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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两岸的学院体系，都根据西方的知识架构而成。这体系，当然是有其价值；但若谈中国的生命学问，却不相宜。三十几年前，我怀着对中国文明的孺慕之情，进了台大历史系。四年后，塞了满脑袋的理论与名词，却仍一身狼藉；对真正的中国文化，也实在迷茫。早些年去世的孟东篱，在六十年前，也怀着同样的满身困惑，来到台大哲学系。他上下求索，大惑难解，但听了课，读了书，却依然无解。忧郁的他，只能在台大校园内，成日晃荡徘徊。在精神上，他无家可归。
学院里，有多少精神的无家可归者？
我和孟东篱，其实，都跑错地方了。
学院着力于抽象思辨，讲究客观论述；但是，中国生命的学问，却从来就紧扣着体会与实践，务求当下之对应。在这个系统里，做不到的，就别说；若说了一堆，却与生命无涉，那叫戏论。孔子之所以不做系统论述，就是为了永绝戏论。《论语》之所以迷人，也正因那里头的生命对应，处处鲜活。
强调对应，就必须应缘，也必须随缘，否则，说得再有理，终是自说自话。若不应缘，再对，都会变成错；再对，都会变成偏执，都会变成一桩桩的教条。于是，孔子不做系统论述，孔子因材施教；所以，孔氏一门的师生问答，最是千变万化，丰姿纷呈。
强调生命对应，必然当下即是，因此，中国文化强调人间性。于是，彼世之憧憬，天堂之向往，中国人向来不太当真。而注重人间性，必然就伴随着喜气；若无喜气，人间何欢？若无可欢，何须看重？于是，这个喜气的民族，即使现实再苦，也惦记着那不苦之处，也想法子要苦中作乐。孔子周游列国，外表历尽沧桑，吃尽苦头，但其实，他老人家心里可乐着呢！《论语》一开头，就是“不亦说乎”，又是“不亦乐乎”，全世界没有哪个文明的根本典籍是这么开篇的！
这么一个喜气的民族，不习惯老苦着脸。因此，早先佛教传入中国，佛菩萨的造像，多有严肃，颇为忧苦，迨数百年“中国化”之后，遂一尊尊变成了一脸宽厚，满是笑意。
这就是中国文化。
佛教中国化之后，常说“随喜”二字。“随喜”者，随缘欢喜也。中国人强调应缘，爱说随缘；喜欢随和，讨厌偏执。中国人随随便便、马马虎虎，这看似的缺点，却可能是大气；那往往是孔子说的，“无可无不可”。因为“无可无不可”，所以不易执着，无甚基本教义派；因为“无可无不可”，凡事看得开，所以能一次次度灾解厄；即使再大的劫难，也能“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眼下这个时代，病重疴沉；种种的造作营为，其实已将这个世界又推往一个空前之劫难。《孔子随喜》，谈的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孔门话语；对应的，则是这个时代。《论语》是既往，更是当下。孔子当年，面对他的时代，如实对应，又随缘欢喜，于是，劫难终成过去，而后，遂有堂堂的汉家岁月。那么，我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