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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近年在设计学领域里野外调查的手法越来越得到重视与应用。这些设计学的野外调查活动，被统称为“田野调查（Field Work）”。但是，与考古学、人类学不同，设计学的田野调查还需要完成设计提案、设计支援等，而这些活动很难以“田野调查”这一概念来概括。
正如前文所述的那样，不了解生活，就无法做出可以让生活更加幸福的设计。因为创造生活的主体并非设计师，而是生活者本身。设计师只是去协助、支援生活者的存在。当今，生活中的许多要素都被语言化、可视化，而后通过各种媒体被扩散开。然而，生活的本质是由人们通过驱使自己的五感构筑而成每日的营生。这些每日的生产与生活是通过五感构筑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连接，也只有通过五感的驱动才能感受、传达。无论现代的媒体与通信技术多么发达，之于设计者最重要的是，抱着学习生活的热忱，进入生活的现场，与当地的生活者一同探讨生活与如何让它变得更好的设计，并将它付诸实践的姿态。这也是设计学中的田野调查的意义所在。
FDW正是立足上述田野调查，笔者总结出的地域活性化的方法。基于田野调查，发现当地的资源，并且通过对这些资源的活用达到地域活性化的目的。
FDW基于田野调查，但在FDW的过程中，更重视基于设计者好奇心的“资源发掘”，并立足这些被发掘的资源活用法。设计学虽然经常被认为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学科，但是，在FDW中，反而是看轻问题，而看重重新评估资源这件事。因此，FDW可以说是“发现资源、活用资源” 的设计实践。人，去寻找一样事物的缺点相对容易，但是，聚焦缺点很难导出具有创造性的提案来。如果掉进“正因为没有，就更想要”的思想陷阱，就容易忽略对象地域的特性。另外，当地人的“我们这什么也没有”的想法，也容易让人依赖“什么都从外面引进进来”的解决思路，从而导致引进了当地无法消化吸收的东西，招来当地人的主体性丧失的恶果。而反观FDW，坚持将“当地人认为当地‘什么都没有’转变为当地‘到处是宝’”的想法作为立足点，尽力对当地潜在的资源进行再发掘是很重要的。换句话说，对象地域的所有物与事都认为是潜在的宝物而进行“寻宝”的活动，即对当地人认为“再普通不过的”身边事与物，进行作为资源的价值的再评价与再认识的契机。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田野设计实践的初期，判断一样事物作为资源是否有价值是很难的。在初到当地进行调研的时候，不要指望当地人把当地资源的价值一样一样介绍出来。事物也不会亲自开口诉说自己的价值。因此，田野设计实践的参加者，需保持好学心，对于当地的任何事与物都充满好奇心是很重要的态度。
另外，要尽可能地驱使五感，通过自己的实际体验来感知对象地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文化中，有许多的文化组成要素是无法以语言为媒介描述、传达的。换句话说，不是所有的文化都能被语言化。比如，食物的味道，就无法准确地用语言表达。只有通过一起品尝才能达到同样的味觉体验的共享。因此，有些学习是必须通过与当地人进行同样的体验才能习得的。而且通过共同的体验，参加田野设计实践的同伴也能更好地互相交流对当地文化的心得。
只有通过发现当地资源这个办法，才可能导出使当地人自主实施的提案，也有助于提出使当地自发地发展的提案。而且，通过对当地资源的活用，也能使当地生活者作为主人公的生活创生的设计提案在当地得到共识。并且如果提出了当地人都认可的资源活用方法，那些资源的价值就自然会提高。通过这样的方法，当地的生活者自身，活用身边的资源才能达到内发型发展，自然也能保证是可持续的。
这一过程主要是将目前没有被可视化的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超自然的关系视觉化。比如，将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超自然这些平时“看不见的” 的连接视图化。这种视图化的方式也成为利益相关者关系图（Stakeholder graph），即导出相互的利益关系（并非一定要是利害关系）的一种尝试。
