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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长雨季没能到来。
那真是一种可怕至极的经历，但凡经历过的农民永远也不会忘怀。离开非洲多年后，在北方国度潮湿的气候中，午夜时分，他会在突如其来的阵雨声中惊醒，高呼：“终于下雨了，终于下雨了。”
正常年份，长雨季从三月的最后一周开始，一直持续到六月中旬。雨季前夕，每一天都在变得更加炎热、更加干燥，如发高烧一般，很像雷雨前夕的欧洲，但有过之而无不及。
马赛人是我的邻居，住在河对岸，那个时候，他们会点燃干透的平原，以期第一场雨为牛群浇灌出新鲜的绿草。平原上方的空气与熊熊烈火共舞，烟雾袅袅，如彩虹般五颜六色，层层叠叠，沿着草原滚滚蔓延，烧灼带来的高温与气味漫入耕地，仿佛是从熔炉里飘出来。
灰色的草地上方，庞大的云团正聚拢又消散，遥远的零星阵雨在地平线上划过一道斜斜的蓝色条纹。全世界只有一个念头。
一天晚上，刚刚日落，周遭风景渐渐向你聚拢，山峦近在眼前，周身呈清晰而深邃的蓝色与绿色，充满活力，意义非凡。数小时后，你走出门去，发现星星已经消失，你感到夜晚的空气温柔而深邃，充满恩惠。
当迅速增强的急速流动声回荡在你头顶上方，那是风呼啸着穿梭在林中高大的树木间，并非雨声。当那声音贴着地面奔涌时，那是风掠过灌木与高草丛，并非雨声。当那声音在大地上方沙沙或咔嗒作响时，那是玉米地里的风声，听起来太像雨声了，你会一次又一次上当受骗，甚至会从中获得一种满足感，好像你至少看到了自己渴望的事物登台演出，但那并不是雨声。
然而，当大地如共鸣板一般用低沉雄浑的咆哮来回应时，当世界全方位环绕你，上下左右万马齐鸣时，那才是雨。这感觉就像你离开大海很久很久之后，重回海边，仿佛回到恋人的怀抱。
但是有一年，长雨季没能到来。那时候，仿佛全宇宙都背弃了你。天气变得凉爽，有些日子甚至很冷，但大气中没有丝毫的潮湿迹象。万物都变得愈加干燥而坚硬，就好像所有的力量和优雅都撤离了这个世界。这并不是坏天气或好天气，而是拒绝了所有天气，仿佛天气被无限期推迟了。一阵凄风，如一股穿堂风，吹过你的头顶，万事万物都失去了颜色。田野与森林也失去了气味。被强权抛弃的感觉重重压在心头。在南方，烧焦的平原漆黑平躺，废弃荒芜，布满一道道灰白相间的灰烬。
随着我们白白等待雨水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农场的前景和希望逐渐黯淡，直至彻底消失。过去几个月的耕地、修剪与种植都变成了愚人的劳作。农事慢了下来，停滞不前。
在平原和山丘上，水坑干涸，许多没见过的鸭子和鹅来到我的池塘。农场边界处的那片池塘，斑马在清晨与日落时分前来徘徊，一列列排成长队，足有两三百只，小马驹贴着母马往前走，我骑着马闯进去，它们也不害怕。但是为了牛群着想，我们还是试图撵它们走，因为池塘的水量在下降。
但去池塘依旧很愉快，在棕色的风景中，灯芯草长在泥淖之中，在棕色地表绘出一块绿洲。
大旱之中，土著人变得沉默寡言，接下来究竟会如何，我无法从他们口中得到只言片语，尽管你原本以为他们明明比我们更了解天气迹象。这就是他们危如累卵的生存问题，对他们或他们的祖先而言，绝不是什么闻所未闻之事，大旱之年，他们失去九成以上的家畜，农田干枯，只剩一些垂头丧气、枯萎凋敝的红薯和玉米植株。
