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论衡》的作者是东汉的思想家王充。有关他的生平，可见《论衡·自纪篇》和范晔《后汉书·王充列传》。近代以来，有关王充思想和传记的研究著述比较丰富，读者也可以参考。由于本书的特点在于注释和翻译，有关作者的生平、思想等，在正文中不宜赘述，仅在这里做简要介绍，同时也谈谈《论衡》的价值及版本流传情况。

王充，字仲任，生于东汉光武建武三年（27），卒于东汉和帝永元年间（89—105），虽然具体时间不详，但可以说他生活的年代和我们之间隔着将近两千年的时光了。王充的祖先原籍在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这个家族数代从军，积累了军功，所以到王充曾祖父王勇时，便受封会稽（今浙江绍兴）阳亭。亭是秦汉时的基层行政单位，所谓十里一亭，十亭一乡。当时的制度，功劳大的可受封一县，功劳小的则受封乡亭。虽然王勇这个亭侯，次于县侯和乡侯，但是却属于汉朝二十等级爵位中的最高者——列侯，从爵位上看，已经是很高的了。但他遇时不佳，赶上王莽篡汉，政治一片混乱。不过一年，王勇就被削爵为民。此后便落户当地，靠经营农桑为业了。王勇出身行伍，为人勇武，很有任侠风气，也干过拦路抢劫的勾当，于是结下不少仇怨。到王充祖父王汎时，为了躲避仇家，举家迁往钱塘（今浙江杭州），以贩卖为事，做起了小买卖。王汎育有二子，一名王蒙，一名王诵，王诵就是王充的父亲。虽家道变故，但这家人任侠之气非但未改，到王蒙、王诵一代反而愈演愈烈，不仅结怨众多，更是招惹了当地的土豪，不得不再次迁徙，搬到了上虞（今浙江上虞）。上虞就是王充出生的地方。

王充平生的活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早年的求学阶段，二是中年在郡县任职的阶段，三是晚年迁居又返乡直到去世的阶段。

按照王充的叙述，他六岁时，就能读书识字，八岁便入书馆读书，不但读书日进，更未遭过老师的体罚。大概是凭着这样的聪明，王充在二十岁上被保送到京师洛阳的太学读书。太学教的都是《诗经》《尚书》《论语》一类的儒家经典，学风多是偏重解释经书篇章字句的章句之学，这种学问往往拘泥于繁琐的师法家说，却缺少广阔通达的知识眼界。王充志在做贯通诸学、能成一家之言的“通儒”，不太瞧得上这类抱残守缺的“章句之儒”。当时洛阳城中书铺很多，王充家贫无书，就常到书铺读书，接触到许多太学里不曾涉及的百家之言。他记忆力超强，有过目不忘的能力，由此博通百家之学。《后汉书·王充列传》还记载王充在太学曾受业于班彪。班彪是当时著名学者，也是班固、班超的父亲。在王充自述生平的《自纪篇》里对此却只字未提，只是说自己“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这也成为一桩学术公案。有人认为王充师从班彪是后史的伪饰，还有人怀疑王充根本未曾入过太学。从《论衡》反映的内容看，王充肯定是在太学学习过的。只是对他来说，这段求学经历不太愉快，和太学的老师也不甚相得，故此中细节就不便多提了。《自纪篇》是王充晚年的作品，老年人在回顾一生经历时，难免会夹杂多样的情绪。他说自己“谢师而专门”，无非是要和太学划清界限，强调自己独立研究的志向；说“援笔而众奇”，也只是一种自负情绪的流露罢了。

王充在外求学，大约经历了十余年光景。他在三十岁后，返回故乡，由此便进入了人生的第二个阶段。按照当时的惯例，郡县丞尉及诸曹掾，多由本郡人担任。王充回乡后，当了上虞县掾功曹，属于比较底层的公务人员。不久，他便被提升到都尉府功曹和郡中五官功曹行事。五官功曹行事又叫五官掾，算得上郡太守的重要助手，职位要高于一般的佐吏。王充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在此任上向会稽太守提了不少建议，不知为何，都未被采纳。而且因为政治主张与官僚们不和，又不愿趋炎附势，最终被罢职回家。回家后，王充的生活陷入了困顿，但居家赋闲也给他大量写作的时间和精力，《论衡》的大部分篇章就完成于这个时期。

