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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9日的那天晚上，睡觉前我走出家门，看看是否有雨水将至。我相信，在那个时间，许多高地上的农民也在做同样的事。有时，在幸运的年份，圣诞节前后我们得到几场豪雨，这对稚嫩的咖啡果而言是件大事，在十月份的短暂雨水中，它们紧随花期结在树上。这天晚上没有下雨的迹象。天空一片宁静，奏响无声凯歌，一派星光灿烂。
赤道的星空比北方的星空更丰富多彩，你也更常看到漫天繁星，因为你在晚上外出更多。在北欧，冬天的夜晚凛冽彻骨，无法让人在凝视星星时获得多少满足，而在夏天，夜空清澈明亮，星星难以辨别，如同苍白的犬堇菜。
热带的夜晚像罗马天主教大教堂一样友好，相比之下，北方的新教教堂只让你处理宗教事务。在这个大房间里，每个人都来来去去，这正是各种事情上演的地方。对于阿拉伯和非洲而言，正午的烈日能杀人，夜晚才是属于旅行和经营活动的时间。这里的星星已经被命名，许多个世纪以来，它们都是人类的向导，引领他们穿越沙漠和海洋，走在漫漫长路之上，一条路线向东，另一条向西，抑或是朝向南与北。车辆在夜间行驶良好，头顶星辰开车很是愉快，你会养成习惯，在满月时去看望住在内陆的朋友。你在新月时开启游猎之旅，从而拥有一连串月光皎皎的夜晚。而后，当你回到欧洲探亲访友，发现城里朋友们的生活与月亮活动毫无关系，而且几乎对这些事一无所知，你会感觉很奇怪。上弦月对卡蒂贾的驼队头目而言是行动的标志，一旦上弦月出现在天上，他的大篷车就要出发。他面朝月亮，他是“从宇宙中的月光系统中剥离出的哲学家”之一。他肯定经常看她，将她作为自己的征服标志。
我在土著居民中有了名气，因为在农场上，有好多次，我恰好是第一个看到新月的人。新月就像是日落时分一弯纤细银弓。尤其是连续两三年，我都是第一个发现斋月新月的人，斋月也就是穆斯林的圣月。
农人慢慢转动眼睛，环顾地平线。先是向东，因为如果要下雨的话，雨水便会从东方而来，而处女座中的角宿一清晰地挂在那儿。而后向南，迎接南十字座，它是这伟大世界的门卫，忠诚于旅行者，并深受他们喜爱，更高处，在银河荧光闪烁的条带下，是人马座中的α星和β星。西南方向闪耀着在空中极为醒目的天狼星和殚精竭虑的老人星，而在西边，在恩贡山隐约可见的轮廓上方，此刻光芒四射的如一套完整的钻石饰品的是猎户座的参宿七、参宿四和参宿五。最后，他转向北方，因为我们最终会回到北方，在那里他迎面撞上大熊星座，只是由于视角的关系，现在它正镇定自若地倒立着，洋溢着憨态可掬的玩笑气息，鼓舞了北欧移民的心。晚上睡觉做梦的人知道一种特殊的幸福感，这种幸福感并不存在于白昼世界，那是一种平静的狂喜，心灵的安逸，如同舌尖上的蜂蜜。他们也同样知晓梦境真正的壮丽在于它们无限自由的氛围。这不是独裁者的自由，独裁者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这个世界，这是艺术家的自由，他没有意志，他是无拘无束的。真正造梦者的乐趣并不在于梦的实质，而在于：事情发生不会受到来自他的任何干扰，并且完全脱离他的掌控。瑰丽的风景自我创造，复杂而壮观的景象，丰富而细腻的色彩，道路，房屋，都是他从未见过或听说过的。陌生人出现，成为朋友或敌人，尽管做梦之人从未对他们做过什么。飞翔与追逐的主题反复出现在梦中，同样令人欣喜若狂。人人都能妙语连珠。