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土著儿童

卡曼特是个基库尤小男孩，是我这里一个佃农家的儿子。我对这些佃农家的孩子很熟悉，因为他们都在农场上为我工作，经常在我家周围的草坪上放羊，笃信这里总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但在我遇到卡曼特之前，他在农场上绝对已经生活了好几年，我猜他可能一直过着隐居生活，如同一只生病的动物。

初次遇见他是某一天，我正骑马穿过农场上的平原，他正在那儿给族人放牧山羊。他简直是你目之所及最最可怜的对象。他的头很大，身体瘦小得骇人，手肘和膝盖如同棍子上的节一样突出，两条腿从大腿到脚踝都覆盖着连续不断的深色溃烂。在这片平原上，他看起来是那么小，以至于这情形如同一桩怪事一样击中你，那么多的苦难竟然能被压缩成这样一个小点。当我停下来同他说话，他没有回话，仿佛完全看不见我。在他那一马平川、棱角分明、疲惫不堪、耐心无限的脸上，眼睛没有光芒，如死人的眼睛般黯淡。他看起来就好像只能再活几个星期，你完全可以预见秃鹫高高盘旋在他头顶苍白灼热的空中的情景，这些秃鹫从来不曾远离平原上的死亡。我让他第二天早上到我家来，让我试试给他治疗。

多数时候的早上九点到十点，我都是农场居民们的医生，一如所有了不起的江湖郎中，我有一大堆病人，通常会有两到十二个病人来我家附近等着看病。

基库尤人随时可以对始料未及的事做出相应调整，也对意外事件习以为常。在这方面，他们与白人不同，后者最主要的努力就是确保自己免于未知，免遭命运袭击。黑人与命运友好相处，终其一生都生活在命运的掌中。对黑人而言，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他的家，是陋室里熟悉的黑暗，是其根系的深层面貌。他以波澜不惊面对生命中的千变万化。我相信，他期待在主人、医生或上帝身上看到的品质中，想象力必定高居榜首。或许是基于这样的喜好，哈里发哈伦·拉希德才在非洲和阿拉伯人心中保有完美统治者的地位；在他身上，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的行踪飘忽不定。当非洲人谈论上帝的个性时，他们说起话来就像《天方夜谭》或是《约伯记》的最后一章，能够令他们钦佩的是同一种品质，即无穷无尽的想象力。

有赖我的住民具备这一特质，使得我作为医生赢得了人气，或者说名声。第一次来非洲时，我和一位伟大的德国科学家一起乘船前来，他已经是第二十三次前往非洲进行昏睡病治疗的实验，并且带了一百多只老鼠和豚鼠上船。他告诉我，与土著病人打交道时，他的困难之处从来不是病人们缺乏勇气，在面对疼痛或大手术时，他们通常不会表现出恐惧感，棘手之处是土著居民深深厌恶有规律的事物，厌恶一切重复治疗或是整个治疗过程的系统化，这位伟大的德国医生无法理解这一点。但是，当我自己逐渐了解土著人时，他们身上的这一特质恰恰是我最喜欢的。他们拥有真正的勇气——对危险的纯粹喜好，是对造物主命运宣言的真正回答，是天堂开口后大地给予的回声。我有时想，在他们心底，我们身上最令他们害怕的其实是迂腐气。落入书呆子手中，他们会伤心而亡。

病人在房外铺了砖的露台上等我。他们蹲着，一把老骨头的男人们咳得撕心裂肺，泪流不止；身材单薄、皮肤光滑的年轻斗殴者，眼圈乌黑，嘴巴瘀青肿胀；还有妈妈们携着发烧的孩子，孩子如小小的干花一样挂在她们的脖子上。我经常要处理严重烧伤，因为晚上在棚屋里，基库尤人都是围着火堆睡觉，燃烧的木柴或木炭堆可能会坍塌并滑落到他们身上，药品库存耗尽，我因此发现蜂蜜是种不错的烧伤药膏。露台的氛围朝气蓬勃，激动人心，仿佛欧洲赌场的气氛。我出来时，低沉而热烈的交谈会停下来，但寂静中孕育着可能性，此刻一切都有可能发生。然而，他们总是等我来选择第一位病人。

