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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从卫生经济学还是患者获益的角度讲，优化的医疗成本效益比，都是医疗价值的体现。这一医疗价值的获取，需要大多数医生做好临床决策。当我们面对一个公共健康问题，如我国高血压的整体防控，或者面对一位具体的高血压患者时，我们该怎么做，这就称为“临床决策”。当下， 医生在做临床决策时一定要跳出单纯生物技术的范畴，站在大卫生、大健康的角度来看问题。
第一，医生在做临床决策时，首先要尊重患者，考虑到患者的价值取向和对治疗的预期。我们医院有一位80多岁的老教授，有稳定的心绞痛，很多医生都劝他做搭桥或者支架，但他明确表示不愿意做这些，希望接受药物治疗。这位老教授认为自己已经80多岁了，接受支架后长期吃阿司匹林、氯吡格雷等抗血小板药物，万一出血，风险更大。由此可见，在治疗时，医生不能一厢情愿，不能给患者强加“你要不这么做，你就没救”的想法。
第二，医生在做临床决策时，一定要考虑到伦理和法规。现在大家特别热衷于追求新技术，然而在一个技术尚不成熟的时候，绝对不能一哄而上，要严格遵守法规管理。
第三，医生在做临床决策时，要考虑到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医疗保健体系，以及患者的经济状况。例如，西部偏远农村的乡村卫生院里可能只有复方降压片，或者国产的2～3元100片的卡托普利、硝苯地平片等，不可能有北京三甲医院药房里相对贵一些的降压药。因此有些医生“应该禁用这类便宜药”的说法，显然没有考虑到各类患者不同的医保状况和经济状况。
第四，医生要充分考虑所使用的药物和技术的临床证据，以及自己和所在单位的技术水平，不打无把握之仗。
和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某医院院长要求医护人员不但要钻研专业医学技术，还要懂经济。早上查房时，医护人员要先到出院处看看患者还剩多少钱，还够做什么检查，一定要让患者把钱花光了才能走。我认为案例中教唆医生做这种事情的院长，是非常没有医德的院长。现在很多医生都养成了一种惯性思维，看到患者后老想着能运用什么技术。比如，体检中心的检查项目眼花缭乱，医生只想着患者能支付哪个档次的体检套餐，而不想想患者真正需要什么。医生必须谨记， 千万不要在患者身上做不需要的事情，要反过来想想患者需要什么，把该做的做好。
1985年我去美国，读美国的一部教科书，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五指诊断模式”——以五根手指为记忆线索，强调诊断的基本功。
第一步是问好病史。问好病史既可以了解患者的疾病症状、病史，也是医患沟通的开始。只有问好病史，才能让患者在第一次面对一个陌生的医生时树立信心。第二步是物理诊断的基本功：望、触、扣、听。听诊器是医生必须戴的。我们有些介入医生不戴听诊器，这是不符合临床要求的。第三步是简单易行、价格低廉、诊断意义明确的床旁检查。我特别强调心血管专科医生要看好心电图、X光片，注意血液、尿、粪便的常规检查。这些简单的床旁检查往往可以提供非常重要的信息。第四步是成本高一点、无创或创伤不大的技术，如超声心动图、运动负荷试验。第五步才是成本高、有创伤的检查手段，如CT、核磁、冠状动脉造影等。现在有些医生忽略基本技能，直奔最贵的创伤性检查，这就完全本末倒置了。根据临床经验，相当多的心血管疾病靠前三步就可以诊断出来，必要时再用第四步，比较少的患者需要用第五步。
医生的一生要在三种不同身份之间转换：实践者、教育者、探索者。医生每天都在看病，都在实践，所以是实践者。医生要带学生，培养下级医生，同时还有责任做健康教育。医生不要把健康教育局限于上电视做节目或者开设健康大课堂。实际上，医生每天都可以做健康教育，比如你接诊了一位心肌梗死患者，他平时喜欢吸烟，你给他做了支架后应该跟他讲清楚：“你以后不能吸烟，吸烟可能会使心肌梗死再发，而且容易长血栓。”又比如你接诊了一个肥胖的青少年，他喜欢喝含糖量高的饮料，那么你有责任告诉他和他的父母：“你这孩子应该控制体重，如果不控制体重，长大以后，患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风险就会增加。”医生不光要查房、看门诊，还应该做好健康教育，从这个角度而言，医生就是教育者。除此之外，学医、行医永无止境。时至今日，我们仍然面临大量未知的疾病，真正能够找到病因并根治的寥寥无几，所以医生的一生更多的是在探索。
目前医疗卫生改革亟须解决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可总结为“四面旗帜和三个回归”，即 高举公益、预防、规范、创新四面旗帜，推动医学回归人文、回归临床、回归基本功。
当医生是一种使命、一种探索，成就合格医生的过程就是锲而不舍的追求过程。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医学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受到趋利性影响，衍生出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现象。这些负面因素动摇了一些医生的信念，也正因为如此，今天的医生在成长过程中更要耐得住寂寞、自强不息、锲而不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