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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到“问题是”（Wendy's）店来打工时，接待我的是一个白人女经理，名字叫麻沸散（Mafosy），面孔倒是瑰丽的，尤其侧面看去，惠而有色，倘使笑，也是可以让人麻醉的，只是为油气所钟，额上总隐约冒着轻汗，美中不足是店小地狭，她就如同站笼里的肥鸡一样，把下身站得松弛肥胖了。
第一天上班，麻沸散就把我的“兵器”交给我，是一件小火铲，桃叶形，攥在手里不知怎么用，许是要让我砌墙。
她领我到一个大铁箱子旁，上置铁板，如镇关西郑屠铺子上的那张吧。她对我说：“取出一块肉。”
我就猫腰从柜里取出手帕大小血红一张生肉饼，方的，心想这不是人肉吧。
她说：“放在Grill上。”我便不知所措，猜想肉通常都可以放在什么上。她便抢过肉，啪地贴饼子一样摊在铁板上，“这铁板子，烧的滚烫的，就是Grill。”她说。
我一听，啊！Grill，烤肉架嘛！GRE单词呀，原来是这么大个儿呀。以前我背单词的时候，想象的烤肉架是一个类同鞋架的东西，一层一层地，将肉像鞋一样放上去。
生肉放上，不一会儿就开始冒油，麻沸散眼疾手快，用小火铲把肉体各拍一角，又啪地把肉一翻个，“一见肉sizzle，你就flip”，肉一冒泡就翻个儿，好嘛，又是两个单词，烙一个饼而学三个GRE单词，颜回“问一而得三”，合算合算。于是我就在肉板上孜孜不倦地烙起肉来，这是在上肉的酷刑呐——像拷打俘虏。一边也是烤我自己，温火烤着，慢慢地，我就香了熟了。
我们“问题是”的人工作起来官兵平等，麻沸散的岗位是烤肉架边上的油盐菜叶桌，负责把面包、酱、菜叶和我“拷打”熟了的俘虏放在一起，包成一个汉堡包，交给柜台上。柜台上唱喏的是黑人大妈，她极肥，有所谓：胸前三尺，臀后三尺，轴径又三尺，把个本就狭小的前台挤得晃晃悠悠，倘一转身，就地动山摇，灵敏一点儿的地震仪从中国都能测得出反应。她一般是一手放在收银机上，一手压在话筒上，客人们排着队，她就重复客人的话，通过话筒，报告我们客人的需求。我们后面就赶紧准备，要用多少酱，什么样的酱，多少面包，什么样的面包，多少片肉，什么样的肉，每个汉堡都是量体裁衣，适合客人个性要求。有时候她唱喏唱得快活了，就会手舞足蹈起来，拉着话筒，咧开嘴，咿咿呀呀老旦一样唱起民歌来。她的满头上拧满了细小的辫子，怕是有三十几条，像是挂历卷成的门帘子，从一头黑火山上万条垂下。
她因为肥，就有很多苦恼，有一次她喊我去抱水池里的铁盆。她拍拍自己“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肚子，示意她是无法双手合拢于肚前抱盆的。想不到人肚一肥，就娇嫩了。
我后来的印象里她就是站在油盐桌子旁边，一手捏着面包片儿，下巴使劲收着，以求眼睛可以越过胸腹的妨碍，看见手心上的面包，然后她悠长地像打呼噜一样地喊：“An——，Single——”意思是叫我送上一片肉。喊An是在喊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叫安德鲁（Andrew），她只肯花气力喊出前头一小段，大约在前台唱过喏的人都喜欢省字，如同我国喊“谁的肠子，谁的下水，谁的肝尖儿……”一样。她托长了腔，一唱三叹似的，而当她喊“An——”，我就想起天安门了什么的。
后来我也有了自己的工作服，经理麻沸散给预备了统一的汗衫和小帽，印着“问题是”的字样，要我换上。我怕这汗衫不是新的，更不喜欢他是被黑人张飞同志曾经穿过的，就选折中办法，把我自己的衬衫穿在里头，张飞的穿在外头——仿佛关羽把长兄刘备送的旧袍子衬在里头，外边再披上曹操送的新袍子。
这行头穿戴停当，一照镜子，发现自家的衬衫露在了麻沸散给的旧汗衫之外了，仿佛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支长袖出墙来。麻沸散就叫我把袖子tuck起来，我不懂，她就示范性地在自己的光胳膊上做卷袖子的动作，并且向我胳膊走过来，帮我弄，很温柔地。这时我忽然想，当初关公刮骨疗毒的时候，涂点儿麻沸散就不疼了。
一天早上，我正哭丧着脸在“问题是”店里烙饼，看见一位南美洲青年厨子，宽腮横眉、唇阔黄肤，肚上捆着围裙，向我走过来。因为是五短身材、四肢紧凑，他捆在围裙里就像一个好糯米包成的粽子，结实而暄腾，使我想起了皮肤黑黄的诸葛亮所征讨过的孟获。
