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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马科维茨正在芝加哥大学导师办公室的前厅耐心等待。这位头脑理智、身材瘦长的经济学学生，决定跟旁边一位来访的股票经纪人聊一聊。
那是1950年，漫画《花生》（ Peanuts ）刚刚开始连载，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因出演了百事可乐的广告而大红大紫，冷战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朝鲜战争爆发。但这些流行文化和地缘政治的交织，对身处芝加哥大学的两个人来说，都遥不可及。于是他们开始闲聊，马科维茨正为自己的博士论文主题该写什么而苦恼，股票经纪人建议道：“你为什么不写一篇关于股票市场的论文呢？” [1]
这次偶然的会面，让马科维茨走上了一条后来令他声名鹊起的道路。这种名气大到了什么程度呢？你可以不受打扰地走在公众场合，但认识你的人都会充满敬意地轻声念出你的名字。据说，20世纪杰出的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说道：“整个华尔街，都站在哈里·马科维茨这位巨人的肩上。”
直到如今，马科维茨的突破性研究，都一直持续影响着众多对冲基金经理、大型投资银行及许多养老金计划的资产管理原则。
人生如戏，有时候命运的安排出人意料。马科维茨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金融行业，也不感兴趣。他出生于1927年，父母是犹太人，在芝加哥开着一家杂货店，他们一家人过着平静安逸的生活。即便是在大萧条时期，生活也没受到太多影响。不过，大萧条引起了马科维茨对经济的关注。马科维茨从小喜欢打篮球、踢足球和拉小提琴。长大后开始对哲学感兴趣，尤其是大卫·休谟和勒内·笛卡尔的思想。在芝加哥大学学习两年并获得学士学位后，他心血来潮，决定攻读经济学专业，这个举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源自他对数学的喜爱。
天资聪颖的马科维茨，被考尔斯经济研究委员会邀请加入，成为学生会员，考尔斯经济研究委员会是阿尔弗雷德·考尔斯三世20年前成立的。委员会前主任雅各布·马尔沙克是马科维茨的导师，正是在马尔沙克的办公室门口，年轻的马科维茨与来访的股票经纪人聊了聊天。当马科维茨终于敲门进入办公室后，他跟导师说起刚才的谈话，提出要在股票市场这个方向上来写论文的想法。
当时，这个想法很另类。尽管芝加哥有一所繁荣的商学院，但对严肃的学术研究来说，股票市场仍然被认为是有些肮脏、不正经的地方。不过马尔沙克认可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连考尔斯自己也对此非常着迷。马尔沙克说自己对此知道的不多，于是给马科维茨介绍了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马歇尔·凯彻姆（Marshall Ketchum）。凯彻姆提供了一份阅读书单，让马科维茨开始学习。
自此，马科维茨每天准时前往图书馆。在某天下午，一个核心想法在他脑海开始形成，并最终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事实上，许多人都认为，现代金融学正是在那一天诞生的。
凯彻姆推荐书单上的第一本，是约翰·伯尔·威廉姆斯（John Burr Williams）写的《投资价值理论》（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 Value
），马科维茨很快就读完了。威廉姆斯曾在华尔街工作，但经历了1929年大崩盘和经济大萧条之后，他决定去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希望能更好地理解刚刚发生的灾难，更加严谨地看待自己的职业。在书中，威廉姆斯提出，股价应该等于未来所有预期股息的折现价。
这个观点，让马科维茨在偌大的图书馆里陷入了沉思。
假如按照这个理论，那人们应该只投资预期回报最高的那一只股票就好，但马科维茨明白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未来的股息分红是不确定的，另一方面人们在投资时会同时考虑收益及风险。于是马科维茨想到，分散，也就是“把鸡蛋放在多个篮子里”，应该可以降低风险。随后，马科维茨用股票的波动率来表示风险，证明了分散配置一篮子相互独立的股票，确实可以降低投资风险。这一篮子股票，用金融术语来说就是“投资组合”。
马科维茨建议，投资者真正应该关心的，是一个投资组合的整体表现如何，而不该执着于组合中某单只股票的表现。只要组合里的股票是相互独立的，不管股票自身还有什么其他优点，组合整体的风险或是波动率就会降低。马科维茨说：“分散配置，比如构建一个被动的全市场投资组合，是投资中唯一‘免费的午餐’。”
