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共和国

戴高乐把第四共和国的倾覆归咎于3个原因：首先，为了“挽救国家，同时维护共和国”，至关重要的是“改变名誉扫地的政治体制”；其次，立即让军队回到服从命令的轨道上；最后，作为能带来必要变革的唯一人选，自己挑起领导重担。 ^[104]

戴高乐上任后，需要把自己刻意模糊的策略转变为一项战略构想，让国家从他继承的大动荡局势中走出来。法国与阿尔及利亚分手乃非常之举，而国内左翼批评者认为，这件事明明白白，易如反掌。实际情况是：法国人来阿尔及利亚定居并对它进行统治已长达一个多世纪，还有自1954年起始终未平息的战火，这一切不可能像变换电视频道那样说变就变。法国军队因为坚决不肯放弃阿尔及利亚才把戴高乐推上台。戴高乐现在毫不怀疑，仅凭一个戏剧性决定就让军队恢复其国家政策工具这一角色绝无可能。这需要一个过程，通过逐步削弱军人对社会秩序的影响，可以杜绝军人擅权的可能。

戴高乐有6个月的时间制定一部新宪法，在此期间，他可以靠发布政令行使职权。依据1946年他在巴约讲话中阐述的方针，新宪法废止了第三和第四共和国议会至高无上的地位，结束了由此产生的派系之争，代之以一个近乎总统制的体制。在第五共和国，国防和外交政策权归属总统。总统由选民以间接选举方式（1961年改为普选）选出，任期7年。为了监督政府运行，总统任命经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里的多数党领袖为总理。为了避免行政与立法机构之间互相扯皮，总统有权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大选。

在事关重大的国家利益问题上，总统可以诉诸公民投票。戴高乐，包括他之后的继任者，很喜欢用这个办法。1962年10月，戴高乐发起了一场支持总统普选的公投运动。他试图让法国从阿尔及利亚脱身期间，两次采用了公民投票方式，借此显示大多数法国人对他的方案的支持。

戴高乐上任之初，很可能还没有想清楚他在阿尔及利亚最终想要一个什么结果。不过戴高乐决心结束这场使法国无法实现其国际国内使命的战争。戴高乐复出后同时推行了几项战略，每一个都与以上两个紧迫使命相辅相成，但没有一个承诺实现任何具体目标。

戴高乐就任总统后不久，于1958年6月访问了阿尔及利亚。访问期间戴高乐含糊其词，充分显示了他的圆滑。当地的“黑脚”把他视为救星。在一次狂热集会上，戴高乐告诉“黑脚”：“我理解你们（ Je vous ai compris ）。”此话一出，死保法属阿尔及利亚的人信心倍增，正是这批人为戴高乐上台立下汗马功劳。与此同时，戴高乐丝毫没有限制自己的选项。他字斟句酌说的这句话可能还让他逃过一劫：戴高乐讲话时，一个刺客躲在现场附近一栋楼房里，听了戴高乐这句话后，他放下了手里的步枪。 ^[105]

戴高乐首先命令法军司令莫里斯·查勒将军发动一次全面攻势，肃清藏匿在农村的叛乱分子。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是彻底摸清他面临的两个抉择：要么凭借军事胜利把阿尔及利亚并入法国，要么让战败证明军队阻挠政治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是死路一条。

戴高乐使用武力一手的同时，还在阿尔及利亚推行了广泛的改革。1958年10月，他在阿尔及利亚东部城市君士坦丁宣布了用该城命名的“君士坦丁计划”。这一计划标志着要在阿尔及利亚大力发展经济和人道主义事业，实现阿尔及利亚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戴高乐双管齐下的做法堵住了左翼人士和“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派”的嘴。 ^[106]

为了推行自己的战略方针，戴高乐求助于公民投票程序。这一次他想出一个绝好主意，把批准新宪法与为法国海外殖民地做出新安排挂钩。法国本土和殖民地居民均可在普选制下参加对新宪法框架的公投。此前法属非洲殖民地的两位领导人在宪法问题上争执不休，各执一词，成了一个棘手难题。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日后的塞内加尔总统）赞成一项联邦解决方案，所有非洲人一律成为享有充分权利的法国公民，法属殖民地合并为两个区域集团。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前法国卫生部长，日后的科特迪瓦总统）主张建立一个松散邦联。戴高乐提出的“法兰西共同体”概念绕过了这一难题。

每一块法属殖民地都需要做出选择：要么批准宪法加入法兰西共同体，要么要求立即独立。除了塞古·杜尔领导的几内亚，其他法属殖民地都选择留在法兰西共同体内，这是一个具有模糊的安全职能的架构。然而，政治独立之风吹遍了非洲大陆。不到两年，法兰西共同体坍塌。1960年有“非洲年”之称，当年一共有14个法语国家赢得独立，从而基本避免了多地爆发民族解放战争。只有喀麦隆和阿尔及利亚是例外。在喀麦隆，民族主义起义者与法军血战了9年。阿尔及利亚则是因为地位未定，一切取决于军事或外交结果。

为了确保非洲人支持法兰西共同体，1958年8月戴高乐开始了一次为期5天的横跨非洲大陆之旅。他一反常态，异常兴奋地讲述了法国的这项新使命。在马达加斯加首都，戴高乐用手指着不远处的王宫宣布说：“明天，你们将再次成为一个国家！历代国王居住在这座王宫时，你们就是一个国家。” ^[107] 戴高乐在《希望回忆录》里记录了他在法属刚果首都布拉柴维尔受到的欢迎：无论在“市中心挂满旗帜的街道”，还是“在下刚果和波托波托区的郊区”，万头攒动的人群“对公投欣喜若狂”。 ^[108]

1969年5月，我在写给尼克松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讲述了戴高乐举行宪法公投的重大意义：

此次公投不只是对非洲民族主义者的同情，或审时度势顺从了反殖民主义潮流。戴高乐的非洲政策还映照了他的伟大观和感恩心理。从戴高乐的回忆录中可以清楚看出，他沉溺在法国文明使命中，借助政治、经济和人员纽带弱化了殖民地的独立，从而维护了法国势力和文化的至上地位。另一方面，说法语的非洲人也开始依赖戴高乐独具一格的眷顾。于是在非洲，也只有在非洲，戴高乐让法国成为一个傲人大国。 ^[109] 0rjBq+j1ddT057gPWZGEDWepZCzX/bUYcK3rNsPL9uRrbOtYQ76jGOqoBBqtB7S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