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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国际贸易政策的基本概念和国际贸易政策的演变
·掌握国际贸易政策的含义和类型
·掌握各主要历史阶段的国际贸易政策的倾向与特点
对外贸易总政策
自由贸易
战略性贸易政策
国别政策
保护贸易
商品政策
超保护贸易政策
“一带一路”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数据，2019年全球贸易总额为25.2万亿美元，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国际贸易遭遇供应链受阻、产业链中断、分工失灵和经济体“脱钩”趋势加快等问题，国际贸易额为22.8万亿美元，2021年为28.5万亿美元，2022年第一季度，全球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7.7万亿美元，比2021年第一季度增加了1万亿美元，但该贸易额的显著增长与全球大宗商品普遍的价格上涨息息相关。以新冠疫情暴发之前2019年全年平均数为基准（设定值为100）进行比较，全球贸易量在2020年第二季度降至低点84之后持续复苏，2022年第一、二季度恢复至107。但是，伴随以大宗商品为代表的国际贸易商品价格的快速上涨，与贸易量相比，贸易额的增速更快、更持续。同样以2019年贸易额100为基准，2020年第二季度全球贸易额降至78，但在第三季度末追平贸易量指数后继续迅速增加并拉开距离，2022年第一季度的指数已经达到130，第二季度甚至可能达到133。这些客观数据都显示全球贸易额正在逐渐摆脱新冠疫情的影响，但是新冠疫情仍然对全球贸易结构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例如，全球产业链受到冲击导致国际贸易从全球化向区域化发展，不同区域逐渐形成各自的产业链闭环。
自21世纪以来，全球各国和地区不约而同地进入了一个信息技术引领的时代，这也使传统国际贸易向数字化国际贸易转型。事实上，数字化国际贸易已经经历了3个阶段，从贸易信息展示平台、贸易在线交易平台，到贸易产业链综合服务平台，目前正在迈向数字化贸易商业操作系统阶段。数字化贸易商业操作系统是对全球贸易多元化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包括商家操作系统、超级会员系统、标品库系统、金融支付、智慧物流等数字化服务，为全球范围的企业和消费者提供数字化的基础设施，从而实现“买全球、卖全球”的数字贸易全球化。
新冠疫情下，一方面，全球线上购物需求大幅增长。受跨境人员流动限制影响，出境购物大幅减少，消费者倾向于采用线上方式购买境外优质产品，“宅家式”线上跨境购物需求客观上推动了跨境电商发展。另一方面，跨境电商天然的数字化作用显现。相比传统外贸企业，跨境电商企业线上获客是主要手段，对数字化营销手段的掌握和运用更加熟练，依靠数字化手段，跨境电商企业可以更加迅速地带动国际货流、物流、信息流运作。2020年上半年在全国进出口总值同比下滑3.2%的大形势下，民营企业的进出口却取得了4.9%的正增长，在“稳外贸”中作用更加突出。这让人们看到数字化经济为民营企业从事跨境贸易带来的红利，凭借贸易数字化，企业可以智能、快捷地找到境外目标买家，更精确地洞察买家的根本需求，通过对买家需求的精准把控，反过来优化、更新迭代产品。
国际贸易政策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是指世界各国和地区对外进行商品、服务和技术交换活动时所采取的政策。从某一具体国家或地区的角度出发，其采取或指定的有关国际贸易的政策就是对外贸易政策。它集中体现为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对进出口贸易所实行的法律、规章、条例及措施等。它既是一国总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一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各国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的目的
总体来说，不论各国采取或制定什么样的对外贸易政策，目的都不外乎以下5个方面。
（1）保护本国的市场。通过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措施来限制外国商品和服务的进口，使本国商品和服务免受外国的竞争。
（2）扩大本国的出口市场。通过各种鼓励出口措施来促进本国出口商增加出口和外国进口商踊跃进口，使本国的出口市场不断扩大。
（3）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改善。
（4）积累资本或资金。通过关税、国内税和其他税费措施，使国家获得财政收入，还可通过宏观调控政策促使出口商获得良好的外贸环境，从而增加盈利。
（5）维护和发展本国的对外经济政治关系。
2.对外贸易政策通常的构成
（1）对外贸易总政策。对外贸易总政策包括对外贸易战略、出口总政策和进口总政策。它是根据本国国民经济的总体情况，本国在世界舞台上所处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本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以及本国的资源、产业结构等情况，制定的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实行的对外贸易基本政策。
（2）进出口商品和服务等政策。这是在对外贸易总政策的基础上，根据不同产业的发展需要、不同商品在国内外的需求和供应情况以及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分别制定的适用于不同产业或不同类别商品的对外贸易政策。
（3）不同国家（或地区）贸易政策。这是根据对外贸易总政策及世界经济政治形势、本国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政治关系，分别制定的适应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对外贸易政策。
1.对外贸易政策的基本类型
自对外贸易产生与发展以来，基本上有两种类型的对外贸易政策，即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自由贸易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取消对进出口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等的限制和障碍，取消对本国进出口商品和服务贸易等的各种特权和优待，允许商品自由进出口，服务贸易自由经营，在国内外市场上自由竞争。保护贸易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广泛采取各种措施限制进口和控制经营范围，保护本国商品和服务在本国市场上免受外国商品和服务的竞争，并对本国出口商品与服务贸易给予优待和补贴以鼓励出口。
2.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
历史上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大致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5世纪至17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准备时期，推行重商主义所鼓吹的保护贸易政策。西欧对亚洲、非洲、美洲的殖民掠夺，使大量金银流入西欧，促进了商品货币经济的蓬勃发展。人们认为，金银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攫取金银货币。这种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反映到经济思想方面，就是重商主义。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保护贸易政策居于主导地位。
第二阶段：18世纪至19世纪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实行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所倡导的自由贸易政策，以及美国、德国所奉行的保护贸易政策。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需要有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以推销其工业品和进口大量廉价的原材料。重商主义的保护贸易政策限制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形成了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障碍。这时产生了以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提倡自由贸易，大大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当工业革命在英、法等西欧国家深入发展时，其他一些国家如德国、美国等经济还不发达，资本主义工业仍处于萌芽状态。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要求保护幼稚工业，于是形成了与自由贸易学说相对立的、以汉密尔顿（美）和李斯特（德）为代表的保护贸易学说，当时美国和德国等采取了以保护国内幼稚工业为目标的保护贸易政策。
第三阶段：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盛行保护贸易政策。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使市场矛盾尖锐化，各国竞相采取保护贸易措施，高筑关税壁垒，以邻为壑。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推崇的新重商主义，为这一时期的保护贸易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这个时期的保护贸易政策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有很大的不同：奉行保护贸易政策的国家不仅是工业落后的国家，还有工业先进的发达国家；保护的对象主要不是幼稚工业，而是已经发展成熟的垄断工业；保护的目的不是培育自由竞争能力，而是加强对国际市场的垄断。因此，这种保护贸易政策也被称为超保护贸易政策。
