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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研究并不以复原细节为目的，但细节又是史学研究的灵魂，特别是人物研究尤其如此。张传玺对翦老的研究内容涉及范围广，从传记传略、著述评价到书信往来和生活轶事，还有对翦老治学精神的学习以及对翦老冤案的记录，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细致、全面的翦伯赞。
关于翦老传记的主要代表作为《翦伯赞传》和《新史学家翦伯赞》，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分别在1998年和2006年出版。其他在各个期刊、书籍中所出的传略、评传和大事年表等十余篇，共计一百余万字。
《翦伯赞传》较详细系统地记述了翦老的生平事迹，向读者介绍翦老这位维吾尔族伟大儿子传奇式的革命生涯、在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上做出的主要贡献，以及在教育战线上的巨大成就。全书共16章，50余万字，从翦老的家族历史、求学经历到投身革命、创新史学，详细记载了翦老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也向世人展示了这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追求真理的坚强意志、探索学术的执著精神和宁死不屈的高尚品德。
1978年发表的《翦伯赞同志革命的一生》，不仅记述了翦老为革命奋斗奔走的一生，更为“文革”后党中央对翦老冤案的平反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文革”期间，作为翦伯赞助理的张传玺也被劳动改造，当重回北大之后，张传玺发现“翦伯赞还是资产阶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就想办法为翦老鸣冤平反。“1978年，我就和我老伴贴大字报，我老伴毛笔字写得比我快，我起草，她抄，6000多字，16张纸，一下子贴出去，《翦伯赞同志革命的一生》。”后来张传玺又找到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把这张大字报和一封信转交给了胡耀邦，“到了第三天，胡德平说，张老师，我爸爸看了你的大字报，也看了你的信，他让你赶快向中央写报告，写五点。第一点，翦伯赞是个什么样的人，简要地讲讲他的历史；第二，他为什么被打倒；第三，你申诉的理由，等等，总共五点。他说你三天之内给我送来。后来这个报告经过政治局，直接送到邓小平那儿了，过了些日子，邓小平批了，中央组织部直接打电话到历史系，告诉我邓小平批了7个字：我认为应予昭雪。念了三遍，让我记下来。”
通过系统阅读翦老的全部论著，张传玺对翦老在各个时期的学术成就、学术思想及其发展变化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对翦老的一些重要著作进行评介和解读，如《翦伯赞〈先秦史〉校定本序》《翦伯赞〈秦汉史〉评介》《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评介》等文。由于参与了翦老大部分著作的整理工作，评介时张传玺不仅能够全面准确地总结书稿的内容和特点，还会对成书的时代背景和过程进行梳理，使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认识这些著作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
《先秦史》是翦老在抗日战争中期所著，原题为《中国史纲》第一卷《史前史、殷周史》，所论述范围是秦以前的中国古史，是翦老的名著之一。在《翦伯赞〈先秦史〉校定本序》中，张传玺对翦老写作此书的时代背景、成书过程以及主要特点进行了叙述和总结，指出“本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比较严格地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原则论述史事、评价人物的。但并不空发议论，做到史料与理论统一，即所谓‘史论结合’”。
翦老在此书中采用“西周封建论”的观点著书，把商朝后期看作是奴隶制度的没落时期，“武王伐纣”与“前徒倒戈”，不仅推翻了商王朝，也最后摧毁了存在600余年的奴隶制度。西周王朝的建立，也是中国封建制度开始的时间。直到今天，“西周封建论”还为许多史学家所坚持，是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的一种重要观点，至今对先秦史乃至史学界都影响甚大。1984年始，由张传玺主要负责，对这本《先秦史》重新进行了整理和校对，至1987年完成校订本。他说：“1988年4月26日是翦老诞辰90周年，12月18日是翦老忌辰20周年。我们以菲薄之力，区区之诚，敬献此校订本，以表达仰慕缅怀之情。”
《秦汉史》是翦老在抗战时期的又一力作，在此之前，中国史学界还没有一部完整的“秦汉史”专著。面对当时生活艰苦、身体病弱、特务纠缠等困境，翦老立场坚定，勇往直前，仅用时一年就完成这部近五十万字的著作，使中国史学界有了第一部“秦汉史”专著。这部专著具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观点鲜明。严格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翦老还在本书中用了三个专节讲述各有关民族的历史和社会，内容翔实，一反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大汉族主义历史观，为以民族平等的态度撰述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树立了榜样。二是资料丰富。翦老在这部书中不仅充分利用“四史”等传世文献，还用了很多考古资料，如汉简、石刻画像、碑刻、封泥、遗址和墓葬的发掘报告，等等。把考古资料从旧的金石学的狭小天地中解放出来，用以说明社会历史问题，翦老是开创者之一。三是文章生动。翦老在书中分析一些历史原理、讲述一些制度条令时，文笔生动而引人入胜。除此之外，还在书中插入了二十幅地图和五十幅绘画，文图并茂，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史学著作中，亦不多见。
