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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我国城市安全与城市更新
——武汉城建集团规划设计咨询大讲堂(2023 年 8 月 21 日)

今天讲座的出发点就是安全,包括防洪排水、道路交通、防火防爆等等。我们想想我们城市规划设计管理的初衷最重要的最基本的要求和出发点都是安全。道路设计的基本规定都是出自对交通安全的考量。那些视距公式,平曲线竖曲线半径公式是怎么推导出来的呢?都是出于交通安全的考量。我们交通工程设置的所有标志、标线为了什么?主要就是为了交通安全,当然也服务于有序和畅通,但交通安全最为重要。从建筑设计来看,建筑设计结构安全系数是什么呀?安全系数是为了保障安全啊。城市规划城市选址考量避开任何不安全的自然因素,地震带、滑坡、冲刷岸都要远离。城市安全从来都是至关重要的。而在上一轮城市化运动快速发展期间,我们把它忽视了。那么我们为什么容易忽视城市安全呢?因为不安全的发生是小概率事件,是偶然性事件,容易被无远见,只追求速度、政绩、业绩的当权者所忽视。要知道,安全的理念,是要求万无一失的理念。

比如说安全系数,大家知道一个建筑物出现问题了,就像不久前那个公共建筑的屋顶被压塌了,砸死不少学生。那就是因为屋顶荷载超过了安全系数设定的标准。要保障一栋建筑一座桥梁一条隧道一座城市几乎是绝对的安全。你做的规划设计要保证它的安全万无一失。对于这个概念,从郑州的“7·20”水灾以后,中央提出了八个字,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觉得我们搞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的,一定要牢记这八个字,就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的,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人的生命安全健康保障才是最重要的,你要关注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所以说这个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它容易被我们所忽略,因为我们觉得它反正不大可能发生。很多违反了安全设计的工程,不都没有发生安全事故吗?所以我们就无所谓,麻木不仁。

所以历来,我讲城市更新的时候,总是特别强调城市安全。我不是特别认同城市更新这个理念,我认同城市可持续发展理念,我重视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对于城市历史文化保护,我把它列为城市的历史文化安全范畴。所以我今天的讲座将城市更新放在第七部分讲。讲第七部分,就是要讲城市更新要重视城市的历史文化安全。我想请大家认识到,你要把自己的工作上升到一种文化的层次,上升到一种哲学的层次,上升到一个政治的层次,你就会感到自己进行城市安全,城市历史文化保护的工作的重要意义。上升到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层次上,你就会感到自己的工作有意义,你就会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精心管理城市安全的方方面面。大家看这课件投影上的几张图,是我今天讲座涉及的几个例子。看得出我主要讲武汉的几个例子。这几个例子,我现在当然是可以讲的,因为基本上是盖棺定论的。但是当年我提出来的时候,那是不能随意公开讲的。现在是可以盖棺定论了,可以大张旗鼓地讲了。当然也涉及少数其他城市的例子,譬如山东、新疆,偶尔涉及那里的几座其他城市。大家知道,我在中国石油大学工作过,这张照片是我在石油大学主持参与设计的两座历史建筑,一座大会堂,一座图书馆建筑矗立在东营市。东营市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新兴现代化大城市,这两栋大型公共建筑被东营市政府列入第一批历史文化建筑,并且是第一批唯一两座历史文化建筑。大家看它具有典型的时代特点,建筑技术价值和建筑艺术价值,是值得这座城市永远保护永远记忆的。我们武汉市也有许多这样的历史建筑值得保护。朋友们有没有知道的?譬如这张照片上的这栋建筑已经被我们炸毁了,你们不知道当年我们犯了一个不可挽回不可原谅的错误。我们在 20 世纪 90 年代,1995 年炸毁了这座中苏友好展览馆。中苏友好展览馆当年在我们国家建造了四座,北京一座,上海一座,广州一座,武汉一座,都是极具时代特点,建筑艺术价值和建筑技术价值的历史建筑。唯独我们武汉把武汉中苏友好展览馆炸了。大家看看在炸毁的武汉中苏友好宫遗址上新设计建造的这个展览馆建筑,我们不说这两个展览馆设计水平的高低,建筑艺术的优劣,它们的历史价值没有了,可比吗?你看我们将这座具有时代意义,建筑艺术价值,建筑技术价值,历史价值这三大价值这么值得保护,这么好的历史建筑,在城市更新的借口下把它炸了。当然如果时间够,我还可以将炸毁武汉中苏友好展览馆的不光彩的内幕讲得稍微详细点。这是我们武汉规划建筑领域的历史之痛,也是武汉之痛,武汉人民之痛。习近平主席到湖北来曾经说过,让我们要给湖北人民“留下乡愁”。这个乡愁我们没给大家留下来。是吧?

我讲城市更新这个概念。这是多年前欧洲人提出的概念,我其实对城市更新这个概念并不很认同。我认为我们的城市发展理应是可持续的。大家看PPT上这张图是我们武汉的百年发展历程图。大家看这八个发展时期,从当年的清末一直到改革开放中期。有人就把这个城市发展比成像我一样,从小孩、少年、青年直到老年。但是一个城市,不应该是这样的。一座城市永远不应该有老年,也不应灭亡。我们都是搞城市规划与建设的,我们都是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的。从哲学上来讲,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发生、发展和消亡。但是唯独城市,我认为它不遵守这个说法。城市不应该有衰老期,它可以局部慢慢地可持续地更新。它什么时候消亡呢?地球消亡。这时候就不用谈地球消亡城市消亡。真到消亡的时候,就什么哲学规律,什么物理规律啊,全部推倒重来,进入轮回。那么有没有这一天呢?从哲学上来讲,就是有这么一天的,也可能在一万年以后,也可能在十万年以后。但是作为城市来说,只要地球不毁灭,我们的城市,它就是我们的家,就是我们美丽的家园,这个美丽的家园,它永远不会衰老,它应该永远年轻。所以作为一个城市,不能更新,城市只能可持续发展。城市只能更新什么呢?只能更新自己的局部。你就比如说我现在老了。我希望我多活些日子。那么我哪个器官、哪个部位衰老了,就更新一下我这个器官和部位。我这个人整体是不能更新的。城市也是一样,只能局部更新,不能整体更新。一个人消亡以前你不能整体更新,只能逐渐少量局部更新。你把一个人的心换了,肺也换了,脸也换了,鼻子也换了,那还是那个人吗?那就不是了,是不是?所以一个城市,不能整体更新,不能谈城市更新,只能谈城市的局部更新,只能谈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我想大家要有这个理念,你就会爱护你所在的这个城市,你所为它服务的这个城市。你若爱他,你就会像爱护一个生命体一样爱护这个城市,你就不可以去不断地更新它折腾它,你就不会去祸害它。你就不会像我们刚才看的那样,把我们很好的中苏友好展览馆炸掉。炸毁了这栋建筑,你便毁掉了这座城市的这段历史记忆。我们以后不知道中苏友好这段历史。也许我们,我们的后代,不懂得对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感到痛心,促其和谈,不要打仗。你知道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仗,你却不知道他们过去都是苏联,都是我们的大表哥。当时我们就叫作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是苏联老大哥帮助我们建设的中苏友好展览馆,展示中苏两国联盟与友谊,还有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所以你会知道他们两个打仗,我们不支持也不反对任何一方,而应心痛,而应促和。俄罗斯乌克兰对我们都好,我们要记得感恩,对他也要都好,是不是?所以要保护留下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建筑,为这个城市服务,为这个城市的人民服务,让这个城市永远年轻,而不要祸害,不要折腾这个城市。

讲座之前,你们的领导希望我讲的内容全一些,观念新一些,而不必讲得太深。这是完全对的。大家看看这张PPT就是我今天讲座的内容。应该是比较全的比较完整的城市安全与城市更新内容了。至于不要说得太深,说实在的,我也说不出太深的学术观点。不但时间不允许,而且我的专业水平也有限。就每一个专业来说,我能比得上在座的各位吗?是的,我学习的专业是城乡规划与建设,我可能是你的老师,我教过道路交通,教过城市规划,教过桥梁,教过建筑设计,教过建筑材料等等课程。但是我现在的学术水平,各位想一想,能够跟你们,跟我的学生比吗?比不上啊。你们在座的各位规划设计师、建筑师、工程师、园林绿化师,你们干自己的专业这一行,专业水平一定不比我低。我也是湖北省园林绿化终身成就获得者的专家,我曾担任过武汉城建学院园林系党总支书记工作,我也教授过园林工程这门课,对风景园林也很爱好。但是就专业水平学术来说,你们提出“绿道”“海绵城市”,我能跟各位比吗?比不上的。水平比不上,但讨论,评议是可以的。我的学生中教授不少,院士也有,省长有、市长有、局长不知有多少。我的职称学术水平比不上你们,但我的学术经历,实践经历,我的专业基本理念和基础可能不差。所以我不可能将每一个案例讲深。但是像我这样具有全面的城乡规划与建设知识和对各个历史时期规划建设经验教训的理解、了解以及专业追求,不但在武汉市,在湖北省,在全国,也是不多的。是的,我八十二岁了,还能够在这个城乡规划与建设领域跟大家进行学术交流,是不多的。那为什么我有这个信心呢?因为我一直和你们这样的朋友们在一起工作着,学习着。我喜欢讲,而你们能够来静静地听,热烈地讨论,我还谢谢你们,也很高兴。我六十五岁退休,退休以后继续教了五年课,那时叫返聘。上课上到七十岁,七十以后还和我的学生的研究生一起完成科学研究项目,参加各地一些工程项目科学研究项目评审,与年轻人一起互相学习,所以总体来说,学术思想不落伍。六十五岁以后我去上课,学校已经不要求我的教学工作量了,已经没工作量了。我上课也没有人检查,赵老师上课,随他讲去吧,他讲得差不到哪里去。是的,我喜欢自由自在诚心诚意地讲。我很喜欢讲。我的儿子,现在也是华中科技大学建筑学专业的著名教授了,他当时就是说你还上个什么课呢?你这是又没工作量,也没有课时费。当时老师上课是有课时费的,我没有。但是我觉得心里满肚子的话要给同学们讲,想跟大家讲。我的儿子说,老爸你别老倚老卖老啊,别人会讨厌的。我说,倚老卖老是我的长处啊。我见过的多,见多识广。你想,从我们国家最早一批的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每一个阶段我可以说都是在规划建设第一线。我当过工程师,当过学院的领导,当过规划设计院的领导。我设计过桥梁,设计过道路,设计过建筑,设计过园林,做的规划就更多了。我经历结识过的人多了去了。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改革开放,我经历过的领导人和政策策略一个个地翻来覆去,包括与苏联和美国的关系起起伏伏翻来覆去的,包括我到美国,苏联来来去去,学苏联学美国的这些东西,我经历得多了。