过了一段时间，我从他们那里依样画葫芦，放弃谈论时事多艰，不再像个失宠之人那样怨声载道。但我是个欧洲人，在这个国家住得还不够久，尚未习得土著人身上那种绝对的被动，有些在非洲住了几十年的欧洲人就是这样的脾性。我还年轻，如果不想被农圃路上飞扬的尘土或平原上的烟雾吹走，就必须把精力集中在某件事上才行。于是我开始在晚上写故事、童话和浪漫小说，写作能将我的思绪带向远方，飘往别的国度与其他时代。
我一直把其中一些故事讲给一位朋友听，每当他来农场小住，我都会讲给他。
当我起身出门，烈风在吹，天空晴朗，布满亿万冷硬的星星，一切都干巴巴的。
一开始我只在晚上写作，但后来，我也常在早晨坐下来写作，而那时我分明应该去农场才对。然而在农场，很难决定是否应该重新翻一遍玉米田，重新种植，是否应该从树上摘下枯萎的咖啡浆果来拯救整棵树。要还是不要，我一天天拖延着决定。
我经常坐在餐厅里写，纸张铺满整张餐桌，因为写故事的间隙，我还有农场的账目和成本估算要处理，也有来自农场经理的绝望便条要回复。仆人们问我在做什么，当我告诉他们我正尝试写一本书时，他们将其看作是困难时期拯救农场的最后尝试，对此充满兴趣。后来他们会追问我的书进程如何。他们会走进来，长时间站在一边观察书的进展，一直背靠墙壁陪伴我，在镶了木板的房间里，他们的脑袋同嵌板的颜色实在太过相似，夜间看上去就好像是一件件白色长袍。
我的餐厅朝西，有三扇长窗，开向铺了石砖的露台、草坪和森林。这里的地面向下倾斜，一直倾斜到在我和马赛人之间设下边界的那条河。你从屋里无法直接看到那条河，但可以通过沿河生长的深绿色金合欢树来追寻它蜿蜒的流径，这些金合欢树全都茁壮繁茂。河对岸，被林木覆盖的土地再次抬升，林地上方是一直延伸到恩贡山脚下的绿色原野。
“倘若我的信仰如此坚定，足以移动山脉，我要让那座山朝我走来。”
东风起，我的餐厅门朝背风处，因此长期开着，房屋西侧也由此深受土著人欢迎，他们自行其是绕着房子走，好随时摸清屋内状况。出于同样的动机，土著小牧童会带着山羊群过来，让它们在草坪上吃草。
这些小男孩带着父亲的山羊或绵羊群在农场上四处游荡，为羊群寻觅牧场，的确从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我的文明之屋与荒野生活之间的纽带。我的仆人并不信任他们，不喜欢他们进到屋里来，但孩子对文明怀有真正的爱与热情，对他们来说，这栋房子里没有任何危险，因为他们随时都能离开。对他们来说，文明的核心象征是挂在餐厅里的古老德国布谷鸟自鸣钟。在非洲高原上，钟表绝对是奢侈品。一年到头你都能通过太阳的位置判断时间，因为不必与铁路打交道，所以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农事生活，时间变得无足轻重。但这座钟精美极了，在一簇粉玫瑰当中，每到整点，布谷鸟就会推开小门冲出来，用清楚傲慢的嗓音宣布时刻。它的出现每次都会给农场上的年轻人带来新鲜的欢乐。通过太阳的位置，他们能够准确判断钟表在正午的报时时刻，等到十一点四十五，我便能看到他们跟在羊群屁股后面，从四面八方朝我家走来——他们可不敢把山羊丢在后面。孩子们和山羊的脑袋在森林中的灌木与高草丛里穿梭，宛如池塘里的青蛙脑袋。
他们将羊群留在草坪上，无声无息地光脚进来。年纪大一些的十岁左右，最小的只有两岁。他们举止得体，来访过程中保持着某种自发的礼仪，方式如下：只要他们不碰任何东西，不坐下，除非有人同他们说话否则不能开口，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屋里自由活动。布谷鸟冲到他们面前时，孩子们便兴奋地骚动起来，克制的笑声在他们之中蔓延。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个非常年幼的牧童，对羊群没有丝毫责任感，一大清早便独自过来，在小门紧闭、寂静无声的钟前杵上很久，用基库尤语同它说话，缓慢而抑扬顿挫地表达对它的爱，而后庄严肃穆地走出去。我的男仆们嘲笑这些牧童，对我说这些孩子也太无知了，竟然认为布谷鸟是活的。