我对医疗知之甚少，我懂的不过是你从急救课程中能学到的那些皮毛。但我很走运，偶然治愈了一些病例，作为医生的名声便由此传播出去，并且不曾因我犯下的灾难性错误而声誉滑坡。

如果我能在每一个案例中都保证病人得到治愈，谁能说土著的人数就不会减少呢？若是如此，我就应当获得职业声望——这显然是一位来自佛拉雅的高明医生——但他们还会确信上帝与我同在吗？因为他们对上帝的了解是来自那些大旱年份，来自夜晚平原上的狮子，还有孩子独自在家里时徘徊在房屋附近的豹子，来自成群结队飞抵陆地、却无人知晓来自何方的蝗虫，它们所经之处寸草不留。他们也从难以置信的幸福时刻中认识上帝，当蝗虫群飞过玉米地却没有停留，或是春日里雨水早至而丰沛，让所有田野与平原都开满鲜花，硕果累累。因此一旦考虑生命中真正至关重要的大事，这位来自佛拉雅的医生可能终究是个局外人。

令我惊讶的是，第一次照面后的翌日一早，卡曼特就出现在了我家门口。他站在那里，与另外三四个病人稍稍保持了一些距离，站得直挺挺的，脸色半死不活，像是终于感受到了对生命的些许依恋，现在决心最后一搏，试试能不能抓住它。

他用时间证明了自己是个杰出的病人。他按照指示前来就诊，从不出错，我告知他每三四天就得回来一次，他甚至能记住，这对当地土著而言极不寻常。他能默默忍受疮痕治疗的疼痛，我还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凡此种种，我本可以将他树为其他病人的榜样，但是我没有这么做，因为他同时让我内心不大自在。

我真的鲜少遇见这样一头野兽，这样彻底与世隔绝的人类，经由某种坚定的彻底放弃，对周遭的一切生命完全封闭自身。问他问题时，我可以听到回答，但他从不主动说一个字，也从不看我。他的内心没有丝毫怜悯，在其他病童哭着被清洗包扎时，他只报以些许鄙夷的嘲笑，自认懂得更多，但也从不看他们。他不愿与周遭世界有任何接触，他曾了解的那些接触都太过残酷。面对疼痛时他灵魂的坚忍是属于老兵的坚忍。事情再坏也别想让他惊讶，鉴于自己的生活经历与人生信条，他早已为最坏情况做好了准备。

所有这些都以隆重的方式盛大呈现，让人想起普罗米修斯的信仰宣言：“痛苦是构成我的元素，一如仇恨是你的本性。此刻你们撕裂我，我不在乎。”还有“噢，使出你的看家本领吧。你无所不能。”但在他这种体格的人身上，这种呈现令人难受，会让你灰心丧气。我心想，一个弱小人类身上展现出如此态度，若是上帝面对他，又会怎么想呢？

我清楚记得他第一次主动看向我、同我说话的情形。我们肯定已经相处了一段时间，因为我已经放弃了第一种疗法，正在尝试一种新方法，是我在书上查找到的一种热泥敷剂。我热切地想把这件事做好，结果把敷料搞得过烫，当我把敷剂放到他的腿上，并拍打时，卡曼特说了话——“姆萨布”，并用力瞥了我一眼。土著人在称呼白人女性时会用这个印度词，但他们的发音略有不同，并把它变成了一个非洲词语，也带给了它不同意味。此刻在卡曼特的口中，这是一声呼救，但同时也是一句警告，就像忠实的朋友可能给你的警示，阻止你继续不值得的工作。之后我每次想起这个词，就心怀希望。作为医生，我有雄心壮志，我很抱歉把泥敷剂弄得太烫，但我还是很高兴，因为这是我和这个野孩子间头一回闪现了一丝共鸣。这显而易见的受苦之人，除了痛苦之外没有任何期待，却不希望在我这里遭受痛苦。