所以我见多必然识广,所以我愿意把我切身体会讲给年轻人听。我觉得你们都是我的后浪,无论是主政一方的领导还是主持项目的大师,我有责任将我一生从事专业工作的经验教训讲给你们听。今天我还跟我的外孙通了个电话,他要到美国雪城大学学习,我的外孙女也要到英国伦敦一所艺术大学去上学。我一样想将我学习规划建筑的经验讲给他们听。我认识到建筑不是“住人的机器”,它还与历史有关,与文化有关,它也是艺术作品。建筑是艺术,艺术学是研究美的,美是哲学研究的范畴,研究哲学离不开历史,离不开文化,所以我和孙儿们讨论历史,讨论文化,讨论哲学,讨论逻辑,讨论科学,讨论读书。你们说是不是?我很愿意把自己所感受的也给你们说一说。今天讲城市安全与城市更新,涉及今天讲座主题的,还给大家推荐两本我的著作,一本《可持续发展城市化道路》,一本《新时期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与实践》,都是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市面上都可以买得到。《可持续发展城市化道路》这本书值得一读。它从规划到建筑,到道路交通,到园林,到文化历史都有所叙述。这是我在 2012 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居住考察回来以后,写出的这本书。我认为是很有意思的一本书。这本书在网上至今还买得到,当然是一本畅销书。这一本《我国新时期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一个书号包含两册书。新冠疫情以前我接受了几项有关城市发展的科研任务。一个是省发改委委托的任务,一个是武汉市发改委委托的任务,一个是武汉市规划局委托的任务。这三项研究任务,之所以指名由我来主持完成当然是有原因的。其中后一项任务,是张文彤先生指示市规划局直接委托我主持的。张文彤先生原来是咱们规划局局长,后来当上了武汉市主管城市规划与建设工作的副市长,现在当了湖北省副省长。他到我们学校,在校党委办公室听取我对武汉市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当场与规划局领导敲定,交给我做了两个课题。完成了省市发改委规划局委托的科研课题,作为科研成果,出了这本书。至于这两本精装书《道路交叉口规划设计管理技术》和《连续道路交通规划设计管理技术》,都是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基金资助项目作为中国城市建设技术文库出版的。如果大家感兴趣也是可以看看的。这些书,我现在带来了几本送给大家。如果需要,还可以在网上买得到。还有这里提到的“两项建议”,就是我们华中科技大学五位老教授,所谓华科大城建五老写给总理和国务院部门的两个建议。实际上跟我们今天讲座主题城市安全都是有关的。关于这两个建议的背景先说一说。内容写入了《大城安全》这本书里。第一个建议就是《关于开展我国城市长大隧道安全风险排查评估防范的建议书》,这个建议是写给李克强总理的。李克强总理已经批到了住建部落实。总理批转了我们的建议,我应该大讲。第二个建议是《关于开展我国城市应急安全风险排查评估防范研究建议书》寄给了国家应急安全部。然后在《南方建筑》杂志上也发表了相应论文,也在德城智库的学术平台上公开发表了几篇关于城市安全领域的论文。这些关于我国城市安全的建议书和文章实际上是我们华中科技大学原来的所谓“城建五老”,五个老同志共同的见解和建议,我是其中比较年轻的一位。这五个老教授经常聚会,常对武汉市和国内的城市规划建设,尤其是对城市安全问题,向省市领导和国家领导人写建议呈交。我们都是共和国培养的第一批老专家,老共产党员,老了无职无权,总觉得还想发挥点余热,直书建言理所应当。如今这五个老教授已经去世了三位。我记得那一次,张文彤市长到我们学校党委办公室听取我们的意见。也算接见我们吧。他当时对陪同他来学校的规划局领导说“要多征求一些老同志的意见”。张先生的意思很清楚,这几位有水平说真话书建言出良策的老教授来日有限,说不定哪一天就要走了,要把他们的知识留下来。果然,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只剩我和原来我们学校的纪委书记徐金鑫教授。这些建议是我们五个人共同的奉献。那么今天由我讲城市安全与城市更新讲座,基础就是这两个建议和这几本书。这是理论基础。我写的,讲的有关城市规划建设安全更新方面的理论与实际案例,说深也深,说浅也浅。说句自夸的话,这是深入浅出。正因为我研究得很深入,知道得很广泛,我又是坚持自己说真话实话,不说假话不说虚话,不吞吞吐吐欲说还休的阐述风格,所以我能深入浅出,真心实意毫无保留地对你们说的每一句话,你们一定能听得懂,不用去猜想我到底要说什么。因为你们都是各自专业领域的专家,或是领导行家,这些学术理念我一点你就通,你再一思考,会比我想得更充分,更完善。你再说给你们各自的领导听,他们也便能够理解支持。再大的领导,哪怕是院长、局长、市长、省长、部长,都会理解都会支持保护我们城市的安全。大家都知道郑州水灾以后,我们给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国务院应急部写的建议信都得到了重视,理解和支持。没有人怪罪我们,没有人压制我们,更不会有人打击我们。但落实我们的建议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只是涉及少数部门少数领导少数科级干部的事,有些地方确实可以称之为积重难返,根治城市安全隐患也绝非一日之功。没想到今年,也是在七八月份,北京、涿州、门头沟还有东北几座城市,重蹈覆辙,像去年七八月份的郑州,同样出现了令人痛心的城市安全事故,车毁人亡。前几天。涿州的灾害爆发后,我们学校老纪委书记也是华科大城建五老之一徐金鑫给我打电话,他说:“老赵啊,去年我们给总理给应急管理部(应急部)写的建议书,如果很快得到各地重视和落实,可能就不会有今天这些城市的安全受到威胁和车毁人亡。”我以为徐书记说的话是有道理的。如果大家认同我今天讲到的这些确保城市安全的观点,理论指导实践,当好你们领导的参谋,不要再让这样的天灾人祸发生。

城市安全研究实践有些什么内容或说包括哪些方面呢?传统的城市安全我们没有忘记吧?城市建设用地选址安全我们重视没有?譬如城市建设用地要避开地震带啊,譬如要避开低洼地带、泄洪区大兴土木啊,譬如要不破坏生态绿地,注意建设用地的风水原则啊,譬如要尽量避开在河流冲刷岸,山体滑坡地段建设城市啊,这些基本的城市安全规划理论我们是否都重视了?执行了?第二个方面是百年不遇大变局新形势下的城市安全我们研究了没有,重视了没有?大家常讲到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这些安全在城市里显得特别突出和重要。我们当前是应该思考的。我们规划设计一座城市可能要建设几个市民广场,交通广场,聚会游行广场,譬如北京天安门广场、汉口中山公园门前广场、车站广场、体育场,甚至展览会地铁集散出入口的安全设计与安全保障都是值得研究的新课题。你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去体验体验,到乌鲁木齐车站去体验体验,去地铁入口安检去体验体验,研究研究,我们对城市安全规划设计可能就有新的思路,新的规划设计理论与实践。还有城市的经济安全,我们开发了大量房地产项目,我们大兴土木建设,如道路立交桥及古代遗迹旅游景点,亮化工程、美化工程、绿化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等挤占了我们城市大量的资金,这些是否威胁到了城市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安全?我不知道我们武汉市现在的资金安全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们城市的建设负债高不高?安不安全?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们国家很多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资金是不安全的。过量过于奢华的建设,过高的负债率都可能威胁到我们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资金安全。我们城市规划与建设同仁们绝不可掉以轻心、麻痹大意。城市的社会安全事故不断发生。过去我们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对社会不满者跑到幼儿园,跑到小学门口杀害手无寸铁的孩子,在多座城市出现多起这样的恶性事件,包括昆明火车站持刀杀人事件。你看到没有?几乎所有这类恶性事件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发生在大城市人口集中的地点。这是一种城市安全新情况新课题。多领域需要研究,我们城市规划与建设管理领域也要对这新形式城市安全进行研究。但对于我们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科技工作者最基本的要关注下面五个领域的城市安全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它们第一是城市应急安全,第二个是城市环境安全,第三个是城市资源安全,第四个是城市交通安全,第五个是城市文化安全。文化安全涉及城市更新。所以我把它放在最后讲。城市文化安全非常重要,但容易被人忽视。严重的是忽视城市文化安全的人不是我们在座的科学技术人员,而可能是当政者,是大领导它容易被忽视,是因为文化是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自然容易被忽视。但是话又说回来,再大的领导者不都是从我们这儿走出去的啊?在座的各位将来也许就是局长,就是市长,就是省长,像张文彤老师那样。如果你有一天成为领导了,希望你记得今天这个讲座内容,重视城市五大安全。不要光想着自己往上升,光想着自己的政绩。而一定更要想到人民的安全,城市的安全。下面我分别对五大城市安全比较详细地阐述一下,给大家讲一讲。

首先讲大家最关心的城市应急安全。再讲其他四大安全,我想给大家举实际例子讲,最后,综合提几点希望和建议。

大家先看PPT上这几张照片,再看一看这两张图。大家都看出来了。这是去年郑州“7.20”暴雨成灾的照片,这是北京刚发生的暴雨成灾的照片,这是涿州暴雨车毁人亡的灾难照片,何其触目惊心。我们怎么能让城市出现这样严重的大量车毁人亡的灾难呢?是天灾,但有没有我们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责任呢?当然有。城市应急安全是我国新时期城市非常重要的一项安全内容,过去我们的教科书中是没有论述的。过去我们也想到过暴雨啊,地震啊等等天灾,也研究过一系列防范措施。譬如唐山地震。1976 年夏天我去河北省唐山出差,住在名叫荷花塘的小客店。离开唐山的第二个星期,唐山发生大地震,整个城市荡然无存。这是天灾,人类无法避免,如何能够减灾呢?我们思考过,能不能在城市不建这么高这么密的高楼大厦啊?城市道路能不能不要这么狭窄呀?当然根本上看,我们在城市建设区选址时,是否要避开活动地震带?地震发生前的自然灾害预报是否要提高科学能力?地震发生时采取的应急安全措施是否更科学,更完善些?那么,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给我们造成的危害是可以大大降低,城市的应急安全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否则,我们没有应急安全风险意识或者应急安全风险意识薄弱。那么,天灾与人祸叠加,那对我们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者来说是不可原谅的。譬如 20 世纪 1975 年,也是在一个夏天,我的故乡驻马店市,暴雨中板桥水库决口,几乎淹没了大部分驻马店地区,一片汪洋,酿成大祸特大灾难。这就绝不仅是天灾了,而与我们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中的人为失误密不可分。去年河南郑州 7.20 暴雨酿成大祸大灾可以说是四十多年前驻马店暴雨成灾天灾人祸的缩小版。我们为什么不吸取用大量人民的生命得到的经验教训呢?城市应急安全风险排查评估防范工作刻不容缓。当下我国处于百年未遇之新时期。在这个新时期有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灾害。气候变化,生态环境破坏引起的天灾,地震,暴雨袭击频繁。还有人祸,恐怖袭击,意外爆炸也是频繁发生。日本东京地铁恐暴袭击,美国纽约“9·11”恐暴袭击,轰炸南斯拉夫我国大使馆,乌克兰基辅导弹袭击,隧道内汽车自燃起火爆炸等等应急安全风险,我们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者都要有防范意识研究与措施。你要不要想到地铁隧道和城市长大隧道,地下建筑在遇到暴雨,遇到突发火灾,遇到恐怖袭击,甚至遇到战争,敌人攻击和破坏时,我们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者应当如何面对和防范啊?应该想到的。过去,我们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者没有想到过新冠病毒袭击城市,没有想到封城防范风险。但我们遇到了,而且连续遇到了两次,2002 年的“非典”和 2019 年的“新冠”、封城、隔离等给我们带来多大的苦难。难道我们不应该有所警惕有所反思吗?显然应该的。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这个时代是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时代,这个大变局时代会有很多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一个是恐怖袭击、恐暴、战争,一个是全球气候变化、暴雨、生态环境破坏、病毒。我们不能不有所考虑,是否应该将人口大规模集中在大城市?大城市是否应该密集地建造这么多高楼大厦?是否应该和应该如何开发建设地下空间?地铁、长大隧道、地下商场到底怎样防范应急安全风险?去年,为了落实我们华科大城建五老关于武汉市已建、在建长大隧道设置应急车道的问题,在住建局召开了一次研讨会,会上,咱们城市建设规划设计建设管理部门的一些领导,技术负责人对城市应急安全风险防范意识的淡薄和麻木掉以轻心令我们非常惊讶和痛心。我们的技术人员,我们的领导干部怎么能够这样对待这样漠视我们的城市和城市人民生命安全风险呢?这促使我们上书国务院领导,重视加强在全国开展城市应急安全风险排查评估防范以及研究和教育工作。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建议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批转。我在这里阐述一下城市长大隧道应急车道的设置问题,对这个微观应急安全风险防范技术措施说详细一点。大家知道,在快速路、高速公路上,大家都看到了,都设置有一个应急车道。应急车道多宽呢?二点五米宽,不能太宽了。并且必须要设置。高速公路上如果没有应急车道,那高速公路就可能保障不了交通通畅,交通有序,出现交通事故就会出现堵塞状态,就可能出现交通安全事故。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城市快速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需要建设高速公路和城市快速路,我们需要编制自己的规划设计管理规范。我是我们国家第一批这些规范的研究者编制者和审定者之一。大家再看看这本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就是华中科技大学主编的,主编者李泽民教授已经去世了,李教授是我的恩师,我是他的得意门生和助手接班人。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特别对立体交叉我有很深刻的研究。得益于当时建设部给我们这个研究项目,我们得以参与这一批规范的编制。但我很清楚,当时我们这些规范制定者的水平还是很有限的,规范编制评审批准历时又很长。所以规范中有不少落后的甚至错误的条文。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更为严重和令人痛心的是,在这二三十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非常规快速发展时期,这一代某些领导和科技人员不但在安全风险方面没有改进改正我们那一代科技人员在技术观点和规范规程条文中的落后和差误,反而用这些落后甚至差错的观点和指导规定来为自己漠视安全风险防范意识的观点和设计建设项目作挡箭牌。那譬如从上海开始蔓延到全国,特别是河南,还有武汉,取消快速路,长大隧道应该设置的应急车道,实施许多所谓“四改六”“六改八”工程。譬如大家知道我们武汉市二环、三环路,原来都是标准的双向六车道,也都设置有一个应急车道。我们的领导想当然地认为,要那个应急车道有什么用呢?不如让它行车吧。所以就取消应急带,压缩分隔带。一取消,二压缩,就弄成了没有应急车道的双向八车道快速路。大家看看我们所有改建成双向八车道的快速路,对行车畅通有序通行能力提高有用吗?没有用的。交通没有改善,那一旦出现车祸呢?应急停车,应急疏导逃逸车道,应急安全救援车道没有。全国为此发生多少车毁人亡的惨痛教训。都是非常严重地漠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价值观的。特别是武汉,这些错误的落后的观点还用在长大隧道工程中,尤其敢于应用在单孔双层长大隧道工程中,给武汉市市民造成巨大的安全风险。这很令人痛心和惊讶。纵观世界上先进国家的先进技术规范,都非常强调应急车道的设置,我们怎么能将进步的技术排除在外呢?我们有人将这条 2.4 米宽的应急车道称为应急停车带,那是不准确的。正确的称呼是“应急车道”。应急车道是干什么的呢?就是一旦车辆发生事故的时候,在这条车道上车辆可以停靠,可以逃离,救援车辆,救护车辆可以通行救援。没有救援和逃离的车道,那一旦发生失火爆炸事故,那不会车毁人亡吗?大家想想是不是?已建的长江长大隧道,再建的单孔双层两湖隧道,武昌和平大道延长线等长大隧道延长线工程,如果按原设计建设管理取消应急车道,无疑给武汉市人民以巨大的应急安全风险,令人寝食难安心惊胆战。过去有的领导不让我说,现在可以广为宣传。不但武汉,全国都应该举一反三,排查评估防范应急安全风险。单孔双层双向六车道,没有应急车道。大家想一想,如果在这个长大隧道里面,一旦发生恐怖袭击,在两端同时引爆两个炸弹,整个隧道的车辆往哪跑?会是什么严重的后果?大家不要以为我们这么多年也没发生大的事故啊,就可以怀有侥幸心理掉以轻心,非要等到发生灾难才后悔不及。一定得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价值观,应急安全必须坚持万无一失。是不是?大家想一想,你只要是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你就不会强词夺理,遮遮掩掩为自己的大意和过失,为自己不正确的规划设计建设管理指导思想辩护。你看看我们编制的这个规范规程连文字逻辑都不通,还要把它作为挡箭牌啊?规范上写道“小于双向四车道的应该设应急车道”。是这样说的吧,你看这话对不对,小于双向四车道的,有的叫小于单向两车道的,应该设置应急车道。那因此你将本来设计很好的两个车道,再加上应急车道的快速路横断面改成单向三车道,就可以不设应急车道了。领导说把它改一改,就是应急车道也要走车。这个车道压窄一点,原来三米七五改成三米五,三米五改成三米二五,将 2.5 米的应急车道加宽到 3.25 米,正好是车道,行驶三行车。当交通量饱和时,一旦出现了应急安全事故怎么办?所以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竟然能够无视公路隧道设计规范,无视世界先进国家的快速路和长大隧道工程设计规范。好好排查一下我们武汉长大隧道工程的应急安全风险,尤其是对在建的两个长大地下隧道工程,一个是两湖隧道,一个是武昌和平大道延长线隧道工程应急安全风险不可马虎不可糊涂。那两个长度隧道工程可都是单孔双层上下双向六车道的长大隧道啊!那请你们的领导,请你们想想,我在多次会上都提出来了,竟还是有人置若罔闻。大家应该想一想应该怎么解决这个技术问题。说是技术问题,它也不完全是技术问题,也还是要同你的价值观联系起来的。你只要坚持人民第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观,你就会重视长大隧道应急车道的设置,绝不可能坚持不设应急车道。上次在住建局开会,还有人为自己有风险的设计辩护,说“我们的设计符合规范”。这个规范的这条条文是有错误的,或说它是不完善,不准确,文理逻辑不通的。你再看看规范中的条文说明是怎么解释的,应用规范不学习条文说明是不行的。条文说明记载了编制者对条文的解释和说明。条文说明怎么说的啊?按科学道理,双向六车道怎么就不应该设置应急停车呢?更应该设置啊。你看这条文是怎么解释的:“双向六车道在交通量大的时候,可以把一个车道作为应急车道。”这个逻辑是不是错误的。交通量不大,你说要设置个三个车道干什么呢?交通量大了,你又要求将其中右车道当作应急车道。你看这是不是逻辑不通?这是因为我们那一代的专家当时编制规范时的技术水平不高,文化水平、法律意识、规范用语水平也不高造成的。我们当时许多条文几乎完全是从日本等技术先进国家套用过来的。两米四也是套用过来的。大家这样想一想,长大隧道应急安全对于城市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给总理上书建议,建议在全国各个城市排查评估城市长大隧道工程应急安全风险。央广播出了我们的建议,总理批转了我们的建议以后,武汉市以及全国许多城市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听到了那个报道。武汉有的司机朋友说:“听了那个报道后,我现在能走桥上路面,绝不走隧道。走隧道尽量不走右侧车道。规避安全风险”。我建议你们也是这样,过长江能走桥上,不要走隧道,走隧道尽量不走右侧车道。拥挤一点总比冒风险好啊。危险虽然是万一,那个万一到你的头上,那就是一万。是不是?