然而男仆们自己也会过来围观打字机工作。晚上，卡曼特有时会在墙边站上一个小时，他的眼睛像睫毛下的黑色水滴一样来回滚动，仿佛想充分了解这台机器，从而可以把它拆掉再重新组装起来。
一天晚上，当我抬起头来，正撞上这双深邃而专注的眼睛，过了一会儿，他开口了。“夫人，”他说，“你相信自己能写一本书出来吗？”
我回答说我不知道。
一个人若要想象与卡曼特的谈话，那必须设想在每个短句之前都有一个漫长的、意味深长的、极有责任感的停顿。土著人全都是停顿艺术大师，由此把自己的观点加入到讨论中来。
此刻卡曼特就是在进行这样一个漫长的停顿，随后他说：“我不信你能。”
没人能跟我讨论我的书，于是我放下纸，问他为什么不信。这时我才发现，他其实一直都在思索这次对话，并做好了准备。原本他是将《奥德赛》放在身后站着，现在将书放到了桌子上。
“你看，夫人，”他说，“这是一本好书。从上到下都绑在一起。就算你拿起来，使劲摇晃，也不会散架。写这本书的人真是聪明绝顶。但你写的东西吧，”他继续说了下去，既轻蔑又怀有某种友善的怜悯。“这里那里到处都是。一旦人们忘了关门，就会被吹跑，甚至掉到地上去，你就会生气。这不可能是本好书。”
我向他解释，在欧洲，会有人将它们全都装订到一起。
“那到时候，你的书会和这本书一样重吗？”卡曼特掂了掂《奥德赛》，问道。
当他发现我有些迟疑，便将书递给我，好让我自行判断。
“不，”我说，“不会的，但图书室里还有其他书，你知道的，它们都要轻得多。”
“那也会这么硬吗？”
我说把书做得这么硬会很贵。
他一言不发地杵了片刻，随后从地板上捡起散落的纸张，放回餐桌，借此表达出对我的书抱有了更大期望，或许还为自己的怀疑感到懊悔。但他还是没有离开，依然站在桌边，等待着，随后严肃地问我：“夫人，这些书里都有什么？”
作为例子，我给他讲了《奥德赛》中英雄奥德修斯和波吕斐摩斯的故事，讲了奥德修斯如何自称为“乌有人”，如何弄瞎了波吕斐摩斯的眼睛，并牢牢攀在一只公羊肚皮下逃跑。
卡曼特听得津津有味，并表示在他看来，那只公羊肯定是和埃尔门泰塔的隆先生的绵羊是同一品种，就是他在内罗毕家畜展上看过的。他又回到波吕斐摩斯身上，问我他是不是也像基库尤人一样是黑人。当我回答不是时，他想知道奥德修斯是否是我的族人或家人。
“他是怎么，”他问，“用他自己的语言，说出‘乌有人’这个词的？说一下。”
“他说的是欧提斯，”我告诉他，“他管自己叫欧提斯，在他的语言中，欧提斯就是乌有之人的意思。”
“你必须写同样的东西吗？”他问我。
“不，”我说，“人们可以写任何自己想写的东西。我或许会写你。”原本在谈话过程中已经敞开心扉的卡曼特突然再度封闭起来，他低头看着自己，低声问我，我会写他的哪一部分。
“我可能会写你生病那时候，和羊一起在平原上，”我说，“那时你在想什么？”
他的目光在房间里飘忽不定，上下挪移，最后，他含糊地说：“塞朱利”。
“你害怕吗？”我问他。
停顿了片刻后，“是的，”他坚定地说，“平原上的所有男孩都会有害怕的时候。”
“你怕什么？”我问。
卡曼特默默站了一会儿，脸色变得镇静而深沉，他的眼睛是在凝视内心。随后他露出一丝揶揄的怪相看着我：
“害怕欧提斯，”他说，“平原上的男孩们害怕欧提斯。”
几天后，我听到卡曼特向其他用人解释，在欧洲，我正在写的书可以粘在一起，花上很大一笔钱就能做得像《奥德赛》一样坚硬，于是《奥德赛》再次被拿出来展示。然而他自己并不相信我的书可以染成蓝色。
