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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校之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孙子说：用兵是一国的大事，关系一国的存亡、人民的死生，所以不能不慎重加以考虑！
先须经纬以下所论五事的次序，再校量我方和敌军的计谋，以搜索得两军的情实。所谓五事：一是道义，二是天时，三是地利，四是主将，五是法令。第一道义，指用恩信接待士卒，人民和长官同心合力。所以将帅才能和人民共生死，而人民绝不疑惧退缩。第二天时，指顺着阴阳的变化、气候的寒暑、四时的利宜，不加违逆。第三地利，指通达地势的远近、山川的险易、生死的地势，应当据利避害。第四主将，宜具有这数样才能，即智略、信实、仁爱、勇敢、威严。第五法令，包括部曲的制度、军吏的职分、运输的道路，以及军中一切的用度。凡这五件事，将帅若都能深晓，定可以取胜；若不深晓，必定要失败的。
所以为将的须仔细校量这五件事，计算我军和敌军的优劣，以探索其情况。自问：谁的君主有道义？谁的将帅有才能？谁能得天时？谁能据地利？谁的法令施行？谁的兵士刚强？谁的兵士熟练？谁的赏罚分明？从以上这几点推测起来，我就可以预知谁胜谁负了。若听从我的计划去用兵，必定可以获胜，我即留在此地；若不听从我的计划去用兵，必定要失败的，我只得离开此地他去了！
我所计划的利害之点既见听用，然后我当在常法之外更求兵势，以辅佐之。但是兵势是不能预先定的，必须视敌人利害的情形，出于权变以制胜。用兵以诡诈为道。所以虽然有本领，故意示敌人无用；虽然将要用兵，故意示敌人不至于用兵；欲袭击敌军的近处，反出兵远处，示敌军以远去的模样；欲进攻敌军的远处，反陈兵近处，示敌军以近迫的模样。敌兵倘若贪利，我就用财货去引诱他们；敌军若因此势乱，我军即乘隙加以袭取；敌军若是兵势充实，我军当谨加防备；敌军的兵力若是坚强，我军须暂且避开；敌兵若忿怒，我可更加以屈挠，故意显示我卑弱无用，令敌人骄傲。敌军倘若闲逸，我当设法令其劳顿；敌军倘若团结一致，我当设计令其分离。攻击敌军空虚没有设防的地方，掩击敌军懈怠不曾留意的去处。以上乃是兵家取胜之策。然而必须因敌制变，是不可以预先言传的。
未曾开战，先在庙堂之上计划时已定有制胜之策，这是因为计谋筹划得十分完备；未曾开战，先在庙堂上计划时就没得制胜之策，这是因为计谋筹划得十分稀少。筹划完密的取胜，筹划缺少的失败，何况一无筹划的呢？（当然要失败了！）这样看来，谁胜谁负，我预先可以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