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恭达

得益于考古新发现，中国艺术史，尤其是早期艺术史的很多篇章，正在变得丰厚。近几十年来，有关这些新发现的文化类型、作品断代、形式风格、材料技术、艺术群体等的研究，已经取得不少成果，然而，要将它转化为一部完整的、可以与魏晋六朝紧密衔接的“中国早期艺术史”，依然任重道远。这不仅是因为新的材料与问题持续涌现，出土材料、传世文献与已有成果间的往复求证仍需深入，而且因为，现有艺术史学科体系，还面临两个挑战：其一，已经严重西化的学术思维和学科话语，不断加剧对材料、问题和现象的学科肢解，即便以“跨学科”加持，其实质，仍然是现代学科的分化路径，既不能融通以达历史真相，也难逃西方中心主义视角的作祟。其二，礼乐制度是中国早期艺术发生发展的内核，也是中国古代艺术的底色，与之相关的王官百工、创作行为、造物观念、艺术思想等，往往溢出自“美的艺术”发展而来的学科概念与范畴，当我们面对巨量“无名氏”的实用性“作品”，以类型、分期、分区来叙述时，往往会丢失其内核，淡化作品背后“人”的行为模式及其异同，导致作品意义阐释趋于表层化或扁平化。

上述两大挑战，都指向中国艺术史体系的历史溯源与现代建构问题。其关键，是基于礼乐文化原境，整体而动态地考察中国早期艺术的各类现象，寻绎其源流与内理，进而观照魏晋及其后的艺术发展，从对象及其文化原境出发，实现理论的建构，而不是从既有理论出发的按图索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人治学用力较多的文献校理、职官考述、史地考辨、编年、目录等，既是治学者必资参用的方法，也是早期艺术史研究得以畅行的一个个桥基。

与魏晋及以后相比，先秦、两汉的文学艺术具有浓厚的王官制度色彩。傅斯年先生就曾说，中国文学发端于官，佐助政治的官文，一度为名篇之大端，以至魏晋六朝仍有绵延，而官文的作者，正是与王官密切的“史掾”（包括先秦史臣，秦汉、魏晋的掾史）。史掾、清客、退隐、江湖客，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四类职业或角色，四者各具特征，又彼此出入或交错，构成“四角形的关系”：史掾和隐士皆为士阶层，区别在于官宦之进出；清客和江湖客多属方士，区别在于有无府主（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45—51页）。毋庸置疑，这个判断同样适用于中国早期艺术，不仅甲骨、金文、音乐、简牍、碑刻、玺印等大宗材料出自四类文人，而且，各类器物、建筑等，往往也由其主成或监理。所不同的是，先秦和秦汉时期的艺术家，除了四类文人，还有官属的百工及民间的工匠，百工为各级史臣统领，民间工匠又和方士一样可进出官府。这样，我们可以把傅先生所说“四角”关系，引申为彼此交错的“六角”关系，而先秦史臣和秦汉掾史，无疑是早期文学艺术最重要的一个创作群体。

目前，先秦史臣、秦代掾史的史料有限，且断续不一，而两汉掾史不仅史传有载，见于出土简牍、石刻、玺印的也日益丰富，各类型间又可互补。故将两汉掾史作为研究对象，聚焦其艺术创作问题，就是一个合理的选择，特别是，它能从三个方面推进中国艺术史的研究：首先，这一视角基于早期艺术的王官制度底色，通过勾勒早期文人群体（或知识阶层）的艺术创作，可追溯艺术制度、观念、形式、功能等，如何被礼乐文化形塑、层积与更新，找到先秦、秦汉、魏晋艺术传统相沿而成的内核；其次，在文学艺术诸门类互动并生的语境中，尽可能贯通传世文献和出土材料，将已经打散或肢解的各门类艺术作品，与其共有的“作者”联系起来，整体地阐述一个群体的创作素养、创作风貌及观念取向，还原“艺术创作”的原初意义；再次，以相互交错的“六角”关系为视野，考察掾史与中枢公卿、地方长吏、各级官工、隐逸方士、民间工匠等的社会文化关系，依据不同的创作情境，阐述其协作模式与特征，更为清晰地勾勒汉代艺术创作的层次与维度。

这样，两汉掾史的艺术创作，便在汉代王官与师儒、个体与群体、时代与地域等多视域下展开，这一特殊群体艺术生产的日常化、制度性和稳定性，以及内在于汉代审美意识变迁的个性自在与游艺风气，也便得到彰显。借此，我们才能理解汉代掾史实务工作背后存真求美的努力，如何托举起汉代艺术的丰碑大碣，如何在传承先秦礼乐文化的同时，流化为魏晋时期“返朴归真”“澄怀观道”的审美理念和生活理想。

入读东南大学以前，珩帮博士便已沉浸汉晋简牍、敦煌西域文书有年，对汉唐之间官吏戍卒、知识阶层、僧侣群体的相关艺术现象有所关注，在河西走廊、天山西陲的生活和工作经历，又加深了他的历史体验，促动思考视野的拓展，因此，可以敏锐地抓住上述问题，并将其呈现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他格外注意简牍、碑刻材料的考古复原与断代研究，用一年多的时间整理汉史、汉简、汉刻中的掾史案例，力图避免空泛臆说。他将汉代掾史艺术创作的情境与模式，区分为日用、主事、雅作三大类，使现象和问题的阐述落到实处，避免了随意或无效比较，同时又能辩证分析，前后观瞻，将其视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艺术创作的三个基本模式，不仅凸显了汉代掾史艺术创作的历史承启意义，也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文人艺术创作的源流提供了新思路。

古代史籍多以“刀笔吏”蔑称掾史，近现代研究者又多持精英意识，致使这一重要群体被长期忽视。因此，研究汉代掾史的艺术创作，也是对早期艺术史模糊地带的一次勘察，是从“边缘”凝视“中心”、从“底层”求证“精英”的一个努力。珩帮博士的研究表明，汉代艺术的发展，乃至其后艺术传统的形塑，都与这个被忽视的大多数人有关。书刀和毛笔是简牍时代知识分子的工具，也是知识生产、人文创造的象征。在此意义上，“起于刀笔”意味着对早期艺术创作文化原境、人文意义的揭示，也暗含对历史上有名或无名艺术家的尊重，更是立足中国古代艺术史的视野，对诸门类艺术并生关系的表达，对两汉掾史四百多年间无声、持续而厚重的精神劳动及其历史贡献的肯定。

承前启后的两汉艺术波澜壮阔。它的历史场景中，既有留名巨匠，也有无名掾史，还有失载颇多的工匠；既有文学、绘画、书法、印章、雕塑和器物，还有形式多样的乐舞和建筑；既有中国艺术内在精神的包容开创，还有人伦日用的多彩篇章，以及区域、主体、门类间的交互关联。如今，我们只能凭借部分遗存遥思追怀，实现民族艺术精神的古今交接。当然，这也正是艺术史研究的意义所在。随着新出材料和后续研究的推进，模糊地带亦将逐步清晰，为中国艺术史的书写筑牢桥基。珩帮博士感念在兹，勤于厚积，耕耘笃实，我坚信，他能在相关领域或论题上取得更丰厚的成果。

是为序。

壬寅立秋于抱云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