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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喜欢看电影，在学校上学时也经常逃课，藏身于戏院中。父亲在邵氏当中文部经理，他的抽屉中藏有一本赠券簿。我常冒用他的签名，拿赠券去免费看电影；母亲给我的零用钱，也大多数被我花在看电影上。
当年，戏院是国泰和邵氏的天下，我不断地看，一场又一场，看得最多的是好莱坞的片子，因为忍受不了到了一半就唱起歌来的粤语片。
戏院在工作日一天放映六场电影，分别开始于早上十点半、中午十二点半、下午两点半和五点半、晚上七点半和九点半；到了星期天有早场，一大早八点半开场；周末有午夜场，从十二点放映到后半夜。
我有个中学同学叫杨毅，他家里给他买了一辆车，我俩上完一两堂课后就不见人影。学校要求学生穿短裤时，我们的书包里总有一条长裤，换上就跑。
有一年，新加坡发生暴力骚乱，全城戒严，闹得没有公共交通工具可搭乘。我们几个学生就从家里骑了脚踏车出来，到市中心去看电影。生活总离不开电影。
后来，我到了可以出国留学的年龄。家庭没有能力供我到美国学电影，我退而求其次地到了日本。我的印象中，在戏院看过的日本电影，把银座拍得金碧辉煌，东南亚的国家哪有都市能像东京那么明亮呢？
到了日本之后，我也是每天往戏院里钻。那些年是日本电影的“黄金年代”，日本的电影公司每年能制作出几百部影片，一上映就是两部新片，通常有一部是大明星主演的，夹带着另一部小成本制作的，同期放映。戏院没有散场的规定，观众买一张票，只要不走出戏院就可以看一整天。当然，也没有人傻到那样做，除了我。我一进戏院就去买面包，同样的片子看完又看，连续几天，直至看到对白都能背出来。我的日文就是通过那样地狱式的学习而掌握的。无论如何，我都要在尽量在短的时间内把日语学好，因为知道父母供我出国读书不是一件易事。
我上的学校叫“日本大学”。这所大学实在大，分很多学部。我读的是艺术学部的映画学科，校址在江古田区。在学了几个月后，我便知道学校里教的多是理论，便逐渐失去兴趣。
一天，我接到父亲的来信，信中说六先生指定我担任邵氏公司的“驻日代表”。
什么叫“驻日代表”，要做些什么？我一点儿概念也没有，却硬着头皮答应了，对自己说边做边学。
上一任驻日代表叫吉田修一，他是位绅士，非常友善地把工作一一交接给我。
我最主要的工作内容是掌控邵氏电影的胶片冲印质量。当年的彩色冲印，都要在一家叫“东洋映像所”的地方进行。邵氏将在香港拍好的电影底片寄来冲洗，这里的工作人员再印出黑白片——当时叫“毛片”——寄回香港。剪接师把“毛片”剪好，把上了对白和音乐的声片寄回东洋映像所。日本的技师把彩色底片按照香港寄来的“毛片”剪好，加上声片、底片、字幕底片，一共三条，这样冲印出的电影才叫“拷贝”。
寄来寄去，有时难免会出错。例如影像和声片对错，术语叫“不对口形”——出现的字幕和演员讲的台词对应不上。最主要的还是要看色彩冲印得漂不漂亮。这些都需要我一一检查。
通常，一部电影要冲印十几个拷贝，预期能大卖的要冲印几十到一百多个，分别送到各个戏院放映。
这个工作如果让别人做，怕是看一次就烦了，但轮到认真的我，但凡出现一丁点儿差错我也要怪自己半天，所以每个拷贝我都要看一次，电影情节更是记得滚瓜烂熟。虽然工作沉闷，但是我剪接的基本功也因此打得非常扎实。
我另一个重要的任务是购买日本电影的版权，拿到香港和东南亚市场放映，所以要尽量多地看电影。每次有新电影上映，我都要去看试片。在这期间，我和日本五大电影公司的关系相处得很好，因为我代表买家，他们对我也很尊重。
我还有数不完的其他琐碎的工作。如拍动作片，一定要用到假血浆，当年也只有日本的假血浆做得好，不但颜色逼真，而且味道还好，这样大明星们含在口中喷出来才不会觉得恶心。这些假血浆都是从日本运到香港去的。其他的道具，如喷火的枪械，我也全部代为购买。
好玩的是，那些电影明星如需要整容的话，我也得给他们服务。因此，我和日本最出名的“十仁病院”（现名“日本十仁美容整形医院”）关系搞得最熟，每年都会给他们介绍很多生意。院长说要回报我，打量了我老半天后说：“你的下巴太短，不如送一个下巴给你！”
我听完把他赶走了。
当年，林黛拍《蓝与黑》拍到一半自杀了。没办法，电影《蓝与黑》的后半部分只好由另一个人来做替身。邵氏派了替身演员来整容，结果怎么也整不像。
我还记得有这么一件趣事。那时候长途电话费很贵，通信都用telex（电报）。我接到一封电报：Please pick up Miss Seiko at airport。
“Seiko”在日语中也可作“性交”的意思——什么？要我去机场接“性交小姐”？！后来搞清楚，我才知道Seiko指的是“精工”的意思。工展会选出的“精工手表小姐”是邵氏的演员，她来日本整容，让我到机场去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