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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国水墨，你可以推崇范宽的巨碑山水，他磊落遒劲，使百家纤巧，喑哑俱废；你也可以心向倪瓒一河两岸的萧疏澹泊，逸笔草草，聊写胸中之气；而论曲尽其态，笔墨酣畅，“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许多人当推石涛为古今之最；谈平淡天真，雅洁远逸，有些人喜直指黄公望的理意兼顾。而即便八大的意境、笔墨，尤其是他那被大家忽略的山水是如此出格地让我觉得千古一人，但若要论气象、论吞吐，怎么说，也还得从蜀人张大千谈起。
朋友问我如何给大千下个断语，我说“气象万千，富贵逼人”。这富贵逼人是张大千极特殊之处，他画工笔、画仕女，乃至画钩金荷花，再如何富贵，却无半点俗气，就如同他过的日子般，令人欣羡，却不让人嫉妒，因为居停挥洒，自有一派风光。
风光是禅家语，这里触目即是，处处生机，正因禅心是活的。活，所以能出入、能吞吐。不过，要如此，还得先将自己打开，将学问打开。
将自己打开，是不泥于己，如此才能与境相应，眼界一换，所见就有不同；将学问打开，是不受限于法，回眸一望，乃满目青山。如此，于人于境，不画地自限，自然开阖自如，写史论人，对境应缘，就有不同气象。
气象是眼界、是格局、是丘壑，但较诸于此，它更有一番吞吐，可以周弥六合，可以退藏于密，无论横说竖说，总有一番气度、一番生机。
所以说，“富贵逼人”只是大千有时外显的相，“气象万千”才是他的根本。在画能不泥于法，从工笔临摹到泼墨泼彩，从册页到通屏，就都能大小无碍，随意进出。寻常说：人能大气所以不俗，这大气不是疏狂，而是开阖的气象。
论艺，要气象；看人，更得看气象。毕竟，艺之一事，尽可举生命之一端，将之极致，就能夺人眼目。而人，却必得全体契入，才有真正的生命成就可言。
生命富于气象，山河大地乃尽是文章；生命缺乏气象，就只能封闭自持，顾影自怜。一个时光推移，益见丰富圆熟，一个则愈愤世酸腐，总觉老天为何独薄于己，高低之间，乃愈差愈大。我们看少时同负才情的两人，其后处境却有天渊之别，关键常就只在这生命气象的有无之上。
人如此，由人构成的历史更如此。一个时代能否有其气象，决定了这时代的成就，不从这入手，巨大的史料就变成永远的负担，别说寻章逐句可以累死多少人，即便有所梳理，也早就远离了那时代的精神，更无益于当下的生命。
可惜的是，多少年来，我们写人、论史，却早就忘却了这气象。
忘却气象，正因早已缺乏气象，而关键，就在宋代。
宋代有高度的文明成就原不待言，它是六朝隋唐以降胡化的终结者，这汉本土文化的复兴本非坏事，但可惜走过了头，走到绝对的夷夏之辨，周之后传入的东西乃尽归于须辟而废之的胡物。于是在宋，你就看到：
雅乐要回复先秦，却完全忽略了秦火之后，其原貌已难辨析，就一个黄钟音高为何，可以聚讼千年。
琴家说弹琴一有琵琶音，终生难入古矣！于是以幽微淡远为宗，最终，连扁舟五湖，一蓑江表，满头风雨，以心中之波涛映水云之翻腾，具现中国式交响的《潇湘水云》，在明代最著名的虞山派琴谱中也因其“音节繁复”而不录。
宋明理学援佛入儒，但骂起佛家，就像批杨墨：“出家，无父也，沙门不敬王者，无君也。无父无君者，禽兽也”，这等骂法，何止粗陋，更已似泼妇无赖之流了。
也所以，日本人比对五代编的《旧唐书》与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乃发觉《旧唐书》中一千一百多笔的佛教资料在《新唐书》中竟就不见，毕竟，面对“无父无君”的佛教，这等删法还算客气的呢！
以此，尽管宋有高度的文化成就，但这成就却可看成在胡化下沉潜待发的奋力一击，一击之后，却就每下愈况了。
每下愈况是因没了气象，在此，严的何止是夷夏之辨，还是雅俗之辨、正邪之辨，这影响对后世既深且远，于是：