当然，大多数投资者靠直觉也知道，把所有鸡蛋放到同一个篮子里，可能是比较危险的。但在当时，如何构建出一个更好的投资组合，用金融历史学家彼得·伯恩斯坦（Peter Bernstein）的话来说，基本上是靠“经验法则和民间传说”。 [2] 马科维茨1952年发表在顶级期刊《金融杂志》（ Journal of Finance ）上的论文，第一次用量化的方式展示出如何更好地平衡风险和收益。这篇名为《投资组合选择》（Portfolio Selection）的论文，成为“现代投资组合理论”（modern portfolio theory）的基石。直到如今，许多投资者都是遵循这个理论，来管理自己的组合持仓。马科维茨也因此赢得了199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后来回忆道：“当时就是灵光一闪。人们总问我，那时有没有预感到自己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总是说没有，但我确实想过，博士学位是肯定能拿到了。” [3]
然而事情没有那么顺利。尽管马科维茨自己有信心，并且他的研究的确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但在当时，这是否有资格获得一个经济学的博士学位，是有争议的。1952年，马科维茨离开芝加哥，前往阳光明媚的加利福尼亚州，到著名的智库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工作。不久后，他又回到芝加哥大学参加论文答辩。飞机抵达芝加哥时，马科维茨毫不担心，他想：“我知道这虽然是个冷门的研究方向，不过就算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博士
也不会为难我的。”
糟糕的是，弗里德曼并没有被说服。马科维茨才答辩了5分钟，这位学术泰斗就打断道：“哈里，我读了你的博士论文，里面的数学推导没有任何错误，但这不是一篇经济学领域的论文。我们不能因为一篇跟经济学无关的论文，而授予你经济学博士学位。”马尔沙克开始为自己的学生辩护，于是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讨论。最后，他们让马科维茨到门外去等待结果。大约过了5分钟，马尔沙克走了出来，说道：“恭喜你，马科维茨博士。”
马科维茨去兰德公司也是他的幸运。在那里，他第一次遇见了威廉·夏普，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经济学家，后来也成为他的跟随者。夏普极大拓展了马科维茨的研究，这让马科维茨非常欣赏。马科维茨说：“比尔
总是说，他之所以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因为追随我使用了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在我看来，我之所以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因为他把这套理论从工商管理领域转变为经济学领域。否则，我可能无法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
夏普在南加州的河畔长大，起初想做一名医生。但1951年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后，夏普很快发现自己一看到血就恶心，这可能让他无法当医生了。于是他转学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工商管理专业。他又发现，会计课程基本上都是关于如何记账的，他觉得索然无味。不过，有一门关于经济这个“神秘”学科的入门课程，立刻引起了他的兴趣，于是他再次转换人生轨道。他后来回忆说：“我只是觉得它很美，所以就换到了经济学专业。还没有考虑到将来会从事什么职业，但就是觉得我得这么做。”
然而那个年代跟现在不同，夏普的好成绩并没能帮助他进入华尔街工作。恰恰相反，当夏普在一家银行面试时，面试官看了一眼他的成绩后，建议他最好继续攻读研究生，而不是找一份金融行业的工作。夏普后来回忆说：“当时给我的印象是，他们并不想要（成绩好的）人进入银行工作。”于是夏普指出，他还是当地帆船俱乐部的队长，参加过美国预备役军官训练营，也加入过一段时间的兄弟会，他坚称自己“实际上是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尽管如此，最终夏普还是决定继续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在这之后，他得去服两年兵役，驻扎在弗吉尼亚州的李堡。
幸运的是，夏普没有接到朝鲜战争的任务，并且由于参与了一个政府项目，原本两年的服役时间缩短到了6个月。服役之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位教授建议夏普无论如何都要去兰德公司，这是一家由美国空军支持的研究机构。于是1956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夏普，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加入了兰德。