元和三年（86），王充六十岁，为仇家所逼迫，先后携家到丹阳郡（治今安徽宣城）、九江郡（治今安徽寿县）、庐江郡（治今安徽庐江）做属官。扬州刺史董勤，因仰慕王充的才学，聘他做了刺史府的治中从事，这个职务主要是辅佐州刺史处理政务和察举非法。当时扬州刺史府治所在历阳（今安徽和县），王充也在此开启了人生的新阶段。到了汉章帝章和二年（88），也就是王充六十二岁时，朝廷撤销了扬州部的建制，他也只好返回故乡上虞。这时，同乡谢夷吾给朝廷上书推荐王充，盛赞他的才学。谢夷吾是王充在会稽郡任职时的同僚和朋友，后来做到了荆州刺史、钜鹿郡太守。汉章帝看到谢夷吾的上表，就特诏聘王充，但此时他已经老病不能应征远行了。大约在公元95年至96年间，王充病死于家，终年七十岁左右。

王充一生的著述很多，主要有《讥俗节义》《政务》《论衡》《养性》四书以及《备乏》《禁酒》等上书奏记之文。除《论衡》外，其他都已亡佚。

《论衡》集中保存了王充的学术思想，因此也被后人视为他的代表著作。王充在《自纪篇》说“吾书百篇”，“吾书亦才出百”。可能《论衡》原有百篇以上，此后辗转流传，篇目有所佚失。到了范晔著《后汉书·王充列传》时，记载《论衡》就只有八十五篇。后来的流传中，又亡佚了《招致》一篇。我们今天读到的《论衡》，全目虽八十五篇，实存却只有八十四篇。王充着手写《论衡》，大约在汉明帝永平初年，他三十岁左右的时候。全书最后一篇《自纪篇》，是他晚年七十岁左右写成。所以，《论衡》从开始到写成，足足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时间。这部书为什么要叫《论衡》呢？按王充自己的话说就是：“《论衡》者，论之平也。”（《论衡·自纪篇》）这里说的“平”，就是“衡”，指的是称重用的秤。所以从字面上看，“论衡”是对于言论的衡量。至于王充为何要写这部书，他在书中也解释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论衡·佚文篇》）“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论衡·自纪篇》）照这些说法，《论衡》就是专为“疾虚妄”而作，通过批驳一切虚妄之论，来求得真实的道理。这部书，论列的问题很多，涉及认识论、自然论、人性论、命运论等许多方面，下面我们择要介绍其中的几个方面。

首先说他的认识论。王充写《论衡》志在批驳虚妄之论，他对于各种学说往往抱着怀疑或反对态度，而要检验这些学说的“是”与“非”，则需要对它们加以证实或证伪。为此，王充对认知做了“耳目”与“心意”的区别。他认为，一切真知都应以感性经验和见闻为基础，知识的获取首先要依靠于耳、目等感官才可以实现。但他又强调，人们往往会因为感官的错觉造成误解，所以仅凭“耳目”远不足以把握真实。由“耳目”等直接经验得来的认识，必须经过思维即“心意”的加工，才能变成确实的认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论衡·薄葬篇》），这是一种根据感觉经验对认识内容进行分析、判断、推理，以求得确实性和普遍性的过程。不过，在王充看来，仅有思维的综合判断也是不够的，必须用已知的事实或实际效果去进行检验和论证，才能成为“实诚”的真知。王充将这种检验称为“效验”。简单说来，“效验”是一个认识过程，又是一个检验过程，王充将其概括为“考之以心”和“效之以事”（《论衡·对作篇》）两个方面。“效之以事”是依据已知事实做出判断，“考之以心”是“以心意议”“以心原物”的逻辑分析和推理过程。所以，“效验”包括了事实证明和逻辑证明两个部分，一是由实际效果来界定，即是否有用或有效；一是以命题与命题的关系来界定，即是否符合逻辑。十七世纪以来西方科学的发展，便是借用了古希腊流传下来的逻辑推导系统和实验系统，将二者结合起来成为科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相比较，王充所说的“考之以心”与“效之以事”和这种科学方法就有很多近似的地方，他被后世称为中国早期的科学思想家，原因也在于此。