另外，在当地学习并发现的各种“资源”，先将它们单位化、文字化，再进行再构筑的方法也经常被使用（KJ法）。通过这样的方法，可以将平时不易察觉的资源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它们的“结构”整理出来。而且这个过程也包含将这些资源原有的结构分解，确查后，进行“再构造”的设计方法论。
像这样的田野设计实践的参与者，并非最初就按照事物“是不是有用”的标准，而是应该秉持让自己对这件事物的兴趣和关心不断提升，永葆好学之心的态度。原因正如上文所说，一件事或物的“价值”是事后决定的。所以，首先要做的是尽可能地收集和发现那些潜在性的资源。
在收集资源时，应该积极地向当地人发问。因为我们有必要去关注一些日常的事物，这些事物在当地人生活里是如此的稀松平常，以至于他们认为是“想当然的事物”，因此，不会主动向调查者介绍。这些“想当然的想法”很可能就会埋没许多资源的价值。田野设计实践的参加者要将一些将来也许可用的资源发掘出来，将之整理成一种可以随时活用的状态。
其实，向当地人积极地发问，本身就是地域活性化的一种方法论。因为这样的发问会将当地人脑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即潜在化的信息重新激活。将这些信息从当地生活者的脑中牵引出来是接下来将它的价值提升并且活用的第一步。另外，向好学的年轻人教授自己掌握的生活智慧，或者说自己掌握的生活智慧让年轻学生充满好奇、感到兴趣这件事，会让当地人心怀喜悦。这样的发问与回答也会帮助当地的生活者，重拾自己作为当地社会一员的身份认同感。在少子老龄化这一社会问题加剧的当下，由参加田野设计调查的研究者和学生来担当知识的继承者和下一任传递者，对于今后的社会创造与发展都是有意义的。
我们生活的多样性都立足于历史。但是，在今日生活高速的变化下，这一事实变得越来越模糊。在实地调查时， 只看到“现在”所呈现的表象，却容易忽略掉与历史的联系，导致无法发现当地“真”的资源。因为那些真正有价值的资源都藏身在生活的时空中。这就需要设计者在去实地调查前，对调查地的历史做一番预习，找到兴趣点。那些随着生活样式的巨变而不易寻见的资源，其实都埋藏在当地高龄者的记忆中。通过采访询问，将这些资源牵引出来是必要的。
在依据资源做活用设计提案前，如果先将发现的资源整理并构造化，会使提案变得容易。通过被整理并构造化的资源可以明确地域社会总体的构造，也能通过每个单位化的“资源”来导出具体的设计提案。另外，不仅要发掘尽可能多的资源，而且要将发现的资源与当地的生活者分享，并且得到他们的反馈意见，这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最终去实现这些设计提案的主体是当地的生活者本身，而并非设计师或者任何外部的人或团体（当然对这些多样的主体的参与并不应反对）。只有实施发展的主体是当地生活者时，当地“真”的地域活性化才可能实现。文化是由当地的生活者自主地习得、共有并活用所形成的生活样式的总和。因此，面向未来的地域活性化的设计提案，更需要当地生活者的参与，通过与设计师之间不断地对话探讨一点点改良这些方案。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当地人才能一点点提起兴趣参与进来，并最终成为实现这些提案的主体，将提案持续下去。
设计，特别是FDW提出了设计方案并不意味着终止了与生活者的关系。相反，应该意识到提案实践的开始是一个面向新时代的生活创作性活化的开始，虽然它可能面临许多挫折。进行必要的支援活动，会帮助当地社会将提案进行下去，必要的支援活动也是一种契机，使当地的生活者达成新的“恰到好处”的生活状态的共识。田野设计实践的参加者不应满足于一次的提案，而是应该将活动持续下去，这对当地的生活者和设计者双方都是重要的。
另外，上述设计提案的生成，又会成为新的变化发生的契机。虽然这些变化可能与设计者原本预想的有所异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变化都好过预期本身。因为比起一个人脑中联想的事与物，总比不上横亘时间轴上的众人达成共识的创造来得现实与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