郑州那一次,还有今年涿州这一次的教训。也要再去想一想。在座有搞给排水防洪排涝技术工作的专家也要想一想。估计武汉市区不会暴雨成灾,武汉城区是积水问题。我们武汉的江堤固若金汤,不会有长江破堤的危险,我们武汉城区汉水堤也不会破堤,但是有积水。可能积水到什么程度?我们得有个研究。积水以后,我们的地下构筑物可不可能进水?我们的地下道路,我们的地铁,我们的地下车库,我们的地下建筑,我们的地下商场有没有可能进水?我们武汉市域很大,九千多平方公里,除了中心城区外的其他城区,村镇,在搞规划搞建设时,是不是应该考虑防洪排涝呢?应该考虑的。郑州去年“7.20”为什么暴雨成灾,车毁人亡那么严重?为什么那么多财产损失?不就是因为忽视了暴雨应急安全风险防范吗?对于洪水防范,首先是蓄水,然后是放水,再然后就是排洪。蓄洪、泄洪、排洪,它是个系统工程。怎么能让它破堤淹了百姓呢?不应该的嘛。咱们搞科学技术的,你们搞给水排水防洪的,暴雨洪水是可以计算出来的。我们现在有一种糊涂观念,自媒体瞎宣传,我们老百姓,甚至领导也不太清楚,我们老是说这次厉害,这是百年一遇的暴雨洪水。现在又说北京是千年一遇暴雨成灾,总想减轻人为的过失,推诿借口。这很荒唐。什么叫作千年一遇?什么叫百年一遇?这是我们科技上计算暴雨强度公式里面的三个要素之一的P值嘛,P值就是重现期。重现期是什么?它的单位是年,这不是带进去的P值是多少就是多少年一遇,它只是一个重现期的概念。大家知道,带入暴雨强度公式的P值越小越准。重现期P值等于 0.5,等于 1.0,2.0,5.0还准。带入 100 还准吗?带入 1000 还准吗?你们看看这暴雨强度公式,我们引进过苏联的暴雨强度公式,我们全国各大城市各有各的暴雨强度公式。武汉也修改了几次系数。暴雨强度公式很复杂,系数是 0.368745,小数点后面六位。那是排水防洪科技工作者研究出来的一个数理模型。它是个预测模型。这个预测模型短期预测本身能准确到百分之七八十就很不错了。我们都是搞预测科学的,我搞过交通预测。我们的交通量、交通分配预测什么时候准过啊?你们搞交通规划,什么四阶段法、预测法,我是我国最早研究交通预测的专家之一。在我国最早教授四阶段交通预测,我预测准过吗?没有。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做。社会上有人就说:“我们这次暴雨是千年一遇的暴雨。”一千年才遇见一次,其实完全不是那回事,这样强度的暴雨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会比较多频率地发生。也许再过十几年,说不定又会发生一次。包括如同新冠病毒这样的瘟疫同样可能一二十年再暴发一次。全球气候变化,生态环境污染,生存方式混沌可能在新时期让我们遇到的城市安全领域的新问题是我们过去所没有遇到过的,始料未及的。请各位同仁理解重视,绝不可掉以轻心。所以也迫切希望我国各个城市的各级领导们,城市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科技工作者们能接受我们华中科技大学城建五老写给国务院的这两个建议,对城市应急安全问题给予充分的认识,开展城市应急安全风险排查评估与防范研究与实施工作。关于第一个课题,今天就讲到这里。

第二个课题是城市环境安全。这个非常巧。疫情以前,2019 年初,突然接到湖北省发改委一位领导的电话,指名要求我承担一项关于武汉 1+8 城市圈生态环境和交通方面的科学研究任务。为什么省发改委直接将这项任务交给我?我以为基于我对我国,尤其是湖北武汉市城市规划建设管理领域一贯的关注、支持和建言献策,发改委一定有领导认为赵教授是位有水平有情怀有能力说真话办实事的专家,是个真做学问的教授。从什么时候开始,领导对我有这个共识的呢?很难说。也许是从我当面对武汉市书记阮成发尖锐地提出九点建议时?也许是从我们华中科技大学城建五老对于武汉市委市政府推出的第一版长江新城规划提出反对意见而后来认识到我们的建议完全正确时?也许是我多年来在发改委组织的开发建设项目专家评审会上,我的远见卓识的发言内容和说真话实话的专家风范给领导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譬如大家都知道关于武汉长江新城最早的规划,就是武汉市委市政府批准和推进的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同济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中标编制的《武汉市长江新城总体规划》,我们华中科技大学五位老教授认为这个规划是有许多原则问题的,主要是发展理念和生态环境问题。该规划要在武汉长江新城五百二十平方公里的土地范围内发展容纳两百五十万人口的“未来之城”,显然会对武汉市的发展和生态环境造成巨大伤害。所以我们完全反对,并提出我们的建议和方案。最后大家看到了,国家发改委对那个规划的批示与我们做的研究成果和建议几乎完全一样。可以说,国家发改委的领导与决策专家与我们华中科技大学城建五老在武汉长江新城的发展规划上是英雄所见略同吧。现在可以说,从武汉市规划领域技术干部和主要领导者都已取得了共识:武汉长江新城范围内只能发展到一百万人口规模,主要建设滨江中心和阳逻中心。建设特色小城镇,田园综合体,农业生产合作社农庄。原来那个规划不切合实际,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与城市环境安全。今天武汉的环境质量指标,我来的时候查了一下,环境指数pm值是 50,我们认为属于良级别。我们武汉现在对综合环境指标同pm2.5 都类似。我们认定环境质量良的指标是pm2.5 小于50。我们的及格标准是 70,我们的优级标准是 30。那大家知不知道?联合国推荐的标准是多少啊?联合国推荐的及格标准是 30。所以我们制定的标准是很低。由此,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环境污染是很严重的,我们城市的环境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我们空气污染很严重的。我年轻时常年所见到的蓝天白云,满天星斗,你们现在恐怕都很少见得到的。你们到国外,到欧洲去看看,到北美,甚至到南美,东南亚去看看。那样的蓝天白云满天星斗还可以常见到。大家看看这一张图,这是张世界环境污染图。这大概是从太空拍摄的地球大气环境污染图,看看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区域在哪里?是在这一条从东到西的重度污染带上,我国很大一部分地区就在这条重度环境污染带上。我们应不应该对我国城市环境安全提高警觉?应该的。最近两年来,特别是新冠以后,我们环境污染状况有了越来越好的迹象。原因是什么呢?我说不明白,但事实摆在那里,说明我们对城市环境安全重视起来了。大家知道有一个网络名词叫艾派克蓝。北京开APEC会议的时候,北京和周边城市停工了一些工地,停工了一些工厂,空气就新鲜了,天就湛蓝湛蓝了。但是这显然不是个好办法。所以我们搞城市规划和建设的人应该重视这个事,应该知道这个事,认识到我国空气污染还是很严重的,城市环境安全形势还是很严峻的。如何能够让我们的环境质量达到国际的水平。先不说达到国际的先进水平了。我刚才说了,联合国规定的达标指数是 30,我们规定是 70,欧美有不少环境质量先进国家规定是 15。我曾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待过,考察过一段时间,他们那里规定的空气质量达标标准是10。大家比较比较,思考一下,我们对于城市环境安全的理解和重视是不是与世界许多国家有差距,必须改进提高?

我们再看看环境安全中水质的安全问题。咱们搞城市给水设计的同仁们是清楚的。为了城市供水安全,从水源选择与保护、水质处理,要达到的标准是符合饮用水质量标准。咱们不妨去检测一下咱们居住区的给水水质,符合饮用水安全标准吗?到过欧洲美洲许多国家,到过亚洲、新加坡、日本的朋友们是知道的。人家甚至没有烧开水的习惯,打开水龙头就能喝。我居住的小区武昌石牌岭路岭地金居里的居民,有打开自己家的水龙头就敢喝水的吗?就我们的水质安全,我们对武汉市 1+8 城市圈的水环境安全进行过调查,问题相当严重,城市饮用水不符合标准的状况非常严重。城市环境水质量离武汉市区越远,水环境质量越好,水环境安全保障越好。河水水质比湖水水质好。我们武汉的三类湖已经不多了,四类湖、五类湖很普遍。二类湖都很难找得到。我们的水体环境安全吗?显然,不容乐观。