再来说王充的自然论。王充吸收融合战国以来“气”的学说和天道“自然无为”思想，提出了元气自然论。他认为天和地都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元气是构成这个实体和万物的物质基础。元气虽形态各异，但本质相同，都是自然的存在形式。宇宙的本体是元气，由元气产生阴阳，再由阴阳二气的对流激荡而化生万物。元气化生天地万物，都是“自然”“自生”的，元气之上并没有一个有意志的造物主。王充的元气自然论带有很多道家思想的印迹，也深受西汉以来的天文学发展的影响。西汉的天文学已经形成体系，分有盖天、浑天和宣夜三家。盖天说认为天圆地方，天在上像伞盖，地在下像棋盘。浑天说认为天地都是圆的，天在外，像鸡蛋壳，地在内，像鸡蛋黄。宣夜说认为天体自然浮生于虚空之中，为元气构成。王充的宇宙观接近盖天说，同时也吸收了宣夜说的一些观点。

基于这样的自然论，王充对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思想提出过许多尖锐的批评。自西汉初年起，许多儒生对“天人感应”的说法就深信不疑，用它解释一切和宇宙及人类相关的事。其中又杂糅了不少阴阳五行的学说，把天与人的“相应”当作一种本性上的关联，以图在自然变化中找到社会事变和人事祸福的对应联系。这种理论曾对汉代政治起过巨大作用，也是当时学界的主流思想。其中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当人（主要是君主）的行为失当后，天会以“灾异”予以警示或惩罚。王充认为既然元气是宇宙原始的物质基础，那天就是无感觉、无意识的客观物质实体，天人之间就不存在相感相应。由此，他驳斥儒生所提倡的“灾异论”，指出其所依据的天时寒温、水旱灾害等，都是自然变化的现象，与人事无关。同时，王充也否定了当时流行的圣王之德能招致凤凰、麒麟等符瑞的说法，认为这种宣扬帝王受命的“符瑞说”，只不过是神道设教，是为了宣扬古代圣王而虚构的。虽然王充在《论衡》里对“灾异论”“符瑞说”等频频发出质疑，但有时他却又表现出另一种态度。比如，对他所处汉章帝时期的“瑞应奇诡”，不但不加以驳斥，反而极尽吹捧的能事，借此大发颂扬汉德之论。一面极力反对灾异，一面又屡言汉家瑞应，为何会有如此矛盾的两种态度，大概只能从他希望通过称颂本朝来求取仕途显达的动机来解释了。汉儒说灾异，虽不乏荒唐迷信，却是希望依靠灾异来限制皇权，王充要称颂本朝，就得反对它。相反，汉家的瑞应是对本朝皇帝的奖颂与赞美，王充要表达忠诚，就得宣扬它。这样的精神分裂，在古今的知识分子中并不鲜见。此外，王充对于“天人感应”的缔造者董仲舒，也没有表示反感，反而给予最高的赞誉。所以，王充并非全然反对“天人感应”，他只是反对由此衍生出的那种善恶福报的流俗哲学。这就与他对于人性和命运的看法有关了。

王充在《论衡》中也论及人性。他对于人性的讨论方式比较新颖，就是先叙述自古以来各种讨论人性的学说，然后再加以评判，以树立自己的见解。王充认为，人和物一样，都由元气构成。禀受元气的多少、厚薄不同，既决定了人和物的不同，也造成了人的贤能或愚钝之差别。如同天生的土地各有肥沃和贫瘠一样，人的本性因其秉承元气的不同而有善、善恶相混和恶三种。虽然这种分析未算得高明，但他的讨论方式，却和现在学术研究文献综述的方法有近似之处。王充认为人生的幸与不幸、遇与不遇都与命有关。他把命分为“正命”“随命”“遭命”三种，几乎包含了人生际遇的所有可能，而他更是将偶然性作为修正之前学者提倡的宿命论为必然性的手段。概括地说，王充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人的行为道德、才智能力的高低与贫富贵贱、穷达寿夭并无对应关系，前者由人的“才性”决定，后者则由“命”来管辖。“才性”与“命”二者分殊，并无因果必然联系。人生的显达固可依才性而求之，但根本上还要靠“命”的定数来决定，这就否定了人的所作所为与其所得所遇间的因果关系，将它当成一种偶然的结果。王充的命定论在中国思想史上最为彻底，也最招非议。这种命定论既不是一种不可知的论断，也不是始于反神学目的论而终于神秘主义的宿命论，而是对命运的一种独特理解，这种理解很大程度来自王充自身遭际的乖舛。