千真万确，如果白天还记得做过的梦，它们将褪色并失去意义，因为它们属于另一维度，但是到了晚上，只要人们一躺下来，思绪再度闭合，他便想起梦境的种种优点。一直以来，巨大的自由感如同空气和光线一样环绕他，穿透他，是一种超自然的极乐。他是个拥有特权之人，他什么也不用做，但是为了他的充实与快乐，所有事物都被凝聚到一起；他施的国王将献上礼物。他参与了一场盛大的战斗或舞会，并一直想知道，在这些大事件中，他为何能享有如此特权，只要躺着就好。人就是在此时开始失去自由意识，当必要性的概念完全进入世界，当各处都有了匆忙或压力，要写一封信或赶上一辆火车，当你必须要去工作，让梦中的马驰骋，或让来复枪开火，那便是梦境正在衰落，并转为噩梦，那是最可怜也最庸俗的一种梦。
在清醒的世界中，最接近梦的就是大城市的夜晚（那里没有人认识你），或者是非洲的夜晚。在那里同样无限自由：那里有事情正在发生，命运在你周围形成，四周无不热闹非凡，而这一切都与你无关。
在这里，太阳一落山，空中就满是蝙蝠，喧哗逡巡，吵闹如汽车开上柏油路，夜鹰也同样展翅掠过：这种鸟会坐在路上，你的车灯光打在它眼中会闪烁红色光芒，在即将被你的车轮撞上的那一刹垂直振翅腾空。跳鼠在路上活动，用自己的方式挪动，按照一种节奏突然坐下再蹦起来，活像微型袋鼠。知了在高高的绿草中没完没了地鸣唱，气味沿着大地流动，陨落的星辰划过夜空，如泪滴划过脸颊。你是特权人物，一切都送到你面前。他施的国王们将奉上礼物。
几英里之外，在马赛保留地，斑马正在转场，鸟群在灰色的平原上漫游，宛如地面之上的浅色彩带，水牛出动，在长长的山坡上吃草。我农场里的年轻人会从旁经过，三三两两地，一前一后地走，仿佛草坪上两道窄窄的黑影，他们正走在路上，径直奔向自己的目标，他们不是在为我工作，因此与我无关。看到屋外面我那点燃的烟头，他们放慢脚步，明确了自己所处的位置，他们向我敬礼，但没有停下来。
“你好，夫人。”
“你好，年轻的勇士们，你们要到哪儿去？”
“我们要去卡特西古的村寨。今天晚上卡特西古有个大型恩格玛鼓。再见，夫人。”
如果一起走的人更多一点，他们就会带着自己的鼓去跳舞，你能从很远的地方听到那鼓声，仿佛夜晚指尖的微弱脉搏一样跳动。突然间，对于那些毫无准备的耳朵来说，传来的与其说是一种声音，不如说是空气的深深震动，是远处一声短促的狮吼。它在行动，它在狩猎，有事发生，就在它所在之处。那声音没有重复，但已然拓宽了视野；谷地和水潭映入眼帘。
正当我站在房前时，一声枪响，距离不太远。一枪。而后夜晚的寂静再一次紧闭四合。过了一会儿，仿佛他们之前一直停下来在谛听，此刻又重新开始了，我听到知了在草丛中鸣唱它们单调的小曲儿。
夜晚的一声枪响蕴含着某种奇怪的决定性与致命性。就好像是有人用一个词向你呼喊出某个信息，并且不会再说一遍。我伫立片刻，想知道那声枪响意味着什么。在这个时间，没人能瞄准任何东西，若是为了吓走什么东西，人们一般会开两枪以上。
可能是磨坊那边我的印度老木匠普兰·辛格冲几只鬣狗开了枪，它们溜进磨坊，正在吃着挂在那里的牛皮带子，上面还坠着石块来增重，是要用来给马车做缰绳的。普兰·辛格不是英雄，但是他可能会为了他的缰绳把小屋的门推开一条缝，用那把老猎枪放了一枪。然而他会双管齐放，而且，一旦品尝到英勇行为的甜头，他很可能再装一发子弹，再开一枪。但是只有一枪，然后就是沉默？