宋之后，标举生死事小，失节事大，人须严合礼教，由此，除了花灯、秧歌、民俗庆典外，中国人已不能随意舞动肢体，细腻的舞蹈只能在戏曲中寻，而能有这个出口，还因演员扮演的是别人。
中国的琵琶是历史中唯一能与琴相颉颃消长的乐器，在唐是横抱拨弹，至明已直抱手弹，还发展出相信是今曲《十面埋伏》前身的《楚汉》一曲，其器乐化已臻巅峰，这转变何其之大！更是胡乐中国化的最好例证，但四五百年间竟无相关的琵琶史料，只因琵琶不仅是胡乐，还是俗乐！
而也就因宋儒的辟佛，即便佛教传入中国已两千年，民间甚而“家家弥陀，户户观音”，谈起佛家，许多儒门中人到今天第一句也还是：“佛教不是中国固有的宗教。”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而就因画起圈圈，自拟正朔，缺了那吞吐开阖的气象，所以，于书画，即便文人多所寄寓，不乏大家，但真能开阖者，也常须于逸于格外者寻；于陶瓷，宋虽显其底气，至元明却仅能但探幽微，到清，则几乎只余玩物丧志；于音乐，则宋之前固灰飞烟灭，宋后则雅俗严分，难出大气；于文学，则宋词、元曲、明之小品文，皆极尽美言，却都少见酣畅；于思想，则文人之生活，尽管多出入三家，台面却只能标举儒门，此儒门还愈不可亲，最后士子就只能完全匍匐于科举之下，学问也只能死于句中；而中国人不再舞动肢体，居敬最直接的结果竟就是逐渐僵化的身体与想法。
所以说，这气象的有无、盛衰，才是了解中国千年以降文化变迁、生命转折的关键，但要识得此，却必须跳开宋文化成就带给我们的惯性与迷思。换句话说，谈人论史，谈者的本身就非得具备那吞吐古今的气象不可。
而老实说，仁明的这本书是有这点气象的！
这气象，出现在谈儒的孔子九章上，孔子本身就具气象，他当过大官，门人三千，虽不致三教九流，但来处不一，情性各异，他周游列国，要面对每次的不可预期，有南子者还相中他，怎么说，他都不像后世供奉的那种人。
这气象，直击宋儒的可敬不可亲，但更回归了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孔子及其弟子的可能样貌，使我们读来，竟觉如睹斯人，《论语》《史记·孔子世家》的每一章句，竟也变得如此可亲。
这些篇章量既不多，篇亦不长，但不只内容，文字的本身就体现了一种与孔门直通的气象，形式论辩几乎没有，娓娓道来却总神气十足，坦白说，能如此谈孔，谈得如此直接，如此不死于句下者，怕极难找！而谈的是儒，却及于其他，读史论学，仁明的文风，相应的正是中国人那具象直抒的风格。
就因这具象直抒，他谈宋儒的概念化，乃不致堕在概念里与之交锋；而也因此，在全书中，他屡次述及当代知识分子，包含一些诚恳博学，具反思，乃至力图实践者其学问及生命的局限时，也特别清朗易读。原来，虽从古老的中国走出，这些人却一样走入了那概念化，那不可亲，那只探生命幽微，却乏趣味、乏江湖、乏活泼乾坤的老路。
这样的书，从讲方法、谈概念的看来，既主观又没学问，但讲方法谈概念不正是当前学问最大的异化么！？谈禅之教学，我总喜欢举下面的应答：
东京天宁芙蓉道楷禅师，参投子，问：“祖师言句如家常饭，离此之外，别有为人处么？”
子曰：“汝道寰中天子敕，还假尧舜禹汤也无？”
的确，天子下敕，自说即为君命，何须假借权威，反观当代学界，言必谈出处，却从不问那原典如何产生，既为句下之徒，当然难以言那应缘而发的第一义。
而也正因祖师言句都从自己胸襟流出，所以即便盖天盖地，却总如寻常家饭般亲切。同样，真具气象者，其言尽管超乎惯性，笔下纵有王者之气，却因不假借权威，不寻章逐句，不拨弄概念，不执着形式，也总令人觉得可亲，寻常人乃可在此无隔，在此印证。而离了这亲切，不要说难直指那生命学问的大义，首先异化的也就是言说者本人。
原来，学问无它，惟在气象。你能以生命气象对历史气象，以气象之笔举气象之人，谈史论事，为学说艺，何须雄辩再三，何须部繁帙重，平常道来，就有一番自家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