总体而言，王充是个特立独行且充满矛盾的人，总是与环境格格不入，总是陷在现实与理想的夹缝之中，但却未因此消沉幻灭，反而时刻展现出强烈的抗争意识。这种性格大大影响了他的学术思想，也造就了他命运的幸与不幸。要理解这种性格，大概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他家族的任侠传统。王充的家族有着强烈的任侠传统。所谓“任侠”，简单说就是崇尚气节，时常凭借勇力或财力来扶助弱小。这种风气在汉代民间很有基础，往好里说是有正义感，喜欢见义勇为；往坏里说就是任性使气好勇斗狠，难免会闹出些违犯法纪和结怨交仇的事。至少从王充的曾祖王勇开始，这个家族为躲避仇家而多次搬迁，都是拜此风气所赐。这种风气，在王充身上也有明显地流露，这可以从其“行”和“学”两个方面看待。就其“行”来说，王充在仕途上多次因直言不讳得罪上级和同僚，遭到排挤打压；他也和父祖一样，与人结怨，为了躲避仇家而不得不迁居他处。从其“学”来看，王充身上总有一种对世俗通说的强烈对抗精神。具体说来，就是特别喜欢与人争论，有时甚至会表现出一种“抬杠”式的偏执。在《论衡》中，他往往会针对某些流行的观点加以辩证和批驳，借此证明自己的正确。王充似乎不太在意这些观点的具体内容，而是着重考察它们和具体事实或陈述方式间的关系，通过指出其中的矛盾来质疑或否定。这是一种专注于争辩而不是思想分析的思维方式，带有明显的辩论特性。就这点来说，王充大概是受过名辩家的很多影响。不过与先秦时的名辩家习惯于专门挑选一些“钻牛角”的问题来磨炼逻辑思维，使之渐趋于细密不同，王充只是将名辩家的方法带入对自然、历史等问题的论列，便形成了他频繁使用命题、判断、推论这些普通逻辑形式的印象。这种学术风格，对于他的思想的“另类”和自成一家具有决定性意义。

二是王充比较低微卑贱的出身。王充“另类”的学术风格，并没有让他获得所期冀的政治和学术地位，他的出身是造成这种失败的重要原因。王充的祖上以农桑和贩卖为业，这样的出身，无论是政治还是学术上都没有根基。但他聪明勤奋的精神以及求学太学的经历，又让他对人生和仕途有着强烈的期待。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巨大反差，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他怀才不遇、始终居于乡曲末学的命运。从王充一生的仕宦经历看，他基本上只担任过所谓功曹、从事之类的州郡的属吏，地位低微。在罢官回家后，他的家庭也没有因其任过官职而富裕。王充晚年一再说自己“仕路隔绝，志穷无如”“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论衡·自纪篇》），虽不免有些夸大，但他长期居于小吏，生活得比较窘困却也是事实。由于出身“孤门细族”，王充在讲究门第的东汉社会难免求仕无门，但他又是对功名仕途充满强烈欲望的人，这种欲达而未达的矛盾更构成了他内心的一种切实的紧张，由此也塑造了他的学术风貌。