我等了一会儿，等待第二声枪响；什么也没有，当我再次看向天空时，也同样没有雨来。于是我上床睡觉，带了本书，没有熄灯。在非洲，当你从那些枯燥的货物中拿起一本值得一读的书，你阅读它，恰如作者希望他的书被人读到，你也祈求上帝，让他有能力继续漂亮地写下去，写得和开头一样精彩，在欧洲，那些好船被造出来就是为了将这些货物一路从欧洲运来。你的思绪转上一条新鲜的深绿色小径，飞奔起来。
两分钟后，一辆摩托车以惊人的速度绕过车道，停在房前，有人用力敲打客厅的长窗。我穿上裙子、外套和鞋，拿上灯出去。外面是我的磨坊经理，在灯光下瞪大眼睛，满头大汗。他叫贝尔纳普，美国人，是个能力极强、极富灵感的机械师，但心态不稳定。对他而言，事情要么接近世界末日，要么一片黑暗，没有一丝希望。最初受雇于我时，他的人生观、对农场前景及状况的看法都是如此不同，曾让我非常不适，就好像是将我置于巨大的心理波动之中；后来我习惯了这些。对于活泼的个性而言，这些起起落落不过是每日情感体操，需要多多锻炼，对他们来说，这里几乎无事发生；对于非洲充满活力的白人青年来说，这是一种普遍现象，特别是对于那些早年在城镇中度过的人。但在这里，他走出了悲剧的掌心，到目前为止，尚未拿定主意，是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来满足饥饿的灵魂呢，还是尽量不要有什么动作，从而逃避其严峻；在进退两难之间，他看起来像个逃命的小男孩，要宣告一场灾难；说话时他磕磕巴巴的。最终，他没有过分利用这件事，因为其中并没有他能扮演的角色，命运再次让他失望了。
此时，法拉赫从自己的房子里出来，和我一起听他讲述。
贝尔纳普告诉我这场悲剧开始前如何平静，如何愉快。他的厨师放了一天假，厨师不在时，七岁的厨房小工卡贝罗开了场派对，他是老狐狸卡尼努的儿子，卡尼努是我农场上有些年头的占地者，也是离我最近的邻居。深夜，当宾客们越来越欢乐时，卡贝罗带来了他主人的枪，并对着平原和小农田里的野蛮朋友们扮演起白人的角色。贝尔纳普是个痴迷于家禽养殖的农民，他给公鸡去势，给母鸡绝育，并在内罗毕市场上买纯种鸡，他在门廊上放了支猎枪来吓走老鹰和薮猫。后来，当我们讨论这个案子时，贝尔纳普坚持枪里没有子弹，是孩子们检查了弹药筒，自己装的弹药。但在这点上，我认为他的记忆辜负了他，就算孩子们想装弹药也不太可能做，更有可能是枪里装着子弹就搁在了门廊上。无论怎样吧，在年轻气盛、想出风头的卡贝罗径直瞄准客人并扣动扳机时，弹夹就在枪管里。枪声响彻整栋房子。三个孩子受了轻伤，惊恐地逃离厨房。两个孩子还在那儿，受了重伤或已经死亡。贝尔纳普以啰里啰唆骂了一通非洲大陆及发生在那里的事情来结束他的故事。
在他讲述时，我的仆人们已经出来了，一语不发；他们又进去，拿出一盏防风灯。我们拿出了纱布和消毒剂。试图启动车子纯属浪费时间，所以我们尽快跑过森林，去到贝尔纳普家。摇摆的防风灯将我们的影子从逼仄小路的一侧投向另一侧，狂奔途中，我们遇到了一连串的撕心裂肺的短促尖叫，是孩子的死亡尖叫。
厨房大门向后敞开，就像死亡冲进去后，又冲了出来，留下一地狼藉，仿佛是獾进过的鸡舍。桌上燃着一盏厨房灯，烟飘得老高，小小的房间里仍旧弥漫着火药味。枪在桌子上，就在灯的旁边。厨房里到处都是血迹，我在血泊里滑了一跤。防风灯很难定位到任何一个精确的点，但它们能清楚照亮整个房间；我在防风灯的光线映照下看过的东西，远比其他灯光下看到的记忆更深刻。