第四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贸易自由化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和贸易国家，它迫切要求扩大国外市场，实行贸易自由化。1947年，23个国家参加签订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以逐步减免乃至取消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促进贸易自由化。西欧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逐步实现内部工农业产品的自由流通。1968年建立了发达国家单方面给予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和半制成品以关税减免待遇的“普遍优惠制”。需要指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经济的恢复和迅速发展、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和创新、生产和资本的进一步国际化，为贸易自由化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对外贸易政策属于上层建筑，它既反映了经济基础和当权阶级的利益与要求，又维护和促进了经济发展。各国在制定贸易政策的过程中，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1）本国经济结构与比较优势。
（2）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3）本国与别国经济、投资的合作情况。
（4）本国国内物价、就业状况。
（5）本国与他国的政治、外交关系。
（6）本国在世界经济、贸易组织中享受的权利与应尽的义务。
（7）各国政府领导人的经济思想与贸易理论。
重商主义的对外贸易政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准备时期，西欧国家所普遍实行的一种保护贸易政策。它产生于15世纪，十六七世纪达到鼎盛时期，18世纪后走向衰落。重商主义认为，只有金银才是唯一的财富，除了开采金矿、银矿以外，只有对外贸易才能增加一国所拥有的金银量，因此，国家应当干预经济生活，大力发展出口贸易，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
重商主义可分为早期的重商主义和后期的重商主义。早期的重商主义又称重金主义，主张禁止货币（金银）的出口，在对外贸易上奉行绝对的少买多卖原则，主张限制进口，鼓励出口，以增加货币的流入。但是，由于各国都防止金银外流，都想少买多卖，结果反而限制了对外贸易，于是重商主义由重金主义发展为名副其实的重商主义，在理论上由货币差额论发展为贸易差额论。17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后期重商主义反映了当时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认为要增加国内的金银量，必须发展对外贸易，使贸易出超。因此，政府采取各种办法鼓励生产出口商品的工业的发展，用给予奖金或补贴的办法鼓励商品的出口；实行关税保护制度，限制外国消费品的进口，以保持对外贸易的顺差，促使金银流入。早期重商主义主张与外国进行的每一笔交易都应保持顺差，严格禁止金银外流；而后期的重商主义则主张国家应保证全国总的贸易有顺差，不反对某些与别国的贸易有逆差，也不绝对禁止金银的外流。
重商主义加速了当时西欧各国货币资本的积累，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它仅仅从理论上考察了流通领域，而没有进入生产领域，到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它就成了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从而为自由贸易政策所代替。
19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和西欧的一些国家纷纷从自由贸易转向保护贸易，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不高，经济实力和商品竞争力都无法与英国抗衡，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措施（主要是保护关税措施）来保护本国新兴的产业，即幼稚工业，以免遭英国商品的竞争。
1.美国与德国保护贸易政策的实施
美国建国后，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汉密尔顿（Hamilton，1757—1840）代表独立发展美国经济的资产阶级，在1791年12月提出的《关于制造业报告》（ Report Manufacture ）中强调，为使美国经济自立，应当保护美国的幼稚工业，其主要方式是提高进口商品的关税。
德国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为使新兴的产业免受外国工业品的竞争，使之能充分发展，便不断要求实施保护贸易措施。1879年，俾斯麦改革关税，对钢铁、纺织品、化学品、谷物等征收进口关税，并不断提高关税率，而且与法国、奥地利、俄国等进行关税竞争。1898年，德国又通过修正关税法，成为欧洲高度保护贸易国家之一。
2.保护贸易政策的理论依据
在保护贸易的理论中，就其影响而言，李斯特保护幼稚工业的理论最具代表性。李斯特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自1825年出使美国以后，受到汉密尔顿的影响，并目睹美国实施保护贸易政策的成效，转而提倡贸易保护主义。他在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保护幼稚工业的学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主义处于垄断阶段，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成为一切社会经济生活的基础。此时，西方各国普遍完成了工业革命，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各国争夺市场的斗争加剧。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市场问题进一步尖锐化。资本主义各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垄断国内市场和争夺国际市场，纷纷实行超保护贸易政策（ultra protective trade policy）。
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保护贸易政策相比，超保护贸易政策具有以下特点。
（1）保护的对象不仅是幼稚工业，而且更多的是已高度发展的或出现衰落的垄断工业。
（2）保护的目的不再是培养自由竞争的能力，而是巩固和加强对国内外市场的垄断。
（3）保护的措施不只限于关税和贸易条约，还有各种非关税壁垒和其他奖出限入措施。
（4）保护不是防御性地限制进口，而是在垄断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对国外市场进行进攻性的扩张。
（5）保护的阶级利益从一般的工业资产阶级利益转向大垄断资产阶级利益。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在国际贸易自由化中出现了新贸易保护主义。
1.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特点
（1）被保护商品不断增加。被保护商品不断增加，并且从传统产品、农产品转向高级工业品和劳务服务。
自2003年11月1日起，欧盟在原优惠安排的基础上，对中国家电、高级钟表、光学仪器等产品削减50%的关税优惠幅度，从2004年5月1日起，取消全部优惠安排。另外，2003年6月16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原产于中国的彩电做出损害初裁并提出倾销诉讼，以保护本国彩电生产。此外，各国还加强了劳务方面的保护主义，如签证申请、投资条例、限制贸易收入汇回等。
（2）限制进口措施的重点发生转移。限制进口措施的重点从关税壁垒进一步转向非关税壁垒，而技术性贸易壁垒则成为限制进口的主要非关税壁垒。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世界贸易组织达成的各项协议的实施，世界各国纷纷大幅降低关税和逐步取消配额、许可证等数量限制，技术性贸易壁垒已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手段。居我国出口第一位的机电类产品，由于受发达国家在噪声、电磁、污染、节能性、兼容性、安全性等方面的技术性限制，仅1992年就有80多亿美元出口产品受到影响，2000年3月底尚未解禁，每年损失达数亿美元。1998年，美国、加拿大、欧盟等相继以天牛虫问题为由，禁止我国所有未经熏蒸处理的木制包装进入其境内，因此包装成本增加了20%，对我国与上述地区1/3以上商品出口总额造成影响。
（3）加强了征收反补贴税和反倾销税行为。最近10年，在全球贸易领域里的反倾销措施越来越多。据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世贸组织”）统计，2018年全年，世贸组织成员共发起反倾销调查195起，比2017年的250起大幅下降。但从总体的波动趋势看，数量还是较多的。2001—2010年，全球共发起反倾销立案2242起，年均224起。2011—2014年，年均立案225起；2015—2018年，年均244起。2018年，全球采取最终反倾销措施的案件共216起，比2017年的199起增长了8.5%。