兰德的影响很深远。有些员工开玩笑说兰德（RAND）是“研究但没发展”（Research And No Development）的简称，兰德的理性化思维对夏普有很大的启发。兰德这家智库的理念是研究那些非常难的问题，并且这些问题很可能实际上根本就找不到解决方案。
在兰德的日子里，一周有4天要做兰德的项目，另外一天则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研究。夏普工作的那段时间里，著名经济学家肯·阿罗和博弈论学家约翰·纳什也在兰德担任顾问，电影《美丽心灵》中的男主角原型正是约翰·纳什。夏普发表的第一篇研究报告，也反映出兰德研究团队兼收并蓄的特点，报告里提出了一项关于征收雾霾税的方案，同时对军用部署的机舱设计准则做了综述。
新兴的计算机领域，也引起了夏普的兴趣。他试着在兰德公司笨重的计算机上学习编程，这种计算机是20世纪最伟大的美国数学家之一约翰·冯·诺依曼设计的，大家还给它起了个昵称，叫作Johnniac计算机。夏普也学会了在当时最先进的IBM计算机上编程。这项新技能，是夏普在无数个残酷的夜晚使用键控打孔机
磨炼出来的。虽然辛苦，但对这位年轻的经济学家来说，收获是无价的。这不仅帮助夏普增强了他之前比较弱的纯数学知识，也使他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经济学程序员，这个能力最终帮助他拿到了博士学位。
要说对夏普最重要的事，那就是得以跟马科维茨一起工作。夏普写的第一篇博士论文被驳回了。他很熟悉马科维茨的研究，于是当马科维茨来到兰德时，夏普去找他寻求建议。事实证明，这是一次富有成效的合作。
夏普写了一个计算机程序，来简化马科维茨的模型，让它更加实用。1952年，当时唯一能够真正运行马科维茨理论的计算机，是美国政府手里用来设计核武器的计算机。 [4] 夏普用计算机编程语言Fortran写了一个算法，把原本在IBM 7090计算机上按照马科维茨过程来处理分析100只不同股票所需要的33分钟，缩短到了30秒以内。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不仅如此，为了简化马科维茨的模型，夏普没有计算每只股票之间的差异，而是定义了一个基本潜在因子，即市场整体的回报率，然后计算每一只股票相对于它的变化。在公式里，这个值的符号使用的是希腊字母β（beta，中文为贝塔）。举个例子，假如市场整体每上涨1%，可口可乐的股价会上涨0.8%，那么可口可乐的β系数就等于0.8。如果有另一只股票会上涨2%，那它的β系数就等于2。β系数越高的股票，波动率越大，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比波动率更小、β系数更低的股票回报率更高。后来，β成为描述市场整体回报的通用词，而α（alpha，中文为阿尔法）则用来表示一个专业投资者能获取的超额收益。
这项工作不仅帮助夏普拿到了博士学位，最终还促使夏普写出一篇开创性论文，里面提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简写为CAPM），利用这个公式，投资者就可以计算出金融证券的价值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之所以具有突破性意义，且应用广泛，原因就在于提出了“风险调整后收益”（risk-adjusted returns）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应该基于收益的波动情况，来衡量一只股票或者一位基金经理的表现。模型还表明，对大多数投资者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投资整个市场，因为它反映了风险和收益之间的最佳平衡。
这为后来指数基金的发明奠定了理论基础。不过毕竟当时指数基金还没有发明出来，夏普也并不知道爱德华·伦肖那篇关于“无人管理的投资公司”的激进论文，所以夏普从来没有明确地提起过指数基金这个词，只是简单地将这种方式称作“市场投资组合”。不过其含义是很清晰的。除了夏普提出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当时还有像杰克·特雷诺（Jack Treynor）、约翰·林特纳（John Lintner）和简·莫森（Jan Mossin）等人，也独立地提出了一些类似的模型。只不过最终是夏普的研究论文，成为经济学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论文之一。
