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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家与邵氏兄弟渊源深远。家父蔡文玄到了南洋
之后就受聘于邵氏，当中文部经理。说是经理，其实是“一脚踢”，总之任何有关中文的事他都得处理。
父亲为人温文尔雅，虽然帮人打工，但不卑不亢，这个“传统”留给了我，我做事也是持同样的态度。我们一家是文人家庭，也有文人的骨气。
自从记事开始，我就知道了这家叫“大华”的戏院。当年由邵氏负责发行电影，父亲便当了戏院的经理。我家就在戏院的三楼，一走出门便能看到电影的银幕，我可以从早到晚地看电影。
戏院是在1927年由槟城富商余东璇（1877—1941）所建。余东璇是广东人，受环境影响，从小就对粤剧非常感兴趣。传说，他的第三个妻子也会唱粤剧。有一次，她去牛车水听戏却遭人拒，回家后向先生告状，余东璇一气之下在新加坡的牛车水买了块地，兴建自己的戏院——“天演大舞台”，请了当时英国著名的建筑家士旺和麦肯林进行设计。
戏院的外观，最显眼的是那五个粤剧人物的图案。余先生千方百计、不惜工本，安排人根据人物造型在中国烧制瓷砖，运到新加坡后再一块块地嵌起来。那五个粤剧人物图案至今还在，因为是用瓷砖嵌成的，不会生苔，当然也不褪色，历久弥新。各位如有机会到新加坡，不妨顺道去看看这座历史性的建筑物。
1941年，我在戏院的家中出生。据我姐姐蔡亮回忆，我是由接生妇在家里接生的。我三岁时，最初的记忆是每天走出门来看电影。
从我三楼的家走出来，就是一个包厢式的露台，边缘有个石头做的栏杆，相当宽阔。我沉迷于看电影，困了就在那大栏杆旁睡觉，一不小心就会掉到楼下去，好在命大，没有发生过灾难。
后来，因战争到了尾声，英国的飞机前来轰炸。由于大华戏院目标大，避免不了被轰炸的命运。一颗大炸弹就落到了我们的屋顶上，好在没有爆炸。但炸弹一直卡在屋顶上也不是办法。怎么办？此时竟有日本士兵前来拆除。他们小心翼翼地把炸弹锯开，取出了撞针。炸弹被搬走前，在家父的请求下，他们把炸弹尾部的翼子留了下来。父亲到玻璃匠处定做了一块大型的玻璃镜面，铺在炸弹翼子上，做成了我家的饭桌。
我三岁生日那天，英国空军又来轰炸了，当时妈妈刚好煮了一碗面给我吃。按潮州人的传统，生日要吃用甜汤煮的面，面上还要放一颗鸡蛋。这鸡蛋蒸熟后剥壳，再用一张写挥春的红纸染红。
当时，我刚把蛋白吃掉，突然听到警报声大作，大家都慌忙逃往防空洞去避难。那个被我故意留到最后才吃的蛋黄，实在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一口吞下。慌乱之中，蛋黄卡在了喉咙里。如果不是爸爸从我背后大力拍打，让我把蛋黄吐出来，我便会被那颗蛋黄噎死了。从此，我一生只吃蛋白，绝对不去碰蛋黄。
新加坡被日军统治期间，六先生也被抓进过黑牢。有一次他告诉我：“人没有想象中那么脆弱。我被关进牢中七天七夜没有东西吃，也没有水喝，但是死不了。”我听了半信半疑，但也不好意思去问真假。
日本人知道要安定民心，总得给人以娱乐的空间，于是把六先生放了出来，将戏院交由他去管理。大家会问，在那痛苦的日子里还会有人有心情去看电影吗？说来奇怪，人心越是恐慌，人们越是愿往戏院中钻。
六先生膝下有二子二女，其二女儿和我同月同日生。她还记得，小时候没有学校读书，他们几个兄弟姐妹都是由我妈妈当家庭老师来教导的。在战乱时期，女性往往更为坚强。那时，邵氏已发不出薪水，我妈妈负担起全家的开销，有时还会到郊外采集各种野生杧果。那些杧果又硬又酸。她把这些杧果用糖醋浸了，切成一片片的，拿到路边叫卖，也赚了不少钱。
当年，客人买东西用的是日本统治者发行的纸币。我记得那种纸币背面印着一棵香蕉树，树上结了一大串香蕉，人们都叫它“香蕉纸”。尽管这种纸币的纸张和印刷技术都很粗糙，也很容易作假，却没人去做。
因为我们家有收入，父母的许多朋友都来借钱。日本人投降之前，没有人来还钱；待日本人投降后，大家都背着一大袋一大袋的“香蕉纸”来还钱。
妈妈看着那一大堆的“香蕉纸”哭笑不得，就拿来给我们当玩具。我们把一张铺平，一张折叠，一连串地做成了一条条纸龙，乱踢一番，哈哈大笑。
新加坡光复后，父亲继续为邵氏打工，我们家搬到一个叫“大世界”的游乐园中。父亲花了六十块钱搭了一间木屋，称之为“六十元居”。
“大世界”的概念来自上海，邵氏兄弟想家但归不得，就在新加坡买了一块地，依照上海游乐园的蓝图建起游乐园来，里面先有电影院，接着是舞厅，然后有真人表演的舞台、商店等。战后，人们都要娱乐，“大世界”的生意滔滔，于是邵氏又陆续建起了“新世界”“娱乐世界”，等等。
父亲当了“大世界”的经理，我就在那里长大。当时没有学校，一群左派人士就在娱乐场之中秘密组织，像打游击一样，将这间戏院、那间舞厅当成临时教室，让孩子们有地方上课。六先生很乐意借出这些场所。
我记得最清楚的第一堂课，教的内容是“咱们都是中国人”，这个“咱”字我还是第一次见。六先生后来也提起过此事，他建立学校的愿望，也是在那时埋下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