2019年8月16日，阿根廷生产和劳工部发布2019年661号决议，决定结束对我国牛仔布的反倾销调查，设定最低限价FOB 3.23美元/米，征收涉案产品报关价与最低限价的差价税，有效期5年。一些发展中国家，随着贸易交往的扩大和国际经贸法规意识的加强，也逐步学会利用反倾销手段来保护本国产品，限制外国产品的不公平竞争。
（4）管理贸易日益合法化、系统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加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管理贸易。管理贸易是指以国内贸易法规、法令和国际贸易条约与协定来约束贸易行为。管理贸易可分为国家管理贸易和国际管理贸易：国家管理贸易是一国政府针对本国对外贸易情况，通过新建或改组对外贸易行政机构，颁布和执行贸易法规和条例，直接干预本国对外贸易，加强对外贸易管理；国际管理贸易是指几个国家之间通过建立和完善国际经济组织和签订多边国际经济和贸易条约与协定等，协调彼此之间的国际经济贸易关系，共同遵循达成的国际经济贸易法律准则，在一定限度上加强国际贸易管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管理贸易进一步加强，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重新修订和补充原有的贸易法规，使对外贸易管理更有法可依。例如，美国国会通过《1988年综合贸易法》，加强了美国政府对美国对外贸易的调节和管理的合法化。许多国家对各种对外贸易制度和法规，如海关、商检、进口配额制、进口许可证制、出口管制、反倾销法等，制定了更为详细、系统、具体的细则，并与国内法进一步结合，以便各种管理制度和行政部门更好地配合与协调，加强对进出口贸易的管理。
（5）奖出限入措施的重点从限制进口转向鼓励出口。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贸易战的日益加剧，各国政府仅靠贸易壁垒来限制进口，不但难以满足本国垄断资本对外扩张的需要，而且往往会遭到其他国家的谴责和报复。因此，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奖出限入措施的重点从限制进口转向鼓励出口，从经济、政治等政策方面鼓励出口，促进商品输出。
2.新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强的原因
随着世界经济相互依靠的加强，贸易政策的连锁反应也更敏感。美国采取了许多贸易保护措施，它反过来又遭到其他国家或明或暗的反击，使得新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与扩张。与此同时，工会力量的强大、党派的斗争和维护政府形象，为加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政治上的依据。此外，汇率长期失调影响了国际贸易的发展，汇率的过高与过低均易产生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
3.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9·11”事件以后，世界经济出现衰退，美国、日本和欧盟经济滞涨甚至出现下滑，就业压力增加。为了保护本国市场，各国加大了对国外产品的歧视力度。2002年3月5日，美国总统小布什宣布对进口钢铁实施201保障措施调查案最终救济方案，对板坯、板材、长材等进口的主要钢铁品种实施为期3年的关税配额限制或加征高达30%的关税，从而保护美国国内钢铁工业。此举立即遭到了世界所有向美国出口钢材国家的强烈反对，相关国家纷纷采取对策，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则，向美国政府施压。但是，美国政府依然我行我素，自2002年3月21日开始，限制钢铁进口的“301条款”正式启动。这一措施涉及欧盟以及日本、韩国、中国、俄罗斯等国钢铁产品的对美出口。这表明新贸易保护主义正在重新抬头，我们需要高度重视。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危机逐步从金融领域蔓延到实体经济领域，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迅速传染到世界各国。对贸易保护主义来说，全球金融危机无疑是“催化剂”。在更多的国家被卷入经济衰退之中的形势下，保护主义情绪正在日益高涨，如2009年2月美国国会通过的“购买美国货的条款”，具体特点如下。
（1）更多地运用法律法规和行政干预手段。在危机爆发后，欧美等国往往通过立法或者行政干预手段来实施贸易保护主义。2009年2月25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009年综合拨款法案》，该法案727条款通过限制政府经费用途的方式，不允许美国相关政府部门开展自中国进口禽肉产品的解禁工作，限制了中国禽肉产品对美出口。
（2）从商品贸易领域扩展到劳动力雇用和金融领域。危机发生后，各国的失业率剧增，为了缓解就业压力，各国的贸易保护从商品贸易领域扩展到劳动力雇用和金融领域。例如，美国参议院通过议案要求接受政府救助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招聘时首先考虑美国国籍的申请者，而外国雇员不得超过总员工的15%，并禁止让持有H-1B临时工作签证的外国人来取代美国人工作。德国如宝马、西门子等大型企业裁员的首批对象几乎都是以外籍劳工为主的短期合同工。
（3）表现形式更加软化，更具隐蔽性。在贸易联系如此密切的国际背景下，一国实行明显的贸易保护措施，其他国家很快就会采取反制措施，从而造成两败俱伤。因此，当前贸易保护的形式更加软化和隐蔽。比较隐蔽的贸易保护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类。
1）限制进口产品进关。例如，印度尼西亚要求服装、鞋、玩具、电子产品和食品饮料等五类商品，只能在特定口岸进关，并且这些货物须由注册立案的进口商进口，以监督货物流通。此举延长了进口产品进关时间，间接阻止产品进口。
2）实行非自动许可制度。例如，阿根廷政府为了加强对本国相关产业的保护，避免出现大规模的倒闭和失业，2009年1月21日，阿根廷生产部发布公告，宣布对进口汽车轮胎包括汽车、公交车、货车和农用机械使用的轮胎采取非自动进口许可制度。
3）提高进口标准，增设非关税壁垒。例如，欧盟于2009年用ERP指令替代EUP指令，将产品范围从直接用能产品扩展到间接用能产品，如窗户、淋浴喷头等产品。
4）利用区域性经济一体化集团实施新贸易保护。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了减少贸易摩擦，新贸易保护主义转变为以区域性经济一体化集团为基础实行贸易保护，既增强了区域内部经济实力，也扩大了贸易保护的范围。成员方在集团内实行统一的规则进行自由贸易，而对非集团成员方建立贸易壁垒，阻止非成员方进入本区域的市场。
4.特朗普政府贸易保护主义表现
在任总统期间，特朗普全面推行其贸易保护主义。然而，他所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与以往截然不同，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种稳定、隐蔽和单边的方式，在实施中也不需要与国会磋商的贸易壁垒。
通过特朗普政府进行的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贸易调查，以及所采取的贸易政策，我们发现其贸易保护主义具有以下特点。
（1）重回重商主义逻辑。特朗普政府认为中美贸易失衡和美国制造业衰落的主要责任在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强调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占美国逆差来源的46%，而不考虑全球价值链分工和产业内贸易的客观事实，将中美贸易作为转移国内矛盾的重要手段。特朗普反复要求主要贸易伙伴削减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这是非常典型的重商主义的逻辑。重商主义理论认为，货币是唯一的财富，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必须鼓励出口，限制进口。
（2）贸易保护主义手段翻新。特朗普政府运用了以前很少使用的法律作为发起调查的理由，并且由政府提起案件。2017年4月20日，特朗普指示商务部部长发起对钢材进口的调查，看它是否违反1962年《贸易扩张法》第232节的规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公布《基于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对中国关于技术转移、知识产权和创新的相关法律、政策和实践的调查结果》（301报告），为特朗普政府发起贸易战提供依据。
（3）涉及知识产权的商品保护力度加大。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因知识产权侵权问题对中国商品征收500亿美元关税，并实施投资限制”。2018年5月29日，美国白宫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含有“重要工业技术”的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的关税，其中包括与《中国制造2025》计划相关的商品；最终的进口商品清单将于2018年6月15日公布，并很快对这些进口产品征收关税。2018年6月27日，特朗普进一步表示将限制中国投资美国关键科技。
（4）贸易保护主义覆盖范围扩大。2018年6月18日，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确定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如果中国采取报复性措施并拒绝改变贸易“不公平”做法，将额外征收10%的关税。随后，特朗普宣称涉及商品金额将进一步提高至5000亿美元。根据美方统计，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金额为5056亿美元，这5000亿美元的贸易保护几乎实现了对中国出口美国商品的全覆盖。