卡曼特自有一种才能，在我家，这才能对他颇有用处。
我相信，他只要想哭就能马上哭出来。
要是我真的严肃训斥他，他就会在我面前挺直身子，直视我的脸，流露出一种警惕又深沉的悲伤，这是土著人瞬间就能做出的表情，紧接着，泪水上涌，沉重的泪珠一颗接一颗，沿着脸庞缓缓滚落。我很清楚这纯粹就是鳄鱼的眼泪，出现在别人脸上，绝不会对我有丝毫影响，但出现在卡曼特脸上，就是另一回事了。在这种情况下，他那扁平如木头般的脸孔又沉溺回那个暗无天日、孤独至极的世界，那个他栖居多年的世界。如此沉重而沉默的泪水，在他还是那个身在平原的幼童、被羊群环绕时，肯定也流下过。这些泪水让我感到不安，让我训斥他的那些过错摇身一变，变得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我不想再继续谈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真的让人很泄气。但我还是相信，我们之间存在人类相互理解的真正力量，凭借这股力量，卡曼特心中一定知道，我看穿了他的忏悔之泪，并不是我小题大做，事实上，他自己也是更多地将这些眼泪看作面对更高权威的仪式，并不是想要蒙混过关。
他经常把自己说成基督徒。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理解这一称谓的，有那么一两次，我试图和他进行教义问答，但他解释说，他相信我所相信的，因此，我肯定知道自己相信的是什么，那么问他便毫无意义。我发现这不仅是一种逃避，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是他确定无疑的预设，或者说是信仰表白。他已经将自己献给白人的上帝。在为上帝服务时，他随时准备好执行任何命令，但绝不会主动请缨，去给这套运作系统做什么解释，因为最终，这套系统可能会被证明并不合理，就像白人自己的工作体系一样。
有时我的行为举止可能会同他皈依的苏格兰教会的教义产生冲突，这种时候，他会问我哪个才是正确的。
原住民没有偏见，这一特质非常惊人，因为你显然认定能在原始人身上发现什么阴暗的禁忌。我相信这是由于他们同各色人种及部落都打交道，以及东非的活跃社交。这种交往活动最早都是象牙和奴隶贩子带来的，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则是由移民和大型狩猎者带来。几乎每一个原住民，哪怕是平原上的小牧童，都曾在他的人生中与一系列截然不同的民族面对面，这些人对他而言，就像因纽特人面对西西里人，他们是英国人，犹太人，布尔人，阿拉伯人，索马里的印度人，斯瓦希里人，马赛人和卡维朗多人。就对不同观念的接受度而言，比起郊区或外省的殖民者或传教士，土著居民反而更像是世界公民，前者在整齐划一的社区中长大，有一套稳固的观念。白人与原住民之间的诸多误会都源于这一事实。
代表基督教面对土著居民是一种令人惶恐的经历。
有个给我帮佣的基库尤年轻人，来自基库尤保留地，名叫吉陶。他是个喜欢沉思的男孩子，是个善于观察、细心专注的仆人，我很喜欢他。三个月后的一天，他请我帮他写封推荐信，给我的老朋友阿里·本·萨利姆酋长，他住在蒙巴萨海滨的莱瓦里，吉陶曾在我家见过他，现在，吉陶说想去为他工作。这栋房子里的日常事务吉陶才刚刚上手，我不愿在此刻让他离开，于是我说宁愿给他加薪。他说他不是为了更高的薪水才离开，而是因为无法留下来。他告诉我，在保留地他就已经下定决心，要么成为基督徒，要么成为穆斯林，只是还不知道究竟要做哪一个。所以他才来找我工作，因为我是个基督徒，他在我家待了三个月，看到了基督徒的本质，包括行事方式与生活习惯。