1981年张传玺等学者对此书重新进行整理出版。
《历史哲学教程》是翦老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所著，以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为背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为指导思想，阐明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初步建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体系。张传玺在为《历史哲学教程》再版所作的前言中，不仅对全书六章所谈及的主要问题进行总结提炼，还交代了此书中所收15篇论文各自的写作背景和目的，强调在民族危亡之时，文化界和学生都为突然出现了这样一本充满批判的、革命的、战斗的豪情之作而为之一振的现实意义。最后指出了《历史哲学教程》的重要价值：“研究历史需要正确的理论做指导，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寸步难行。史学界至今仍需要这样观点鲜明的、有科学性的理论撰述。”
除了翦老的这些重要著作外，对历史教学颇有心得的张传玺还对翦老的一些普及性读物进行介绍，以帮助青年学生更好地学习和研究历史。比如《翦伯赞的〈史料与史学〉》
，详细介绍了《史料与史学》的成书过程，指出原著是基于翦老在1945年5月为重庆北碚复旦大学所作的《历史材料与历史科学》讲演稿。后应书店之约，准备整理出版，但当时已处在抗战后期，全国政治形势诡谲多变，翦老在重庆谈判期间为国共双方居中联络，并参与政治协商会议，为国家和平民族命运积极奔走。如此繁忙的情况下，翦老还是在1946年4月10日发表了《史料的收集与辨伪》一文，同年10月1日，在生病住院期间，翦老坚持伏床写作，发表了《略论收集史料的方法》一文。可见，翦老心中仍未放下《史料与史学》一书。建国之后，百废待兴，翦老也席不暇暖，历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还兼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但在1954年春，他在参观了文化部举办的“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后，很快写出了《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一文，至此，《史料与史学》一书设计的原始蓝图已基本实现。张传玺对此书写作过程的详细介绍，不仅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历史工作者的特殊使命，也让我们深刻体会到翦老对史学研究的热忱与执著。
作为翦老的助理，张传玺不仅很好地保留了翦老与郭沫若、柳亚子、张元济、胡绳等人的书信往来，还记录了翦老与他们的革命和学术情谊，如《郭沫若与翦伯赞的学术友谊》《翦伯赞与侯外庐的兄弟友谊与学术分歧》等。
在《郭沫若与翦伯赞的学术友谊》
中，张传玺介绍了他们长达四十余年的学术交往和革命友谊，指出两位大家之所以交往时间长，且友谊日渐加深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有共同的文化观，都主张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学术研究，对旧文化要批判继承，推陈出新；二是有多方面相同的爱好，如史学、戏剧、诗歌等；三是长期为邻，如同在重庆、上海、香港、北京，时长二十七年。文中张传玺还分1949年前后两个时期详细介绍了他们两位在史学、戏剧和诗歌三方面的交往内容。1949年前二人在重庆的白色恐怖之中，响应中共中央“勤业、勤学、勤交友”的号召，闭门读书，提高业务，郭沫若重点研究先秦诸子和殷周社会，翦伯赞则潜心撰写《中国史纲》，郭沫若经常邀请翦伯赞做学术演讲，并对翦老撰写《中国史纲》一书十分重视，认为这将是我国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撰写的最早的大型中国通史。此书的撰成不仅为中国人民提供一部观点正确、内容系统、资料翔实的中国通史，而且对批判旧史学、创建新史学将起巨大的作用。同在重庆这段时间，虽处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之下，郭、翦二人却在史学、戏剧、诗歌方面多有交流往来，相互勉励，学术友谊日渐深厚。1948年12月4日，郭沫若和翦伯赞等文化人士应中共中央之召北上，二人在大连口外惜别，郭沫若赋诗《送别伯赞兄》：“又是别中别，转觉更依依。中原树桃李，木铎振旌旗。瞬见干戈定，还看槌铚挥。天涯原咫尺，北砚共良时。”1949年之后，郭沫若担任了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翦伯赞虽在大学教书，但也兼有许多领导职务，工作都很繁忙，但二人的学术交往不曾间断，反而更加密切。张传玺对二人为创建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中国史学会、反对极“左”思潮、教条主义等做出的努力做了详细介绍，这篇文章不仅让我们对郭沫若和翦伯赞四十年的学术交往有了清晰、深刻的了解，也让我们体会到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间友谊的真挚、纯粹。
