邦从起事到建国所依赖的秦代地方掾史十余人。另一方面，秦代源于皇权、归于皇权的“法治”观念，已在各地根基牢固。睡虎地出土的《为吏之道》，是统治者根据当时的礼制文献，编成的官吏守则，有“五善”“五失”之说，首要的，便是“中（忠）信敬上”，善待百姓、勤恳务实、理事有度、恭敬谦让、公私分明，是他们应有的职业素养。 与此类似，岳麓书院收藏、出土地不明的秦简中，也有一份《为吏之道》， 表明该守则的通行程度。

综合地看，无论秦代行政事务，还是文化传统，都从此前的礼乐制度，向礼与法的兼备发展。而负责具体公务的掾史，不仅是礼与法的运行者，也是传承者，汉初草创律令的萧何最为典型；至于承秦风气，学习刑名律令而显著于两汉的人物，则济济相接，其务实、重法的取向，也奠定了汉代早期政治、文化的基本色调。 YZIIwXfCDYtbmbkcomx20NycgFj6HIngcamBNGin5XnWyfCOreEmwV8iNB3Y0v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