然而，就我对他的医治而言，进展似乎不太乐观。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给他清洗并包扎腿部，但这种病超出了我的能力范畴。他时不时略有好转，然后疮口又会在新的区域爆发。最终，我决定带他去苏格兰布道团的医院。

仅此一次，我的这一决定足以致命，并且有充分可能让他毕生难忘，因为他并不想去。尽管他的生活经历和人生信条阻挠他对任何事情进行过多反抗，然而当我驾车把他带去布道团时，身处全然陌生而神秘的环境之中，他瑟瑟发抖起来。

苏格兰布道团的教堂就在我家附近，在西北方十二英里处，地势高出农场五百英尺。东边十英里则是法国罗马天主教布道团，地势较为平坦，比农场低五百英尺。我并不支持这些布道团，但私底下同两个团关系都不错，并遗憾于他们之间处于敌对状态。

法国神父们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常和法拉赫一起骑马过去，周日早上同他们一起听弥撒，我这么做，部分原因是想再次讲讲法语，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去往布道团的骑行路线赏心悦目。有很长一段路，道路穿过林业部的老荆棘种植园，金合欢树浓烈清新的松香味在早晨是那么甜美，那么鼓舞人心。

罗马教堂无论行至何处都自带专属氛围，看到此情此景真是奇特极了。神父们在土著会众的协助下，亲手设计并建造了教堂，他们有理由为此感到自豪。这里有一座精美的灰色大教堂，其上建有钟楼。它建在一处宽敞的庭院内，建在露台和楼梯之上，就坐落在咖啡种植园中心处。这里是殖民地最为古老的咖啡种植园，且经营有方。庭院的另外两侧是有拱廊的食堂和女修道院楼群，学校和磨坊位于河边，要进入通往教堂的车道，就必须得骑过一座拱桥。整座桥都用灰色石头建造而成，当你打马而来，即将踏上拱桥时，在整片风光之中，它看上去清爽整洁，令人印象深刻，仿佛它本应坐落在瑞士南部或是意大利北部。

弥撒结束时，好客的神父们会在教堂门口等候我，邀我穿过庭院，前往宽敞凉爽的食堂喝上一小杯酒。他们对殖民地发生的一切无所不知，甚至连最偏僻的角落也了解入微，在那里听他们聊天美妙极了。在欢乐而慈悲的对话中，他们也会从你身上引出你可能掌握的任何新闻，活像一群毛茸茸的棕色小蜜蜂，活泼而忙碌，为了花蜜紧盯一朵花不放——因为他们全都蓄着又长又密的胡子。但是，他们虽然对殖民地的生活兴趣浓厚，却始终处在自己的法式流亡状态里，对神秘大自然所具备的更高等级的秩序恭敬有加，耐心十足，兴致盎然。要不是因为未知权威将他们留在此地，你会觉得他们不可能身在此处，有着高高钟楼的灰石头教堂不会在，拱廊也不会在，学校、整洁的种植园以及教区的任何其他建筑也不会在。因而，一旦允诺他们得到解脱，所有人都会将殖民地的事务留给殖民地自己去处理，抄近道迅速返回巴黎。

在我去教堂和食堂期间，法拉赫一直牵着那两匹矮脚马，回农场的路上，他会发现我精神振奋。他本人是虔诚的穆斯林，不喝酒，但他将弥撒和葡萄酒视为我的宗教信仰的必备仪式。

法国传教士们有时会骑摩托车到农场来吃午餐，他们给我讲拉封丹的寓言故事，并为我的咖啡种植园提供良好建议。

我不是很了解苏格兰布道团。从他们的教区那里望出去，视野壮阔，能俯瞰周围所有的基库尤聚落，但布道所还是同样给我一种双目遮蔽的印象，仿佛它什么也看不到。苏格兰教会努力让土著人穿上欧洲服饰，但我认为，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对他们都没好处。但他们的布道团有一家非常好的医院，我在非洲期间，医院由主治医生亚瑟博士负责，为人乐善好施，机智聪敏。他们挽救了许多农场居民的生命。