他要离开我，去蒙巴萨的阿里酋长那儿，同样也待三个月，好研究穆斯林的本质，之后他将做出抉择。我相信，就算是位大主教，目睹这样的事也会像我一样说：“我的天啊，吉陶，你来这儿的时候就可以告诉我啊。”就算不说出口，至少也会这么想。任何肉类，只要不是阿訇以正统方式进行割喉，穆斯林就不会吃。游猎时，这往往很棘手，因为你只能带极少的补给，并且仆人的饮食全都依赖于你所猎杀的动物。当你射中一只东非狷羚，它倒在地上，你的穆斯林仆人会飞一般冲上前去，在它彻底断气前及时割断喉咙，你则忧心忡忡地注视着他们，目光焦灼，若是看到他们垂头丧气围着猎物，便意味着东非狷羚在他们抵达前已经咽气，你就得再去追踪另一只东非狷羚，否则你的扛枪手们就会挨饿。
战争伊始，我正要跟牛车队外出，出发前夜，碰巧在基加贝遇到了穆罕默德的后裔，我问他能否在远行期间豁免我的仆从。
这位后裔是个年轻人，但很睿智，他同法拉赫及伊斯梅尔交谈后宣布：“这位女士是耶稣基督的信徒。当她开枪时，她会说，或至少在心中默念——以上帝之名，这会使她的子弹等同于正统穆斯林的刀。因此在这段旅途中，你们可以吃她打死的动物。”
一个基督教会与另一个基督教会水火不容，这削弱了基督教在非洲的威望。
在非洲期间的圣诞夜，我经常开车到法国布道团去听午夜弥撒。一年里的这个时节往往天气炎热，当你驾车穿过金合欢种植园，便能远远听见布道团的钟声响彻清冽而温暖的夜空。当你抵达，会看到欢乐活泼的人群把教堂团团围住，内罗毕的法国店主、意大利店主及家人们都来了，教会女校的修女们也在场，土著会众身着盛装来回翩跹。数百支蜡烛和神父们亲手制作的巨大幻灯片点亮了高大美丽的教堂。
卡曼特来到我家的第一年，圣诞节来临时，我告诉他，我要带上身为教友的他一同去参加弥撒，并用神父们的方式向他描述他将在那里看到的美好事物。卡曼特全都听了进去，灵魂深受震动，于是穿上了最好的衣服。但是当车停在门口时，他心烦意乱地退了回来，说他不可能跟我一起去。他不想告诉我理由，对我的问题避而不答，最后他还是说出来了。不，他不能去，他现在已经意识到我要带他去的是法国布道团的教堂，在医院的时候他就已经接到针对那个布道团的强烈警告。我向他解释，这完全就是误会，他必须现在就去。但那一刻，他在我眼前逐渐石化，整个人面如死灰，眼睛上翻，只剩下眼白，脸上汗流如瀑。
“不，不，夫人，”他低声说，“我是不会跟你去的。那个大教堂里面，我清楚得很，有一个坏透的夫人。”
听到这话我非常难过，但我认为，现在我非得带他一起去不可，这样圣母玛利亚就能亲自开导他。在教堂里，神父们有一尊真人大小的纸板圣母像，全身蓝白相间，土著总能被雕像打动，却很难理解画像所传达的含义。因此，我向卡曼特保证，我会保护他，绝对寸步不离。当他紧贴着我步入教堂时，霎时忘掉了所有顾虑。这一次恰好是布道团举办过的最好的圣诞弥撒。教堂里有一幅巨大的耶稣降生图——洞窟里是神圣家族，画是从巴黎运来的，蓝蓝的天上星斗光芒四射，将画面照亮，画幅周围还环绕了一百只动物玩偶，有木制奶牛和纯白棉毛做的羔羊，完全没有考虑尺寸大小，这必定在基库尤人的心中引发了狂喜。
成为基督徒后，卡曼特不再害怕触碰尸体。
人生早期，他曾恐惧接触死尸，当一个男人被担架抬到我家露台，并在那里死去时，卡曼特和其他人一样，不愿帮忙将他抬回去。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往后退，一直退到草坪上，而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露台上，立成一座小小的黑色纪念碑。为什么基库尤人对死亡不存半分恐惧，却如此害怕触碰尸体，而那些恐惧死亡的白人却可以轻松处理死者，我不明白。在这件事上，你又一次感受到他们的现实与我们的现实截然不同。但是，所有农场主都知道，在这一范畴内，你无法控制土著人，如果你打从一开始就立刻放弃这个念头，便能省去诸多麻烦，因为他们真的是宁愿死也不愿改变自己的行事方式。