1.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兴起
英国自18世纪中叶开始进入工业革命，此时英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已经确立并得到巩固，重商主义的保护贸易政策便成为英国经济发展和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一大障碍。这时，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便要求在世界市场上进行无限制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政策。因此，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废除重商主义时代所制定的一些外贸政策和措施。在他们看来，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必须自国外取得廉价的工业原料与粮食（廉价粮食是低工资的前提条件），而且英国的工业革命早于其他国家，其产品物美价廉，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能力，因而自由贸易对其较为有利。
2.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胜利
19世纪20年代，以伦敦和曼彻斯特为基地的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自由贸易运动。运动的中心内容是废除英国的《谷物法》。工业资产阶级经过不断斗争，最后终于战胜了地主、贵族阶级，使自由贸易政策逐步取得胜利。
（1）废除《谷物法》。1838年，英国棉纺织业资产阶级组成“反《谷物法》同盟”（Anti Corn Law League），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谷物法》运动。经过斗争，国会终于在1846年通过了废除《谷物法》的议案。
（2）逐步降低关税税率，减少纳税商品数目。经过几百年的重商主义实践，英国有关关税的法令达1000件以上。1825年，英国开始简化税法，废止旧税率，建立新税率。进口纳税的商品项目从1841年的1163种减少到1853年的466种，所征收的关税全部是财政关税，税率大大降低。
（3）废除航海法。英国的航海法是英国限制外国航运业竞争和垄断殖民地航运事业的政策。从1824年逐步废除，到1849年和1854年，英国的沿海贸易和殖民地航运全部向其他国家开放，至此，重商主义时代制定的《航海法》全部废除。
（4）取消特权公司。东印度公司对印度和中国贸易的垄断权分别于1813年和1814年被废止，从此对印度和中国的贸易开放给所有的英国人。
（5）对殖民地贸易政策的改变。18世纪，英国对殖民地的航运享有特权，殖民地的货物输入英国享受特惠关税的待遇。1849年《航海法》废止后，殖民地可以对任何国家输出商品，也可以从任何国家输入商品，通过《关税法》的改革，废止了对殖民地商品的特惠税率，同时准许殖民地与外国签订贸易协定，殖民地可以与任何外国建立直接的贸易关系，英国不再加以干涉。
（6）与外国签订贸易条约。1860年签订了英法条约，即《科伯登条约》。《科伯登条约》是以自由贸易精神签订的一系列贸易条约的第一项，列有最惠国待遇条款。19世纪60年代，英国就缔结了8项这种形式的条约。19世纪中叶，在英国带动下，许多国家降低了关税，荷兰、比利时相继实行了自由贸易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经济陷入混乱，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处于停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各国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在20世纪50—70年代初期，出现了全球范围的贸易自由化（trade liberalization）。
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贸易自由化的表现
（1）关税大幅降低。GATT成员内部大幅降低了关税。1947—1979年，GATT缔约方的平均进口税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50%左右降到5%。1993年，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果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均降税1/3，发达国家工业制成品平均关税水平降为3.6%左右。
欧共体对内取消关税，对外通过谈判达成关税减让协议，使关税大幅降低。例如，欧共体原6国之间工农业产品的自由流通已于1969年完成，后加入的国家也已按计划完成，实现了成员方之间全部互免关税；欧共体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之间，到1977年实行工业品互免关税，从而建立起一个包括17个国家的占世界贸易总额40%的工业品自由贸易区；1975年，欧共体同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的46个发展中国家签订了《洛美协定》，规定共同体对来自这些国家的全部工业品和96%的农产品给予免税进口的待遇，之后又扩大到向60多个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免税进口待遇。
从1971年开始，20多个发达国家对170多个发展中国家实施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的普惠制优惠关税待遇。
（2）非关税壁垒逐渐减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发达国家对许多商品进口实行严格的进口限额、进口许可证和外汇管制等非关税壁垒措施。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些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放宽了进口数量限制，到20世纪60年代初，西方主要国家间进口自由化率已达90%以上。中国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经过多轮磋商，于2003年6月29日在香港达成《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总体目标是：逐步减少或取消双方之间实质上所有货物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逐步实现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减少或取消双方之间实质上所有歧视性措施；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双方从2004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下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具体承诺；双方将通过不断扩大相互间的开放，增加和充实其内容。根据《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与港澳之间要采取更优惠和自由化的措施，使参与各方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受惠。
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贸易自由化的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贸易自由化是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日益加强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它主要反映了垄断资本的利益，是世界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它在一定限度上同保护贸易政策相结合，是一种有选择的贸易自由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贸易自由化呈现出如下特点。
（1）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自由化程度超过它们对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自由化程度。发达国家根据GATT等国际多边协议的规定，较大幅度地降低了关税和放宽了数量限制。但对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商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征收较高的关税，并实行其他的进口限制；对社会主义国家征收更高的关税和实行更严格的非关税壁垒进口限制。
（2）区域性经济集团内部的贸易自由化程度超过集团对外的贸易自由化程度。例如，欧共体内部取消了关税和数量限制，实行商品完全自由流通，对外则有选择地、有限度地实行部分贸易自由化。
（3）不同商品的贸易自由化程度不同。工业制成品的贸易自由化程度超过农产品的贸易自由化程度。在工业制成品中，机器设备的贸易自由化程度超过工业消费品的贸易自由化程度，特别是所谓“敏感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服装、鞋类、皮革制品和罐头食品受到较多的进口限制。
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原因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为了对外经济扩张，美国积极主张削减关税、取消数量限制，成为贸易自由化的积极倡导者和推行者；西欧和日本的经济迅速恢复与发展，也有减少贸易壁垒的要求；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民族经济，扩大资金积累，也愿意通过减少贸易壁垒来扩大出口。