在苏格兰布道团，他们将卡曼特留了三个月。在那期间，我只见过他一次。我骑马去基库尤站，路上经过布道团，这条路有一小段是贴着医院而行。我看见卡曼特在医院里，独自站着，离其他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的病人有一段距离。此时他已经好多了，都能跑步了。看见我后，他来到篱笆旁，跟着我一起跑，路有多长他就跑了多远。他在篱笆那一侧快步小跑，活像围场里的小马驹，每当你骑在马背上经过，小马驹就会这样追着跑。他一直盯着我的矮脚马，但一个字也没说。到了医院的拐角处，他不得不停下来，我则继续骑马向前，当我回过头，发现他正一动不动地站着，高高仰起头，盯着我，也同小马驹的动作一模一样，当你驾马离开它时，它就会这样。我朝他挥了几次手，一开始他完全没有回应，而后突然间，他的手臂如长矛般直直竖起，但只做了一次。

卡曼特在复活节早上回到我家来，并且交给我一封医院那边的人写来的信，他们宣布卡曼特已经好多了，并认为他已经永久痊愈。他想必已然知晓信中的一些信息，因为在我读信时，他专心致志地盯着我的脸看，可他却不想讨论这封信，他的心里装着更伟大的事。卡曼特向来冷静自持，或是散发着有礼有节的庄重感，但这一次，他也闪耀出一种克制的胜利感。

所有土著居民都对戏剧性效果颇为心醉。卡曼特小心翼翼地将之前的绷带缠绕在双腿上，一直裹到膝盖，想给我制造惊喜。很显然他看出了这一刻的重要性，不是因为自己有幸运，而是毫无私心地要把这份开心送给我。我对他的治疗曾不断失败，他很可能对那些时刻记忆犹新，他看出了我的沮丧，而且他知道，医院的治疗结果惊人可喜。当卡曼特一点点、一点点解下绷带，从膝盖到脚踝，绷带下出现了一双光滑无损的腿，只留下淡淡的灰色瘢痕。

当卡曼特以他平静而高傲的态度充分享受了我的惊讶与喜悦后，他又宣称自己现在是个基督徒了，从而再一次延长了刚刚的戏剧性效果。“我和你一样。”他说。他还补充说他觉得我或许可以给他一卢比，因为基督也是在这一天站起来的。

他离开我家，去看望自己的族人。他的母亲是个寡妇，住得离农场很远。后来她告诉了我一些情况，由此我相信卡曼特的确在这一天脱离了往日习惯，向她和盘托出在医院时，那些奇怪的人与处事方式给他留下的印象。但在造访完母亲的棚舍后，他回到了我家，仿佛理所当然地认为他理应属于这里。从那一刻起，他就开始为我服务，直到我离开这个国家，大约有十二年之久。

第一次遇见卡曼特时，他看起来像是只有六岁，但他有个看上去八岁左右的兄弟，两兄弟又都认同卡曼特年纪比较大，所以我猜他很可能是因为长期患病而生长受限，那时他可能已经九岁。如今他长大了，但总是给人一种侏儒的印象，或是有某种畸形，虽然你没办法确切说出究竟是什么地方不对劲，让他看起来如此。他棱角分明的脸随着时间推移圆润起来，行动也很自如，我本身也不觉得他难看，但我可能是以某种创造者的眼光来看待他。他的腿永远细如木棍。他始终是个奇异的形象，半是搞笑半是邪恶，稍加变化，说不定他就可以坐上巴黎圣母院的尖顶，俯瞰众生。他身上有些明亮鲜活的特质，在一幅画中，他会成为色彩异常醒目的斑点，因此给我的住所增添了一抹生动之美。他向来头脑不大正常，抑或说，至少他总是像白人说的那样，就是个怪胎。

