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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过年初，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的通知书就来了，时间紧迫，要马上动身。我在这荒远的的南郊机场，住得也太久了，该是离开父母之邦的时刻了。我的弟弟和母亲拖着两包行李送我，我父亲病卧不能出行。
在这样阴暗的黎明，我推着行李从机场小口进去，母弟二人依在小口的冬天铁栏上，向渐渐混入人群的我痴痴地望，渐渐地望不见我了，连我的行李也望不见了。
而我的眼泪，就几乎要淌下来了。
我上了飞机，人们互不说话，只听见空调咝咝鼓气的声音，飞机服务人员渐渐开始讲话，话声也渐渐入了我的大脑，把我从那离愁情绪中往外拔。一下子飞机突然失去理智地猛跑，不由分说跳上了天，我只好随着它疯了地飞，暂搁下我的情绪不能管。
飞了一小时，好似一昼夜一样烦乱漫长，突然飞机在上海市的虹桥着陆，人们纷纷下飞机。我不明就里，也裹着下去了，以为此次旅行就此结束了——兴许在我刚才飞行的时候，国家改了主意，冻结一切出国人员了。我也不打听，心想不出国也好，依旧回北京南郊的楼上去，并且几乎开始谋划回去之后的生活了。
然后有官员领着我们，开始排队交验护照。轮到我时，我想，她不会突然说我的护照是假的吧，或者她突然说，护照是真的，但我这人是假的。但她终于什么也没有说，给计算机输入了点什么，往护照上加了个戳，就还了我，示意我往前走，我还觉得兴许有点什么事不妥，但不待想，人就已这样出了我国的海关。
夹在旅客之中，又上了原先的飞机，上海的早晨静悄悄的。两年前我曾经游历过这里，带着对江左的好奇和少年情绪。不等多想，飞机忽又自作主张地猛跑，机身一摇，双脚跳上空空的天。
这是东方航空公司，空中小姐是纯净而勤快的，好似一把剪刀裁出。她们扶着小车，为大家斟饮料。而乘客各自持着自己的面孔、自己的愁事和自己的钱财，自己的来路与去程，不露声色，只喝饮料，似乎饮料正在高空中解决着人们的精神需求。
我的前方挂着一台小电视，放一些令人费神的画片，有时出现一张地图，从图上看我们的飞机正在广阔的太平洋上空吃力地吞食着路程，刚刚移到日本国的上空。
我往下望了望，似乎也没有感到地气的变化。云团象电影院里的一片观众，仰着头看银幕上我们的飞机飞。
一瞬间，我似乎也在电影上了，导演给我们每个乘客都安排了故事与命运。坐在我一旁的这个人，是个背运的家伙，还是时代的宠儿。他的脑门上刻有皱纹，松驰的脸颊顿显出对一切漠不经心的样子。
飞机上的时光，同火车上一样，不能算进自己生命中的。我甚至怀疑植物在飞机上就停止生长。外面仿佛是雨天，世界正下着小雨，零零落落洒个不停。
我戴上耳机，从座位扶手摸到开关，小心调出信号，先是有人读报，等了一会儿，一个女高音用美声唱法在高空织网，拿细韧的网丝捉拿听众。再是外国人说话，夹着信号干扰，忽强忽弱，象汽车不时地左拐弯、右拐弯，后来又发现了小品，伴放着恣意的笑声——我完全搞糊涂啦。跑了这么高，地面上的声音还是传上来了，天界也一样沸腾。
我们仿佛置身海底，在礁石中间缓慢地嗅着方向前进，而我又象一块猪骨头从有血有肉的大块生活中剔出来，无所适从，茫然自失。我成了断线的风筝，没有失主前来认领。
我被天狗叨到天上来啦，做梦一样。
看了看表，才过去五个小时。飞机正吃力地吞食着路程。“行行吾迟也，去父母之邦。”想到这里，我就叹了口气。邻位的乘客掏出一本书在看，是描写中南海的高层故事的。我是一向不喜欢看书的，况且在这样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时候。
