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乡村，是民艺的沃土，也是保障人与自然对话的场域。而今，在城市的急剧扩张背后，乡村快速衰落，空心村和老人村大量出现。曾作为乡村生产系统里不可或缺的手工艺产品也迅速消失，尤其是大量手工日用器物因为与日用的疏离，失去功能价值而逐渐衰落。针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国际上经历了从物质文化遗产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过程，各国逐渐从有形的物质留存认识到作为有文化遗产蕴含的人文价值，村落则是兼顾着“物”和“非物”，呈现着活态和立体的整体性文化空间。中国的乡村建设工作则经历了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历史文化名镇、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等不同阶段。新时代的中国乡村，文化振兴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显性标识。

乡村振兴，不仅是生活系统的更新，更是生产系统和生态系统的重构。如果说手工艺是一种广义的文化生态系统，那它也是维持村落内在活力的黏合剂。显然，针对形态单一的手工艺技艺的保护是一种难以奏效的做法，如何发挥村落文化生态圈的价值，能在变迁中评估有价值的文化资源，为传统工艺的创新和发展找到相对稳定的路径；如何让乡村保留更本源可弹性的生长机制，理解乡土手工艺可持续的限度与拓展，透析手工艺利益共同体的不断变化与聚合，找到乡村手工艺振兴背后的痛点与机遇，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2009年，我走进家乡四川夹江马村乡的石堰村对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传统手工竹纸技艺展开了系统研究。相对稳定的材料系统、工艺流程和成熟的工具系统，比较完整的村落生态系统，形成了马村乡丰富的自然、社会、人文的手工艺文化生态景观。

2018年，四川美术学院的西部乡村建设创新研究团队发起第一期“代代相生，以纸为媒”国际学术工作坊，跨国跨学科团队针对传统手工艺村落的振兴问题，前往马村乡开展田野调研。当我重新回到马村乡，看到十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级传承人已经不在了，手工艺工具散落在乡野间，2009年还在经营手工造纸的家庭，此时已人去楼空，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造纸萎缩，只有大量闲置的房屋还留着过去主人的生活印记。十年前，我们担忧手工艺后继无人；十年后，乡村的空心化已经不是担忧，而是事实。在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浪潮中，乡村劳动力到城市追逐工作机会，带来乡村的大规模人口流失，原来以村落为主体、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手工艺生产逐渐无迹可寻。

2019年6月，我们再次发起了第二期“代代相生，以纸为媒——传统手工造纸村落振兴计划”国际学术工作坊。四川美术学院与日本千叶大学的团队来到日本的传统乡村展开调研。在白川乡合掌村等传统村落，了解到村民是村落发展的关键性主体，村里很早就建立了“三不”村约，即：不租、不改、不卖。并且村民们还自发成立了保护协会，编著了当地的乡土教材。他们企图用一种相对稳定性来对抗变化性，自觉担负起传承的责任，给了我们很多启发。本书集中整理了2018—2019年，以这两次工作坊的基础上由团队完成的九篇论文，内容包括技艺本体、生产空间、工匠群体等不同视角，透析一个手工艺村落生活、生产、生态中的弹性生长。

“地方”是一个不断转移和扩大的概念，而 “在地性”是一个更富有弹性的空间概念。当代设计对乡村的介入，包括从居住空间与生产空间的协调，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与产业景观空间的整合发展等等方面。2021年后，四川美院团队从最初的田野研究到深度参与手工艺乡村的系统规划，潘召南教授团队逐渐将论文写在大地上。回顾2018—2021年这个阶段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些团队的共识观念成为2022年后深度参与设计的思想原型，为具体的设计中“为何”和“何为”两个不同层面的执行搭建了思想框架。乡村的主体是谁，如何能保障不同群体的价值。中国乡村问题是“复杂性”问题，设计在其中可能承担什么角色？都给团队带来诸多挑战。新时代的设计人正以协同者的角色，倡导城乡协同、原来的居住者与迁入者协同、乡村资源与现代生活需求协同，成为搭建不同利益者之间的桥梁。同时，设计赋能是以造物者的智慧，从手工遗产转化为文化资源，最大限度让文化赋能乡村振兴，促进乡村生活的可持续发展，以此最大可能地释放乡村生活的张力和保持乡土文化的弹性。

谢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