我认识被打中的孩子，来自农场上的平原地区，他们曾在那里为父亲放羊。瓦麦是乔戈纳的儿子，非常活泼的小男孩，曾经读过小学，此刻正躺在门与桌子之间的地板上。他没有死，但离死不远了，甚至失去了知觉，虽然还有微弱呻吟。我们将他抬到一边，以便移动。另一个尖叫的孩子是万严盖里，是厨房派对里最小的孩子。他坐着，身体前倾，朝向灯光；鲜血宛如泵中喷出的水一般从他的脸上涌出，如果还能说那是脸的话。放枪时他肯定径直站在枪管前面，子弹已经彻底打掉了他的下巴。他从两侧伸出双臂，像长矛一样上下挥动，那动作就像被砍掉脑袋的鸡扑扇翅膀。
当你突然间被卷入这样一场灾难，可行的建议似乎只有一种，那就是射击场和农场的解决方式：不惜代价迅速杀死。但你知道自己不能杀人，你的脑中充满恐惧。我将手放到孩子头上，绝望地按了按，仿佛我真的杀了他一样，他登时停止尖叫，挺直身体，手臂下垂，仿佛整个人是木头做的。此时此刻我终于知道了覆手治疗是怎样的感觉。
给面部被打掉一半的病人包扎困难重重，在你努力止血的过程中可能会让他窒息。我不得不把小男孩放到法拉赫膝头，让法拉赫扶住他的脑袋面向我，否则他的头一旦前倾，我就没办法固定敷料，如果他的头向后仰，血就会流下来，灌满他的喉咙。最终，就在他一动不动地坐着时，我把绷带绑好了。
我们把瓦麦抬到桌子上，举起灯来看他。他的喉咙和胸部承受了这一枪的全部冲击力，好在流血不多，只有一条细细的血迹从嘴角流下。看到这个之前像小鹿一样生机勃勃的土著孩子现在是如此安静，实在令人措手不及。在我们看着他时，他的面部发生了变化，露出了深深震惊的表情。我派法拉赫回家取车，我们没有时间可浪费，必须马上把孩子们送去医院。
等待时，我询问了一下卡贝罗的情况，就是他开了枪，溅了这所有的血迹。于是贝尔纳普给我讲了个怪异的故事。几天前，卡贝罗从主人那里买了一条旧短裤，准备用一卢比工资付款。子弹出膛，贝尔纳普冲向厨房，卡贝罗正手持冒烟的枪站在房间中央。他盯着贝尔纳普看了一会儿，然后将手深深塞进他刚刚买下并为派对穿在身上的短裤口袋里，用左手掏出一卢比放在了桌子上，同时右手扔下枪，也放在了桌上。就这样与世界进行了最终结算后，他消失了；事实上，他是以这种伟大的姿态从地球表面消失了，虽然当时我们不明白。对土著人来说，这种举动极不寻常，因为他们一般都会把债务屏蔽在思绪边缘，尤其是同白人之间的债务。或许在卡贝罗看来，那一刻像极了审判日，因此他觉得必须得好好表现；也许他是在紧要关头努力保护一个朋友。抑或说，他周围的朋友们震惊、嘈杂、死亡，全都灌入这个男孩小小的脑袋里，因此那一点点的边缘部分也被掷入了他的意识深处。
当时我有一辆老旧的越野车。我永远不会用只言片语去诋毁她，因为她为我服务多年，且服务得很好。但你鲜少能诱使她两个气缸同时开工。她的灯也出了问题，因此我经常用红色丝绸手帕裹着一盏防风灯给她充当尾灯，开着去穆萨伊加俱乐部参加舞会。必须得推她才能启动，而在那个晚上，这花了很长时间。
来我家的客人一直抱怨路况不好，在那一夜的死亡之旅中，我终于意识到他们是对的。起初我让法拉赫开车，但我以为他是存心开进路上所有深洞和马车辙，于是我亲自开。为此我不得不在池塘旁下车，在黑漆漆的水中洗手。到内罗毕的距离似乎长得无穷无尽，我觉得这段路花掉的时间可能已经够我开车回到丹麦了。