与此同时，GATT的签订有力地推动了贸易自由化。GATT以公平贸易为己任，通过多边贸易谈判的进行和贸易规则的实施，不仅大幅度地削减了关税，而且在一定限度上限制了非关税壁垒的使用。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出现加快了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各种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均以促进商品自由流通、扩大自由贸易为宗旨。跨国公司的大量出现和迅速发展促进了资本在国家间的流动，加强了生产的国际化，客观上要求资本、商品和劳动力等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国际分工的广泛和深入发展，分工形式的多样化，使商品交换的范围扩大，在一定限度上促进了贸易自由化的发展。
《“十四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了“十四五”时期将努力实现贸易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协调创新水平进一步提高、畅通循环能力进一步提升、贸易开放合作进一步深化、贸易安全体系进一步完善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规划》提出，“十四五”时期外贸要坚持创新驱动，加快发展方式转型；坚持绿色引领，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坚持数字赋能，加快数字化转型；坚持互利共赢，提升开放合作水平；坚持安全发展，提升风险防控能力。
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不仅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也给其他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我国质优价廉的产品，满足了进口国的市场需求，增进了各国消费者的福利。我国进口规模急剧扩大，也给有关出口国家提供了客观的市场。总体上看，我国对外贸易体现了互惠互利的经贸关系，具有互利共赢的特征。
但是，我国进出口发展存在着不平衡问题。20世纪80年代，我国外贸以逆差为主，10年中有8年逆差，年均逆差79亿美元；从1994年开始，我国进入了顺差时代，一直保持顺差，1998年顺差为434.7亿美元，是一个历史高点，2006年顺差大幅增加，达到1774.7亿美元，超过1998年的3倍多；到2008年我国贸易顺差达到高峰2955亿美元，从2009年开始我国贸易顺差开始缩小，但仍处于高位。我国高顺差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顺差地区高度集中，对美欧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顺差急剧扩大。2017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为27.79万亿元，比2016年增长14.2%。其中，出口额为15.33万亿元，增长10.8%；进口额为12.46万亿元，增长18.7%；贸易顺差为2.87万亿元，收窄14.2%。如果美国把贸易顺差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6%称为严重失衡的话，那么与其相对应，我国经济也确实存在另一个方向的经济严重失衡，顺差集中更加反衬出我国贸易的不平衡。
1.国内经济的不平衡导致了对外经济的不平衡
我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外需，从侧面反映出内需不足，内需中消费和投资也存在着不平衡的矛盾。虽然消费和投资都是需求，但导致的结果不同，投资最后还会形成生产能力，最终导致供给扩大，形成后期的供需矛盾。经济结构中消费不足导致我国经济增长内在动力严重不平衡。2021年，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为54.3%，远低于OECD经济体77.3%的平均值，也远低于72%的世界平均水平。从我国居民消费率来看，尽管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我国始终存在着居民消费率偏低的问题：2010年消费率降至34%，为历年来的最低点。从2009—2019年的数据来看，我国居民消费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波动不大，距世界60%左右的平均值还有较大的差距：2009—2019年我国居民消费率分别为35%、34%、36%、36%、36%、38%、38%、38%、39%、40%、39%。
从我国消费增长情况看，消费率偏低的情况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这是因为，我国居民消费增速长期低于政府消费增速，农村消费增速长期低于城镇居民消费增速。解决这一问题，涉及我国发展中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贫富继续扩大等深层次的矛盾，需要成功地进行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改革，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2.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支撑了顺差的扩大
亚洲金融危机给我国造成了很大的冲击，1998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下降0.4%，出口额仅增长0.5%，是“九五”时期我国外贸低增长的典型代表。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我国政府提出了“千方百计扩大出口”的政策。在这一政策的指引下，我国外贸以超常速度增长，不仅使国人感到非常吃惊，也令世界十分震惊。2002年中国出口额增加了1000多亿美元，2003年、2004年各增加了3000多亿美元，2005年增加了3500多亿美元，2006年又增加了近4200亿美元。在千方百计扩大出口中最重要的一个政策就是强化出口退税政策——我国重新提高了出口退税率，加快向企业退税。我国的退税规模1997年为432亿元，2003年为2039亿元，增长了3.7倍。到2012年，我国进出口退税总额突破1万亿元。2017年，我国进出口退税总额近1.4万亿元，创历史新高。这一政策给出口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但退税政策的调整属于结构上的微调，总的政策力度没有减弱。
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的进出口业造成了重大冲击，据中国海关统计，2008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达25616.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8%，增速比上年回落5.7个百分点，这是我国入世以来，增速首次低于20%。其中，出口额为14285.5亿美元，增长17.2%，回落8.5个百分点；进口额为11330.8亿美元，增长18.5%，回落2.3个百分点。2009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为22072.7亿美元，同比下降13.9%。其中，出口额为12016.7亿美元，下降16%；进口额为10056亿美元，下降11.2%。为缓解危机带给我国的消极影响，政府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如出台4万亿元投资、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政策，用以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增长和调整产业结构。海关总署公布的2011年全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情况显示，2011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为36420.5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2.51%。其中，出口额为18986亿美元，增长2032%；进口额为17434.59亿美元，增长24.99%。2012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2万亿美元，贸易顺差达2311亿美元。2013年、2014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仍保持正增长。2015年、2016年，在世界贸易深度下滑的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出现连续两年的“双降”。2017年、2018年，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又逐渐回升，我国继续保持着全球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
3.我国的外资政策带来了双顺差
我国利用外资时借鉴了拉美利用外资发生金融危机的教训。拉美利用外资主要是借债，然后买国外的资本或者技术，这样一种融资方式会产生债务，最后有可能导致债务危机。我国利用外资不是借外债，而是吸引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避免了债务危机，而且我国在引入外商直接投资时，要求各个外资企业要以出口为导向，要求其实现外汇的自我平衡。
外商投资企业不仅成为我国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扩大出口的主力军。2022年1月至12月，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值为13.82万亿元，占进出口总值的32.9%。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总值为7.48万亿元；进口总值为6.34万亿元。