不知经过多久，天色渐晚，光着头的太阳疾疾掠过，“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天上使人愁。”我就又叹了口气。这时开饭了，空中小姐们一份一份地发，我们抬手接，身子捆在座位上，象不能自理的病人一样。
吃完饭，天已大黑，小星点点，象天狼的眼睛。倘使世界只有星，没有人，大家一齐多省心呀。饭后一些聪明人，抹了嘴，急奔到后排空座上，打横躺下，呼呼大睡。这是在实行“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的理想生活呢。
我没有睡意，醒意也没有，去国离乡，心境只不知如何安定，大约如鲁大先生所曰：“将上下而求索了”。求索了一阵，也疲劳了，竟不再求索，沉沉睡去。
当天突如其来地变亮，左天的几线白云卷起海浪一样耀眼的白光，新的一天又苏醒了，玉皇大帝早朝的钟声在敲响。我睁开人类的睡眼，舒活舒活自己枕麻了的曲肱，想计算一下国内此刻的时间，许是在大年初二的下午，或是初一的子夜。
勤劳的空中小姐、健康的空中小姐，又在发饭发水，见到我们，就象曙光泼向监狱里的犯人。我们都已经倦乏地打了蔫，而她们隔了一夜，精神笑貌仍然崭新，如同刚刚熨过，反是更加饱满水灵，看这个趋势，就是上甘岭上去困上十天半月，也不失一点水份。
就这样吃住都在天上，约莫也有十六七个钟头了，电视机的航行图上，我们早已经过中途岛、火奴鲁鲁，而客临美国西海岸的领域了。弦窗外可以瞥见陆地的群山，青幽幽的矗立在云雾里，“二十四峰清苦，商略黄昏雨”。这是美国给我的第一印象，只是纵然有黄昏雨，已不是浇向故园。
这将是多么陌生的别处，我积累的时间、空间和生命的经验与概念，都力不足以把握它。我只是身不由己地一步步向它冲陷，象是被白无常鬼捉去了，去领受另一份，从新再来的天地。
上甘岭上的空中小姐们给我们发了最后一顿午餐，又发了I-94表，填写自己的名字和此行的性质。分别在即，不由分说，飞机象一个久醉不醒的汉子突然恢复了理性，向落杉机机场一本正经地滑下。
我仿佛梦游一样，推着行李车顺人流拐到海关。接待我的是一个落腮胡子、大脑袋的老家伙，象是海明威那样，他问了我一两个不打紧的问题，就翻看我的护照材料。这人可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活生生的美国人。
“来读书？什么专业？”
“人力资源管理，我以前就干这个。”我认真地说。
他伸了个懒腰，大肚子把椅子坐得咯吱直响，然后似乎从裤腰或者什么地方摸出个大印，一把扣在我的护照上，对我说：“欢迎你到美国来。”
我谢过了他，不分方向，推了小车，乱走一气——生怕他再变卦。我是说，在机场海关，也是有可能拒签入境的。
我乱走了一气，才发现这机场大得简直暗无天日，无论朝了哪个方向怎样走，总是转接到一个又一个的楼里，看见一家又一家不同国别的航空公司大厅。有时候外边的街道行人历历可见，可就是找不到门，走不出去。这机场的平面积简直有地狱的规模，或者是一座太空站，更像硕大无比的大蜘蛛，坐在网上。
我拿着机票，问了一个警察，又揣摸了好久，才知道我应该去AA——美国航空公司的大厅转机。经过法国的楼、日本的楼，终于摸到美国AA的楼，单这一个AA楼，就有十几个华丽的候机大厅。给我办转机手续的，是个老得不能再老的妇人，交割完毕，我就靠在一边打盹。一小时之后，排队上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上下两层，隆头耸肩，比来时的飞机大得多。寻号前行，发现自己的座位竟是在最后一排再往后面偏角处的两个似乎可有可无的位子上。还有一个中国女子也在我身旁边落座，她当时是和我一起办登机手续的。除了我两个，满机乘客都是金发、褐发的美国人。我说金发、褐发是因为我只能看见他们的后脑勺。我和这女子受气巴巴地坐在机尾巴尖儿上，心想这算不算是种族隔离。