至于土壤环境污染,我们这一次在武汉市 1+8 城市圈的调查中碰壁了,得不到资料。我们是搞科学技术工作的,我们调查研究的结果都是为政府决策作参谋的。大家感到土壤污染问题非常严重,严重到管理土壤环境安全的部门连科学资料都不全,都无法,也许都不敢提供给我们。湖北省发改委交给我们的“武汉 1+8 城市圈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与交通体系研究”正按计划顺利展开,但还没完成,新冠病毒来袭,接连地封城、管控,调查、采访、座谈受阻,最后关于土壤污染、土壤环境安全研究这一部分无法按计划完成。我感到很遗憾,本来我是要决心把它完成的。但是我们在这次新冠病毒肆虐严加防控期间,意外地获得了一个重大的关于城市环境安全调查的研究成果,就是这张表所列的成果以及得到这张成果表的大量数据和依据,这些非常难得且相当准确的数据回归出的城市环境质量数理模型。这是城市生态安全质量等级表。这张表实际上我在新冠管控以前,在调查美国佛罗里达城市可持续发展时,查找了世界各国许多城市,也得出了一个城市环境质量评价等级模型,这两个研究成果相类似。这个意外得到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数据,是新冠感染各个阶段武汉市 1+8 城市圈新冠病毒感染数据。这个新冠病毒感染数据什么时候最准确呢?就是在武汉封城以后,湖北省统计公布的数据非常准确,每天公布。新冠病毒封城期间把我隔在了荆门市,我不在武汉。但是我关注收集了每天公布的这个数字,非常难得。这是涉及城市的一个安全的数字,这是涉及城市的环境质量、环境安全的数据。应用这个大数据研究各城市相同的影响环境安全因子,回归成了一个数理模型,得到了一个城市环境质量曲线。按照这个数理模型和曲线,得出了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等级划分标准。就是把环境质量安全划分出了几种类型,分成了五类,分成环境质量安全优级城市、良级城市、中级城市、及格城市和不及格城市。大家看,PPT上这张表。表中有一个指标是我们规划人员最熟悉的,一座城市平均十万人能拥有N平方公里的土地数。大家看,N大于 100 属于优级城市,N是 50 到 100 的属于良级城市,N是 50 到 20 是属于中级城市,N是 20 到 10 的属于及格级城市,小于 10 的属于不及格级别城市。我们在大学学习城市规划原理,过去实际上主要讲的是中心城区。譬如武汉市的规划,着重研究规划的是三环四环之内的中心城区,而对武汉市管辖的县、镇、村并不看重。我们国家城市跟世界其他许多国家的城市管理体制并不一样。世界大部分国家是县管市,唯独我们国家是市管县。我不知道越南是不是这样的,朝鲜是不是这样,但我们国家是市管县的。像我们武汉八千七百九十六平方公里的土地,地域范围顶得上欧洲的一个国家。我们这个武汉市包括我们这个城市的核心区,中心城区能容纳多少人口呢?三环以内有多大的面积?只能有八百多平方公里吧。扣除水体的面积,就更小了,不能容纳太多人,装了一千万人,按我们研究得到的环境质量等级划分表,就是我在上面讲的,环境质量属于不及格等级,有什么好?所以不能以为武汉市人口规模越多越好。我们对各城市各区新冠感染数据的调查和分析,是非常清楚的。对于武汉市中心城区,各区的数字都有,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武昌区、青山区、江夏区,新洲区各区的数据都完备。说明新冠病毒感染数量跟这个城市、这个区域人口密集程度密切相关。这个曲线是很科学的,也是我们重要的研究成果。希望大家接受,接受这样一个理念。就是我们的武汉市,不是人口规模越大越好。我们想武汉市人口规模发展到两千三百万人,甚至发展到一千八百万人,发展到一千六百万人,并不一定是好事。从环境质量等级出发,从环境安全角度考虑,我们武汉市八千七百九十六平方公里的土地空间能容纳多少人口呢?要想达到优级水平,我们武汉市只能容纳一千万人。你要是想达到良的水平,只能发展到一千三百万人口。你要达到了一千六百万人口,何必把自己一个城市的环境安全折腾成环境质量不及格呢?这对武汉市有什么好处?哎,你们说说看,武汉市人口再增加到两千三百万人,对武汉环境质量安全是极大的威胁,没有什么好处。人口密度越大,环境质量越不安全。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第三个是城市资源安全。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国家已经有多少座资源枯竭型城市?那里的城市赖以生存发展的自身资源已经濒临枯竭,城市资源安全面临巨大风险。我们湖北省有资源枯竭城市几个?大概有三个。最早的一个是大冶。紧接着有潜江啊,还有黄石。我们在城市规划建设发展中竭泽而渔,把一个城市折腾得资源几乎枯竭了,我们这个城市安全吗?这是不是我们搞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工作者应该引以为戒,必须考虑的?改革开放前后,我多次去过大冶市,为那里的规划设计出谋划策,感情深厚。大冶在清朝,张之洞主政湖广时开始大力开发,利用开发那里的铜矿、铁矿和石灰石矿发展城市,发展湖北。那当然是很好的事,利用了矿石资源发展生产也基本保护着了大冶的青山绿水环境。后来过度无序粗放开发得太厉害了。前几年,你们到大冶去看看,大冶的天空是灰蒙蒙的,大冶的山体千疮百孔,大冶的矿石接近枯竭。天空弥漫着灰尘、烟尘、呛鼻的气味,终于把大冶折腾成了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我们必须吸取教训,为了子孙后代,为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决不能再这样只顾开发,忽视城市生态环境安全,忽视城市资源安全。前些日子,我去了大冶的一个镇,叫贵镇,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它包含了铜绿山村。这铜绿山村本来是一个镇,非常富的一个镇,叫铜绿山镇。但是把铜绿山的铜矿资源粗放式开采,你看现在铜绿山的样子。满目沧桑,别说青山绿水没有了,洁净的空气没有了,人们赖以生存发展的铜矿资源也没有了。资源枯竭了,城镇也就没落了。一座城市赖以生存发展的资源包括什么呀?主要是生活资源,环境资源和生产资源这三种资源。说到底无外乎是矿、水、土地和人。我们作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者,如何来保护利用城市的矿、水、土地和人等资源呢?如何来保障这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呢?如果我们有矿。我到过一个西方国家。他们告诉我在那个河底,你看那个河底下乌蒙蒙一片。据说那是从我们中国买去的煤矿,被沉到海湾河底,现在不用,储藏起来,后代备用,它要慢慢地使用从我们国家开采的资源。各位应该想一想,我们考虑到自己城市的资源安全,应不应该无节制地粗放大量地开采。包括我们湖北的水资源,南水北调利用一座城市一个地区的水资源远程调到北方,开渠架桥千里引水,消耗湖北河南河北大量水资源和土地资源,当然还有巨大的投资。这样的资源利用和资源安全策略值得商榷。北京天津供水不够,就应把那里的工业,人口控制发展,迁到南方来,迁到山区来发展湖北河南岂不两全其美?

一座城市最重要资源是土地资源。因此,城市资源安全最为重要的是城市土地资源安全,城市耕地资源安全。上面说过,我国的城市是包括县、乡镇和村落的。我们不能无节制地扩大我们城市的中心城区建设用地,基础设施建设用地,无节制地扩大我们城市的人口规模。城市的土地资源是极其重要的不可再生资源,必须保障它的安全。

还有城市的人力资源,同样要注意保护和发展。各个城市都要保障自己城市人口资源的安全。一些巨型城市,包括我们武汉市,有一个政策要吸引优质人力资源。就是香港也在做的政策引进优质人才。据说香港对全国几所优秀大学的毕业生可以直通车引进,我们武汉华中科技大学的学生就属于可以到香港直接作为优秀人才引进。这对我们武汉市的人口资源安全是不是构成了竞争与安全啊?其实,咱们武汉市也不能只想着武汉市的人力资源要发展,而不管其他兄弟城市的人力资源安全。比方说,有的领导站在武汉市发展的立场上,想要发展到两千万人,保障自己的优质人口资源。但站在全局的立场上,各个城市都要保障自己的人口资源安全。湖北省十六万平方公里土地,武汉市的土地资源占整个湖北省土地资源约有二十分之一吧。我们只有很少的土地资源,湖北省的人力资源大约是六千万人,我们武汉市要吸引两千万人,占湖北省人力资源的三分之一,而且还要吸引优质人才。这合适吗?你把其他城市的优质人口资源吸引过来,影响其他城市的发展,威胁其他城市人口资源安全,这是不合适的。在我主持研究武汉1+8 城市圈的发展规划中,发现这个城市圈的九座城市,有识之士反映,受益者只是中心城市武汉市。武汉市的城市人口资源持续增长,尤其是优质人口资源。而其他的八座城市,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天门、潜江的人口资源安全都是受到威胁的,很多中小城市甚至大城市,它们的人口很多时候是大量减少的,特别是高学历,精力旺盛期的人口资源被北上广深,包括武汉市吸引走,严重影响这些城市自身的人口资源安全和发展。一座城市要提高防范自己人力资源安全风险的意识,也不要只顾自己的发展,威胁到其他城市人力资源安全。我们要注重培养我们人力资源的质量和科学水平,一座城市要将心思放在靠城市自身人口的自然增长确保自身人口资源安全,要摆脱依靠损人利己不可持续的机械增长的发展模式。不要再指望,或者不讲道义、不讲全局、不讲可持续发展,想方设法吸引其他城市的人口资源。你的心思不要再在损人利己吸引人家的人口上,你要让人家也发展,大家公平公正发展各自的城市,确保各自的人力资源安全。你要让自己城市的人口增加,人力资源质量提高,应该怎么办呢?各位,在座的年轻人也不少,你们要早结婚,早生子,多生孩子啊!要从道义上、人性上、发展上形成社会共识,早生孩子、多生孩子,最少生俩吧。我知道在座的不是年轻朋友,包括我的学生,生一个孩子就不想再生了。这个不行,这个对城市人口资源不安全嘛,其实对自己家庭人口发展也是不安全的,对孩子的性格,德智体美劳全面提高都是有害的。真正确保我们武汉市的人口资源安全,靠各位武汉人结婚生子,自然增长。最好生两个,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质人才。

城市人力资源安全的重要性和正确的策略大家认识到了,作为我们城市规划设计建设管理工作者,就要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指导实践。譬如,几年前国内著名规划设计研究院为我们武汉长江新城作的规划,要求将长江新城的人口发展到两百五十万人。你的两百五十万从哪里来呢?你自己的人口自然增长生不出来,你想方设法从人家那儿吸引来。人家还想把你的人才吸引走呢,都在争夺人力资源。这都是不对的。当年我们大学毕业是到哪里去呢?国家怎么分配呢?我们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我这一点都没夸张,我们当时大学毕业也填写志愿。我的志愿,我们当时大学毕业生填写的志愿大多数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没有人想到工资多少的。工资的多少是国家规定的,大家一样,实际上鼓励去艰苦的地方,去艰苦的地方工作不但光荣,而且工资也略微高一点。对不对?当时我们学习规划建筑道路桥梁给水排水的毕业生最喜欢唱的歌是什么啊?“昨天还是漆黑的山谷,今夜便是一片灯光”“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战斗着奔向远方”。我们有一股豪情壮志,那真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我觉得在座的各位朋友,你们也应该有这种思想,也应该让你们的孩子们有这种思想:规划建设自己家乡美丽家园。

第四个便是城市交通安全。我是我们国家最早研究城市交通安全的专家之一。大家知道,二十年前,2003 年,我们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这之前,我们国家的道路交通安全形势非常严峻。随着我国城市汽车逐年增加,道路交通事故也是逐年增加,当年死于汽车轮子之下的人十万左右,而且还在逐年大幅增加,年万车死亡事故率居高不下,远远超过世界交通管理水平先进的国家。显然,这是与我国交通工程学科的安全研究教育规划建设与管理比较落后分不开的。作为我国最早从事交通工程科学研究教育与规划设计的大学和教授,心有不安也感到责任重大,我们加强了对交通安全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规划设计。关于我国城市道路交通安全的形势,给大家讲讲我在两次会议的经历,来看看交通安全形势的严峻和重要性。第一次会议是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吉炳轩先生 2017 年 9 月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了一次关于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贯彻执行情况调研座谈会。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安排我作为道路交通安全专家参会并被主持会议的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安排第一个发言。吉炳轩副委员长是主持制定修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国家领导人,这个《道路安全法》是由国家主席胡锦涛签发颁布的。你可以看出道路交通安全问题多么地重要,国家领导人多么地重视。吉炳轩副委员长到湖北调查研究《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执行情况。在武汉东湖宾馆召开座谈会,省领导为什么指名安排我一位退休十几年的老教授参加会议,我想一定是知道我是湖北省对交通安全最为关注也最有研究的专家之一,同时认为我确实是敢于善于讲真话讲实话的专家。当时参加座谈会的有几十位,主持会议的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指名要我先发言,那是担心参加会议争先发言的人很多,怕我抢不上。机会很难得,时间很宝贵,我抓紧时机,讲了大约二十分钟。我发言第一句话就说:“我们对待交通安全事故的严峻形势,交通事故死亡事故率撒谎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不能上欺中央下骗百姓。我们公布的每年死亡交通事故死亡率是五六万人,实际上据我了解,是二三十万人。”我说这话都是有根有据的,因为我有很多学生全国各地交通建设交通管理战线上工作,我有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能力去伪存真分析判断。说实在的,这话许多专家是不敢说的,甚至是不敢研究不能研究的。但为了人民的生命健康,为了人民的利益,我敢说。接着我着重向吉炳轩委员长提了五条建议。提的问题和建议是尖锐的,也是科学的。我敢说真话实话,因为我是为公为民不是为我自己,不怕领导不高兴,也不怕打击报复。实际上,领导也不会打击报复我。我的发言话音刚落,委员长立即对我的发言和建议给予回应。吉炳轩委员长开口就说:“赵教授说每年全国死于车祸不止五万人,而是二十三万人,自有他的道理。据我掌握的资料也是死十万人以上。”我悬着的心落下来了:国家领导人相信我,重视我对交通安全严峻形势的分析,认同并接受我对加强交通安全投入和进行交通安全规划与科学研究的建议。当时湖北省公安厅一位厅长就在我旁边,在这。我说:“厅长,我说的全国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是二十三万左右。与吉炳轩委员长说的‘十万人以上,而不是五六万人,是一致的’。可见我国交通安全问题非常严重,形势非常严峻,我们应该取得共识。”接着委员长对我提的建议一一作了回答和指示。当场指示说:“交通安全数据和资料对我们的专家不能保密,要放手让专家进行交通安全研究。”这对我们很是感动和鼓励。去年郑州“7.20”暴雨成灾,京广南北道路长大隧道车毁人亡重大交通事故发生后,我看到了这张事故现场照片,我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去现场隧道里面现场调查。看看到底淹了多少辆车?死了多少人?为什么会死人?为什么会淹那么多车辆?谁应该第一个赶到事故现场?应该是交通规划设计管理的专家首先进入调查现场。但后来,我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学生告诉我,他不知道有哪位交通专家第一时间进入现场。这非常遗憾。至今我也没有看到这次郑州长大隧道重大交通安全事故的交通安全专家的详细调查报告与研究成果。但是凭我作为全国最年长的专家的眼光一看。就知道隧道里大致发生了什么情况,大概是怎么发生的?一定与那里的道路交通长大隧道规划设计建设管理出现问题密切相关。这事说明我们对于城市应急安全与交通安全的重视和科学研究依然不够,没有很好地领会贯彻执行中央领导的指示。咱们认识解决城市应急安全风险和交通安全风险任重道远,必须持续不断地呼吁和宣传。昨天南京一辆公交车电瓶起火,烧毁了几辆汽车,又一起汽车自燃引起的交通重大事故发生了。大家想一想,像郑州京广快速路南北长大隧道暴雨进水应急安全事故是最轻的,因为水是慢慢上来的。如果在长大隧道中发生汽车燃烧爆炸应急安全风险事件,那将更加严重。郑州这个南北长大隧道涨水经历了好长时间,那人和车为什么还是没有全部逃出去呢?分析一下可能就在于长大隧道里面缺失应急车道。没有应急车道,没有逃生通道,没有救援车道,三条车道都在那拥挤着行驶的车辆,一旦有一个车追尾了或者熄火了,那么全部车辆都动弹不了。后面的车辆不知道前面堵塞了,还不断往里面进。车辆退也退不了,进也进不了,在里面只有死路一条。如果是恐怖爆炸,如果一个恐怖分子在隧道两端引爆了炸弹。大家想想会是什么情况?如果是一个电动车,它是有着诸多的优点。但是他是不是也有问题呀?譬如它是可能自燃的。昨天南京这个公交车大概率是自燃吧?电动车自燃现象也不少。还有电动车的蓄电器,将来你报废之后怎么办呢?那个不能更新的。所以当我们发展电动车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一想,事情总有两个面。这是第一次重要的会议,促使我认为要大张旗鼓地宣讲城市交通安全风险研究与防范。我们不能不把人民放在至上,把生命放在至上的地位去认识。