我国外贸顺差规模过大蕴含了国内经济运行风险，为了我国经济贸易的长远发展，在世界贸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也需要进行调整。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对外贸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是今后对外贸易发展中的重大课题。
1.千方百计扩大出口让位于贸易平衡发展
进入21世纪，我国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对世界和贸易伙伴的影响巨大。在国际市场上，我国不仅纺织、服装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量居世界第一，彩电、手机、计算机等新兴IT产品出口量也居世界第一位。在国际贸易统计的5104种商品中，2004年我国出口第一的商品有332种。但是，我国从对外贸易中获得的实际利益与我国的贸易规模并不相符，我国的竞争优势地位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我国贸易的不平衡导致了贸易伙伴的反倾销、贸易限制、WTO（世界贸易组织）争端等各种贸易摩擦。明显的贸易顺差也加重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增加了国内经济运行风险。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关键是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在战略导向上要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从政府层面，就是要支持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产品出口，从扩大消费品出口向机械设备等资本品出口突破上转变，减少高能耗和高污染性产品出口。从出口管理上，要从根本上制止企业间的恶性竞争，坚决杜绝国内企业因恶性竞争不仅没有占领市场，反而丢掉市场的情况。从出口的效益看，要大幅减少从企业角度、从局部利益看有利，从全局、从长远看有害的出口，这种出口扩大了我国的出口规模，损失的却是实在的利益。无论是一般贸易还是加工贸易，都要避免单纯追求出口规模的现象，从根本上缓解贸易顺差问题。
2.从出口导向转变为进出口结合
在重商主义的贸易思想里，出口对本国经济有利，进口对本国经济不利。我国没有明确实行出口导向的政策，但实际上重出口、轻进口的倾向长期存在。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的国际背景下，“国际市场竞争国内化、国内市场竞争国际化”的特点日益突出。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进口在对外关系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越发突出。我国对外交往的一个有力优势就是强劲的进口需求。当前全球市场主要呈现的是供过于求的状态，进口国在国际市场上处于主动地位，具有主动权，出口国处于被动地位，日益增加的进口为我国赢得了有利地位。国民经济发展要求更加重视进口，对进口必须给予同出口一样的重视程度。外贸进口要从传统的调剂余缺模式转变为满足国内产业升级和需求变化，通过大量进口国内急需的先进设备和半成品、原材料支持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特别是我国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低，构建多元化、稳定、可靠的境外供应基地已成为当务之急。加强企业、协会、商会的协调机制建设，统一对外谈判，提高议价能力，强化我国在国际能源资源市场上的话语权，构筑战略性买家优势，保障我国能源、资源安全，已经是对外贸易战略的重要内容。
3.数量扩张转变为品牌战略
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总体仍然没有改变数量扩张型的粗放增长方式，我国货物贸易出口的层次较低，发挥着世界加工厂的作用，但是所获得的实际利益十分有限。我国相继提出在扩大出口中实施“以质取胜”战略和“科技兴贸”战略，加大高科技含量产品出口。但是，我国货物贸易出口的近60%是以加工贸易的方式实现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85%以上是由外资企业完成的，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出口商品所占的比重不高。品牌战略已经成为跨国公司重要的经营策略和竞争战略。企业不断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的档次和科技含量，也是应对技术壁垒的根本途径。如何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创立国际品牌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要继续深入实施“科技兴贸”和“以质取胜”战略，调整产品结构，加大支持自主核心技术开发，提高装备制造业的现代化水平，提高加工制造业产品中自主知识产权的比例，培育这些行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形成出口优势行业，改善一般贸易的出口产品结构。企业要培育自主品牌，引进、消化国外先进技术，提高营销能力，重点要提升企业和产品的品牌竞争力。实施品牌战略还要鼓励企业走出去，通过对外投资渗透到国际生产分工的各个环节，更直接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这是培育国际知名品牌的重要途径。
4.从单纯的双边贸易转向参加区域性合作
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经历了两次飞跃：第一次开始于1988年的外贸体制改革，逐步放开外贸经营，更多类型的企业直接参与外贸活动；第二次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外商投资企业大规模兴起。这两次飞跃激发了我国参与国际贸易的活力，但本质上仍属于双边性的贸易发展。目前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贸易特征已经开始转向区域化发展战略。2005年向WTO通报的各种区域贸易安排已有300多个，绝大多数WTO成员参加了一个或多个区域贸易安排，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建立区域组织占据了有利地位，增强了左右市场的力量，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通过参加区域组织提高了自己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我国内地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网络框架已经具备雏形，与港澳的紧密关系安排逐步深入，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已于2010年1月1日正式启动，与巴基斯坦、海合会、南非关税同盟的自贸区谈判进展良好，与新西兰、澳大利亚的自贸区谈判开始涉及实质问题。通过谈判建设自贸区，已经有20多个国家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对方承诺不使用特殊保障措施和纺织品限制措施等歧视性条款，改善了我国的对外贸易环境。
5.后危机时代的贸易强国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政策在实践中不断演进，尽管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以及存在各种不足，但对外贸易的跨越式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仍举世瞩目，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早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已经认识到以出口和投资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国际收支不平衡、投资过热、资源环境压力过大等经济发展难以解决的深层次问题，革新突变的发展思路开始推进。
基于当今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及趋向，中国提出了迈向贸易强国的发展战略，具体内容包括开放型发展、包容性发展、平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四个基本原则。
（1）开放型发展。对外开放成就了中国的世界经济贸易大国地位，继续实行对外开放，进一步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不仅是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因此，不断拓展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广泛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充分利用国际要素资源，将有助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有助于贸易结构优化，有助于提高“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有助于提升“中国创造”的水平，有助于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2）包容性发展。包容性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提出的观念之一。在国际贸易领域，包容性发展就是要使国际贸易带来的利益惠及所有贸易伙伴，实现互利共赢，特别是要惠及欠发达国家，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和谐发展，使经济增长产生的福利惠及所有人群，尤其是弱势群体。