《翦伯赞与侯外庐的兄弟友谊与学术分歧》一文，记录并阐释了两人长达三十年的革命友谊和学术分歧：“翦老和外老的友谊是深厚的；可是他们在学术见解上，却长期存在严重分歧。”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上，翦伯赞主张“西周封建论”，侯外庐则持“秦汉封建论”；在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上，翦伯赞持“土地私有制说”，而侯外庐则认为“土地国有制”，两人的观点可谓是针锋相对，在辩论时各有根据，互不相让，外老甚至还有“要奉陪西周封建论者辩论到底”之语，可见其激烈程度。但二人的分歧只在于学术方面，辩论之后，两人情感如初，亲密无间。后外老提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推动了中国史学界的大讨论，翦老虽对外老的观点仍持不同意见，但却认为外老“善于提出重大学术问题”，繁荣了中国史学，“与外老讨论问题，他的史料、理论和逻辑方法会迫使你不得不去重新学习理论，研究史料。这就帮助你去深入地解决问题，不管外老是怎样解决问题的，他的对手解决问题，确实也有他的一份功劳。”
由此可见二人虽在学术观点上存在严重分歧，互为对手，但却在内心深处相互钦佩，惺惺相惜，他们在对待学术分歧的态度上至今值得我们学习。
除了记录翦伯赞与他人的信札往来以及学术友谊，张传玺还遍访了翦老工作、生活过的地方，追寻翦老的踪迹，撰写了《翦伯赞同志在北京二三事》《翦老访问内蒙记事》《寻访翦伯赞先生在香港的踪迹》《翦伯赞故居的沉浮——为纪念翦伯赞先生诞辰110周年而作》等文，以期给世人呈现出一个最全面、真实的翦伯赞，此处不一一介绍。
追随翦老学习、工作十余年，张传玺对翦老的治学精神与处世之道深有体会，也受益颇深，先后写作《学习翦伯赞同志的治学精神》《做翦伯赞的学生至今得益》《求真求实、尊师爱生——翦伯赞教授的治学处世之道》《翦伯赞对建立中国新史学的贡献》等文，把翦老的治学精神传承下来。
《学习翦伯赞同志的治学精神》
从理论学习、史料研究、文章撰写三个方面，结合治学过程中的往事和观点，介绍了翦老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宝贵的研究经验。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老在历史研究中最强调对理论的学习和运用，一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自己的历史研究。《历史哲学教程》一书，就是他早期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一部专著，也是他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总结。对于经典理论著作，翦老自己不仅重点读，反复读，还推动学生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鞠躬尽瘁。在对待史料方面，翦老不仅重视对史料的收集、整理和使用，还对史料学进行深入的研究。面对1949年后史学界某些概念多于史实、轻视史料的不良风气，翦老以马克思主义为例，提醒大家史料运用的重要性：“我们和资产阶级的区别，不是史料占有的问题，而是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观点、方法来分析史料的问题。”
在文章撰写方面，翦老有三个重要的特点：逆风而行，坚持实事求是，敢于同有害于党的文化、教育事业的歪风邪气进行坚决的斗争；史论结合，既反对“不分析具体的历史情况，只根据经典著作中的一二文句便作出结论”的作法，也反对史料堆积，主张“要把史料溶解在理论之中，使观点与材料统一，让读者自己从史实的叙述和分析中看出理论”；文笔生动，文章“既要生动，又要准确、严肃；既要说明问题，又要简明扼要”。张传玺对翦老治学精神和研究方法的总结与介绍，使得这些宝贵的经验得以传承，对于史学工作者教益良多，更是史学界一份可贵的遗产。
除了传承翦老的治学精神，张传玺还对翦老的史学贡献做了系统总结。在《翦伯赞对建立中国新史学的贡献》
中，张传玺认为翦老的史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宣传并坚决捍卫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作为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贯穿史学研究的始终，对于史学界一些违反乃至歪曲历史唯物主义的倾向，翦老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划清了一些重要是非的界限。二、建立中国史学的新体系。不同于封建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翦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运用正确的观点和科学的方法，对中国各个历史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民族、中外关系，以及重要人物等等，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以求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进而探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及其特点，成为建立中国史学新体系的主力。三、大力提倡组织研究少数民族历史。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老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作为中央民委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民委委员、中央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翦老倡导和组织对少数民族的历史研究，尤其重视对民族史资料的整理、编纂和研究，多次到民族地区考察、访问，《内蒙访古》就是这一时期所写，体现了他对少数民族历史的重视和对少数民族的热爱。四、坚决主张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必须重视史料。翦老的著作以资料翔实著称，重视史料的搜集和编纂，为在我国长期、大规模、有组织地搜集、发掘、整理古代文献和考古资料，还倡议、筹建考古专业和古典文献专业，抵制和批判了“理论挂帅”及“以论带史”等极“左”思潮。