他是个深思熟虑之人。也许是走过了经年累月的痛苦，所以在心中演化出了一种对事物进行反思的倾向，并通过亲眼所见去得出自己的结论。终其一生，他都是以自己的方式遗世独立之人。哪怕他和别人做一样的事，也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做。

我为农场居民开设了夜校，由土著教师来教他们。我都是从布道团找的老师，身处非洲期间，我一共聘请过三位教师，分别是罗马天主教、英国国教和苏格兰教会的老师。乡村地区的土著教育严格按照宗教范畴进行，据我所知，除了《圣经》和《赞美诗》外，没有其他书籍被翻译成斯瓦希里语。我在非洲期间，一直都在计划翻译《伊索寓言》，从而造福土著居民，但始终没能找到时间来践行这一计划。尽管如此，学校于我而言仍旧是我在农场上最喜欢的地方，是我们精神生活的中心，学校就设在一个由瓦楞铁板搭建的长条状老仓库里，我便在此度过夜晚那愉快的几小时。

卡曼特会和我一起来，但不会和孩子们一起坐在长凳上，他会站在离他们有点距离的地方，仿佛刻意对教学充耳不闻，嘲笑那些愿意被带进来听课的人简单淳朴，为此喜形于色。但在我的私人厨房里，我曾见过他凭借记忆，缓慢又滑稽地抄写他在学校黑板上看到的字母和数字，依样画葫芦。我认为就算他愿意，也不可能和其他人一起步入课堂。生命早期，他内心的某些东西就已经被扭曲或定型了，可以这么说，如今对他来说，与众不同就是正常的。他意识到了自己的疏离，他拥有真正的侏儒那傲慢而崇高的灵魂，当他发现自己与全世界的人都不同时，便认定是这个世界扭曲了。

卡曼特在金钱方面极为精明，花费很少，并且同其他基库尤人做了大量明智的山羊交易。他早早结了婚，而结婚在基库尤世界中是个昂贵项目。与此同时，我听过他在金钱无价值这件事上的高谈阔论，明智犀利，见解独到。大体上，他同生活的关系极为独特，他掌控生活，却瞧不上生活。

他一点儿都没有称赞他人的天赋。他可能会承认动物的智慧，并对此称赞有加，但是，打从认识他起，我只听过他赞许一个人的明智决策，那是个年轻的索马里女子，几年后来到农场生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会发出略带嘲讽的笑声，但主要是针对其他人的自信或夸夸其谈。所有土著人内心都有一股强烈的恶意，对事情出了差错幸灾乐祸，这本身就会让欧洲人受挫且反感。卡曼特将这一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发展为独特的自嘲，让他从自身的失望和灾祸中也能获得乐趣，近乎同他人的灾殃带给他的快乐不分伯仲。

我曾在老年土著妇女身上遭遇过相同的心态，她们历尽煎熬，血液与命运相互交织，无论在哪里遭逢命运，都能心怀怜悯接受嘲弄，仿佛对待自己的姐妹。在农场上，我常常让男仆在周日早上给这些老妇人分发鼻烟（土著人管它叫“汤博科”），而我自己则继续赖床。因为这个缘故，周日早上家周围总是聚集着一大群奇怪的来客，就像是个老旧、凌乱又荒凉的家禽养殖场，他们咯咯咯的低声窃笑直接穿过卧室敞开的窗户飘了进来（土著人鲜少高声说话）。某个周日早上，基库尤人温和而活跃的交谈声骤然变成了波浪般起伏流泻的欢笑，滑稽至极的冲突正在爆发，我叫法拉赫进来，让他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法拉赫不愿告诉我，是因为他忘了买鼻烟，所以这一天，老妇人们长途跋涉而来，如她们自己所言，真讨厌，白来一趟。之后，这次意外成了基库尤老妇人的快乐源泉。有时，当我在玉米地的小径上遇见她们中的某一人，她便站定在我面前，伸出弯曲嶙峋的手指戳戳我，衰老的黑色面庞笑靥如花，以至于牵引着脸上所有的皱纹褶皱在一起，仿佛被一根隐秘的线拉扯。她们会提醒我那个星期天，她和吸鼻烟的姐妹们长途跋涉来到我家，却发现我忘了准备烟草，什么都没有——哈哈，夫人啊！