也因此,一年后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全国交通大会上的主题报告中,我提出来对我国交通安全事故零死亡率的概念和目标。参加那次全国性会议的人数很多,范围很广,有交通界的、公安交警界的、有城建界的。都是全国各个省市来的有关道路交通规划设计建设管理领域的干部和科学技术人员。武汉东湖会议给了我鼓舞和力量。我们国家领导人支持、重视交通安全,支持我的建议。所以在上海这个会上,我首先提出了我国交通安全事故零死亡的目标。为了科学制定我国“十三五”交通安全规划,公安部在北京召开了专家咨询会,也请我作为专家参加了这次会议。这对我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为国家“十三五”交通安全规划出谋划策。在这个会议上,当时提出了一个指标,就是要将年万车交通安全事故死亡率降低到 2.0。我知道武汉市的交通安全形势在全国是相当好的,年万车交通安全事故死亡率接近 2.0。但是全国的情况很不乐观。武汉市有可能达到这个目标,然后向零死亡率进步,但全国要做到就非常困难。但这个高标准的目标能不能提呢?我们能不能达到零死亡率目标呢?我想应该有这个目标,即使这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地努力,我们总能做得到的。看看世界许多国家,他们接近实现了交通安全事故零死亡率的目标。美国、日本、瑞典,特别是瑞典。他们能够做到的,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因为我们不是实事求是地重视交通安全,因为我们没有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实在行动中,而仅仅喊在口号中。在这个会议上我还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所有车辆事故死人都与我们道路交通规划设计、交通设施、交通救援有关系,也与我们的工作有关。过去我们分析交通事故死人原因,几乎总是说全是司机的错,司机超速,司机大意,刹车不灵等等,就是不讲道路设计建设的问题,交通标志标线设置的问题,交通管理的不科学问题,交通事故救援的问题。这是极为片面的。不管驾驶员有什么过失过错,但是过不当死啊。即使发生了交通事故,如果我们对于交通安全全过程处理得当科学,本来是可以避免交通事故死亡的。要敢于承认,我们的道路设计,建设可能是有问题的,我们的道路安全设施、设计、设置可能是有问题的,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通行管理可能是有问题的,我们道路交通事故救援科学管理可能是有问题的。我们是搞科学规划设计与建设管理的,我们不能好大喜功,只说自己的成绩和优点,不谈我们的问题和缺点。其实,我们是有问题的。大家还记得几年前秦岭隧道洞口车毁人亡特大交通安全事故吗?你能说不是规划设计与建设管理有问题和致命的过错吗?看看设计建造的那个挡土墙,那个引道,那个画线,那个服务区位置规划设计,难道不应反思和接受教训吗?你的标线将车辆引导到哪里去了?引导到挡土墙上去了!那个到隧道车道宽度和车道数严重压缩,从停车站里开出来的车辆有足够的司机安全反应距离,加减速车道长度吗?你能说车毁人亡事故与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的失误与过错没有关系吗?最近我去了一趟黄梅和赤壁,为那里严重的交通安全事故处理和防范出谋划策。我一看就得出结论,是道路设计标志标线和道路安全设施设计的问题。大纵坡接着小弯道,弯道安全视距得不到保障,交通安全设施不完善,横断面变换,车道宽度变换等等问题一目了然。我当场提出改善措施,我相信,只要按我们提出的改进措施改进,交通安全事故必然大幅降低,交通安全死亡事故完全可以避免,这几个恶性交通安全事故多发路段的事故死亡率完全可以为零。我再给你们看这张图。看这辆小汽车硬是撞在了这个防撞栏杆上,而防撞栏杆穿过车窗玻璃直插在这个车子里面,车毁人亡。你完全责怪驾驶员吗?我想说一个车毁人亡的实例,惨痛教训。说起来我很痛心,不忍再提起。但我还是说说吧,作为技术探讨,作为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深刻的反思。我这个专业,城市规划与建设专业,当初设置是效仿苏联,培育主管城市规划与建设副市长的专业,专业领域比较宽泛,规划建筑风景园林尤其是道路交通专业知识都相当扎实。我们这个专业的大学生职位最高的做到了部长。建设部老部长汪光涛就是我们这个专业的同学,毕业于同济大学。后来还师从我国道路交通领域泰斗级教授杨玉昆,攻读硕士学位,算是我的小师弟。他有一位才华横溢的独生儿子,学习城市规划专业,分配到深圳规划院工作,前途不可限量。非常痛心,在深圳开车到快速路出入口处,不小心一下子撞在了防护栏杆上,车毁人亡。想想一位优秀的城市规划与建设专家就这样没有了,想想我们的老部长白发人送黑发人,多么悲伤。你们看看那个快速路出入口的交通安全设计与设施设置有没有问题啊!当然有。加减速车道安全提示牌设置的位置和距离,防撞护栏的结构设计与线型设计与建造,防撞桶的结构设置都是有严重缺陷的。驾驶员是有责任,无外乎是反应速度慢了一点,车辆速度快了一点,但过不当死啊!不至于要了他的命啊。关于防范交通安全车毁人亡系统的设计设置和管理失误就是我们的失职。所以在这个会上,我就提出这个观点,不要老怪人家交警和驾驶员,我们交通安全设施规划设计建设与管理者也是有责任的。我们不能只是好大喜功、文过饰非。

第五个是城市文化安全。你们最关心的城市更新问题。我把它放在城市文化安全里面来讲。我以为城市更新、城市保护,实际上应该都是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手段。

所谓城市更新不外乎可以归纳为下面三种模式吧。一个是全拆迁式的更新模式,一个是局部改建式的更新模式,一个是维修保护式的更新模式。想想咱们武汉市,打着城市更新的旗帜,所有的小区改建旧城改造不都是这三种模式吗?到底应该采取哪一种模式?这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来看。但是所有的城市改造、城市更新模式,都一定应该考虑到一座城市的文化安全,或说城市的历史文化安全。武汉市不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吗?武汉市也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其实,世界上哪一座城市没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需要保护呢?如果把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改造掉了,把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遗迹,历史建筑更新掉了,那这座城市便失去了根,失去了灵魂,失去了特色,市民也就失去了记忆,失去了乡愁。我们的后代就不知道怎么去热爱他了。今年初,我在我们华中科技大学土木水利学院为道路交通专业的大学生做过一次讲座,我跟他们讲到城市的历史,讲到规划专业的历史,讲到道路交通专业的历史,讲历史就得讲历史工程,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我问同学们是否知道。我对他们说,如果你不知道咱们专业发展历史中的历史工程、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你就很难理解自己的专业,很难热爱自己的专业,也就很难学好自己的专业,从事自己的专业。同样,你如果不了解武汉市的历史文化,不了解武汉的历史文化遗迹、历史文化建筑、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人物与事件,那么你就很难理解这座城市悠久的历史文化,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也就很难对这个城市充满着热爱,去保护她,建设她。那么我们这座城市就可能丢失悠久的历史文化,丢失一座城市引以为傲的根基。所以说城市更新中不管是采取哪一种模式,历史文化安全是必须首先考虑的。我到过西安,看过那里的大唐芙蓉园,大唐不夜城,法门寺。他们想重现那里的历史文化,但却是生搬硬凑花费大价钱造了一个个假历史文化景观建筑。有人说他好,我看了非常痛心。完全是假的,什么大唐啊,什么法门寺啊,真的历史文化被冷落,大张旗鼓宣传一些虚假的历史文化建筑。咱们的楚河汉街不一样,不去造假,而去传承武汉建筑特色,沿河生活文化特色,同样发展旅游,更新发展城市,丰富市民物质与文化生活。武汉的楚河汉街就是一个很好的规划项目,一个很好的建设项目,是一个杰作。你看看沿一条旧河道规划设计一条既有实用价值,又非常有文化氛围。它是新建的街道,但是它有历史文化建筑艺术价值,也有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建筑艺术特色。你看看楚河汉街不是很好吗?而我看了陕西新建的超大型旅游建筑法门寺,我心里非常痛心。真正的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老法门寺完全被冷落被忽视,这非常令人遗憾,非常令人痛心,这种法门寺城市更新项目,建造它有何益处,有何意义?真正的历史文化建筑老法门寺我去过三次。法门寺的塔倒之前我去过,塔倒之后我去过,重修塔以后我也去过。我对法门寺建筑和它的历史文化充满崇敬和热爱。然而,陕西省当时为了发展旅游经济,花费巨额投资,占用大量农田修建了大量建筑,建造了一处虚假的法门寺佛教建筑群,编造了很多虚假的故事,宣传了许多非佛教的旅游文化,还在那买卖很多假的佛教用品。亵渎了佛教文化,也亵渎了历史文化。可见,城市更新改造无论新建也好,改建也好,不尊重历史和文化,就会威胁到城市历史文化安全。

下面我举几个例子,谈谈城市资源安全和文化安全问题。

大家看看,PPT上这是一张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图之一,生态环境与绿化规划图,是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图中很棒的一张。图中规划出武汉市保护建设六个生态绿楔。其中有个最大的生态绿楔位于武汉市东北部沿着长江生态保护带和武湖生态保护区。但是武汉市政府主要领导人想在这个生态绿楔上建设一座现代化的所谓武汉市的未来之城,以武汉长江新城的名称申报国家级开发区。规划在长江新城这五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 2035 年开发建设发展到两百五十万人。从武汉市这座城市的资源安全和环境安全角度出发,我们认为这个方案是不可行的,所以我们反对。辩论的过程在这里我不讲了。但实践证明我们的观点是对的,我们研究的方案和成果是科学合理的,市规划局推荐的规划方案,同济大学规划研究院提交的方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提交的方案是不科学不合理不可行的。按照我们与市委市政府派到我们学校听取我们的意见和建议的长江新城和市规划局的领导达成的一致决定,直到同济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完成了长江新城规划成果后,我才去了北京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上海同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去同他们讨论长江新城规划。我同他们讨论了长江新城规划的选址、规模与规划目标。他们的规划技术人员实际上认同我们的学术观点,但他们是按照甲方,也就是市规划局的要求做的规划,也就是我一直认为的这类“奉命规划”,并不是规划设计科技人员提倡的“科学规划”。他们给我说了心里话,他说我们只能这样做。那成百上千万的设计费,我们不要,别人去做,人家去做也得这样做,可能还没有我们做得好。是的,他们的规划确实也提出了科学预测人口发展规模,提出了保护生态环境安全理念。但当然无济于事。实际上,长江新城的那一轮规划做砸了,责任似乎不完全在于规划设计院。