三是会稽地区的文化风俗的影响。王充的一生，无论精神还是物质，也许是不幸的，但幸运的是，《论衡》却历经千年流传至今。究其原因，除了上文所述王充重逻辑、“逞机锋”的思维形式，也由于书中包含了大量新鲜独特的信息，以及不合于主流的思想观念。要理解这个问题，就要涉及会稽一带地缘因素的影响。所谓地缘，是指以一定地域条件为标志，包括该地域中的文化传统、经济生活、民俗等条件的综合影响。王充是会稽上虞人，会稽的文化风俗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思想。会稽的历史大概能追溯到大禹在此召开部落大会的传说。在春秋时期，会稽属于越国的核心区域，后来被楚国吞并，也受了不少楚文化的淹溉。越楚文化与中原不同，神话、迷信、巫术的成分很多，人们的想象比较丰富，神鬼祭祀活动也很盛行。秦统一后，会稽地区还保留着许多古老习俗。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南巡，在会稽山的刻石上就特别写到要用严厉手段来匡正越地的风俗（《史记·秦始皇本纪》）。范晔也提到，东汉时会稽一带的风俗还是“多淫祀，好卜筮”（《后汉书·第五伦列传》）。这些都说明，在人们的印象里，会稽的风俗比较特殊。会稽滨海，自秦汉以来，与海上的“夷州”“亶洲”一直有贸易交通往来。这种“滨海性”给当地文化带来不小的影响，商业贸易使人们头脑更加灵活开放，而对外交流则获得了很多海内外的奇闻怪谈。因此，人们对自然和宇宙的看法比起内陆地区要开阔，许多“异端邪说”也更容易在此保存和传播。王充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多与中原主流学术不合，与这种“滨海性”不无关联。《论衡》中记载的许多事例，或与当时通行的说法不同，或不见于传世的典籍，大概不少也是来自会稽地区流传的“鄙里怪诞”之说吧。除去青年时代求学洛阳外，王充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会稽，这种身处乡曲，沉沦下僚的境地，使他没机会接触政治中心，更远离了学术中心。不过正是这种距离，让他的思想未受到时代政治与伦理观念的思维惯性的束缚，保持了很强的个性，以至于其知识体系和问题意识都显示出与主流学术完全不同的面貌。自汉末以来，学者之所以会将《论衡》视作“异书”而竞相传读，其原因也在于此。

关于《论衡》的版本和流传，最早见于目录书著录的，是《隋书·经籍志·杂家》载“《论衡》，二十九卷”。到了《旧唐书·经籍志·杂家》，则记载“《论衡》，三十卷”。为什么多出一卷？可能把《自纪篇》分出单为一卷了。自此，见于目录著录的《论衡》多为三十卷。《论衡》的版本，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宋庆历五年（1045）杨文昌刻本，当时被称为善本。南宋乾道三年（1167）会稽太守洪适又据杨刻本复加校订重刻。现在收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宋本《论衡》，经元、明两代不断修补，是今存最早刊印的全本。另有《新刊王充论衡》十五卷本八册（旧称“元小字本”），是明朝初年坊间据宋乾道三年本刻印的，这两种刻本均未流行于世。现今流传最广的《论衡》的版本，是明嘉靖十四年（1535）吴郡苏献可刻印的通津草堂本《论衡》，此本源于宋刻明递修本，也是被公认为较好的一个版本。明清至民国许多丛书中所收《论衡》都是据此本校刻而成。

现在流行的《论衡》注释校勘本主要有刘盼遂的《论衡集解》、黄晖的《论衡校释》和张宗祥的《论衡校注》等书。刘盼遂、黄晖二书原本单行，后被中华书局收入《新编诸子集成》系列，以黄晖本为主，附刘盼遂集解的形式合并刊行，这是目前最为通行且全面的注释本。张宗祥书则在版本方面搜罗丰富，于校勘注释都有很多新的成绩。除去这三书以外，许德厚《详注论衡》、孙人和《论衡举正》、吴承仕《论衡校释》、马宗霍《论衡校读笺识》、郑文《论衡析诂》、杨宝忠《论衡校笺》等，都是阅读《论衡》的重要参考。关于《论衡》的通俗性注本，目前较为流行的有北大历史系编《论衡注释》和袁华忠等译注的《论衡全译》。《论衡注释》完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虽然书中的一些议论，难免带有那个特殊时代的政治色彩，但该书在利用版本校勘和注释方面都取得了许多新的成绩。《论衡全译》广泛借鉴了前人的研究和注释成果，并在此基础上间有己意，和《论衡注释》一样，都对《论衡》的研究与普及做出了巨大贡献。

本书以明通津草堂本《论衡》为底本，依据其他版本或综合前人校勘成果进行整理，依据丛书体例，对于底本中明显错误径改，不出校记。对一些底本中错误或有异议处，参照他本进行校订，在注释中简要注明校订依据。本书注释和翻译方面多参考上文提到的《论衡》研究著作，同时也尽量吸收其他与《论衡》有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中华书局所出“三全本”系列，重在从通俗和普及的角度为读者提供一部典籍的全文和全面的注释及翻译。我们译注的这部《论衡》忝列其间，或许对初学者能有所帮助。由于个人能力有限，加之时间仓促，疏漏错误在所难免，还请广大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邱锋
2023年11月10日 lCubku57nDJi8JQPQNQud2UDaawJNNoJ2dt62hTguBVkNlFfl5qrNQkrxf50Gu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