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地外景

公司到日本拍摄外景的电影越来越多。邵氏需要拍雪景的电影分两种情况：如果是没有大明星参演的，就去韩国雪岳山拍摄；如果是有大导演、名演员的，就到日本去拍。

电影《影子神鞭》（1971），由郑佩佩主演，罗维导演。当年，罗维可是响当当的大导演，他的太太刘亮华是首席制片，一队人浩浩荡荡地来到了日本。我请导演先去考察外景地，但他说不必了，有雪就行。我听了皱皱眉头，心里想他怎么那么不负责任。

到了雪地，罗维穿了好多件厚外套，把身体包裹得像一个大粽子，头上罩了一个套子，只露出眼睛，样子颇为滑稽。

郑佩佩个性刚烈，说一是一，人很正直。除了拍戏，她从不应酬，也从不与同行打交道。六先生提起她，也说她真的像个女侠。

我和郑佩佩聊起天来，知道她很好学。她说，她会向六先生提出请求，拍完这部电影后留在日本，和另外两位女子一起学习舞蹈。“另外两位女子”之一叫吴景丽，身材短小，佩佩一直叫她“小鬼”；另一位则身材非常高大，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佩佩的未婚夫原文通的妹妹。之后，她们在日本的生活起居，都由我来照顾。

戏开始拍起来。遇到是文戏（只讲对白，没有动作的戏），罗维就叫副导演去拍；武戏（全动作的戏），遇到就叫武师指导二牛去拍，自己则躲到火炉边取暖。

我年轻气盛，又对电影充满憧憬，认为导演是一个神圣的职业，怎么可以那么轻率？于是我就和罗维吵了起来。这可惹怒了制片刘亮华，说要向当时的制片经理邹文怀告状，一定要“炒我鱿鱼”。

我知道已经大祸临头，便将工作详细地交接给助手王立山，然后一个人返回东京。

不曾想，刚回东京的办公室，我就接到邹先生的电报，要我赶回现场。也不知是邹先生帮的忙，还是六先生下的命令不准“炒”我，我回到现场后，刘亮华看到我，也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继续拍外景的戏。

后来，我哥哥蔡丹接替了爸爸的位置，当了邵氏中文部经理，也经常到香港买版权。罗维当年自组公司在外拍戏，当然得应酬我哥哥，请我哥哥到天香楼吃饭时，也叫了我作陪。和罗维交谈几次，发现他是一位相当单纯的男人，没有什么坏脑筋，我过去向他发怒，是冲动了一点儿。

带队到日本拍雪景的还有张彻，他拍的是一部叫《金燕子》（1968）的戏。当年，张彻已是大红大紫的导演，与我第一次在香港遇到的他完全不同了，排场甚大，带了一大队工作人员到来。这部电影的副导演是午马，武术指导是唐佳和刘家良。

《金燕子》是部大制作的电影。我把整个东京办公室的职员都调到外景队来，还喊来了我学校的同学、好友等来帮忙。

我一直想不通的是，“金燕子”这个人物是承继了《大醉侠》里面的女主角，和张彻一直拍的以男主角为主的阳刚戏格格不入呀，为什么让张彻来拍呢？郑佩佩当时也这么质疑过。

张彻能言善辩，把郑佩佩叫去，讲解“金燕子”这个角色在戏里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实，张彻的心里早已经决定把戏着重放在男主角王羽的身上了，他所讲的一切，不过是骗骗佩佩罢了。

佩佩人很单纯，相信了张彻，后来戏拍到一半，她才知道不对路，但是已经太迟，挽回不了了。

拍戏时，大家都住在长野县乡下的唯一一所大旅馆中。昔时日本旅店的传统做法是每一个人一间房，还把住客的名字写在木牌上，挂在门口。

张彻在当副导演时师承徐增宏。徐增宏的脾气可大了，喜欢骂人，时常在片场中大发脾气，张彻也学到了这点。他让午马检查服装道具，如果缺了什么，就会把午马骂得狗血淋头。旅馆中的日本工作人员看午马挨骂，颇为可怜他。日本人的姓氏中没有“午”字，但用动物为姓的倒是很多，如帝国酒店经理的姓氏为“犬养”。轮到在木牌上写午马的名字时，他们也许是看到午马什么事都要做，觉得他是在“做牛做马”，于是把他的名字写成“牛马”。午马要他们更正，他们死都不肯。

安排外景团队吃饭是个问题。香港来的人喜欢吃肉，但是当地日本人以吃鱼为主，肉卖得很贵，且在乡下也难买到。大家吃了多餐鱼之后已然生厌，忽然看到有大块的牛排，即刻吃得津津有味。其实，乡下哪来那么多牛排，那是我叫当地猎人打了一些熊，以熊肉来冒充的。打不到熊时，我就安排他们吃起马肉来。我不说，大家也都不曾觉察，一直赞好。

外景的大小问题都要我解决。有一天，王羽发脾气说不拍了，要回香港，也由我“摆平”。长满荻花的原野上有很多蜻蜓，我随手去捉，每捉必中。王羽看到感觉十分有趣，自己去捉怎么都捉不到，要我教他。

我告诉他，蜻蜓长了很多很多的眼睛，要趁它停着时，用手指从远处靠近，一面靠近一面比画圆圈。蜻蜓有复眼，看久了就会头昏，像被催眠了似的一动也不动，这样就能一把捉住它们了。王羽照我的办法去做，果然成功了，大喜。

他玩捉蜻蜓玩得不亦乐乎，烦恼也忘了，遂继续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