正闷闷不乐之际，我同座的这女子忽然捂住胸口，脖子前倾，像要呕吐的样子。她极力克制，大约经过嘴的一番说服，要闹事的胃里的食物们终于纷纷解散，退回去了。不料这个小小的内部风波，竟被那远处忙忙碌碌的航空小姐一眼瞧见了。她一定是可以做国际观察家的。她走过来，甜美和气地问：“有不舒服是吗？要叫Frst Aid（救护车）吗？”
我一听，心想：“不用叫救护车，叫条湿毛巾就够啦。”那同座的小姐眼泪汪汪地点点头，又摇摇头：“只是刚才飞得疲劳，有点晕机。”“刚才飞了多久？”航空小姐问。“十几个钟头吧。”“哇？！十几个钟头！！”（这是一班美国国内飞机，十几个钟头实在对她们很长了。）那航空小姐奔来跑去，弄来水和毛巾药片，又拿来一瓶Ginger Beer，要她喝。
我以为此事就算完了，不料这航空小姐对工作一丝不苟，立刻向主管汇报，飞机马上就要开了，但她们上报的速度更快，主管又再向主管汇报。不一会儿，那个老得不能再老的妇女和一个绅士一样一言不发的家伙就上了飞机找我们来了。
我因为这老妇人把我的座位号安排在飞机尾巴尖儿上的缘故，就扭过脸不看她。
航空小姐介绍说：“这是主管。”
她既然这么老，是个主管也不奇怪，奇怪的是她主管也要亲自卖票，应对顾客，大约是体现官兵平等的吧。
那老妇人嘴角颤颤微微的问：“你是不是正患着病，要不要叫人检查一下。”
同座小姐摇摇头，说：“我没事儿。”
老妇人又问：“是不是怀孕了。”
同座小姐听不懂这个词，露出焦急的样子。老妇人就拿这话来问我。我就扭脸对这同座女子说：“她们问，你是不是怀孕了。”
她脸一红，说：“没有。”
“没有。”我说。
老妇人和那绅士交换了几句耳语，宣布说：“我跟机长先生商量了，建议你们换乘下一架飞机，因为我看她经受不了再飞六个小时。”
可我觉得，她再飞六个小时没问题。
这女子就看我：“是要我坐下一班？”
我说：“是的，说你病了。你能再飞六个小时吗？”
她说：“可以，我只是晕机。”
于是，我对老妇人主管说：“她只是晕机，应该可以再坐六个小时的。”
“我们机组不能冒这个险，她最好先休息一下，或者明天再走。否则，一旦有事，我们和你都负不了这个责任。”
“她只不过是晕机。”我说。
“你负不了责，我们谁也负不了责，你们快决定吧，乘客们都在等着起飞呢。”那绅士发言，一边看表。
对方意见很坚决，而僵持不下，让乘客们受累推迟起飞，也非我所愿。我就说：“你说呢？”
那女子犹豫了一下，终于说：“那好，我等下一班。”于是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去取头顶的提包。
老妇人又道：“先生，你能不能陪她一起等下一班，我看她必须有人照顾。”
我想了一下，这个女子又不太通英语，于是我就觉得这样也好。于是我取了衣帽，和她又下了飞机。那飞机兀自一声呼哨，像个大钻天猴一样，钻天而去了。
这女子走走歇歇，虚汗涔涔，挨到侯机厅，就一蜷不起。过了好半晌，恢复了一些，她就让我去买办一些吃食来。我寻到大厅拐角，有好些亮着霓虹灯的快餐台，我要了两杯可乐，两个面包干儿。那伙计竟往可乐里加了足足近半杯高的冰，看来是想在大冬天把人冻死。
交钱时候，发现总共这点儿饭水，花费是8美元，不料“洛阳大米”一贵如此。我一共带了四千美元，将够应付第一学期学费，而生活开销还没有着落，思想至此，不禁忧从中来。这样愁眉苦脸地吃完金子一样贵重的面包干儿和汽水和碎冰，她又要我给她的纽约接机人打电话了，通知他推迟接站的时间。
我走到墙边一溜挂钟似的铁匣子的公用电话机旁，伸着指头念了几行上边的打电话须知，发现打本地电话，三分钟投币三毛五，而打长途则三块钱。我掏出刚刚买面包破开的一百美元，居然有几个硬币，拿近了细辨上面的小字，有五分的、一毛的、两毛五的，还有一分的。而这些硬币凑足三块钱却不容易。于是我往一个机场服务台上去问值班金发小姐，有没有电话磁卡卖，她说没有。我又问，那有没有收费电话，我的意思是，就象北京街头那种老头、老太太死盯着你，在一旁掐着表给你算通话时间的“有人执守公用电话”。她又摇摇头。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可问的，就悻悻地离开了。心想，连老头执守的电话都没有，这算是好还是不好呢。