（3）平衡发展。许多经济矛盾和冲突大都源于发展的不协调和不平衡。要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必须把握和处理好发展与平衡的关系，这主要包括：外需与内需平衡发展，出口与进口平衡发展，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平衡发展，对外贸易区域布局平衡发展，双边、多边和区域贸易合作平衡发展。
（4）可持续发展。由于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传统的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导致国家整体资源和环境形势不断恶化，经济发展受到极大的制约，维持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面临巨大挑战。尽管中国在扩大出口规模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贸易发展仍以数量扩张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为主，效益不高、竞争不强，对外部能源、原材料市场依赖不断增加，面临的国际市场价格风险、供应风险越来越大。因此，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大力发展低碳贸易、绿色贸易，建立贸易可持续发展机制，是中国实现贸易强国的必由之路。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2013年9月和10月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它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1.“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代背景
历史上，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我国同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欧洲经贸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一带一路”是对古丝绸之路的传承和提升，获得了广泛认同。
4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存在着缺乏顶层设计、不注重改善国际发展环境等问题，迫切需要加强各方面改革开放措施的系统集成。通过融入国际治理和开展国企的跨国产权合作，“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在有效避免“西方经验”局限、防止治理本身被“短视”市场消解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将为中国经济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进一步引入来自治理体系之外的监督主体，创造强有力、更有效的外部监督，从根本上解决治理效率问题。
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2.“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历程
“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发展历程见表2-1。
表2-1“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发展历程
3.“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内涵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不断拓展合作区域与领域，尝试与探索新的合作模式，不断丰富、发展与完善，但其初衷与原则却始终如一。
（1）“一带一路”是开放性、包容性区域合作倡议，而非排他性、封闭性的中国“小圈子”。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中国认为，只有开放才能发现机遇、抓住用好机遇、主动创造机遇，才能实现国家的奋斗目标。“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通过加强交通、能源和网络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以此来解决经济增长和平衡问题。
（2）“一带一路”是务实合作平台，而非中国的地缘政治工具。“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成为人类共有的历史财富，“一带一路”就是秉承这一精神与原则提出的现时代重要倡议。通过加强相关国家间的全方位多层面交流合作，充分发掘与发挥各国的发展潜力与比较优势，彼此形成了互利共赢的区域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在这一机制中，各国是平等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
（3）“一带一路”是共商共建共享的联动发展倡议，而非中国的对外援助计划。“一带一路”建设是双边或多边联动基础上通过具体项目加以推进的，是在进行充分政策沟通、战略对接以及市场运作后形成的发展倡议与规划。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中强调了建设“一带一路”的基本原则，其中就包括市场原则，即充分认识市场作用和企业主体地位，确保政府发挥适当作用，政府采购程序应开放、透明、非歧视。可见，“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主体与支撑力量并不在政府，而是企业，根本方法是遵循市场规律，并通过市场化运作模式来实现参与各方的利益诉求，政府在其中发挥构建平台、创立机制、政策引导等指向性、服务性功能。
（4）“一带一路”是和现有机制的对接与互补，而非替代。“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国家要素禀赋各异，比较优势差异明显，互补性很强。我国经济规模居全球第二，外汇储备居全球第一，优势产业越来越多，基础设施建设经验丰富，具备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综合优势。这就为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参与方实现产业对接与优势互补提供了现实需要与重大机遇。因此，“一带一路”的核心内容就是要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对接各国政策和发展战略，以便深化务实合作，促进协调联动发展，实现共同繁荣。
（5）“一带一路”建设是促进人文交流的桥梁，而非触发文明冲突的引线。“一带一路”跨越不同区域、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但它带来的不是文明冲突，而是各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一带一路”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产能合作与发展战略对接的同时，也将“民心相通”作为工作重心之一。通过弘扬丝绸之路精神，开展智力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等建设，在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民间交往等各领域广泛开展合作，“一带一路”建设民意基础更为坚实，社会根基更加牢固。
4.“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意义
“一带一路”合作范围不断扩大，合作领域更为广阔。它不仅给参与各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合作红利，也为世界贡献了应对挑战、创造机遇、强化信心的智慧与力量。
（1）“一带一路”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路径与方向。当今世界，挑战频发、风险日益增多。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有能力、有意愿同时也有责任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智慧与力量，而“一带一路”正是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具体实践。“一带一路”强调各国的平等参与、包容普惠，主张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共同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
（2）“一带一路”为新时期世界走向共赢带来了中国方案。不同性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具体的战略诉求与优先方向不尽相同，但各国都希望获得发展与繁荣，如何将一国的发展规划与他国的战略设计相对接，实现优势互补便成为各国实现双赢多赢的重要前提。“一带一路”正是在各国寻求发展机遇的需求之下，同时尊重各自发展道路选择基础之上所形成的合作平台。
