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记》的“根”在北大荒

20世纪60年代有一部电影《革命自有后来人》，在全国放映，因为是弘扬主旋律的作品，在当年引起很大的反响。

“文革”开始后，一部《红灯记》红遍全国，既有话剧又有京剧，还有钢琴协奏曲。然而，谁都不知道《红灯记》的原作是谁，当时署名是“集体创作”。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历史的烟尘渐渐散去，历史的本来面目已经还原。《红灯记》的前身就是电影《革命自有后来人》。写这个剧本的作者罗国士，是1958年从北京军区转业来北大荒的少尉军官。他是湖南人，生活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教授。

罗国士曾经在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美军战俘营当英语翻译，转业来北大荒后在八五〇农场先当农工，后任《农垦报》驻场记者。后来，被分配到密虎铁路线上一个叫宝东小镇中学（八五〇农场子弟校）当了老师。与此同时，中央文化系统一批“右派”也下放到北大荒，其中就有著名的电影编剧、《渡江侦察记》《海魂》的作者沈默君。沈默君原在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创作室，下放到北大荒后，也安排在宝东中学任教。

罗国士与沈默君相识后，萌发了要写一个剧本的念头，但苦于没有素材。一日，罗国士与当地群众闲聊时，听说日伪时期有一铁路员工一家三代人投身抗日的故事，故事情节很感人。罗国士立即与沈默君商量，两人都认为这个素材很好，初步确定写一个以抗日为主题的话剧剧本。

沈默君是安徽寿县人，1949年参军，当过文工队长。文化虽然不高，但善于编故事，能掌握各种人物的特点，熟悉“戏路子”。但因当时沈默君的头上还戴着“右派”帽子，不便过多出头露面。初稿是由罗国士、沈默君共同完成的。经过半年多的反复修改，最后定名为《自有后来人》。

1964年夏天，北大荒作家丁继松去宝东中学采访罗国士的时候，看到了罗国士当时的生活景象令人同情。一铺土炕上，炕头放着一些碗筷，孤身一人以此为家。他们在交谈中，罗国士讲《自有后来人》中两个细节说给丁继松听，这也是罗国士的得意之笔。

一个情节是李玉和手中的那盏红灯的由来。《自有后来人》初稿完成后，受到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关注，他们欲将其拍成电影，但手头的剧本必须修改。不久，罗国士与沈默君被邀请到“长影”，住进了著名的“小白楼”。他们在修改剧本的过程中，发现全剧中缺少一根红线将李玉和一家三代人的关系连起来，因而显得松散。修改出现了“瓶颈”，只能暂时“搁浅”。一天清晨，曙光微明，罗国士起床外出散步。当他行至铁道附近时，只见烟雾中铁道口的上方，有几盏红灯（即信号灯）在闪闪发光，那红色的光一下子激活了他的创作灵感：何不用红灯作为一条线贯穿全剧呢？这既有铁路的职业特点，又具有红色的革命内涵。他想到这里已顾不得散步，连忙赶回招待所，将还在睡梦中的沈默君喊醒，说了自己的想法。沈默君听后连声叫好，立即敲定，再次修改时便加进了铁梅手中拿着的那盏红色信号灯。

第二个情节是剧中有场对暗号的戏。罗国士说，有一次他到熙熙攘攘的市场去，听到各种小贩形形色色的叫卖声，猛地引起他对童年的回忆。老家小贩卖木梳与乡亲们的对话：“卖木梳哪，卖木梳哪。”“有桃木的吗？”“有，要现钱！”他立即回到宿舍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写进了剧本。

“文革”期间江青看中了《革命自有后来人》，组织人马将其改名为《红灯记》。成为“旗手”的一大功绩，而原作者的名字却销声匿迹。

后来，罗国士被调至桦南林业局纸浆厂搞宣传，说起当年《红灯记》的事，他只是一笑了之。他和鹤岗市的一个作家合作，写了一本长篇小说《黑水魂》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80年代初，他调到安徽省作家协会当了专业作家。

（根据丁继松先生的同名文章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