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酒店

我第一次见到六先生，是在他的生日宴会上。三先生为弟弟开了一个小型的派对，请了些同事参加，我父亲是座上客，把我也带了去。

我记得我那会儿大概是十五岁吧，年轻人总是渴望快点儿长大，留了些胡须，唇上有八字胡。六先生看到我的八字胡，笑着说：“我几十岁的人，还没有留胡子，你倒留了不少。”

“长大了一定剃掉。”我回答。大概是当时我给六先生留了一个好印象，他一直记得我这个晚辈，后来得知我在日本留学，就跟家父说：“他人既然在日本了，不如替我做些事。”

“驻日代表”就因此而来。

我生于小康之家，一直不想让父母为我的学费产生负担，既然有这个工作机会，便欣然接受。

最初做这个工作时，我什么都不懂，先是充当六先生和他家人来东京时的翻译人员。六先生很喜欢吃日本料理，尤其是铁板烧。东京银座附近有一家叫“Misono”的餐厅，是他的最爱，好像百食不厌。

他住在帝国酒店。当年酒店还有Frank LloydWright（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设计的旧翼，由火山石搭成的。六先生和酒店经理的关系良好，他一到酒店，经理就会买上两瓶黑牌尊尼获加威士忌送他。当年，能够喝到红牌的尊尼获加威士忌已是难得，黑牌的算是最高级的礼物。这个经理的姓氏，中国人听了总会大笑，叫“犬养”。

通常，六先生是只身前往东京的，偶尔也会带家人。他的太太身材肥胖，是位很仁慈的女士，我们都叫她六婶。六先生很会看人，指着六婶说：“我很瘦，命中属木，六婶她属土，我们两人配得刚刚好，哈哈哈！”

六先生虽身为巨富，但还是很节省的，不住什么总统套房，有时住双人房，有时来间小套房。他一进房间，第一件事就是把衣服挂好，要住几天就带多少套西装。西装的料子都是最贵的丝质布料，人们叫“四季装”的那种，春夏秋冬都可以穿。他的内衣内裤也是定制的，全部是用丝绸做的。

六先生吃的也不全是大鱼大肉。他常跟我说：“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带我去就是。”

有一次，他吃厌了酒店中的早餐，让我带他去街边吃。火车桥下有一档口卖牛杂，非常美味，我就和他去了。当他吃得津津有味时，火车从头顶经过，“轰隆”作响，架子上的碗碟也被震得落下一个，刚好掉在那一大锅牛杂里面，汤汁溅得他全身都是。即便这样，他也没生气，只是皱皱眉头，也不怪我，轻声说：“人家不是故意的。”

偶尔，三先生也会来东京与弟弟会面，开另一间与六先生的房间连通的小套房，两人一聊就聊到天亮，临睡前会打电话告诉我翌日不出门了。

三先生的太太，我们都叫她三婶。三婶样子端庄，可以看得出年轻时是很漂亮的。我从来没见过比她更友善的女士。

在这段时间里，我第一次遇到了方逸华。我们都叫她方小姐。方小姐不算漂亮，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嘴巴很大。后来，我遇到了何莉莉的妈妈。提起方逸华，她从来不叫方小姐，只是竖起拇指和食指，放在嘴边。

方小姐在东京时对我客客气气的，我当然也很尊重她。她和六先生很少同时抵达东京，总是一先一后。她多数时候是先和她的男朋友一起来的。那是一位又白又胖的年轻人，菲律宾华侨，祖籍福建，有时我们还会用闽南方言交谈。他没有中文名字，英文名是Jimmy Pascal。我们都是年轻人，很谈得来。

Jimmy会和方小姐住一阵子，等六先生来到，他就搬出去。临走之前，他们三人还一起吃饭，有说有笑。我一直没有搞清楚他们这种关系，后来有次家父来了东京，我们聊起这件事。

“六先生是怎么认识方小姐的？”我禁不住好奇地问。

家父说：“方小姐最初是一个魔术师的助手，人年轻，身材又好，和六先生很投缘。她在六先生的栽培之下学习演唱，后来当了歌星。”

“她男朋友呢？六先生怎么能容忍？”

“有许多人际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六先生容人之量最大，你以后便会慢慢地了解。”家父说。

这一点，我后来果然觉察到了。当年，六先生一直用心栽培李翰祥，而李翰祥却背叛了他，自己出去搞“国联公司”，到中国台湾地区拍戏，和六先生打擂台。后来，李翰祥没有成功，在走投无路时又回到香港，并托人向六先生求情。六先生爱才，原谅了他。当时，方小姐已在邵氏掌权，竭力反对，但六先生没听她的，让李翰祥回来了。李翰祥随后拍了一连串卖座的电影。这时，家父跟我说的关于六先生的容人之量的话，我才真正理解。

六先生是非常尊重有才华的工作者的。据说李翰祥离开之前，对六先生也不太客气，这些六先生都忍了下来。他的这种度量，是常人不能够拥有的。

六先生一向教导我：“如果你喜欢电影，就得想办法不要离开它。如果黄梅调不卖座了就拍功夫片，功夫片不卖座了就拍风月片。电影能卖座才能生存，没有什么对或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