讽刺的是，这篇有关“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论文的发表过程还遭遇了坎坷。1962年年初，夏普自信满满，认为这是他写出的最好的一篇论文，提交之后，就期待着电话铃声响起，得到人们的赞扬。然而事与愿违，《金融杂志》驳回了他的论文，理由是这里面很多假设根本不现实。不过固执的他，再次提交过去。终于，论文于1964年发表出来。刚开始也没引起什么反响，一向开朗的夏普心想：“老天，我刚刚发表了一篇此生最棒的论文，竟然没有人在意。”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篇论文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并最终帮助他和马科维茨赢得了199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众人拾柴火焰高，推动金融学术界的这些思想发展成为一场全面的革命，还要归功于另一位芝加哥的经济学家，他构建了一整套成熟的理论，来精确地解释为什么一个“全市场投资组合”是最优的。
这是一个典型的美国移民的故事。在20世纪初的某个时候，
加埃塔诺和桑塔·法马加入了意大利移民大军，举家从西西里岛搬到了寒冷的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加埃塔诺找了一份理发店的工作，和桑塔在被称为“小意大利”的波士顿北部定居下来，抚养着7个孩子。他们的其中一个儿子弗朗西斯·法马邂逅了另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的女儿安吉丽娜·萨拉西诺。两人结婚后，搬到了工薪阶层聚集的莫尔登市，位于波士顿北边。1939年的情人节这天，他们迎来了所有4个孩子中的第3个，是个小男孩，他们给他起名叫作尤金·弗朗西斯·法马（常被叫作尤金·法马）。
[5]
法马记得童年时身处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很担心父亲会被征召入伍。父亲弗朗西斯·法马原本是一名卡车司机，战争开始后去了波士顿船厂建造战舰。虽然躲过了上战场，但造船要使用石棉，于是一生从不抽烟喝酒的弗朗西斯，70岁时终因石棉肺而去世。不久之后安吉丽娜也因调理更年期的处方里含有过量的激素，而患上癌症去世了。
人生难免苦与痛，好在尤金·法马的童年还是很快乐的。弗朗西斯和安吉丽娜，跟叔叔一家联合起来在波士顿米斯蒂河的边上买了个两层的房子，房子位于梅德福小镇，紧邻莫尔登市。法马身材瘦小，最多也就1.72米高，145斤重，但他是一名运动健将，擅长篮球、棒球、田径和足球，据他自己说，他还发明了足球里的翼锋位置，原因是曾在阻挡身材高大的对手时挨了揍。不管这是不是真的，法马出色的运动能力，为他赢得了高中体育名人堂里的一个永久展示位置。
也是在这期间，法马遇到了一个娇小美丽的姑娘，名叫萨利安·迪梅科，就读于附近的一所天主教女子学校。高中毕业后不久，他们就结婚了。体育运动和恋爱这些事情，并没有影响法马的学业，他的成绩很好，母亲鼓励他继续深造。他自己也希望能当一名高中教师或是体育教练，于是法马前往塔夫茨大学学习罗曼什语，成为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他的人生轨迹似乎坚定地朝着一个幸福的普通中产走去。
然而，他选的这个专业，让他无聊到想哭。“我被困住了。”他回忆道。学习了两年似乎没完没了的伏尔泰之后，他一时兴起，上了一门经济学课程。法马立刻爱上了经济学，不仅是由于这门学科自身很有魅力，还因为这有望帮他“摆脱高中教师穷困潦倒的一生”。
于是大三大四这两年，法马学习了学校里所有的经济学课程，向许多顶尖大学申请了研究生。附近的哈佛大学发来了录取通知书，但芝加哥大学一直没有回应。也许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芝加哥大学从来没有录取过这个后来成为杰出经济学家的人。法马很好奇，于是给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办公室打去了电话，巧的是，接听电话的正好是办公室主任本人——杰夫·梅特卡夫（Jeff Metcalf）。
“哎呀，我们没有你的申请记录。”梅特卡夫说。 [6]
“但我确实递交了申请。”法马坚称。
“你的成绩怎么样？”梅特卡夫问道。
“全A!”法马回答。
梅特卡夫继续和这位年轻学生聊了起来，法马身上的某些特质触动了梅特卡夫。于是他告诉法马，芝加哥大学有专门的奖学金提供给来自塔夫茨大学的学生。就这样，这位早熟的前运动员来到了芝加哥大学。在这通命运的电话之后，除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法马前往比利时鲁汶大学做了两年客座教授，其余时间他一直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甚至80多岁高龄时仍在授课。
