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盈

邵氏公司的日本办公室位于东京的八重洲，从东京车站步行过来，十多分钟便能抵达；更方便的是乘地铁，在京桥站下车，一下子就到了。

办公室躲在一条小巷中，二楼就是我工作了近七年的地方。办公室面积很小，只有四十平方米左右，摆了四张办公桌。

办公室内的职员只有四名，除了我，还有秘书市川荣小姐；我的助手王力山，他是出生于韩国的山东人，也是我留学时的同学；后来业务渐忙，我又请了来自台湾地区的王晓青。我们四个人乐融融地替邵氏公司做了不少事。

那时的工作重心，已由杂务转向制作。如有香港的外景团队来日本拍摄，我们都得安排好。从什么都不懂到认真地招聘摄影队，我们都是一点一滴地从头学起的。

最开始的是简单的拍摄工作，时间从几天到几个星期不等。我们负责的第一部影片是《飞天女郎》（1967），由岳华、方盈和罗烈主演，导演是中平康。当年，中平康导演拍的新潮电影《疯狂的果实》（1956）在日本大卖特卖。后来因酗酒，他在日本的工作机会渐少，六先生看中他的才华，聘请他到港拍戏。

《飞天女郎》讲的是一个关于马戏团的故事。香港没有马戏团，剧组就请了日本著名的“木下马戏团”来做背景。那时，“木下”的大本营所在的日本千叶县，当年还是一个很偏远、很落后的地区。

岳华先抵达日本。他是一位读书较多的年轻人，出生于上海，并在那里学了声乐，来港后参加了邵氏的演员训练班。开设演员训练班是六先生的主意，他说：为什么要受大明星的控制？为什么老是要付那么多钱请他们？为什么不能自己训练一班青年人，把他们培育成下一代的大明星？

训练班由顾文宗先生主持。他早年去过东南亚，和家父私交甚笃，没地方住的时候就住在我家里，常告诉我一些电影人的故事，我最爱听了。他自己做过演员和导演，脾气很大。据说，他当导演时，拍外景要等天晴，天晴了还要等云朵飘到最适当的位置……后来当然是不合时宜了，于是就担任了这个训练班的职位。

训练班叫南国实验剧团。和岳华同期的艺人有郑佩佩等人，岳、郑两人都讲上海话，最谈得来。当时的年轻人都抱着满腔热情，希望在电影界做出一番大事业。

外景拍摄收工后，岳华会和我谈个没完没了。大家的酒量都不错，于是我们买了一箱箱的啤酒大喝特喝，啤酒喝完了仍不见醉意，就喝起威士忌来。当时最便宜的威士忌叫Suntory Red（红牌三得利），是双瓶的，三斤装。我们干了这两瓶威士忌才有些酒意。

喝酒没有东西吃，三更半夜也没处吃夜宵，怎么办？我们在冰箱中找到了一根当早餐的酱萝卜，橙黄色，又咸又甜，本来是切成一片一片的，用来佐饭。三更半夜的，旅馆中哪里去找刀来切？我们灵机一动，把啤酒盖当成利器，锯开长条的酱萝卜，你一口我一口地那么下酒。多年后，岳华还一直记得这件事。

喝酒喝到三更半夜，突然听到“砰砰砰”的巨响。怎么回事？酒店的工作人员也都睡了，我们就跑到楼下去看个究竟。原来是有人在大力地踢铁闸。

打开闸门一看，外面站着个身材高挑的女孩子，是方盈。公司叫她一个人搭飞机来东京，说有人来接，但是当年的电报并不灵通，常误事，我们都没收到信息。

她只身从香港飞到日本的羽田机场，指手画脚地把地址给遇到的人看，又鸡同鸭讲地搭了电车，又搭巴士，再乘出租车，终于抵达了外景队住的旅馆。

看到我们后，她上前抱着岳华痛哭了一番。现在想想，她那时才十七八岁，当今的女孩子多半没有她那种胆识，深更半夜一个人找上门。到了旅馆，她按门铃却没有反应，急起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踢门。我记得她穿着一双在20世纪60年代最为流行的白色长筒靴。她的白靴因走了很长的路而满是泥泞。我对方盈的印象特别好。

方盈后来也没有大红大紫，可能是个性问题。她有她个人独立的思想，只是不懂得表达出来。可惜的是，她在演员生涯后期患了一种怪病，也可能是类固醇打得太多的缘故吧，脸上出现了凹凹凸凸的肿块。她看了很多美术方面的书，对美学很有研究，不能当演员之后，就当起美术指导来。我后来在嘉禾工作，也与她合作过不少电影，后来她也在香港金像奖的美术指导单元被提名过。可惜她在2010年1月13日因癌症逝世。

导演中平康连续为邵氏拍了好几部片子。人到晚年，他对艺术已不再抱以希望，到香港拍的戏，都是他旧作的翻版；因为不想影响到自己年轻时赢得的英名，于是改了一个中文名字，叫杨树希。

另外，在日本拍外景的电影还有《狂恋诗》（1968，翻拍自《疯狂的果实》）。故事的背景是游艇会。当年香港还没流行这一套“有闲阶级”的玩意儿，剧组就来到日本的叶山地区拍摄。

由香港最先抵达日本的是金汉和胡燕妮。他俩最喜吃日本料理了，尤其是生鱼片，于是我就带他俩去了一家著名的寿司店。两人说他们什么都敢吃：“蔡澜，你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

我顽皮起来，叫了一份鲍鱼的肠。那绿油油的生的东西，他们以前见都没见过，但既然已夸下了海口，便想硬着头皮吃，却迟迟鼓不起勇气。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我一大口一大口地吞下那些肠，到最后也还是举不起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