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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月20日，理查德·尼克松就任总统。不出一个月，他启程前往欧洲对欧洲几国进行所谓的工作访问，以强调他对大西洋关系的重视。尼克松在布鲁塞尔、伦敦和波恩受到几国领导人的热情接待，此前尼克松与这几位国家元首见过面，他们都明确表示支持美国在大西洋关系中发挥领导作用。
巴黎的气氛与以上几国首都的气氛有微妙差别。6年前的1962年11月，尼克松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失败。此后不久，夏尔·戴高乐在爱丽舍宫的总统官邸设午宴招待了尼克松。这位法国总统对尼克松在任艾森豪威尔副手期间（1953—1961）展示的外交才干赞誉有加，身陷政治生涯低谷的尼克松倍感温暖。这一次他的法国之行升格为国事访问，戴高乐亲赴机场欢迎尼克松一行。
这是我首次见戴高乐。他发表了简短致辞，热情欢迎尼克松来访，同时强调法国独特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国家身份：
200年来世事沧桑，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国对贵国怀有的友好感情。您亲赴我国访问，使我方可以阐明对国际事务的想法和意图。您也能澄清自己的观点和提出的种种倡议。我们怎能不对我们之间的意见交流抱有最大兴趣，给予最高重视？ [1]
戴高乐的欢迎致辞只讲法国国家利益和他本人对尼克松的敬意，避而不提北约、共同市场和欧洲多边主义。而在欧洲其他几国首都，这些都是本国领导人讲话中必有的内容。
当天，法国在爱丽舍宫为尼克松举行了招待会。招待会期间，戴高乐的一位助手把我从人群中引开，带我去见戴高乐。我来到一位身材高大、面容严肃的人物面前。戴高乐看上去并不热情，丝毫没有让我感到我与他见过面 [2] ，或他有欢迎我这次来法国的意思。戴高乐一开口就质问我：“为什么你们不从越南撤出？”他的这个问题问得有点儿怪。仅仅7年前，戴高乐才决定撤离阿尔及利亚。之前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打了将近3年仗。我回答说：“仓促撤离越南会损害美国的国际信誉。”戴高乐不客气地问：“比如哪里？”我回答时也没客气：“比如中东。”戴高乐听后仿佛一下子坠入沉思，随后打破沉默说：“好奇怪！一分钟前我还以为你们的敌人（指苏联）才在中东有信誉问题。”
次日，戴高乐在凡尔赛宫内路易十四修建的大特里亚农宫与尼克松举行实质性会谈。讨论话题转到欧洲时，戴高乐借机发挥他在欢迎词中说过的话，一口气讲了大约35分钟，尽显他的激情、风度和口才。
戴高乐说，历史上欧洲始终是不同民族和信仰之地，根本不存在一个政治欧洲。欧洲每个地区形成了独特的特征，遭受过独特的苦难，逐渐产生了独特的权力机构和使命。目前欧洲各国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复苏，努力争取依靠符合本国特征的战略来保卫自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局势发展产生了种种需要，也带来了诸多威胁，欧洲国家以及欧洲与美国之间需要紧密合作。法国愿意在共同使命上开展合作，也会证明自己是一位忠诚的盟友。但法国不会放弃自我防御能力，也不会把本国命运交给多边机构来决定。
戴高乐本着以上原则对前两届美国总统约翰逊和肯尼迪奉行的大西洋政策提出异议。尼克松敬佩戴高乐，不愿上任伊始就与他展开辩论，于是让我以一位历史学教授的身份发表看法。
我颇感吃惊，没料到尼克松会请我发言。我说：“总统方才一席话内容深刻，感人至深。不过戴高乐总统有什么建议，可以防止德国称霸他刚描述过的欧洲？”戴高乐沉默片刻后说：“诉诸战争。”
此后不久的一次午餐期间，我们又有过一次实质性会谈。戴高乐告诉我，他了解我从事的学术研究内容，随后问我，19世纪下半叶的政治家中，哪位人物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我回答说，德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1871—1890年在任）。戴高乐接着又问我最钦佩俾斯麦哪些特征。我回答说：“他的节制。可惜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后达成的解决方案没能体现俾斯麦的这一特征。”戴高乐接过话题谈了该解决方案的后果，以此结束了谈话：“这个结局更好，它使我们有机会夺回阿尔萨斯。”
仅仅6年前，戴高乐与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签署了一项友好条约。论私交，他与阿登纳的交情非任何其他国家领导人可比。不过对于戴高乐，私谊并没有抹掉历史教训和战略需求。还有一种可能，戴高乐出言不逊是为了试探对方会作何反应。
戴高乐与尼克松会晤两个月后辞去总统一职。没有任何国内和国际压力逼迫他辞职，他为自己选择了一个适合历史性过渡的时机谢幕。
这位身材高大的人物谈及他对世界秩序的思考时侃侃而谈，坚信他能为了芝麻大的一点事任意威胁对德国开战。他对自己的遗产信心满满，觉得可以在自己认为合适的时候辞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戴高乐深知，他是靠给自己蒙上一层神秘面纱维持了自己传奇式的高大形象。面纱后面的那位巨人到底是何许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