白人常说基库尤人不知感恩。但无论如何，卡曼特都不是不知感激的人，他甚至用语言表达过，他觉得感恩是一种义务。初次见面过去多年后，有许多次，他都特意为我做一些事，而我并没有要求他去做，当我问他为何这样做时，他说要不是因为我，他早就死了。他还通过另一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感激，以特殊的仁慈、相助态度来对待我，或许更贴切的说法应当是极度忍让。或许是因为他始终铭记和我有着同一种宗教信仰。我想，在愚人的世界里，对他来说我就是超级大傻瓜之一。从他为我服务、将他之命运依附于我之命运的那一天开始，我就感受到他警觉而有洞察力的目光一直注视着我，我的全部生活方式都处于一览无余、不偏不倚的批判之中。我相信从一开始，他就将我自找麻烦给他治病视为一次无望的古怪之举。但他一直对我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与同情，并全力以赴启蒙我那极度的无知。有时候，我发现他已经花了时间和精力去解决问题，并做好准备说明他的操作，以便让我更容易理解。

一开始卡曼特在我家做狗童，后来则成为我的医疗助手。我发现他有一双巧手，虽然从外表看来你不会认同。于是我派他到厨房去做小工，也就是小学徒，在老厨师埃萨手下工作，后来埃萨被谋杀了。埃萨死后，他继承了埃萨的职位，在我身边的日子里，他一直都是我的主厨。

土著人对动物往往没什么感情，但卡曼特在这方面与众不同，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他是一个权威狗童，对狗感同身受，会过来向我传达狗狗们想要什么、缺什么或者对事情怎么看。他让狗免于跳蚤这种非洲害虫的侵扰。很多次夜深人静时，狗狗们会号叫着呼唤他和我，我们在防风灯的映照下，一只一只给它们摘掉那些凶残的大蚂蚁——行军蚁，这些蚂蚁独自前行，沿途吞噬一切。

在布道团医院时，他肯定也用上了他的眼力见，哪怕他只是如平时那样，毫无敬畏与偏见，并没有刻意做什么，但他生来就是个有思想、有创造力的医生助手。卸任这份工作后，他还是会偶尔从厨房冒出来，介入病情，并给予我合情合理的建议。

但作为厨师，他就大不相同了，根本无法归类。大自然在这里跨越并斩断了能力与天赋的优先次序，如今这件事变得神秘难解，无论你在何处应对天才，都会有如此感受。在厨房里，在这个烹饪世界中，卡曼特拥有一切天才的属性，包括那属于天才的厄运，即面对自身力量时，个体往往无能为力。要是卡曼特出生在欧洲，并进入聪明的老师麾下，可能会名声大噪，并在历史中塑造出一个喜剧人物。而在非洲，他为自己赢得了声誉，对待自己的技艺，他的态度就像一位大师。

我本身对烹饪非常感兴趣，第一次回欧洲旅行时，我向一家著名餐厅的法国大厨学了几堂课，因为我觉得，能在非洲做出美味的食物会是件有趣的事。当时，这位大厨派罗奎特先生邀请我参与他的餐厅业务，全因我对这门艺术极为热忱。如今我发现有卡曼特在身边，能和这个熟悉的精灵一起烹饪，那份热忱再度占据我心。和他一起工作，对我意义重大。我认为，一个野蛮人竟然对我们的烹饪艺术具有水到渠成的本能，再没什么比这更为神秘了。这让我在看待自身文明时又有了崭新视角，毕竟，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它可能是天赐且注定的。我如同重获对上帝信仰之人，因为颅相学家向他展示了神学雄辩在人类大脑中的位置：如果神学雄辩的存在能够得到证明，那么神学本身的存在也能随之得到证明，最终，上帝的存在也得以证明。