现如今，恐惧已经从卡曼特心中消失，对亲友们的恐惧他则嗤之以鼻。他甚至想在这方面卖弄炫耀，就好像是要吹嘘上帝的力量。恰好我有机会测试他的信仰，卡曼特和我在农场生活期间，一起搬运过三次死尸。一个是基库尤小女孩，在我家门外被牛车轧死。第二个是基库尤青年，他在森林中伐木时遭杀害。第三个是年迈的白人男子，来到农场居住，参与农场生活，并在农场去世。
他是我的同胞，是个年迈的丹麦盲人，名叫克努德森。有一天我在内罗毕时，他摸索着走到我的车旁，做了自我介绍，请求我在我的土地上给他一间房，因为他在这世上再没有其他地方可住。适逢我正在裁减种植园里的白人员工，刚好有一栋空置平房可以借给他，于是他搬到农场上来，住了六个月。
在高地农场，他是个独树一帜的人，更像是个海洋生物，就好像我们身边有一只折翼的老信天翁。生活的艰辛、疾病与酗酒已经完全摧毁了他，身体佝偻弯曲，红发人特有的奇异发色也尽数变白，头上仿佛洒满了逼真的灰烬，又或者，他仿佛是被自身元素做了标记，被盐渍了一样。但是他心中依然有着难以扑灭的火焰，任何灰烬都无法掩盖。他出身于丹麦渔民家庭，曾是一名水手，后来无论是什么风把他吹到了非洲，他都成了最早来此的拓荒者。
老克努德森这一生中尝试过无数工作，他自己最喜欢的是同水啦、鱼啦、鸟啦有关的事，却没有一件能做好。有一次他告诉我，他曾在维多利亚湖拥有一桩相当不错的渔业生意，那数英里渔网放诸全世界也是数一数二的，他还有一艘摩托艇。但在战争期间，他失去了一切。在他讲述这段悲惨经历时，似乎有个至暗时刻，是一次致命误会或是一个朋友的背叛。我不清楚究竟是哪一个，因为这个故事他给我讲了无数次，可每一次都不大一样，每每讲到此处，就会让老克努德森心情极差。尽管如此，这个故事中还是有一些真实成分，因为和我一同生活期间，政府为了赔偿他的损失，给他发了一天一先令的养老金。
这一切都是他每次来我家拜访时对我说的。他常常来我这儿避难，因为困在自己的小平房里他浑身别扭。我给了他几个土著男孩当仆人，但他们一次又一次从他身边跑开，因为他会盲目朝他们冲过去，头冲前，用手杖胡乱摸索，因而吓到了孩子们。不过情绪高涨时，他会坐在我的门廊上喝杯咖啡，给我唱丹麦的爱国歌曲，活力四射。对我们俩来说，用丹麦语交流是件乐事，因此我们就农场发生的琐事交换了诸多看法，只是为了享受说话的乐趣。但我并非总能对他耐心十足，因为他只要来了，就很难让他闭上嘴离开，在我们的日常交往中，毫无意外，他更像是老水手或海上老人。
在渔网制造方面他曾是个伟大的艺术家，他对我说，那可是世上最优质的渔网，而在这里，在农场的小平房里，他制作“奇波科”，即用河马皮裁剪成的一种当地皮鞭。他会从奈瓦沙湖的土著或农民那里买一块河马皮，如果运气好，可以用一块皮革做出五十条“奇波科”。我到现在还留着一根他送我的马鞭，的确是非常好用的鞭子。这项工作让他的房子周围臭气熏天，和衰老秃鹫的巢穴周围缭绕的臭味异曲同工。后来，我在农场上挖了个池塘，几乎总能在池塘边看见他陷入沉思，倒影笔直地映照在脚下，宛若动物园里的一只海鸟。