这些年,我有幸受到新疆几座城市政府的邀请,去为他们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出谋划策。耳闻目睹新疆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的城市建设突飞猛进、成绩斐然,很受鼓舞与兴奋。然而,也看到有的城市的规划建设忽视城市资源安全、环境安全、文化安全的现象,令人非常担心痛心,遗憾和担忧。我对新疆从年轻时就充满着向往和热爱,尤其是对可克达拉市。有一首歌叫《草原之夜》,不知你们会不会唱草原之夜这首歌?我从年轻时就喜欢唱,这首歌一直鼓励着我,召唤着我去到边疆到草原到沙漠,到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去规划设计建设美丽的家乡。“美丽的夜色多么沉静,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声,想给远方的亲人写封信,可是没有人来传情”。多么令人向往的地方。然后又唱到“待到明年冰雪消融,可克达拉改变了模样,姑娘就会来伴我的琴声”。所以我特别想到这个地方去看看。疫情以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可克达拉市政府邀请我去那里为他们城市的规划建设出谋划策。我非常高兴,欣然接受了邀请,飞赴伊宁,汽车接我到了可克达拉市。我去到他们那里时,可克达拉市总体规划已经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完成了,也已经开始大规模建设了,新城建设与老城改造同时进行。我到达以后,按照咱们规划工作者的工作程序,先去到这里调研,熟悉现状和规划建设情况。这是一座极有特色的城市,也是一座非常特殊的城市。我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土地范围内有一个建设兵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辖有十几个师,每一个师要建一个市。一共要建十个城市,其中之一便是四师这座可克达拉市。这个市是我从年轻时就向往的一座城市。我一到这个地方,首先就去调查这里的山水地貌,土地资源,第二便是调查这里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我调查了数十年来三代兵团战士开垦管理的一片片良田,荒山野岭,戈壁沙漠,河流山川,森林草原,结识访问了老中青兵团战士,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当地居民。我在那儿结识了令人尊敬的老兵团战士——九十五岁的闫老先生和二代兵团战士老李。还拜访了几位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家庭女教师,建筑工匠,参观调查了兵团和当地极具特色的公共建筑,民用建筑。希望了解当地的土地资源,人文资源,自然资源。为那里的城市规划建设提供依据和方向,确保规划建设能保障可克达拉市城市安全,包括资源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历史文化安全,当然也包括交通安全和应急安全。当我调查了可克达拉市的历史和现状,看到可克达拉市的总体规划,看到已建和在建的小区、建筑、基础设施,包括绿化公园的设计和建设时,心里非常不安。这里的规划和建设对城市资源安全、环境安全、历史文化安全重视不够,犯了我们武汉在长江新城第一版总体规划的错误,在城市规模、选址、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历史文化诸方面都有原则上值得商榷的地方。这可以说是上一轮我国城市超常规发展时期的规划建设普遍存在的问题。城市土地资源,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我们必须非常地重视,非常地珍惜,注重城市土地资源的保护与安全。武汉长江新城规划的教训是不是认真吸取了。现在又在规划建设武汉新城。武汉新城的规划是否注意了城市的资源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历史文化安全呢?我看应该再看一下,再思考一番。我们华科大城建五老去世了三位,余下我们两位,无能力也无精力去思考去过问这件事了,但大家可以再思考思考。对可克达拉市的规划也是这样,应该重新思考思考。有些地方,也许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这种超聚集人口规划思维方法到底对不对?一座城市主城区到底应该装多少万人?这多少万人口从哪儿来?城区应该发展什么产业?一定要把青山绿水变成高楼大厦,城市公园吗?中心城区规模为什么要规划建设得这样大?为什么一定要选址在兵团战士开垦的良田上面而不是在荒山荒漠上呢?可克达拉中心发展区应该选址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现在选址的这个地方可惜了,因为它太美了。这里主要是建设兵团六团所在地,是当年我们的兵团战士把这个戈壁荒滩变成了良田,几十万亩的良田,还有几代兵团战士工作生活的居住建筑、公共建筑、生产建筑、历史文化建筑,竟然一推了之,在这里选址建设一座中心城市。其实,在它的附近,还有戈壁滩,还有荒山野岭。将新城建设区选在这荒山野岭中,选在戈壁沙漠里,建设建筑物,引进伊犁河水,建设基础设施,保护了城市的良田,保护了兵团和当地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历史建筑和文化,保护改造了那里的生态环境,不是很好吗?今天上午,这个兵团的一位老战士,九十二岁的闫老先生还给我发了个信息,希望我替他们呼吁,保护他们开垦的良田的安全,保护他们半个多世纪创造的兵团历史文化建筑的安全。去年,我离开可克达拉市时答应过他们,也向市政府领导反映过,但是不知我的建议,市政府是否能接受。对于兵团闫老发给我的信息,我都不好意思回应。他们对我给予特别希望,希望我能为保护他们珍视的兵团历史文化、兄弟民族文化和他们亲手开垦的良田,向四师和可克达拉市领导反映并取得效果。他们以为我是大教授,领导会听我的话。其实,我知道自己是银样镴枪头,百无聊赖是书生,我感觉我对不起他们对我的期望。我调查过绿树成荫、朴实无华,融合了当地维吾尔族建筑风格的兵团团部大院,兵团战士早期和中期的住房和院落,当地彩色缤纷的伊斯兰建筑特色的居住区。特别发现了一座半个多世纪前兵团一代战士建造的大型石头木地板粮仓,我们为它的历史意义,建筑技术特点,建筑艺术价值十分感叹和感动。然而,在他们新的规划建设中都将被漠视,甚至将被拆除,这座城市中的兵团历史文化记忆将荡然无存。那里即使在详细规划中所采取的理念和技术艺术手法也还是如此地落后呆板,刚建设起来的居住小区几乎还都是行列式布置,兵营式的营房。即使居住建筑竟还是五层到六层的没有电梯的楼房。大家想想多么落后啊。像这种没有电梯五六层的居住楼房卖给兵团战士作为他们的永久性住房,人老了孩子不在身边了,一二百平方米的楼上楼怎么办呢?像我们学校那些建于六七十年代的多层住宅老人怎么办?再加设电梯?拆了再建?我详细参观了那里已经建好和正在大兴土木建造中的公园,就建造在兵团的良田上,在良田上挖湖、造景。造什么景啊?按江南园林风格修建楼台亭阁小桥流水,移栽大量外地高大的乔木灌木花卉,还种植外来品种草皮。我看到大片大片的乔木枯死,壮观的河谷湿地高大挺拔的新疆白杨被忽略,毁田挖湖种莲花芦苇。大家想想这样的城市更新改造建设思想,无视城市土地资源安全,无视城市环境安全,无视历史城市文化,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反思和改正而让它继续下去吗?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下面再说说咱们武汉市几个街区、几条道路、几座建筑的更新改造和生态环境历史文化安全与保护的话题吧。咱们武汉市的规划设计建设管理工作者在城市安全和更新改造方面的工作可以说是有好有坏,有经验也有教训。谈到武汉自己故乡的事情,成功与失败经验和教训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观点与结论并不一致。但我比较固执己见,坚持自己的观点。若有冒犯,敬请谅解,咱们对事不对人,朋友们请稍安勿躁。先说两个街区,或曰两个城区的例子吧。譬如我很是赞赏武昌昙华林街区与汉口黎黄陂路街区的更新改造,它们在城市更新改造与历史文化保护两方面处理得相当值得称赞。这两个例子我说得很多了,今天只提提它们。而想说说我们学校里面的两个街区和一条河流的更新改造与历史文化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案例。我以为它们是范例。大家知道我们学校华中科技大学不但培育了许多大师大官大款,是一所名副其实的著名优秀大学,而且范围很大,也就是占地盘大,容纳人口量巨大,只说连成一片的主校区与东校区占地面积就十几平方公里,容纳人口十几万人,俨然一座小城市。那里山、湖、林、河浩浩荡荡,超高层、高层、多层、低层建筑林立,教学建筑、体育建筑、文化建筑、民用建筑一应俱全,虽然不如哈佛、剑桥、清华、北大,那里百年建筑比比皆是,但七八十年前传统风格建筑,五六十年前朴实无华简约风格建筑,近二三十年来形形色色的现代建筑却是林林总总目不暇接。在这座宏大的大学城里,近年来基于保护历史文化和生态环境更新改造的三个项目,足以为我们学校、为我们武汉市骄傲与兴高采烈。第一是现在可称之为“梧桐语历史文化区”,第二可称之为“展览与服务历史文化街区”,第三可称之为“湖溪河生态与文化带”,后者完全可与英国剑桥大学康河生态与文化带媲美。

先说说主校区一处老旧教师住宅区的更新改造。这个教师小区建造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主要分配给教师中级别比较高的教授,讲师们和原华中工学院院级干部居住的,两层小红楼一梯四户或一梯两户。譬如老校长朱九思,老教授张培刚、查谦才可能住在这红瓦、粉墙、木地板,极具时代特点的建筑中。但是时至今日,校领导和教授们都搬进了一两百平方米的高楼大厦中去了。就是年轻教师也不愿意住在这里。但这里位置适中,交通方便,在房地产商眼中。这里土地值钱,房子不值钱。在他们看来,更新改造,一拆了之,增加容积率,建设超高层建筑,作为商品房,一本万利。

但是我们学校领导有情怀,有眼光。要求将这些有历史文化价值和建筑艺术价值的破旧建筑全部保存下来,保存下来做了什么?更新改造为一个相当不错的梧桐雨历史文化活动区。我建议大家到华中科技大学来,看看这个更新改造规划设计做得多么好。(规划公司领导插话:“这个项目是我们公司规划设计的。设计师就坐在这儿。”)“啊,是你设计的啊!我完全不知道,那我想你们真棒,谢谢你,非常感谢你。”(规划公司领导:“谢谢谢谢。我没有参与这个项目,是我们规划设计公司部门参与规划设计的。”)“那真得感谢你们。”这个梧桐雨历史文化活动区,特别是有处“九思书屋”,我现在每一次回学校,一定要到“九思书屋”去坐一坐,看会书,喝杯茶,买本书。非常惬意,非常有历史文化氛围。要知道,这“九思书屋”就是我们大学创建时期的老校长,著名教育家朱九思的家更新改造成的。建筑外观原汁原味,保护了建筑的历史意义和建筑艺术、建筑技术价值。更新拓展了它的现代文化传承。九思九思,朱九思老校长教育我们,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儒家文化博大精深。何其珍贵。对比武汉大学炸掉了自己最大工学部教学楼,武汉这两所著名大校的领导,在保护历史文化安全的情怀和水平上差别之大非同一般啊!当然,我们感谢我们华中科技大学的领导,更要感谢你们规划设计师。

第二个保护下来的历史文化街区,原来是华中工学院的校办工厂,全是平房车间建筑,红瓦红砖,20 世纪 50 年代初建造,旧而不破,结构完好,那是当年一所理工科大学必不可少的,为培养国家的建设人才立下过汗马功劳。既是当年的生产车间,又是大学生的实习实验室基地。不是春光胜似春光,不是工厂胜似工厂。当年我们大学最先进的技术都在这里试验应用,所以位于学校里面对外交通最方便的位置。这个工厂在房地产开发商眼中,区位好,地势平,容积率低,平房砖木结构。更新改造,当然是拆除重建,现代化高科技量子大厦,硅谷中心,光谷广场,高楼大厦闪亮登场,上遮蓝天白云下毁大树草坪。财源滚滚盆满钵溢,历史文化荡然无存,生态环境无人过问。然而,我们学校领导高瞻远瞩留乡愁,历史文化要保留,要求将实习工厂区更新改造为校史馆区、教工学生服务区。同样是保护整体格局与保护单体建筑为原则,点缀大门及标志性框架,红色建筑绿树成荫。室内功能改造超级现代化。展览校史,举办师生书画文化展,新兴科学技术展,多好的一片留有华中科技大学历史文化师生乡愁且常年服务师生的大学历史文化园地啊。我建议大家去我们学校看看,一个历史文化街区更新改造样板工程。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规划设计的?不是的?好像是我们学校规划建筑学院设计的。反正不管是谁规划设计的,我都就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两个历史文化街区更新改造的样板。值得大家去看看,去学习规划设计师们的先进理念与技术艺术才华。他们为在城市更新中保护我们城市历史文化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做出了贡献。

再看看我们华中科技大学东校区湖溪河生态环境保护和科学文化展示带。这个工程是不是你们设计的啊?(主持人插话:“这也是我们单位设计的。”)谢谢你们啊,我终于找到了我特别欣赏、特别想感谢的规划设计师们。谢谢你们在城市更新中保护了我们学校的生态环境安全,展示了我们学校科学技术文化。我现在稍微多谈谈这条湖溪河生态环境科学文化带工程的来龙去脉。华中科技大学三校合并之前,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在马鞍山下重建,校区内从南到北贯穿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也就是山下的一条溪流,小河中还有几个小水潭。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浮游无所依,很美。但是我们大学重建以后,沿着这条湖溪河建造了三座桥,许多住宅楼、学生宿舍、食堂、图书馆、教学楼,清澈见底的湖溪河成了一条方便的雨水污水排放渠道。虽然多次修理护岸,种植植物,处理污水,但保护赶不上污染,清澈的河流终于变成了一条臭水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武汉城建学院拥有湖北乃至全国最有名的规划专业、给排水专业、环境安全保护专业的专家教授,也算有钱,对原本美丽的臭水沟也改造了几次,花费了几千万元,但是不但一直没有改造好,依然污水横流,垃圾成堆,臭气熏天,而且对学校生态环境,视觉环境,教职工和师生的健康和生命构成的威胁越来越严重。深受其害最大的人群恰好是我们这些城建学院的规划设计与建设管理者。这使得我们许多退休的老教授老干部们痛定思痛,极为震动。以原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基建处长,总务处长,风景园林系主任严乾开先生为首的,以后称之为华中科技大学城建的五老忧心忡忡、调查研究,甚至详细统计了东校区教职工近十几年来得病率、癌症率远高于正常状态的充足数据。我们决定给市长上书,要求彻底改造这条纵贯大学东校区的湖溪河生态环境。令人欣慰的是,市长接到我们的建言书后,相当重视,作了批示,并委托张光清副市长亲临现场组织市规划局、建设局、东湖高新区学校等区局校有关领导和技术人员实地考察,当场决定了实施华中科技大学湖溪河整治项目,立即开始进入工作程序,确定投资,规划设计,协调责任。这令我们很受感动,很受鼓舞。市长一重视,各单位部门立即行动,规划设计单位多次到学校征求规划设计方案和意见,每次会议都邀请我们五老参加。我们在感谢市局区领导的同时,也认真向设计单位的规划设计方案提建议、出谋划策,甚至对跨越湖溪河的七座桥梁提出具体的桥梁建筑技术和建筑艺术特色的建议和要求一一徒手绘制几座桥型比较方案,系统提出华中科技大学湖溪河带要追求科学先进,艺术特色,文化底蕴和环境品质。提出武汉大学有樱花,华中科大有河桥的远景目标。我们心里有个对标,华中科技大学湖溪河在环境艺术文化历史地位与对标上就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康河康桥的标准。我们华中科技大学的这条湖溪河,不但要恢复它的历史面目,它的生态环境安全,它的环境艺术美。武汉大学有樱花,华中科技大学有小河、桥梁,要比美于谁呀?堪比剑桥大桥的康河。我们的大学是科技大学,我们学校有桥梁专业的教授,我自己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后最早研究路桥美学的教授之一,我们要求保护第一座双曲拱桥,要求每一座桥梁的结构和装饰工程都要有自己的特色,代表一个历史时期的桥梁技术和桥梁艺术特色。说实在的,湖溪河更新改造工程开工以后,我们五位写建言书的老教授几乎每天都有人在河边溜达,思考与期待。河道清淤了,污水截流了,美丽科技含量高的桥梁一座一座改造建造完工了,护坡加固绿化了,景观小品,绿道展现了她们亲切的风采,师生在这里休憩观赏,学校的赛艇队在这里训练比赛了,连森林公园瑜伽山下来的野猪妈妈、野猪宝贝也在河溪岸边溜达了。请大家去到这个更新改造的湖溪河生态环境、科学文化、休憩娱乐、绿色蓝色空间带去看一看,多么清澈的河水,多么科学美丽的桥梁,多么宜人的生活空间。可以与武汉大学樱花大道相媲美,也可以与剑桥大学康河康桥相媲美。我到过英国剑桥大学,也游览过那里的康河康桥。在我心中华中科技大学这条从东大门直贯校区,流入武汉东湖的湖溪河和横跨其上的桥梁比剑桥大学的康河康桥还要美。我今天才知道这条湖溪河更新改造工程的规划设计者也是你们城建集团的规划设计研究院,我得感谢你们,当然也感谢为我们大学里这条河流更新改造工程作出贡献的武汉市阮成发市长,张光清副市长,我们学校当时的丁烈云校长,张宏副总务长。说老实话,我尤其想说不要忘记向市政府提出建言书的城建五老中的严乾开、朱佳林、韩振华三位老教授,遗憾的是,他们三位老教授老专家老领导在三年新冠病毒肆虐期间一一离开了我们。他们保护城市环境安全,保护城市资源安全,保护城市文化安全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传承下去,发扬开来。