卡曼特在一切烹饪事务中皆心灵手巧，出人意料。对他那双黝黑蜷曲的手而言，厨房里的妙招与绝技不过儿戏，那双手本就深谙制作蛋卷、酥皮肉馅饼、酱汁和蛋黄酱。他拥有让食物变轻盈的特殊才能，就像传说中婴儿时期的耶稣用黏土捏鸟，命令它们飞翔。他鄙视所有复杂工具，仿佛无法容忍它们过于独立，我给他一台打蛋器，他弃置一旁，放到生锈，却用我原先除草用的刀来打发蛋白，他打的蛋白如轻飘飘的云朵般高高隆起。身为厨师，他目光犀利，充满灵感，能从整个家禽饲养场中挑出最肥的那只鸡，严肃地用手给鸡蛋称重，并知晓这颗蛋的落地时间。他为改进我的餐饮苦思冥想，并通过某种方式，从朋友那里为我搞到了一种真正优良的莴苣种子，那是我遍寻多年而未果的，这位朋友为一个住得很远的乡村医生工作。

他对菜谱的记忆力惊人。他不识字，也不懂英语，因此烹饪书对他毫无用处，但他肯定已经按照自己的分类方式，把所有学过的东西都存在了那并不优美的头脑中，而我永远也不可能了解究竟。他给菜起名字，认识那些菜的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他就用那个事件来命名，他会讲起“闪电击中大树”的酱汁，讲起调“死去灰马”的酱汁。但他绝不会搞混任何两种酱汁。只有一点，是我试图让他牢记却没能成功的，那就是一顿饭的上菜顺序。每当有客人来吃晚餐，我就得把用餐顺序给我的主厨画出来，仿佛一张配图菜单：头盘是汤，接着是鱼，然后是山鹑，或者洋蓟。我不太相信他的这一欠缺是因为记性不好，但我认为，在他心里，肯定固执己见地认为万事都有极限，对于完全无关紧要的事，他绝不会浪费自己的时间。

和精力充沛的人一起工作动人极了。名义上厨房是我的，但在我们的合作中，我感到不仅仅是厨房，甚至我们相互协作的整个世界都转移到了卡曼特手中。在这里，他能完美理解我希望他做什么，有时我都还没告诉他，他就已经实现了我的愿望。可是我呢，却无法弄清楚他是怎样工作的，或者说到底为什么这样工作。在我看来真的很奇怪，竟然有人能在自己并不理解其中真义的艺术领域如此出色，何况他对此还只有鄙夷。

我们的菜吃起来究竟应该是什么味道，卡曼特恐怕毫无概念，尽管他已经皈依基督教，与文明社会产生联系，但内心依然是个基库尤人，扎根于部落传统，以及他本人对这些传统的信仰，他坚信这是人类唯一值得采纳的生活方式。有时他的确会尝尝自己做的食物，但紧接着就露出怀疑的表情，仿佛女巫试了一小口锅里的东西。他坚持吃父辈们吃的玉米棒。在土著饮食方面，哪怕以他的聪明才智也会偶尔失败，他带着基库尤人的美食过来给我——烘烤的甜土豆，或是一小块绵羊的肥肉，等等，简直就像一条开化的狗，和人类一起生活久了，就会将一根骨头放在你面前的地板上作为谢礼。我觉得，在他心中，他对我们在食物这件事上自找麻烦的看法，真的和看待精神失常是一样的。有时我试图从他那里榨取出他对这些事情的想法，然而，尽管他在谈论许多话题时都非常坦率，可除此之外还是格外戒备，就这样我们在厨房并肩工作，把彼此对于烹饪重要性的想法搁置一旁。