在老克努德森瘦弱凹陷的胸口，蕴藏着属于小男孩的心脏，简单、凶猛、易怒、野性，体内熊熊燃烧着对争斗的热爱，他是个伟大的浪漫恶霸，也是战士。他真的很记仇，对于接触到的几乎所有人与机构他都满怀愤慨与怒火，他呼唤上天往他们身上降下大火与硫黄，并以米开朗琪罗的方式“将恶魔画在墙上”——我们丹麦人总这么说。能挑拨别人吵起来他就欢欣鼓舞，活像让两只狗或一狗一猫打起来的小男孩。老克努德森历经漫长而艰辛的人生，当他最终——打个比方——被冲刷到一条宁静的溪流中，他本可以偃旗息鼓躺下，可灵魂仍然渴望对抗与逆境，宛如小男孩的灵魂，真是令人钦佩又敬畏。这让我对他狂战士般的灵魂充满敬意。
他只用第三人称谈论自己，总是自称为“老克努德森”，张口便极尽夸夸其谈、自吹自擂之能事。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是老克努德森无力承担且搞不定的，也没有任何一个拳击冠军是老克努德森打不倒的。但凡涉及他人，他就是个邪恶的悲观主义者，并预见别人的所有活动都会以灾难性的方式飞快结束，并且全都是他们罪有应得。但在自身利益上，他又极端乐观。他去世前不久，在我答应保密的前提下，他向我透露了一个惊天计划。这个计划最终能让老克努德森成为百万富翁，让他所有的敌人颜面扫地。他告诉我，他打算从奈瓦沙湖底部打捞起坠落于此的数十万吨鸟粪，都是创世以来由水鸟们制造的。在最后的奋力一搏中，他离开农场，跋涉至奈瓦沙湖，研究并制定计划细节。他在这计划的万丈光辉中去世了。这项计划包含了所有他挚爱的元素——深水、鸟类、隐藏的财宝，整件事甚至还有一丝不应跟女士谈论的味道。在他的脑海中，他看到了这个计划的高光时刻，旗开得胜的老克努德森手持三叉戟，控制住波涛。我不记得他是否向我解释过，那些鸟粪要如何从湖底捞上来。
对我豪言壮语的老人虚弱又无能，而老克努德森则立下丰功伟绩，处处卓越，在他向我讲述这些时，我感受到明显的矛盾，最终，你觉得自己是在同两个彼此独立、截然不同的个体打交道。老克努德森伟岸的形象在背景中崛起，战无不胜，高奏凯歌，是所有大冒险的英雄，而我所认识的却是他弯腰驼背、疲惫不堪的老仆役，永远不知疲倦地给我讲述他的主人。这个瘦小谦逊的人将维护并歌颂老克努德森的名誉当成毕生使命，至死不休。因为他真的见过老克努德森，除了上帝之外，再无其他人见过，所以他绝不容许任何人对此持有异议。
我只听他用过一次第一人称代词。那时距离他去世还有几个月。他曾有过一次严重的心脏病发作，这也最终成为他去世的导火索。那时我已有一星期没在农场见到他，于是就去他的小屋看看状况，结果发现他躺在床上，房间简陋而凌乱，被河马皮散发的恶臭包裹。他面如死灰，黯淡的双眸深深凹陷。我对他说话，他却不予回答，只字不言。过了很长时间，当我起身要走时，他突然用微弱而沙哑的声音说：“我病得很重。”那时，他没有提到老克努德森，因为老克努德森绝不可能生病，从无败绩，只是这个仆人，仅此一次，允许自己表达个人的悲惨与痛苦。
老克努德森在农场上闷闷不乐，因此时不时就锁上房门，远离我们的视野，消失无踪。我想，这往往是因为他听说有老朋友——从前光辉岁月里的拾荒者——来到内罗毕。他会离开一两周，直到我们几乎忘记他的存在，而他回来时总是病入膏肓，筋疲力尽，几乎无法拖着自己往前走，也没法开门。而后他会独自待上几天。我相信，在这些情况下他害怕我，因为他认定我百分百会反对他不计后果的冒险举动，我肯定会利用他的虚弱趁机击败他。尽管老克努德森有时会歌唱热爱海浪的水手新娘，但他内心深处对女人极为猜疑，并将其视为男性的敌人，她们总是凭本能与原则拼命阻挠他的乐趣。
在他离世的那一天，他也同样离开了两星期之久，农场上没人注意到他已经回来了。但这一次，他必定是打算破个例，因为摔倒并身亡时，他正走在从自己家到我家的路上，这条小路恰好穿过种植园。傍晚时分，我和卡曼特出了门，正要往平原上寻些蘑菇，于是发现他躺在小径上，躺在短短的新草里，那是四月，正是长雨季的开端。
