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先生

念初中时，每到周六我常到父亲的办公室里去，等他中午放工（下班），一起去吃饭。

那是一栋三层楼的建筑，位于新加坡罗敏申路，是邵氏公司的办公场所。一楼是发行部，堆满了等着输送到各家戏院的一盒盒圆形铁盒（胶片）。

父亲说，那叫拷贝，是由英文的“copy”一词音译过来的。一个铁盒中装了一卷一千英尺的底片，每部电影大概有八千英尺。经过发行部，有个楼梯，爬上去便是二楼的中英文职员的办公室，家父就在那里工作。

楼梯旁边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照片，已有点儿发黄，那是邵逸夫先生和他哥哥邵仁枚先生在上海影楼拍的照片。邵仁枚先生在邵氏家族中排行第三，大家都叫他“三先生”。

真是奇怪，两位已经成年、穿着西装的人，还像小孩子一样，弟弟坐在哥哥的膝上。在当今，两个男人以这种姿势坐着大概率会被非议的。由此可见，两人的兄弟情谊多么亲密。

许多年后，我又回到邵氏大楼寻这张照片。管理邵氏资料室的是六先生的孙子克里斯托弗（Chistopher）。我问他，能否找到这张照片，他回答没有印象，见也没见过。

我还问他，有无邵先生兄弟们往来的信件，他也说不知道放在哪里了。如果能够被寻到，那将是关于邵家历史的最珍贵的资料了，因为两兄弟虽然见面很少，但从来没有停止过书信来往。六先生来香港发展后，三先生写给他弟弟的信，由家父负责寄送。家父是一个完全能够守密的人，一些事他只告诉了我，他也知道，我继承了他的道德修养，不会将这些讲给别人听。

家父说，他一生从来没有见过感情那么深的兄弟，他们无话不谈，包括最私密的男女关系、健康状况，甚至连最轻微的伤风感冒也谈个不停。

我不问，家父当然也不会提起这些。我是一个不爱谈别人私隐的人，偶尔和家父聊的也是三先生援助他弟弟的往事。在别人眼中，邵氏片场风光无限，但背后也有不顺利的往事。有一段时间，邵氏出品的片子一部接一部地在票房上失利，三先生从新加坡将钱汇过来接济，一笔又一笔，甚至要把房产拿到银行抵押，才能堵上邵氏片场亏空的窟窿。

那种兄弟情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已经没有任何事可以将两人的情分拆开。他们之间，还有一个最后的堡垒，那是在日本东京的银行开的一个账户，他们把最值钱的房产地契、钻石和金币都存进了那个保险箱中。那是两人最后的防线，他们互相承诺不会去碰它。

六先生偶尔也会跟我提及他们兄弟的事，如两人最初都在他们的大哥邵醉翁所创的“天一”片场工作。六先生十几岁时已扛着又重又大的摄影机到处去拍新闻片，剪辑之后在正片之前放映。那些新闻片包罗万象，重要的事件或灾难，他都会出生入死地跑去记录下来。

六先生后来又向一位叫徐占宇的摄影师学习，在一部叫《珍珠塔》的戏中负责大部分的摄影工作，可是电影上映时，字幕里自始至终没有出现他的名字。自此，他下定决心离开“天一”公司。

“天一”在上海电影界异军突起，又因名字“天一”有“天下第一”的意思，惹得其他电影公司“杯葛”（联合抵制）。趁这个时机，两兄弟向大哥邵醉翁提出，把《珍珠塔》这部片子拿到新加坡去放映，打开那边的市场。

他们没想到的是，到了新加坡，同样遭受到其他发行公司的“围剿”，没有人肯把戏院借给他们放映电影。于是，两兄弟租了一辆货车，把片子拿到乡下，架起幕布，露天放映起来，结果大受欢迎。六先生常提起此事，自豪得很。

他所有事都亲力亲为，性子又急，在各个地方跑来跑去。因为在新加坡说英语的人多，总得取个英文名，六先生就叫自己跑跑——“Run Run”，而三先生因中文名为仁枚，便也顺理成章地叫“Run Me”，这两个字用上海话读起来也合适。

至于“邵”这个姓氏，英语拼来应该是“Shao”，六先生认为外国人记起来没那么容易，反正大家都知道有个叫“Bernard Shaw”（萧伯纳）的文豪，不如就改成Shaw吧。

到了东南亚发展，不会讲英语是不行的，六先生和三先生一起勤学起来，报了一个英文班学习英语。六先生告诉我：“最初班里有很多人，我排在第三十五位。轮到我报出姓名时，我忘记说我是邵逸夫，‘My name is thirty-five’（我的名字是三十五）脱口而出了。哈哈哈。”

邵氏兄弟有了英文名字，便得有英文招牌。好莱坞大公司有华纳兄弟，招牌是一块盾牌，两兄弟就照抄，也用了一块盾牌作招牌。这样不怕被人说抄袭吗？六先生回答：“不是抄，是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