走出不远，那金发小姐忽然喊我：“Sir——”，声音细润动人，我想，这怎么会是喊我？！但方向明明是对准了我的。我回头，她就正在扬了丰满的手臂，姿态优美地指给我远处一台黄色的机器，说，“Sir，你可以去那里换硬币。”说完，她就收了手，改去抚弄垂在肩膀上的波光敛涟的卷发了。我大喜过望，又觉得受宠若惊。改走到那个黄机器旁，又用手指着一行一行读了说明，就将五块钱的纸钞从一个细缝里放进去，“吃吃”声儿一响，那钞票就给吃进去了，红灯一亮，出现五元的字样。也不知它是怎么认得这是五元，而不是一元的。
然后机器里面就发生了复杂的物理变化和化学反应，接着听见下面的匣子里叮叮当当掉出一大把硬币来。我大喜，连忙猫腰去拣，很爽。倘若是个傻子，肯定好奇得了不得，非要把身上的四千美元一张张全塞进去，换成二十公斤重的金属镍币，方才过尽瘾离开。
我捏着这些锃光闪闪的美国货币，心情复杂地走向挂钟的投货电话机，投足了三元硬币，要把纽约接机人的电话拨通。但是，电话机上的一行文字，突然改变了我的主意。我退回了所有的硬币，而按照电话说明，按下0键，若干秒钟之后，就听见话筒里有人对我说话，我问：“你是Operator吗？”她似乎被逗笑了，回答说：“当然是。”我说：“我要打对方付费的电话，可以吗？请帮我接一下。”她说：“是collective call吗？”我漫应了一声：“是collective call。”她说：“你先拨100，再拨要打的号码。”我说：“噢。”她说：“你需要不要我帮你拨？”“那最好。”“你要打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是212……。”
一瞬间，我又进入失神状态，如果没有意外，这个对话可以无休无止地进行下去。这个和蔼的中年声音的接线女子，充满了迷一样的色彩，我不知道她人是在哪里，在洛杉机？在纽约？还是在别的州的电话大楼里面？我也不知道相比于我立在这人来人往的机场大厅下，她是正坐在宁静的哪个角落，也许是一处高楼的地下一层，或者是最高一层，可以俯望到甲虫一样的汽车从危楼下面排着队爬过。也许她坐在狭小的电梯间一样的地方，带着耳机和麦克风，面前是一大堆蜂窝样的插孔和电线。我只知道她帮助了我，只按了下O键，就与这莫名远处的一个人连通了，一句叠一句地交谈。也许迟一秒钟拨这O键，就是换成另一个城市里的另一个人来接，她也许在美国南部，也许在北，也许就在一墙之隔的地方，也未可知。我突然对这个异乡国度的人有了深切的好感。
一段美丽的音乐从话筒里打断了我的游思，那个和蔼的女声消失了，片刻之后，换成一个中国男子充满机警的问话：“哪位？！”
我知道这是那女子的接机人了。
我们两小时之后重新上了飞机，这一次座位倒是很靠前，没有种族歧视，空中小姐却都是三四十岁的美国妇女，空姐也有老的时候啊。飞行自西向东，横贯美国全土，直至入夜才告结束，整整六个小时，好不难耐。落地之后，在同样滔滔不绝没完没了的巨大机场游廊里游走，终于见到了纽约市郊的广大星空。
她的接机人果然在门口接。
我跟她挥手道别，然后我就改走到一个出口去等出租汽车，一个黑人大哥的车倾刻而至，坐好之后，他吐出白牙问我：“咱们去哪？先生。”
次日的中午，我在曼哈顿半岛上的这个旅馆静极发闷的房间里醒来，想了好久，才明白自己置身于何处！起床发了会儿呆，揉了揉眼睛，又摸了摸光着的脚，想说点什么，却又没有听众和主题，就无言地走到窗前，看见车水马龙的二十世纪末的美国纽约，正卷动着巨大身躯，风尘滚滚地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