这南美洲的孟获经过我时，对我一咧腮，说：“你炒！”我一愣，想不到这个家伙会讲中国话。我忙回答：“我不炒，我烙。”并且举起小铲子向他幅原辽阔的腮脸前一晃。
他一愣，又说：“你炒！你炒！”
我终于顿悟了，忙施礼说：“你早！你早！”他这才得意地往火炉子那边去装糕饼去了。
我们“问题是”店坐东朝西，而另一家比萨饼店坐东朝北，两店同在丹顶猴（Dinning hall学生大食堂）服务，因而两店是坐在了一起，共用一个臀。这位会讲汉语的南美洲“孟获”，就是在这比萨饼糕饼店里当伙计，他们的产品比我们的花样多，糕饼们一出炉子，又香又甜，名字也叫不出，花花绿绿，十分热闹，像地主家里开饭。我们却只有类似麦当劳的那些家什，不需要手艺，有把子蛮力气就行了。
不久，火炉子里的糕饼快好了，冒出甜气，报时的表也叽叽地响，“孟获”闻了声，就攥着裆下的围裙过去开炉，然后一边拣热饼，一边就唱。我听了一会儿他的唱，才发现他又是在用汉话唱歌。他唱的是我们八十年代的歌，共会两句，反反复复地：“想说爱~~~你——，是件不容易~~~的事——”，我就把他叫过来，问他是从哪儿学的官话。
这个墨西哥青年翻了半天眼睛，支支吾吾地用汉语道，是他以前工作的中餐馆里，跟大师傅学的。我便赞许地点头，孔子六十而学易，韦编三绝，好学永远未晚矣。这时候，一个年岁要更长些，个子更高大，和他同是糕饼店的大伙计，模样凶恶，像是神话里的蚩尤，讷讷地，眼睛呆愣愣地，也走来听我们说话了。但是，当“蚩尤”闻见火炉子里的香气，就欢喜了，“吁吁”地吸纳起来，如同当年向黄帝放迷雾一样，胡子茬一鼓一落地，肥厚的嘴唇一张一龛，闪出里层红星星的肉。
墨西哥孟获勾着一个指头指了一下这大马一样吸气的“蚩尤”，偷笑着用汉语说：“神经病！”
我立刻忍不住也笑。
大马一样的“蚩尤”知道是在说他，但又不懂官话，就急急地询问我：“what's习星病？This guy knows Chinese？”
我说：“Yes, he can speak a little bit of Chinese.”
“What's习星病？”
我一急，又笑，不知怎么答好，就告诉他：“习星病means good friend。”
“蚩尤”似信似疑地点头。“孟获”高兴得不得了，大幕似的嘴一直拉到台柱尽头，闪出无限的钟乳石牙齿。
随后他就这样丧心病狂地乐着去拿炉里的糕饼，一不小心把接饼的盆子打翻在地，饼们四散逃跑，把他吓了一跳，仓惶去捡。
“蚩尤”攒起螺号似的厚嘴，喷一口气，对弯腰捡饼的他，狠狠地说：“——习星病！”
我在一旁哈哈大笑。
这位墨西哥“孟获”后来告诉我说，他到美国来是走了三天山路，从境上过来，没人阻拦，同行的还有他老婆。通往美国的鸟道天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多少英雄在GRE战场上滚打都近身不得，唯有他和夫人雄姿英发，一路小跑奔向共产主义。
他到了美国，热心于餐馆事业。据说他扑在餐馆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他先后在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法国人、泰国人、墨西哥人、美国人等国人的店里服役，熟悉各国餐具的洗涤方法，会用八国语言说“谢谢”、“欢迎再来”和“这个盘子不是我打碎的”以及“大虾不是我偷吃的”。据说他的理想，就是希望美国卫生部能用他的名字命名一种大众菜——如同东坡肘子一样——命名个“孟获白斩鸡”什么的。
我问他业余时间干什么，他说看电视、睡觉。我说为什么不做一些为人民有意义的事，比如斗私批修。我告诉他在我们国家的从前，斗私批修是很时髦的。他回答说他老啦，没有太大理想啦，舒舒坦坦过日子就行啦。我想他是被资本主义大毒草毒害得太深了。
我们店里还有一个黑人，名字叫Mustafa，我把它念作“目色挞伐”，听上去匪夷所思。这个叫“目色挞伐”的家伙，团肩坠臀、圆喙高颡，除去皮肤的颜色不论，倒有点像我国古代的鞑子，名字也像。
这位黑人匈奴的“目色挞伐”，是热爱劳动的。他是司油锅的，有时候也干杂役：倒垃圾、烤面包，勤快得像祥林嫂一样。他也指导我烙饼。