下面再讲讲咱们武汉市两条街路的更新改造和历史文化保护案例。一条是武汉中山大道的更新改造,一条是汉口沿江大道的更新改造。这两条街道的历史和现状以及更新改造的历程,相信在座的各位同仁都非常清楚,也许对我从它们在规划设计建设全过程中,在专家评审会,上书市长等各种场合不断提出不同意见的学术观点也都有耳闻。以我对城市更新改造与历史文化保护研究的学术观点来看,这两条街道的规划设计方案有严重错误的。现在按照有严重错误规划设计改建成的这两条街道,看起来当然也光鲜明亮,但是它们浪费了巨额资金,相当大程度上伤害了武汉市的历史文化遗产,违反国家的基本建设程序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须汲取。当年中山大道更新改造方案的方案目标是必须保护历史文化,必须畅通交通,必须繁荣经济,这是有共识的,但结果大家看到了,即使最初的规划设计方案不得不作重大调整,但弊端依然明显。先说说汉口中山大道的更新改造,早期的方案选中了以英国专家Benwood先生为首的规划设计团队的更新改造方案,从武胜路到一元路全长 4.7 公里。Benwood先生引进欧美国家城市街道更新改造的理念与经验并不错,但他不太了解武汉的历史文化保护规划精华,也不了解中山大道在武汉城市交通方面的交通需求,交通发展历史,更对这条街道及其历史景观带中的历史文化建筑、历史文化遗迹缺乏了解、研究与敬畏。所以他们规划设计团队的理念不错,但方案问题很大。遗憾的是,Benwood先生的方案被武汉市政府领导认同并竭力推进。伍德先生方案要求在全线推行步行交通和公共交通,禁止其他机动车交通,大段大段改变街道横断面,设置大量绿化景观和景观小品,大力营造商业繁华的步行街模式。我多次在专家评审会说:汉口中山大道属于武汉市道路交通主骨架系统的构成部分,属于城市综合性主干道,是武汉市最具历史文化保护价值的街道空间。你这方案完全破坏了武汉市正常的城市道路交通结构啊。我和武汉公安交管局的专家意见完全一致,极力反对。在武汉市诸多专家的反对和质疑下,伍德方案几次压缩范围,从武胜路压缩到民意路,从民意路压缩到六渡桥,从六渡桥压缩到三民路,现在实施的就是约三公里的一段。大家现在到这更新改造的一段街道看看,商业、历史、交通都是有问题的。不通行除公交车之外的机动车做得到吗?做不到。强行管理的交通模式受到不断地抵制,区域交通受阻,停车交通困难。存在的交通问题反过来抑制了传统高端商业的萧条,历史上武汉市商业最繁华的中山大道六渡桥到江汉路消失了,这里的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建筑大量消失和败落,当年具有武汉乃至全国政治、文化、商业的历史文化遗产有的荡然无存,有的面目全非。南洋大楼作为国民政府大楼的历史,独具特色的武汉总工会历史建筑群,民众乐园作为最大规模、最先进、最完善的市民文化娱乐建筑的历史,武汉最早最大规模的图书馆武汉图书馆至今无法得到展示;著名的亨得利钟表店,蔡林记热干面,民权路口著名的工艺美术大楼等商业建筑,包括民众乐园这样的历史建筑的面貌也都面目全非;至于武汉楚剧院、外文书店、古籍书店、六渡桥商场、新华电影院竟都已消失。习近平主席要我们给湖北武汉人民留下的乡愁,再到哪里寻找?这是多么令人遗憾和痛心的事情啊!这美好的一切都被咱们自己打着城市更新改造的旗帜破坏了,永远地失去了。当时我们跟规划局从交通说这个方案不合理,他们就说这个方案景观上优秀。我说这样的人造景观不适合我们这里,他们以为我只是道路交通权威专家,却不知道在绿化景观领域也不是外行,我曾是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园林景观系的书记和教授,我还是湖北省风景园林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我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研究城市美学的专家之一,我怎么就不懂城市景观呢?谈起城市景观美学,他们又要谈发展经济;我说你不让小汽车在这条路上通行,高端顾客出行停车怎么办?我谈经济,他们又谈历史文化保护,说武德先生是世界历史文化保护规划设计著名专家,伍德先生主持规划设计的方案有权威,有水平。说来也巧,谈起历史文化保护,我也并非外行没有发言权。我学的专业是城乡规划与建设,我主持和参与设计的中国石油大学东营校区大会堂,图书馆被东营市政府列为东营市第一批历史文化建筑,我同华中科技大学规划建筑学院老院长李保峰先生一起主持参与编制的海口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被海南省授予优秀规划设计二等奖,我的学生吴俊勤还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规范的编制专家之一。谈起历史文化保护我怎么没有发言权?何况是涉及到我的第二故乡武汉市的历史文化保护,尤其是我在这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度过少年、青年和壮年,就读于华中里银行子弟小学,就读于创建于六渡桥积庆里的三十四中,就读于前进路上的武汉第一男子中学。我这类从小生活在汉口中山大道的本土人士,我这类本土城市规划与建设专家的意见与建议难道不值得主持城市更新改造的当政者重视吗?美洲、欧洲、中国的北京、上海在著名的城市更新改造与历史文化保护专家在作武汉市的城市更新改造与历史文化保护工程项目规划设计时,难道不应该充分收集了解重视我们的观点意见和建议吗?请各位同仁们,一座城市的主政者想一想,我说得有没有道理。规划建设一座城市时是不是应该主要听取本市市民本土专家的意见?在城市规划建设领域,墙内开花墙外香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执政观念必须得到扭转。尤其是在城市更新改造和历史文化保护方面更为重要与迫切。

至于汉口沿江大道的更新改造工程,由于时间不多,就不多说了。沿江大道工程从武汉长江交通主轴四层立体道路交通规划,到请从我们学院博士毕业的钮新强院士主持长江委设计的双层道路交通方案被专家评审会否决,到违反国家基建程序实施变革道路横断面违反武汉市道路交通管理规则,大家看看浪费了武汉市基本建设投资多少钱?给这条道路的历史文化交通功能、道路景观、交通安全造成了多大的伤害?我们应吸取经验教训,在城市更新改造中应该足够地重视城市的经济资源安全,历史文化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交通应急安全环境。不要好大喜功,不要铺张浪费,不要忽视法规,不要官僚主义,不要崇洋专家迷信权威。

最后再以咱们武汉的两栋可称之为优秀历史建筑,且在城市更新改造的名义下被炸毁作为案例,来想想咱们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这两座建筑一座是建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武汉中苏友好展览馆,一座是建于 20 世纪末的武汉大学工学部教学大楼。非常惋惜,这两座分别为武汉市文化历史经济展示,为武汉大学培育国家建设人才,见证武汉文化教育事业大发展的堪称优秀历史建筑,已经被我们无端炸毁,不复存在了。关于武汉中苏友好展览馆在 20 世纪末被炸毁,我们武汉人没有不懊悔没有不知晓的,我也说过许多许多次了,今天就只提一下,大家都是清楚的。今天我想对武汉大学工学部教学楼被炸毁稍微多的说说,大家一齐看看我们应从它们被炸毁的事件中汲取什么经验教训。

武汉大学的这个教学楼被炸事件当时轰动全国。2016 年 9 月 12 日下午,那一天我正在北京出差,快到中午时分,我和夫人刚从王府井大街出来走向天安门广场,突然有人给我打电话,她说是中央电视台的。我很诧异,我没有同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有过联系啊,谁会找我呢?找我干什么?总不会是诈骗吧?现在骗子多,冒充朋友诈骗的事也时有发生。但我没有马上挂掉电话,而是问她:“找我有什么事?”他说:“想请您谈谈对武汉大学炸毁自己教学大楼的事件有什么看法?”我警惕地问道:“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我们并不认识啊?”她说:“您是这方面的著名专家。我们搞新闻工作的消息灵通,自有我们的信息渠道。就是想听听您谈谈武汉大学炸教学楼的看法。”我一想,有多家媒体记者就这个问题采访过我,中央电视台记者知道我的观点也想采访我,这很正常。我便没有了顾虑。一问一答跟她说了一个多小时。第二天我坐车回武汉。走在半路上,突然有位电视台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对您的电话采访,中央广播电台播出来了,您现在可以收看?”我说:“我在火车上,看不成。怎么这样快就播出了啊?”他说:“新闻就得快。否则湖北方面有人来公关,播出会受干扰。”回到武汉,我收看了这个节目的重播,中央电视台《新闻一加一》。题目叫《建了拆拆了建,这笔账怎么算?》播出的节目中除了采访我,还采访了清华大学城市规划建筑学院谭纵波教授,建设部仇保兴副部长,还有武汉大学的一位大学生。十几分钟的节目,讲得非常好。你花了巨资建造了这座大楼,又花巨资炸了这座楼,再花巨资再建造这座楼,这笔账到底怎么算?这座教学大楼是我国大名鼎鼎的设计大师何镜堂院士的作品。中央电视台播出以后,和我有过几面之交的何镜堂院士给我发来一个长长的短信,还让他的学生陈博士,也是这座大楼的设计者之一,给我打来电话。他说:“感谢您,赵教授,您为我们说了公道话。我们想请您方便的时候到我们这里,给我们做个学术报告,见见面。”这位先生设计的。但直到去年 10 月,我到广州,应约去华南理工大学交通工程学院讲座,也就去了华中理工大学建筑设计院何镜堂院士工作室参观学习,赴约会友交流会餐。这也算是圆了当年武汉大学炸楼之后的知音之约吧。何院士在我们国家建筑界教育理论水平、设计实践水平我以为是最德高望重的一位设计大师。武汉大学这栋最大规模的建筑当年能请到何镜堂院士领衔设计是很荣幸的。也因此,这栋建筑当年实至名归获得了建筑界最高的鲁班奖,毫无疑问,五十年后,这栋建筑就是武汉市的优秀历史建筑。何院士与我同龄,他在青年时期还在武汉工作过,对武汉有特殊的情怀。那天,我和何院士自然旧话重提谈到了武汉大学工学部教学楼被炸毁之往事。我问他:“当年要炸这栋楼,你作为这栋建筑的主创设计师知道吗?你们同意吗?我的老师,南京建筑界老前辈梁镇海老先生对我说‘你们武汉市炸毁何镜堂院士设计的大楼经过他同意吗?那是何先生的创作,不经创作人炸毁他的作品是违法的。’”他说:“我知道。”我说:“你知道,怎么不制止,这到底是你们得过鲁班奖的作品啊!”他说:“我知道。当我知道武汉大学要炸楼的消息后,马上给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长李小红打了电话。我们俩都是院士,也彼此熟悉互相尊重,我对李小红说:‘我们有办法把这个楼适当改造,让它跟周围的环境更加协调,不要炸毁,我有改造方案。’”并且何院士告诉我,这栋楼在当年设计的时候,他已经作了充分的考虑,在大楼中间留有一个足够大尺寸的方框,一个通透的空洞。后来施工时武汉大学擅自缩小了这个空洞尺度。可以扩大恢复这个通透空间,再装修上玻璃镜面外墙面,留一些垂直绿化,甚至适当减层降高都是可以的。就好像矗立在长安街天安门广场旁边的北京歌剧院,有人称为安德鲁斯之蛋,那么大体量的建筑,通过建筑艺术处理也是可以融化在蓝天绿地之中的。人家是建筑大师,人家是艺术家,人家讲得有道理,但是李小红校长并没有再给他回电话。按照道理讲,这是很不礼貌的,按照我的老师,南京市建筑设计院老院长梁镇海老前辈的说法,这也不合法。我作为建筑设计大师,咱们同是院士,楼是我主创设计的,你要炸我设计的楼,我说我有办法保护这座有历史意义的建筑,你不请我来商量,还对我的建议不予理睬,还不回应我给你的电话。这是不对的,也不合常规的。所以何镜堂院士对我说:“看来要炸这个楼不是武汉大学校长要炸,而是另有大人物要炸。”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内幕。是谁要炸呢?这个我没有确凿的根据,不好说。但是院士说的话一定是对的,一定是另有大人物要炸这栋建筑物。而我们作为专家和设计人员却不去制止这件荒唐事也是很奇怪的。我问过我们学校建筑规划学院院长著名的建筑专家李宝峰教授。我说:“宝峰啊,你们武汉的权威建筑专家们对炸毁武汉大学教学楼讨论研究过吗?你们都同意炸掉吗?”李院长说:“市里召开过专家会议,我参加过。在我参加的专家会议上,我们专家没有一个人同意炸这个楼,而是提出许多保护这栋大楼的办法和方案。我都提出了很多办法。因为我们不同意炸楼,后来也就不找我去开会了。”估计武汉大学也怕落得后人骂名,也是对炸楼决策找来借口的。在一次学术界朋友聚会时,时任武汉大学基建处长的一位教授在会上对我说:“赵教授,我这里保存有这么厚的资料说明炸楼这件事,这可不能怪我们啊!”这就告诉了我们,对一个东西的爱护,对一个历史文化建筑的爱护,要发自内心对它热爱和认识。我再强调对大家说一下认识历史文化建筑的四个价值。第一个就是它的建筑艺术价值。有人说这个建筑巨无霸像变形金刚,但你不能否认这栋建筑的建筑艺术价值;第二是它的建筑技术价值,这栋建筑获得当年国家级鲁班奖,本身就是对它的建筑技术价值建筑艺术价值的肯定;第三是它的历史价值。这栋建筑见证了我国高等教育超常规大发展的历史,在这里,武汉大学为国家培养了多少建设人才!当时武汉水利学院因为大发展扩招学生,上课教室严重不足。建成了这栋教学大楼大学生有地方听课了,教授们有地方搞研究备课讲课开会了。我就在这栋大楼开过几次会,参加过武汉大学规划专业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大楼宽敞明亮设备先进。这么好的一栋大学建筑怎么能说炸就炸呢?还有第四个,就是建筑大师的代表作。那人家建筑大师何镜堂院士的代表作本身具有历史建筑的价值。我们为什么不尊重自己的历史,不爱护自己的历史文化,不保护自己的历史文化建筑呢?我们应该反思,是吧?关于在城市更新改造中应该如何保护历史街区,保护历史文化建筑,保障城市文化安全就说到这里。

