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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津

王津,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古钟表研究所副所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钟表修复技艺第三代传承人。1977年进入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从事文物钟表修复与保护工作,师从钟表修复师马玉良副研究员。从事古钟表修复工作46年,多年以来王津修复各类文物钟表数百件。

“算起来四十多年真是挺长的,但是我一点儿都不寂寞。”

王津祖父王超在故宫留影,摄于1965年

王津祖父王超的工作证

王津祖父王超,摄于1936年

我是1977年12月接我爷爷的班,进入故宫工作的。我爷爷在故宫的图书馆工作。其实,当时我也应该去图书馆上班,后来没想到把我分到了文保科技部——当时还叫文物修复厂。徐厂长接我进来,带我到各屋转了一圈。当时要让我挑的话,我更想学木器修复。原因是我有个街坊是木匠,活儿做得特别好,我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就喜欢帮他干活儿,对木工活比较感兴趣。

徐厂长带我来到了钟表组,我师父马玉良打开了一件钟表,一拉绳小人就转着出来了,小人走到中间音乐就停了,小人开始报时,报完时音乐响起小人就又回去了。这一下就吸引了我。师父问:“你喜欢什么呀,喜欢动态钟表还是静态钟表?”其实我对宫廷钟表并没有特别深的理解,就是挺喜欢的,小人一出来感觉很好玩,过去从来没见过。

那会儿家里的钟表就是闹钟或者挂钟,能走就行了,我一看这些从来没见过的宫廷钟表确实感兴趣。那会儿都是师父选徒弟,我回家以后等了一周时间,单位通知我去钟表组,跟着我师父马玉良学修复。后来听同事说,我师父比较喜欢教岁数小一些的男生,觉得悟性好。当时我刚过16岁,正好是做学徒的好年纪。就这样,我从学徒一直干到今天,正好46年。时间过得挺快的,这么多年干下来,修复了不少文物,故宫的一些一级精品钟表修复也都参与了,还参与了各种大型的钟表展览,感觉挺幸运的。前段时间发现,我正在修复一对钟表的其中一件,而我师爷竟然修复过另一件,还有当时的照片。两件钟表的修复时间相差了将近70年。没想到快退休的时候赶上这么一件事儿,太有意义了。

王津在故宫皇极殿修复皇极殿大自鸣钟,摄于2020年

修复大师徐文麟

王津

修复大师徐文麟与徒弟马玉良(左)、陈贺然(后排中)、白金栋(右)合影

王津与徒弟亓昊楠(左)、项宛(后排中)、杨晓晨(右)合影

要说这些年有什么遗憾,那就是钟表史里有记载的铜镀金写字人钟——在钟表馆展览里能看到。这件钟表是世界级孤品,机芯里边具体什么样还不知道。听说我师父大概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调试过这件钟表,没有完全拆散了修,当时不是很重视视觉素材的记录工作,没用照相机拍一下里面的情况,还挺遗憾的。关于铜镀金写字人钟的传闻比较多,估计年轻一辈还能有机会看看内部的结构,不知道我能不能赶上也去瞧瞧。

钟表修复我觉得是比较特别的。因为钟表是“活”的东西,要精准走时只是基本要求,主要难点是恢复宫廷钟表的表演功能。它是纯机械的结构,如果有缺失的零件,要手工做出来补上去。恢复表演功能最能检验一个人的修复技艺水平,让它动起来是最难的,一点儿也马虎不得。之前有人问过我,几十年就坐在那捣鼓钟表会不会寂寞。算起来四十多年真是挺长的,但是我一点儿都不寂寞。故宫的钟表修理工作可能跟其他社会上的修表行当不太一样,一般的手表、钟表同型号同品牌的可能几百上千件都是一样的,如果坏了有统一配件,修起来是有参考的,也有资料可查。但故宫的钟表都是孤品,最多就是一对,甚至一对钟表都有着不小的差别,即便外形一样,机械的走向、设置也是不同的,甚至能看出来哪件是先做的哪件是后做的。之前参与修理的“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打开中层的平台以后,发现里面的零件全是散的,所以我估计这件钟表以前有人修过,修到半截发现修不好了,就把零件都放里面盖上了。我师父讲过这种情况可能是“放炮了”——就是拆机芯的时候发条没有完全放空,发条上还带着劲儿,一拆那肯定就把发条打崩了。

那会儿我年纪小,师父和我父母年纪差不多,我们之间的关系很亲近,基本就相当于父子关系。在我的印象里师父很自律,从来没有迟到早退过,坚持了一辈子。师父很敬业,对工作的要求也很严。记得1982年广州那边有钟表要修,当时有人提议要把钟表运来北京修,但是条件有限只能火车托运。后来,师父说还是咱们去吧,修好以后可能被火车一震又坏了,对文物不好。师父患有哮喘,天天靠着喷雾药剂来扩张血管。而且当时正值春节前夕,师父还是带着我坐36个小时的火车去了广州。

现在,我也收了几名徒弟,他们跟我儿子年纪差不多,基本都是“80后”“90后”。几个孩子都不错,都很尊重我,我们就跟一家人一样。

王津和他师父的手稿

王津和他修复过的钟表(使用多重曝光技术拍摄)

如今我儿子在颐和园做古钟表修复工作。他从小就在故宫长大,幼儿园和小学的时候放了学就来我单位在办公室等着,我工作,他在一边写作业,可能受到我的熏陶比较浓厚吧。我觉得他也能喜欢这行,干这行挺好的,对我来说挺圆满。从我太爷爷开始我们家几代人都在故宫工作,我太爷爷当时是做财务相关工作的,可能是给侍卫发饷。20世纪20年代,故宫成为博物馆,我爷爷就在故宫的图书馆做档案管理工作。我岳父在故宫古建部做古建修缮工作,也是老手艺人,要是我儿子也能来故宫上班就更圆满了。

我认为现在钟表组的年轻人是非常有前途的,他们可以结合现代的修复理念和科学技术,更好地完成修复任务。目前故宫还有约400件钟表没有修复、调试过,未来的任务还是很重的。现在不单要修好文物,还要做好文物的研究工作,查找、整理更深入的资料。我们这代人不太会英语,查资料做研究上还是有欠缺的,希望他们能发挥认知和工具上的优势。 TxM+0+lKh+YFaasHtB4Fo0EJlUOk782CoIH/u0eP4mJfUosjQJo5Vq4QufCje8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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