烙饼需要文化素养，懂得航海知识更佳，因为饼浮在烤架的油上，就像趴着一列列军舰，如何调度饼的先熟后熟，旅进旅退，翻个拍打，需要借助先进的拓扑学知识。“目色挞伐”每见我在航海图上忙得不可开交，就来帮助我，帮我撕包装纸，布置军舰什么的。于是我很感激他，并且成了最好的朋友。
他还教我如何打扫战场——亦即擦洗烤架，这过程就像给新杀好的死猪刮皮——要用铁刷子刮烤架，有时我刮错了方向，他就立刻制止我，说要顺着铁的纹理刮。想不到铁长这么大也是本着逻辑的。刮过的部分要用干净的布盖上，避免氧化，最后再给铁喷一次香油泡沫，直到铁板出落得镜子一样明可鉴人。每天都要这么清理一次，仿佛第二天就关门不营业了。
我们店里还有一个黑人“李逵”，是个惹是生非的角色，干起活来像电影放慢镜头，可是一等我们“麻沸散”经理离开，他就活过来了，兴奋得呲牙咧嘴，不时尖叫，像个战斗中的猩猩。随后，他就会跳一段黑人摇滚似的东西，嘴里噼噼叭叭地说唱，浑身抖得像个筛子。我问过他以前是干什么的，他说在一个公共图书馆里理书。我问他为什么不去干些办公室的工作。他说他懒，有一点儿工资就行了，而且他没念多少书，怕去办公室。
一次，这个黑人“李逵”躲在一块板子后面像妇女画眉一样磨磨蹭蹭地擦盘子，我走过去喝水——我们喝水是要在板子后面的，不能让顾客看见，大约顾客一看见我们喝水，就会联想到水进入我们体内之后的旅行，以及最终的出来法，于是不想再吃饭了。
李逵擦着盘子，对我说：“你怕我吗？”
我说：“不怕，为什么要怕，我们都是阶级兄弟。”
他说：“别人都怕我。你为什么不怕？”
然后他又说没钱吃饭了，如果我给他三块钱，他下星期一发工钱就还。
我说你不用还，我用三块钱请你吃饭。他高高兴兴地答应了，说我是个男子汉。
以后每天见面，李逵就要向我借二十块钱或要求我再请他吃一次饭：“Man,”他说，“yon give me 20 bucks, my mum doesn't give me money.”我说：“你妈不给你钱，你找你爸要去，别找我。”缠的久了，就又给李逵弄去了几块钱。后来一段时间，李逵就见不到了，我还很想他，过了几天，仍不见，我以为他是去投梁山去了，就问我经理麻沸散：“为什么李逵不来上班了呢，他还欠我八块钱和一顿饭呢？”
麻沸散说：“他去监狱里了。”一边说一边继续包汉堡，好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好像在说“他去倒垃圾了”那么平常。
又过一段时间，连我也离开“问题是”快餐店了，不再去上班了，有时还打电话去问最后一周的薪水支票，后来问也懒得问了。倒是再后来我又一次遇见了好朋友“目色挞伐”，当时我正在不软城的火车站里准备到哎唷森小镇去，我才知道他也不再在“问题是”干了。
“目色挞伐”正穿着一件摇滚青年穿的破烂衣裳，后摆拖到半裆，头上戴个“一把抓”的绒线帽子，冷着脸在站台上走，向那些坐在长椅上的候车乘客，弯下腰去说些什么，对方往往摆摆头或摆摆手。
我对他喊：“Mustafa——”
他一下认出了我，高兴地走过来说：“Hi, Man……”
我们复杂地握完手，他问我要去哪儿，我告诉了他我要去哪儿，这时铃声响了，随后听见火车入站的摇铃声。叮当——叮当，挂在车厢下盘的铜铃。
他说：去哎唷森的车。
我说是。
他说车票得不少钱呐。
我说是。
他说：“Hi, man——，你有没有五毛钱？就五毛。”
我先一怔，但立刻又恢复了：“你妈妈也不给你钱了？”我笑着想，随后掏出一个一块的纸币交给他，他立刻从口袋里摸出五毛钱要找给我——盗亦有道。我笑着说：“不必了，一块都是你的了。”他高兴地和我握手告辞——所谓告辞，当然也不会走远，仍是勾留在站台一带。同时，他又说我是个男子汉。
我是了男子汉之后，上了“得不少钱”的火车，心里先是一个黯然，我是把“目色挞伐”当朋友看待的呀。
但然后我也就不黯然了，因为火车站的站台就相当于“目色挞伐”新换的工作，每天八小时，风雨无阻，更不迟到早退。每人五毛，干得勤快，一天办成100人，也是50块啦，比在“问题是”强。
我说过，他是个对工作一丝不苟的人，公私分得清楚，在工作岗位上就得办公事，遇上私友也不能例外，对我不徇私情是正确的。看来我还要继续斗私批修。
别离了在不软城火车站落草为寇的“目色挞伐”，我去了现今的哎唷森就一直还没回去过，有时也会想起“问题是”店，也不知是谁接替了我的烙饼工作，我穿过的汗衫也不知又穿在了谁的身上。
忘了是哪个哲人说过：个人确会灭亡，烙饼必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