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氏片场

我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一张照片，心情真的可以用百感交集来形容。照片上是邵氏影城的主要建筑，建筑外墙像一个老去的巨星剥脱了妆容。如果邵逸夫先生看到了，怕也会像西洋人形容的那样，“在坟中翻个身”吧。

因家族关系，我从小就认识邵先生，后来自然而然地跟随着他，在他身边做事至少有三十年。关于这个“邵氏电影皇朝”，我有讲不完的故事。

记得有一次，我和金庸先生夫妇乘车在意大利旅行，为了解闷，我就跟他们俩聊起邵先生的事，不知不觉谈了好几天，他们俩听得津津有味。我知道，我所说的事情，他们是不会告诉别人的，所以并没有保留，但在此前，对外我从未公开过。

现如今，故事中的各个人物走得七七八八了，我的记忆也大不如前，是时候把还记得的事写下来了。我自然不必有什么顾虑，反正都是真正发生过的事，没有添油加醋。说到底，事实是最有趣的，这段历史如果不被记录下来，将会被永远地埋葬。

说回到照片中的那座建筑。在那段光辉的日子中，在大门的侧边路上常常泊着多辆汽车：有邵逸夫先生的劳斯莱斯，有小生们各种型号的跑车，有女明星的奔驰。另有多辆福士九人座小巴士，这是来往于清水湾和市区的主要交通工具，在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非常流行。这种小巴士票价便宜，载人多，虽然缺少冷气，但也从来没有听人抱怨过。

门口是接待处，有位电话接线生守着，对面有一排沙发用来给来访者稍做等待。二楼就是邵逸夫先生的办公室。他在其家族的同辈中排行第六，我通常称呼他“六先生”。我不肯像别人那样叫他“六叔”。非亲非故，何必谄媚？

六先生喜欢电影。对电影，他是真正喜爱的，并不像邹文怀先生那样只是把电影当作事业。六先生一有空就往他办公室旁的试片室里钻，那里有一个专门为他放映影片的职员，名字叫阿邦。阿邦对邵先生非常忠心，住在宿舍里，随传随到，可二十四小时为六先生服务。

试片室外挂着一幅巨大的溥心畬的山水画，当时没有人懂得欣赏，更没有人想去偷。放到现在，这应是价值连城的作品了吧。

再爬到三楼，就是餐厅了。当年影城中有三个餐厅，一个在大厦的三楼，一个在摄影棚中，一个在第一宿舍旁边。三楼餐厅里的来客大多是鼎鼎有名的演员和导演，如果能坐在其中，是何等荣耀的事情。

六先生在六七十岁时还是很健壮的，又因常练太极拳，所以一口气从大门登上三楼，一点儿也不气喘。他还常笑那些有了名气的导演，走了不到三步路，就像要了他们的老命一样。这里所指的当然是张彻，张彻的原则是能不动就不动。从影城中的宿舍到摄影棚的短短路程，他常乘他那辆法国雪铁龙轿车代步，连几步路也不肯走。到了晚年，他的腰已弯得不能直起来了，实在是一个令人悲哀的状态。

但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完全不是那个样子的。当年，他还是一个“阿飞”，前额留着一缕打着钩的头发，还时常用手去卷。张彻很注重仪容仪表，身上的衣服总是同一个色系的。有时，他还把打火机放在桌子上，指着他的袖扣和打火机给人看——出自同一个品牌，同一个设计师。

我还没有被正式调派到影城之前，只到过那里两次。

第一次，我从新加坡乘飞机来香港，计划再由香港坐邮轮到日本。到达香港时，我第一次走进了邵氏大厦三楼的餐厅，那经历简直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整个餐厅布满了各种人物照片，时装的和古装的。当年，邵氏的电影对历史的考证并不严格，不管是什么朝代的服装，都叫古装，而在某个时间点之后的都叫时装，现在看来可笑得很。

那些嘴里叼着大雪茄的，就是导演了。导演得有导演的样子，不戴着个贝雷帽，不叼个大雪茄，形象就不行了。还好，他们没有把麦克风拿在手里。最有代表性的是岳枫导演，他常咬着个大雪茄，咳嗽个不停。

大明星也来用餐，但他们不点餐厅里面的菜。有两三个当跟班的婆娘跟着他们，拿着好几个食盒，一盒盒地把不同的菜肴拿出来，请导演们一起吃。其他工作人员，包括临时演员，都不会到这栋大厦的三楼餐厅用餐。

我在日本半工半读期间，在很短时间内学会了制片，在那里负责邵氏所有拍摄团队到日本拍外景的工作。那时候，凡是有雪景场面的片子，都到日本拍，所以我也就认识了岳华和王羽。

我第二次来邵氏影城时，他们两个刚好都在拍戏，看到我后，都坚持收工后请我吃饭。我左右为难，不知道和谁去好。当年，他们俩都年轻，血气方刚，争执之下就大打出手起来。当时的情景，也不像电影里那么拳来脚去，只是互殴，后来他们干脆扭成一团，跌到沟渠里去了。好在当时没有记者在场，否则此事被报道出来一定会成为笑话——我宁愿有两个女明星为我吵架。

我写这篇东西，扯东扯西，并没有严格按照年份，也不分次序。自从昆汀·塔伦蒂诺出现之后，电影也可以“乱剪”了。我的记载，也就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最后如果能辑成一本书，那就是大喜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