进入芝加哥大学后，法马第一次遇到了伯努瓦·曼德勃罗（Benoit Mandelbrot）。曼德勃罗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数学家，出生于波兰，先是移居到法国，后来又移居到美国。博学的曼德勃罗经常游走在各个高校，时不时也会到芝加哥大学给研究生做演讲，他常常跟法马在学校的四方庭院里散步、聊天。正是曼德勃罗，告诉这位年轻的意大利裔美国小伙金融市场具有明显的随机性，还跟他说起了半个世纪前巴舍利耶的开创性研究。曼德勃罗曾住在法国，他对巴舍利耶的《投机理论》非常熟悉，和萨缪尔森、萨维奇一起，努力把巴舍利耶的研究推广出去，使更多的世人知晓。在推广巴舍利耶的研究这件事上，曼德勃罗功不可没，尤其是在芝加哥。
当时，法马在确定博士论文题目的时候，给他的导师默顿·米勒（Merton Miller），也是一位经济学巨星，提交了5个选题。“他静静地否决了前4个选题，但看到第5个时，兴奋了起来。”法马后来回忆道。
在塔夫茨大学读大四的时候，法马曾在一位教授手下工作过，这位教授向人们提供预测股市的服务，法马的任务是寻找预测方法。但问题是，基于历史数据找到的方法，似乎在对“样本外”的数据进行测试时不起作用，换句话说，一旦使用最新的股市数据，这个方法就失效了。
举个例子，历史数据可能显示，每周一购买汽车股就能赚到钱。但当有人真的这样做时，收益就消失了。用真实数据实测，是统计学家常用的方法，这样可以检验一个模型，到底是真的可以预测，还是仅仅是伪相关
。比如，人均奶酪消费量，看起来似乎跟每年被床单缠住而死亡的人数，具有高度相关性。
尽管法马并没有找到能预测股市的方法，但他费尽心思收集到了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里包含的30只股票，每日的信息数据集合。当时，罗瑞和费雪还在隔壁楼里收集证券价格研究中心的数据，所以法马的数据集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宝库。法马对米勒说，他打算找证据来证明曼德勃罗的猜想，即股票收益服从“非正态分布”，意思是收益几乎是随机的，并且波动的范围要比人们的预期大得多。同时，他还要对股市的长期回报做个详细的实验。虽然这方面已经有一些研究成果，但法马的数据集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视角”。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做到了。法马的博士论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简直让人看了想吐地详细论证了”股市确实存在非同寻常的巨大波动。正常情况下，大多数自然现象都遵循正态分布，统计学家也称之为“钟形曲线”。比如说，身高在1.82米的人数，要比身高2.13米或1.2米的人数都要多。如果画出图形来，就像一个钟罩似的，大多数数据都均匀分布在最常见的数据周围。正态分布也叫作“高斯分布”，以纪念18世纪的德国数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
但股市只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这个特点。法马1964年的论文里指出，股价上涨或下跌1%的概率比2%更大一些，并且出现统计学里难以想象的巨大下跌的概率，要远远大于正态分布情况下可能出现的概率。用统计学的术语来说，股市收益是在正常的钟形曲线上，出现了可恶的“肥尾”。法马的名为《股票市场价格行为》（The Behavior of Stock-Market Prices）的论文，证实了早先曼德勃罗和萨缪尔森等人的猜想，即股市是接近随机的、不可预测的。正如这位年轻的经济学家在论文开头所写的：“股价的变化是没有记忆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方式能依靠过去预测未来。” [7]
那为什么无法预测呢？法马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使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来论证这个观点。法马的博士论文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到这个假设，但他1965年发表在《金融分析师杂志》上的文章《股票价格的随机游走》（Random Walks in Stock Market Prices）里，首次提出了“有效市场”这个概念。同年，资产管理行业的领军杂志《机构投资者》，转载了这篇论文的简化版本。
法马认为，在一个有效市场里，有那么多聪明的交易员、分析师和投资者在互相竞争，这意味着在任意时刻，所有已知的相关信息已经全部反映在股价中，任何新出现的信息也都会立刻反映到价格里。
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有效市场假说”。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观点。1889年，乔治·鲁特利奇·吉布森（George Rutledge Gibson）在《伦敦、巴黎和纽约证券交易所》（ The Stock Exchanges of London , Paris , and New York ）这本书中就写道：“在一个开放市场里，股票的信息都是公开的，股价能达到多少，可能取决于关注它们的人中最聪明的人的判断力。” [8] 但法马是第一个把理论和实际数据相结合起来的人。1970年，他整理了之前的研究工作成果，又发表了《有效资本市场：理论和实践研究综述》（Efficient Capital Markets: A Review of Theory and Empirical Work），成为有效市场假说的开山之作。