翦老于1968年12月18日去世，在史学战线上奋斗了整整四十年。他的史学成就巨大，建树很多，仅已出版的《翦伯赞全集》就有600余万字，而同样可贵的是翦老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张传玺在《翦伯赞与新中国历史学》
中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总结论述：一、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而坚决斗争。翦老自踏上史学战线即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不搞教条主义，坚持从历史和社会实际出发，走史论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直到他去世的前夕，仍牢牢坚守最后一条防线：“在真理的问题上决不让步！”二、主张要重视史料，但史料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正确使用。翦老向来反对“史料即史学”的说教，尤其认为把此说雅化为“史料唯物论”更为荒谬。同时他也反对片面强调理论重要而轻视史料的态度。他认为：“应该肯定史料是重要的，研究历史没有史料是不行的。史料是弹药，没有弹药专放空炮是打不中敌人的。”“但是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更为重要。没有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决不能在科学研究中作出任何创造性的成就。”三、坚持不懈地促进史学界的团结，努力培养史学接班人。翦老一贯反对文人相轻的恶习，主张礼貌待人、互相尊重，学术上有不同的意见，应当互相切磋、以理服人。为了改善青年教师和老年教师的关系，还首倡在教师之间建立导师制度。按专业对口，年轻教师拜老教师为导师，以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养，时称“对号入座”。翦老还提倡“尊师爱生”，建立“家人父子关系”，老教师要“传衣钵”。这些做法都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得益于此，北大历史系虽屡有政治运动的干扰，但总体来说，上下同心，老少和睦，师生团结，积极向上，学风良好。翦老为新史学的创建而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原理原则而宁死不屈的品德，是中国史学界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作为“文革”时期翦老冤案的亲历者，“文革”结束后张传玺不仅为翦老冤案的平反积极奔走，上书中南海，先是发表了《翦伯赞同志革命的一生》，后与邓广铭合写《要翻千年案——翦伯赞同志在史学战线上的战斗》，对这段黑暗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回忆。
《翦伯赞冤案的形成和平反》详述了“文革”时期翦老冤案的来龙去脉以及“文革”后平反的过程，这篇文章发表于《纵横》1998年第8期，是张传玺在精心整理了20年的资料基础上撰写而成，也是对这段历史最清晰、全面的一次记录。“文革”期间翦老被迫害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他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原则，1959年至1963年对正在泛滥的极“左”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而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在“文革”中被打倒，后来因为坚决拒绝写诬陷刘少奇同志的黑材料而遭逼供致死，还被“清除出党”。文中记载，仅在1968年11月22日至12月18日的一个月期间，翦老就被审问8次，应付催索“交代材料”2次，接受外调15次，终于在18日晚上，翦老夫妇服药自杀。现场所见：翦老夫妇各躺在自己的床上，神态安详。衣裤鞋袜都是新的，在翦先生的上衣右兜中，有半页遗言，文曰：我实在交不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在上衣左兜中，亦有半页遗言，文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这位为马克思主义理想奋斗终身的史学家在晚年竟罹难如此，不禁让人唏嘘、痛心，这也正是由于翦老“实事求是”“坚贞不屈”，用生命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文革”后，“四人帮”虽然倒台了，但翦老的冤案仍未得到平反，于是就有了邓广铭等人的“八人上书”校党委，要求尽快为翦老昭雪冤案。在迟迟得不到回应之后，张传玺在北大张贴了大字报——《翦伯赞同志革命的一生》，北大校党委重新组织“翦伯赞专案组”，张传玺名列其中。后来为了扩大大字报的影响，张传玺就拜访了胡德平，由其父胡耀邦设法为翦老“告御状”，后又向中央组织部递交了为翦老昭雪沉冤的申诉状。终于，邓小平对这份申诉状批示：“我认为应予昭雪！”自此，翦老的冤案才得以平反。张传玺在整个平反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不仅是出于对翦老深厚的师徒之情，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工作者应当做出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