是卡曼特发现了他，倒也合适，因为在农场的所有土著人中，只有卡曼特对老克努德森表示过同情。卡曼特甚至对他颇感兴趣，那是一个偏离常轨之人对另一个异类的惺惺相惜，所以时不时就主动带鸡蛋给他，盯着他的那几个小仆人，让他们没办法一起跑掉。
老人仰面躺着，摔倒时帽子滚落到一边，眼睛并没有完全合上。在死亡之中，他看上去泰然极了。我心想，终于找到你了，老克努德森。
我想把他抬回他的房子，但我清楚，把任何可能在附近或自家农田里工作的基库尤人叫来帮忙毫无用处，他们只要一看到我为什么叫他们就会立刻逃走。我命令卡曼特回家去找法拉赫来协助我，但卡曼特没有动。
“你为什么要让我跑掉？”他问。
“你也看到了，”我说，“我一个人可扛不动这位老先生，你们这些基库尤人都是傻瓜，你们害怕扛死人。”
卡曼特露出意有嘲讽的无声笑容，“你又忘了，夫人，”他说，“我现在是个基督徒。”
卡曼特抬起老人的脚，我抱着他的头，一起把他抬到了他的小屋里。我们时不时就得停下来，把他放下，喘口气，然后卡曼特直起身子，直视老克努德森的脚，我认为这是苏格兰布道团面对死亡时的举动。
我们把老克努德森安顿在床上，卡曼特在房间里忙活，他去厨房，想找一块毛巾来盖住他的脸，结果只找到一张旧报纸。“医院里的基督徒们就是这样做的。”他对我解释道。
这个例子很好地证明了我的无知，很久以后，卡曼特只要一想到就扬扬得意。和我一起在厨房工作时，他会偷偷地心情大好，突然放声大笑。“你还记得吗，夫人，”他说，“就是你忘了我是基督徒的那次，还觉得我会害怕帮你抬那个白人老头？”
作为基督徒，卡曼特不再怕蛇。我听到他对其他男孩说，一个基督徒随时都可以用后脚跟踩住最大的蛇头，将它蹍个粉碎。我并没有见他试着这样做，然而当一条鼓腹巨蝰出现在厨房的屋顶时，我看到他动弹不得地站着，面色凝重，手背在身后，与小屋保持着一小段距离。家里的所有孩子散成一个大圈，围住这条蛇，他们高声哀号，如同风中的谷壳，法拉赫则进屋去拿来了我的枪，打死了鼓腹巨蝰。
事情过去、波澜平息后，锡克的儿子恩约尔对卡曼特说：“卡曼特，你为什么没有把脚后跟踩在那条大毒蛇的头上，把它给踩扁呢？”
“因为它在屋顶上啊。”卡曼特回答。
有一次，我尝试射箭。我是很强壮，但要将法拉赫找给我的万德罗博弓给拉弯还是很困难，不过到最后，经过长时间的练习，我还是成了娴熟的射手。
当时卡曼特还很小，我在草坪上射箭时他常常在一旁看着，似乎对这项事业充满怀疑，并且有一天对我说：“当你弯弓射箭时，还是基督徒吗？我以为基督徒都是用来复枪的。”
于是我向他展示了绘图本《圣经》中的一幅插图，描绘的是夏甲儿子的故事：“上帝与这个小孩子同在；他逐渐长大，栖居荒野，成为一名弓箭手。”
“好吧，”卡曼特说，“他和你一样。”
卡曼特对待生病的动物很有一手，一如他对待土著病人。他曾把尖尖的碎片从狗爪上取出来，还有一次治好了一只被蛇咬伤的狗。
有段时间，我在家里养了一只翅膀折断的鹳。它真是个醒目的角色，穿梭于各个房间，每当它走进我的卧室，便同镜子里的自己进行殊死决斗，仿佛手持轻巧细长的双刃剑，神气十足地拍打翅膀。它跟着卡曼特在房屋间进进出出，很难相信它不是在故意模仿卡曼特那僵硬迟缓的走路姿态。它们的腿几乎一样细。土著小男孩对这种夸张的效果异常敏感，每当这对组合经过，他们就会开心地大喊大叫。卡曼特能明白这个笑话，但他向来不太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他派那些小男孩去沼泽里收集青蛙给这只鹳吃。
照顾露露的也是卡曼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