这个理论很快在美国商学院的学术圈流行起来。尤其是在芝加哥，几乎成了宗教般的信仰。几十年前启发了马科维茨的凯彻姆教授，如今仍然在教授金融证券分析课程，而当法马的理论开始成为教条后，凯彻姆教授的课程就不再受欢迎了。当时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一个名为大卫·布斯的学生后来回忆说：“如果你足够清醒，你就不会去上凯彻姆的课。”
不过，有效市场假说，即使到今天都一直存在争议。毕竟，如果市场如此有效，为何会出现牛市和熊市呢？为什么还是存在一些人似乎能相对持续地赚到钱呢？事实上，股价很容易被疯狂的投资者左右，就像2021年年初发生的“游戏驿站事件”
那样。如此说来，有效市场假说怎么会是真的呢？当时，在学术圈之外，有效市场假说也遭到了嘲讽。股票经纪人很欢迎罗瑞的证券价格研究中心的成果，但不喜欢绊脚石。从奥本海默公司（Oppenheimer & Co. ）1968年投放的一条广告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金融业对有效市场假说这个理论的态度：
[9]
与同伴一起在公园里散步是非常令人愉快的，但放在股市里，却可能走上一条危险的路。尽管有些理论学家有了一些发现，但这并不能取代对资产管理的定性研究，以后也不能。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有效市场假说的支持者来说，是一个特别沉重的打击。不过法马自己早已说过，市场有“肥尾效应”
，会有大崩盘的倾向。并且后来，他又开创性地研究了哪些长期影响因素能让投资者获取超额收益（在后面章节里会有介绍）。法马认为，实际上市场很少是完全有效的，他尖锐地指出有效市场假说理论“只有那些不愿意相信它的人，才会去争论”。按照法马的观点，像“互联网泡沫”破裂、2008年金融危机、新冠疫情出现后2020—2021年股市大反弹等事件，都表明股价并不总是“对的”。不过实际上，我们也没法提前知道当时的股价到底是不是对的。
最能表明有效市场假说具备长久价值的说法，来自20世纪英国著名统计学家乔治·博克斯（George Box），他曾打趣道：“所有模型都是错误的，但有些模型是有用的。”有效市场假说可能不全都是正确的，毕竟市场是由人来构建的，人很容易受到各种行为偏见和非理性的影响。但这个理论，至少近似合理地展现了市场是如何运作的，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实践中人很难战胜市场。就连投资大师本杰明·格雷厄姆，后来也成了有效市场假说的支持者。
法马对此有个贴切的或者说有点低俗的比喻，说给那些反对他这个理论的人听。他把传统资产管理比作色情文学：“有的人喜欢，但这比不上真正的性爱。如果你愿意为此花钱也可以，但别花太多。”
在学术界与金融界的对抗中，芝加哥大学无疑是大本营。这里有0.8平方千米绿树成荫的四方庭院和哥特式建筑，坐落在华盛顿公园和密歇根湖之间，还聚集了世界上有史以来人数最多也最聪明的经济学思想家，他们正在悄悄地展开一场金融革命。
不过，学术界的思想向现实中的金融界渗透这个过程，还是很缓慢的。大部分华尔街人，没有时间，也没有意愿，甚至有时也没有能力，来理解学术界正在发生的这些具有转折意义的新思想，就像是拥有一个免疫系统似的。然而，这个免疫系统里存在一个重要的漏洞，慢慢地，这些激进思想就像病毒一般传播到了整个金融行业。
证券价格研究中心的原始数据，仅仅是它所带来的贡献的一个开端。当罗瑞和费雪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后，就开始组织一系列半年一次的研讨会，地点在芝加哥大学的继续教育中心，紧邻大道乐园。罗瑞和费雪带来他们的数据，很多世界顶尖的经济学家阐述他们的论文和想法，还有各种思想非常开放的投资专家和银行家前来学习和了解学者们正在做什么。
这些人当中，包括了约翰·博格，美国最大的共同基金公司之一的威灵顿管理公司的重量级高管；雷克斯·辛克菲尔德，一名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学生，后来进入美国国家银行信托部门工作；伯顿·麦基尔（Burton Malkiel），华尔街著名经纪公司美邦的投资银行家；威廉·福斯（William Fouse），梅隆国民银行信托部的股票分析师；约翰·麦克奎恩，富国银行一位意志坚定的高管；以及迪恩·李巴伦，共同基金公司凯士顿的一位基金经理，爱交朋友，思想开放。人们称这些人为“量化投资者”，因为他们使用计算机来进行严谨的量化计算。虽然计算机如今在投资行业已经是司空见惯的工具，但在此之前的几个世纪，人们都一直是靠主观判断和定性分析来做投资。正如《机构投资者》杂志在1968年所写的：