（3）“一带一路”为全球均衡可持续发展增添了新动力，提供了新平台。“一带一路”涵盖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实现了“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的统一，有助于推动全球均衡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着眼点，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推动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宏观政策协调。对于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一次搭中国经济发展“快车”“便车”，实现自身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性机遇。“一带一路”不仅可以有力推动“南南合作”的广泛展开，同时也有助于增进“南北对话”，促进“南北合作”的深度发展。
国际贸易政策是指世界各国和地区对外进行商品、服务和技术交换活动时所采取的政策。从单一国家或地区的角度出发，有关国际贸易的政策就是对外贸易政策。
对外贸易政策通常的构成有：对外贸易总政策、进出口商品和服务等政策以及国别或地区贸易政策。
对外贸易的两种基本类型是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
各国在制定贸易政策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因素有：本国经济结构与比较优势，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本国与别国经济、投资的合作情况，本国国内物价、就业状况，本国与他国的政治、外交关系，本国在世界经济、贸易组织中享受的权利与应尽的义务以及各国政府领导人的经济思想与贸易理论。
超保护贸易政策的特点是：保护的对象不仅是幼稚工业，而且更多的是已高度发展的或出现衰落的垄断工业；保护的目的不再是培养自由竞争的能力，而是巩固和加强对国内外市场的垄断；保护的措施不只限于关税和贸易条约，还有各种非关税壁垒和其他奖出限入措施；保护不是防御性地限制进口，而是在垄断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对国外市场进行进攻性的扩张；保护的阶级利益从一般的工业资产阶级利益转向大垄断资产阶级利益。
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特点为：被保护的商品不断增加；限制进口措施的重点从关税壁垒进一步转向非关税壁垒，而技术性贸易壁垒则成为限制进口的主要非关税壁垒；加强了征收反补贴税和反倾销税行动；管理贸易日益合法化、系统化；奖出限入措施的重点从限制进口转向鼓励出口。
2007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是：更多地运用法律法规和行政干预手段，从商品贸易领域扩展到劳动力雇用和金融领域，表现形式更加软化，更具隐蔽性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贸易自由化的表现有：关税大幅降低以及非关税壁垒逐渐减少。
我国对外贸易处在转型期，存在的问题有：进出口发展不平衡、贸易顺差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外资政策带来的双顺差问题。我国外贸发展战略转型的政策内涵如下：千方百计扩大出口让位于贸易平衡发展，从出口导向转变为进出口结合，数量扩张转变为品牌战略，从单纯的双边贸易转向参加区域性合作。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的基本内涵为：“一带一路”是开放性、包容性区域合作倡议，而非排他性、封闭性的中国“小圈子”；“一带一路”是务实合作平台，而非中国的地缘政治工具；“一带一路”是共商共建共享的联动发展倡议，而非中国的对外援助计划；“一带一路”是和现有机制的对接与互补，而非替代；“一带一路”建设是促进人文交流的桥梁，而非触发文明冲突的引线。“一带一路”的国际意义为：“一带一路”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路径与方向；“一带一路”为新时期世界走向共赢带来了中国方案；“一带一路”为全球均衡可持续发展增添了新动力，提供了新平台。
1.各国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的目的是什么？
2.简述国际贸易政策的基本类型及其特征。
3.试述李斯特的保护幼稚工业理论的主要内容。
4.简述关于幼稚产业选择标准的理论观点。
5.凯恩斯的“超保护贸易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6.既然自由贸易有贸易保护所不具有的诸多好处，为什么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你估计什么时候“自由贸易时代”会到来？
1.早在14世纪末，英国就首先采取措施管制海上交通，并随着它的殖民体系的扩大，实施了越来越多的排他性控制措施，但直到1651年和1660年，才通过著名的《航海法》来加强和巩固这些措施。促成上述法律通过的动机是，为了弥补荷兰人趁英国于1642—1646年忙于内战期间，对英国运输贸易造成的严重损失。上述法令的目的是要尽可能无例外地保障英国（包括殖民地）船只运输货物，往返于英国与殖民地的各个港口。
《航海法》成功地把外国船只排挤出英国的沿海贸易，排挤出英国与其殖民地的贸易，并排挤出亚洲、非洲或美洲运送进口商品到英国及其殖民地的业务。此外，英国船只还必须由英国建造，并由3/4的英国人操纵。但是人们认为，不让外国人把英国的出口商品运往殖民地是不明智的，因为这可能意味着更大量的出口，这是一个至少同垄断海运贸易一样重要的目标。但如果让外国船只进入英国港口，就得允许它们把货物带进来。因此，从大陆向不列颠各岛进口货物是允许的，但它们在抵港后必须加倍付税。英国在确立了一系列“列举的”商品后，加强了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这些商品包括殖民地只能向其他英属殖民地出口的较重要的殖民地产品。这份商品目录最初仅限于包括糖、烟草和棉花在内的6种商品，后来扩大到20种商品，1776年则扩大为殖民地的所有出口商品。西班牙和法国也曾竭力垄断同各自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但它们的政策不如英国那么严厉，也不如英国那么成功。
试讨论： 英国在上述时期执行的是什么贸易政策？这种贸易政策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2.“脱欧”公投于英国当地时间2016年6月23日上午7点（北京时间6月23日下午3点）开始。此次投票持续15小时，最终的计票结果是：支持“脱欧”的选民票数为17176006票，约占总投票数的52%；支持“留欧”的选民票数为15952444票，约占总投票数的48%。2018年11月20日，英国与欧洲联盟达成“脱欧”协议草案，约定英国正式“脱欧”后设置为期21个月的过渡期，直至2020年底。英国作为世界贸易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国家，“英国脱欧”事件对世界贸易会带来重大影响，无论初始冲击是仅限于欧盟国家，还是会作用于所有与其有直接贸易联系的国家，最后都会带来世界贸易网络中各国出口和进口的下降。尽管如此，如果“英国脱欧”事件的初始冲击性能够限制在美国与欧盟国家之间，那么世界贸易网络中各国受到的影响会小很多。经济全球化将世界各国的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英国脱欧”对美国经济产生严重冲击，并通过国际贸易网络向外扩散，那么对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都会带来负面影响。
试讨论： “英国脱欧”事件会对中国外贸和世界贸易产生哪些影响？
3.2021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39.1万亿元，同比增长21.4%。其中，出口额为21.73万亿元，增长21.2%；进口额为17.37万亿元，增长21.5%。与2019年相比，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出口额、进口额分别增长23.9%、26.1%、21.2%。
在2021年中国外贸行业取得如此成绩的同时，国务院办公厅依然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跨周期调节进一步稳外贸的意见》，出台15条具体措施，从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鼓励外贸新业态发展、缓解国际物流等外贸供应链压力、支持重点产业重点企业4个方面为外贸助力。
试讨论： 为什么在中国外贸取得较好成绩的背景下依然出台稳外贸的意见？
4.俄乌冲突爆发后，国际农产品价格曾一路飙升，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小麦期货价格一度收涨近13美元/蒲式耳。“一场震撼性的饥饿危机正在全世界蔓延。”2022年4月底，世界粮食计划署如此表示。
但5月下旬以来，曾经高涨的小麦等期货价格持续回落。7月15日，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小麦期货价格盘中一度重挫逾3%，创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前的最低水平，后跌幅收窄至1.76%，报每蒲式耳7.81美元，远低于此前近13美元/蒲式耳的收盘纪录。自5月18日起，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小麦期货价格进入“下行通道”。截至7月15日收盘，价格累计跌幅已达39%。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6月小幅下行，为连续第三个月下跌。粮农组织谷物价格指数6月平均为166.3点，环比下降4.1%。其中，国际小麦价格下跌5.7%。不只是小麦价格回落，数据还显示，国际粗粮价格下跌4.1%，世界玉米价格环比下降3.5%。
试讨论： 国际粮食价格为何出现回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