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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有一次发烧，被爸爸带去冈山市医院时发生的事情。听到爸爸与写病历的医生之间的对话时，我不禁大吃了一惊。
“上面两个孩子与下面三个，妈妈不是同一人。”
我这才知道，哥哥姐姐与我、妹妹和弟弟，我们的妈妈不一样。真是令人震惊。回到家，隔壁房间传来清晰的对话：“呀，馨不知道吗？”“可能他没意识到吧。”不过，发呆的我心想：“大人，还真是出乎意料地想得开。”心中感受到的打击慢慢和缓下来。前一位妻子病逝后，爸爸和我的妈妈结婚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我们在分校的校园里收听了天皇陛下宣读终战诏书的广播。他说的话我们清楚地听到了，意思却不明白，学生们就这样直立不动地默默听着。
站在队列前的老师们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我这才知道“战败了”。
回家后，父母也都知道了战败的事情。广播中并没有出现“战败”“投降”等字眼，大人的国语水平真厉害啊，十岁的我十分佩服。
距离那时已经七十年了，我不禁感慨万分。
有谣言说驻日美军阉割男性，对女性施暴。不过，那只是谣传。
让我切身感受到战败的是，大概一周以后，被征召到玉岛基地的海军飞行预科训练生——那群身穿航空服、脖颈上飘舞着白色围巾的年轻人集体回到地方上的场景。理应第二天被送去加入特攻队的他们自暴自弃，行为举止完全粗暴无序。他们聚集在国民学校的校园里，不管老师怎么提醒都不听，追逐着女教员，把她们吓得四处乱跑。最后是男老师拿着木刀追着他们打，场面非常恐怖。我听说是柿本小哥哥嘶吼着闯入积聚的人群，他们才安静下来。
第二年，一九四六年三月，我们离开了金光，回到东京善福寺。烧毁了的房子被驻日美军征用了，我们一家在善福寺池畔租了房子住进去，主食依旧是红薯。善福寺池里繁殖着许多牛蛙，成了我们珍贵的蛋白质来源，美军经常划着小船射杀它们。他们经常给我们口香糖、巧克力等，让人意外地感觉很亲切，所以我们很快就喜欢上了他们。
四月开始去丰岛师范附属小学上学，我六年级了。池袋车站前有个很大的黑市，非常活跃，有种杀气腾腾的感觉，让人害怕。
有一天上学路上，我目睹了一群小混混的争斗。好像他们是在争地盘，一个年轻的退伍海军飞行预科训练生被十多个男子用棍棒殴打、用脚踹，倒在了我的眼前。鲜血从耳朵、嘴巴咕嘟咕嘟地往外冒，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是死了吧，想到这里我浑身就不禁像被冻住了般，无法动弹。老师跑过来，把我带去了学校。人的死亡，还有战争的实体，这是我用感官体验到的恐怖记忆。
妈妈督促我用心学习，准备中学考试。目标是旧制第一中学（现日比谷高中），但因为学制变了，不能跨区考试，最后我参加了初高中一体的男校麻布中学的考试，考上了。
其实爸妈他们根本就不清楚麻布中学是怎样的学校。遍地瓦砾的废墟中，只剩下一个“コ”字形的钢筋混凝土校舍，爬上三层楼的屋顶，能一眼看到筑地方向胜哄桥的桥身。当时的胜哄桥，有大船经过时桥中央部分会朝左右打开。
爸爸买来新的制服制帽，我被爸爸领去了新宿东口，如今的伊势丹附近。去那里是为了帮我买生橡胶制的、被称作“朝鲜鞋”的运动鞋。店铺几乎没有开张的，另一边，战败撤退归国者、复员士兵露天铺设席子和报纸，卖着“朝鲜鞋”和花生。胡子拉碴、脸面肮脏的复员士兵看到我那顶崭新的麻布中学的帽子，说：“呀，哥儿考上麻布中学了呀。”原来麻布中学这么有名啊，爸爸乐开了怀，问：“您知道麻布中学？”胡子拉碴的士兵微微笑着说：“我就是麻布中学毕业生。”爸爸一下子心情低落了起来。
我们接着去了西口的黑市，爸爸请我喝了营养汁，作为考上中学的庆贺。
营养汁就是那种在大铁桶里咕嘟咕嘟用大火煮沸的、上面黏黏糊糊浮着一层油脂的红色液体，里面零星地有些料。总之是驻日美军基地流散出来的剩饭菜。把它倒进盖碗里，一碗十日元。用筷子搅一搅，运气好的话，能夹出一块直径约五厘米、厚度约一厘米的香肠，太棒了！开心地送入口时，突然发现上面还清晰留有驻日美军的大大牙齿印。呃，转念一想，既然已经煮沸了，而我们也战败了，没办法啊，就送进了口中，让人伤心的是，一点儿都不好吃。我深深体会到了战败国的悲伤。
麻布中学是戏剧演出盛行的学校。高年级学生中有堺正俊、小泽昭一、仲谷升。我也对戏剧有着浓厚兴趣。小学毕业公演时，我参演了坪内逍遥翻译的《哈姆雷特》，饰演反面角色克劳狄斯，登上了舞台。因为是逍遥老师的翻译，台词偏文言调，我第一次体会到了表演的快感。
不过那时我还有更喜欢的事情，就是写作。我擅长写作文，所以我加入了言论部，那是编辑校内杂志《言论》的社团。我还加入了音乐部，在那儿吹口琴。
东京还处于战后的混乱中。老师中也有从战地撤退回来的，他们拖家带口住在理科教室、音乐教室。在空袭中被烧毁了的芝中学也租借麻布中学的地方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