并不是所有的革命都发生在5月里血腥的某一天。有些会悄悄地到来。先是游击队员在山坡上随意低效地游荡，然后会出现几个前无古人的领导者。最终政府里到处都有他们的朋友，于是你知道了，为了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做出改变。投资领域正处于这样一场无声的革命当中，并且很明显，改革者终将赢得胜利。他们的名字是——量化投资者，他们的武器是——计算机。
罗瑞和费雪举办的半年一次的研讨会，将学术论文中用生硬语言表达的另类新思想，传播到了金融行业。
就拿伯顿·麦基尔来说，在深入了解了证券价格研究中心的成果，也亲身体会到投资行业的困境后，他离开了华尔街，到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从此进入学术圈。1973年，他出版了《漫步华尔街》（ A Random Walk Down Wall Street ）这本书，带领许多学术理论成为主流。书里还有句名言：“一只蒙着眼的猴子向报纸的金融版面投掷飞镖，这样选出来的一个投资组合，与一位投资专家精心挑选的投资组合，业绩表现一样好。”
在书中，麦基尔还建议人们构建这样一只基金：“只是简单地买入上百只处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股票，持有不动……基金经理很快会反驳说‘你没法儿买下市场平均。’但现在，是大家可以做到的时候了。” [10]
事实上，当麦基尔正在研究和撰写这本畅销书的时候，竞争已经开始，一群来自波士顿、芝加哥和旧金山等地，各有特点且勇于打破常规的业内高管，争相希望成为第一个发行新基金的人。这第一只基金，包裹着来自金融学术界的创新研究浪潮，汹涌地扑向投资行业，最终重塑整个金融业。
[1] Russell R. Wasendorf Sr. and Russell R. Wasendorf Jr. ,“Feature Interview:Harry M. Markowitz, Nobel Laureate,” SFO Magazine , July 2008,2, www. alt avra. com/ docs/ thirdparty/ interview-with-nobel-laureate-harry-markowitz. pdf.
[2] Peter Bernstein, Capital Ideas Evolving （Hoboken, NJ: Wiley, 2007）, xiii.
[3] Robin Wigglesworth, “How a Volatility Virus Infected Wall Street,” Financial Times , April 12,2018, https:// www. ft. com/ content/ be68aac6-3d13-11e8b9f9-de94fa33a81e.
[4] Ronald N. Kahn, The Future of Investment Management （CFA Institute Research Foundation, 2018）,19, www. cfainstitute. org/ -/ media/ documents/ book/ rf-pub lication/ 2018/ future-of-investment-management-kahn. ashx.
[5] Colin Read, The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ts : Bachelier , Samuelson , Fama , Ross , Tobin , and Shiller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93.
[6] Eugene Fama,“A Brief History of Finance and My Life at Chicago,” Chicago Booth Review , April 7,2014, https:// review. chicagobooth. edu/ magazine/fall-2013/ a-brief-history-of-finance.
[7] Eugene Fama,“The Behavior of Stock-Market Prices,” Journal of Business 38,no. 1（January 1965）.
[8] Read, The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ts , 102.
[9] Institutional Investor , April 1968.
[10] Burton Malkiel, A Random Walk Down Wall Street （New York: Norton, 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