我把卡曼特送去穆萨伊加俱乐部学习，送去内罗毕向朋友们的厨师取经，每当我在他们家里尝到没吃过的美味佳肴就会让他去学，经过学徒期的锻炼，我家因餐桌在殖民地声名鹊起。这让我高兴极了。我渴望有人来欣赏我的技艺，朋友们来我家共进晚餐让我心花怒放，但卡曼特却不在乎任何人的赞美。但他还是记住了最常来农场吃饭的那些朋友们的口味。“我会用白葡萄酒烧鱼给伯克利·科尔老爷，”他严肃地说，仿佛在谈论一个疯子，“他会亲自给你送来白葡萄酒让你做鱼。”为了听取权威意见，我邀请了我的老朋友，内罗毕的查尔斯·布尔佩特先生过来吃饭。布尔佩特先生是老一辈的伟大旅行家，与斐利亚·福克隔了一代。他曾环游世界，品尝过各地最美味的食物，只要能享受当下，他就不在乎未来。五十年前，有关运动和登山的书籍中记载了他身为运动员的赫赫功绩，以及他在瑞士及墨西哥的登山经历，还有一本写著名赌局的书《来得容易去得快》，在这本书中你可以读到他是怎样为了一个赌注而穿着晚礼服、头戴高脚帽在泰晤士河中游泳，但之后，更为浪漫的是，他像利安德和拜伦勋爵一样畅游达达尼尔海峡。当他来到农场，和我一对一用晚餐时，我开心极了，能够亲手给你喜欢的人做好吃的，有一种特别的幸福感。作为回报，他分享了他对食物的看法，以及对世界上诸多其他事物的想法，并告诉我，他从来没在其他地方吃过比这里更美味的饭菜。

我很荣幸威尔士亲王来到农场用餐，并恭维了我的坎伯兰酱汁。在向卡曼特复述亲王对其烹饪的称赞时，他兴致勃勃地聆听，这种情形仅此一次，因为土著居民非常崇拜国王，很喜欢谈论他们。好几个月后，他涌起再听一次赞美的渴望，突然像一本法语读本似的问我：“苏丹的儿子喜欢猪肉酱吗？他吃光了吗？”

不仅是在厨房里，厨房之外卡曼特也对我表现出善意。他想帮助我，当然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对人生的有利因素与危险因素，他有自己的判断。

有天晚上，午夜过后，他突然手持防风灯走进我的卧室，一言不发，仿佛在值班。那肯定是他刚来我家不久的时候，因为他的个头还很小。他站在我的床边，仿佛误入房间里的黑蝙蝠，有一双大大的招风耳，又像一团小小的非洲鬼火，手中掌着灯。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夫人，我想你还是起床为好。”我困惑地坐起来，心里想着，要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来找我的人应当是法拉赫才对。然而，当我让卡曼特离开时，他没动弹。“夫人，”他再次说道，“我想你还是起床为好。我觉得上帝要来了。”听到这话我便起来了，并问他为何这样想。他严肃地领我进入餐厅，里面可以看到西边的山丘。透过门上的窗户，我目睹了一番奇异的景象。一场大火正在草地上呈燎原之势，熊熊燃烧在远处的山丘上，野草从山顶一路燃至平原，从屋子里看出去，火焰几乎连缀成一条垂直的线。一眼望去，的确像是巨人在移动，正朝我们而来。我驻足凝视片刻，卡曼特也在我身边看着，而后我开始向他解释这件事。我本打算安抚他，因为我觉得他肯定是吓坏了。但无论我怎么解释，对他好像都没什么用，他显然认为，在他叫醒我时，就已完成了他的使命。“好吧，”他说，“可能是这样。但我觉得你最好还是起来，万一是上帝来了呢。” QR1PQ3L731hF4u1EADA1qbMgYjS2fwSUxdptKfxaYLqxLnn8DrR1NalXlquG0v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