内罗毕原住民医院坐落在山丘上，就在你下坡驶入城中之前。天已经黑透了，看起来一派平和。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整个医院唤醒；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年迈的果阿医生或是医生助手，他现身时穿着奇怪的女式晨衣。他是个斯斯文文的大胖子，并且有个奇怪的动作习惯，就是先用一只手做个手势，再用另一只手重复同一手势。当我帮着把瓦麦从车里抬出去时，我觉得他动了，稍微舒展了一下身体，可我们把他带到灯火通明的医院房间里时，他已经死了。那个果阿老医生朝他摆了摆手，说：“他死了。”然后又向万严盖里摆了摆手，说：“他还活着。”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个老人，因为我再也没有在晚上回到医院，夜晚可能是他的工作时间。当时我认为他的态度非常恼人，但后来我感觉好像命运本身就在那一大堆白色斗篷里，一层叠着一层，同我们相遇于门槛，不偏不倚地分发出生命与死亡。
我们把万严盖里送进医院时，他便从昏迷之中醒了过来，并立刻陷入了可怕的恐慌；他不肯离开我们，紧紧抱住我及任何靠近他的人，因剧痛而大声哭号，泪流不止。最终果阿老大夫通过某种注射让他平静下来，透过眼镜看着我，说道：“他还活着。”我把孩子们留那儿，死的和活着的，留在两张担架上，面对彼此不同的命运。
贝尔纳普骑摩托车和我们一起来了医院，主要是为了帮我们推动汽车启动，谨防它停在半路，眼下他认为我们应该向警方报告这起事故。于是我们开车进城，来到河畔路警察局，从而长驱直入了内罗毕的夜生活。我们到达时，没有白人警官在场，他们派人去找他时，我们在外面的车里等待。街道上有一排高大的桉树，这是属于所有高地拓荒城镇的树；夜间，它们极其狭长的叶片散发出奇异而愉悦的气味，在街灯下看起来很奇特。一个年轻丰满的斯瓦希里女子被一群土著警察带进了警察局，她全力抵抗，抓伤他们的脸，像猪一样嚎叫。一群打架闹事的人被带了进来，在警察局门口的台阶上仍旧急着互相攻击；还有个小偷，我相信是小偷，刚刚被抓住，走在街上，屁股后面跟着一大群夜间狂欢者，他们或支持小偷或支持警方，正大声讨论案件。最终一个年轻的警官来了，我相信他是直接从一个欢乐洋溢的派对上过来的。他让贝尔纳普大失所望，因为他开始时兴趣盎然地记录报告，速度惊人，但随后陷入深思，拖着铅笔慢吞吞在纸上划来划去，最后放弃书写，并将铅笔放回口袋。夜晚的空气使我感到寒冷。最后，我们可以开车回家了。
第二天早上，我还躺在床上，通过房子外面聚拢而来的寂静，我感觉到有许多人在周围。我知道他们是谁：农场的老人们，蹲在石头上，大声咀嚼，嗅着烟草，吐痰，窃窃私语。我也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他们是来通知我，他们希望就昨晚的枪声事件和孩子们的死亡案件召开一次“卡亚马”。
卡亚马是农场上的长老们组成的议会，由政府授权，旨在解决占地者之间的地方性分歧。卡亚马的成员围绕一次罪案或事故聚集在一起，并花费数周时间在上面，靠羊肉、空谈与灾难滋养自己。我明白，眼下老人们想要同我详论整件事，而且如果可以的话，他们最终也会让我进入他们的法庭，做出对这个案件的最终裁决。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对昨晚的悲剧进行无休止的讨论，于是我叫人牵了马来，打算出门去，远离他们。
步出房门时，我发现，不出所料，所有元老都聚集在左边，离男孩们的那些小棚屋很近。为了维护他们作为一个议会的成员的尊严，他们假装没有看到我，直到他们意识到我要离开。他们马上匆匆忙忙地迈开两条跌跌撞撞的老腿，开始向我挥舞手臂。我朝他们挥了挥手作为回应，然后骑马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