下面再简单对这次讲座作个收尾,谈点形而上的哲学问题,也算是表达我的建议,或者是希望,或者是总结一下我们怎么去思考去行动,使我们在城市建设中确保城市安全,在城市更新改造中保护我们城市的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保护我们历史文化。我总结为两个方面的哲学思想:第一个是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有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思想觉悟,要牢牢地记住我们规划设计建设管理好一座城市只是为了带给这座城市里的市民一处美丽家园和市民的幸福生活,而不是别的什么GDP啊、形象啊、政绩啊、财富啊等等。你要注意,我说的城市不仅是城市规划教科书上说的狭隘的城市概念,我们的城市还包括广大的农村,我们的市民包括广大的农民;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坚守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二十四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面,我特别希望大家记住爱国和敬业这四个字,尤其要记住爱和敬。爱字最重要,爱国不是空的。爱自己的身体健康和生命,爱自己道德高尚的好名声;敬爱父母,爱自己的兄弟姐妹父老乡亲。儒家提倡兼爱非攻,爱人民、爱祖国、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产,五爱嘛,要牢记要践行。爱国也不是空的,要爱家乡、爱自己的城市、爱自己的建筑和祖祖辈辈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人民的,我们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譬如我们计划规划设计建设一个工程,只是它是为人民所需要的,而不是为了谁的政绩,谁的面子,谁的钱袋子。我的一位朋友一位校友,是省发改委的一位领导,他对我说:“如果民生工程跟政绩工程是合拍的,是一致的,那这个我们应该大张旗鼓支持。哪个主政书记市长不要政绩啊?他追求的政绩工程也是民生工程,我们作为技术干部就要认真研究贯彻执行,大力支持他们。有时候领导可能有偏差,他实际上将政绩放在了首位,将民生放在次要的地位,这时我们技术人员就不能拍马屁,好话说尽,违心去做,而应‘察实情建诤言出良策’。或者磨洋工,打太极。决不能为了他的政绩工程损害了我们民生工程。”

关于敬业,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看这几张照片,作为关注研究城市安全的规划设计专家,我感到非常奇怪与惊讶。这种现象在全国普遍存在。这是安检中间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你们看出来了吗?这是一个地铁入口安检站。你们看看照片,乘客从这安检站进来,这是入口,然后这是外面的通道。大家看这个安检有没有用啊?没有。这是个无效安检。安全检查设计是个科学课题。地铁入口安全检查是个系统工程,它可以分为三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目标都依靠科学的管理和设施实现,三个子系统互相科学配合,才能实现有效的安全目标。第一个子系统叫排队系统,第二子系统叫服务系统,第三是疏散系统。安全检查原则必须保障排队系统跟疏散系统是完全隔离封闭的。世界各国航空港乘客进入候机室的入口安检设计是科学的有效的。你看看咱们地铁入口安检,对比飞机场安检,排队子系统中的乘客机去排队接受安检前与通过安检进入在疏散子系统的乘客是可以互相接触的,人家飞机场的安检能接受吗?不能接受了吧。飞机场的安检系统才能确保安检的有效性。而我们的地铁安检,大家看看照片,你在里通过安检进去了,旁边仅仅隔着一个通透的栏杆,走向排队子系统的人可以很方便地和你接手递交物品。如果真是个恐怖破坏分子利用这个漏洞,恐怖破坏分子甲进去了,恐怕破坏分子乙在外面隔着这个栏杆将爆炸物品递给已经进入疏散通道的恐怖破坏分子甲,那安检还起作用吗?显然这是个无效安检。咱们都是科学技术人员,如果咱们具有敬业精神,正确的安检应该怎么做呢?应该按照我们的建设程序一步步地去工作。第一步是做可行性研究。研究我们的地铁在什么时候,在哪个地点需要做安检?需不需要做安检?首先要研究需不需要,然后再研究可不可行。如果确定了需要又可行,接着要进行科学的设计,建造,管理。那我问,你们是按照这个程序,怀着敬业精神去做了吗?我看你们没有这样做,作为你们的老师,我要批评你们,批评你们没有敬业精神,设计建造了我们地铁入口的无效安检系统,浪费国家多少资金人力,还引起不少乘客与安检人员矛盾。我建议你们坚持自己敬业这两个字的价值观,以科学的精神来对待我们的地铁入口安全检查的建设程序,做好可行性研究和有效的安全检查系统设计。

最后我说一点精神层面的哲学问题,跟我们的文化是有关系的,跟我们的价值观也是有关系的。我最近在学习我国已故哲学大家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看到他写的一句话:“学习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这位哲学家也说过:“任何一个人都是哲学的人。”我想这个意思就是说任何一个人都是有人生价值观的人。我就想,到底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具有什么样的人生价值观呢?我便记起来毛泽东主席希望我们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只要做到呢?那就要具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那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都应该想一想,我去做这件事是为了谁?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为了领导的政绩,自己的利益还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利益,为老百姓的生命安全,为城市安全呢?要想一想我是做到了保护城市的资源安全资金安全还是浪费资源浪费资金?我们大家知道现在官员们是不大敢贪污的,起码贪污要收敛一些。但是对浪费是不大顾忌,也不收敛的。但我们别忘了毛主席怎么说的:“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我们在城乡建设中,在城市更新改造中,我们的规划设计是否浪费了资源和资金呢?我的女儿,在深圳领导着一家建筑设计院。他们设计了很多城市更新改造和建筑设计项目,赚了很多钱。前几年,从北京坐高铁回来看望我。到家对我说:“老爸,从深圳到北京,我看到占了那么多农田,建了这么多高楼大厦,我感到浪费这么大,我们设计院赚钱赚得越多,我越有一个负罪感。我们建的房子太多了,建的房子太烂了,浪费的资源太大了。”我女儿作为建筑设计院的领导,作为建筑设计师,她感到一种负罪感。我就感到我的女儿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是有良心的人,是一位有道德的人。各位想一想:花一千万就能达到目标的设计工程,我就不要花一亿花十个亿嘛。譬如我们汉口沿江大道更新改造工程,借助武汉召开世界军运会的机会将道路交通搞得通畅些、美观些是无可非议的,提出所谓“卓越工程”的非科学指标名称,也无伤大雅,但你们不应该将几千万元投资就可以达到目标的工程设计成投资几个亿的工程吧。这个工程我在全国几个学术会议上说得很多了,在武汉许多场合也说了许多,我们华中科技大学城建五老也给市主要领导写去了建言书,领导也多次听取了我们的意见。大家也都清楚,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还有一个“不折腾”的理念,是胡锦涛主席提出来的一个非常简单也是非常重要的理念,我们在城市更新中也要尽量地不折腾吧。我们的城市,不要经常地去折腾它,去更新改造它。“武汉,每天不一样”,要一分为二来看,过度地更新,失去城市的历史面貌,市民的乡愁何处找?譬如我,离开家乡多年,回到武汉想看看建在华中里的人民银行职工子弟小学,看看我的母校,圆圆我的乡愁。但一看母校华中里小学完全变了模样,一点历史遗迹都没有了,连汉口非常著名的华中里也面目全非,几乎荡然无存。你这样折腾我们的城市,这样更新我们的家园,我们的乡愁,我们的历史文化安全还有吗?像华中里这种破坏性更新改造的模式,破坏了城市历史,威胁了城市历史文化安全,这样的教训我们难道不应该汲取吗?应该的。

我们在城市更新改造工程中一定要遵章守法,必须要按照国家规定的基建程序去做,而不是哪位领导金口玉言个人说了算的。还是拿咱们汉口沿江大道更新改造工程来说吧。最早领导提出按层立体道路规划,设计方案是先建两层道路投资十三个亿。在专家评审会上被专家否定了。结果按武汉市新的领导的“卓越工程”要求设计了一个投资更大的方案,竟然不再重做可行性研究报告召开专家评审就做了施工图设计开工了。符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基建程序呢?不符合基建程序嘛。我就想不明白,你们怎么这样胆大妄为违反基建程序?咱们遵章守法的意识价值观一定要坚守啊!

还有一个,我觉得对我们知识分子来说也要特别提倡,就是我们要提倡习近平主席要求我们的:知识分子要说真话,查实情,谏诤言,出良策。我们知识分子这是干什么的?秀才,能干什么?百无聊赖是秀才。我们不是决策者而只是个参谋。但你这个参谋一定要发挥自己的专业才能,为人民服务,说真话,查实情,谏诤言,出良策。特别是谏诤言,这是知识分子应该做到的。古往今来,武战死,文谏死。说真话不要怕,说了与领导的指示不一样的意见,怕得罪领导。其实你不要怕,也不要误会领导。你说真话不会得罪领导的,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大多数领导愿意听真话,能够听得进去我们正确谏言的。各位知道,我们华中科技大学人称“城建五老”的五位老教授曾多次向武汉市书记市长,向国家领导人上书建言,都是对部、省、市的决策提出不同意见和建议的,有的还很尖锐。确有朋友,包括我们有些老领导有些担心,劝我们不要上书建言了,但我们从来没有受到任何打击报复。相反,几乎都得到了回复和肯定,受到了重视和表扬,派有关部门有关领导上门听取意见,指示资助我们开展科学研究。我们也有的建言很快得到实施,也算是接受了我们的建言。

最后说说我们要建立正确的世界观,确保城市安全实施和更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需要我们重视文化教育文化学习,尊重文化爱护文化,要有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而不要相反。在座的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我经历过。其实“五四运动”也是文化革命,那时提倡德先生,提倡赛先生,提倡打倒孔家店。提倡民主德先生,提倡科学赛先生自然是对的,但打倒孔家店,全盘否定儒家道家佛家文化就有些偏颇吧,忽视自由费小姐,平等伊小姐,博爱范小姐也有片面的地方吧。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东方千年文化之根。西方文化也有根,天主教基督教也是西方文化的根,马列主义产生于西方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一个分支嘛。那集大成是谁呢?我想在我国就是毛泽东思想。所以东方文化也好,西方文化也好,毛泽东思想也好,我们都要学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形成我们正确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比如我们儒家讲的,孔老夫子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不一定不对,尊老爱幼遵守纪律服从领导有什么不好?儒家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墨子的兼爱非攻思想不都很好吗?提倡爱人、提倡和平、提倡文攻武卫的价值观不是很好吗?佛教文化讲慈悲,基督教讲博爱,马列主义讲民主平等自由博爱,毛主席提倡五爱,提倡为人民服务,都有一脉相通的文化渊源。这都是形成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要学习领会贯彻的。毛主席讲做事要认真要说真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要求共产党人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这都是至理名言,毛主席教育我们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就不要互相扯皮互相斗争,而要团结,我们技术人员跟管理干部要团结,我们下级跟上级要团结。团结起来确保我们城市安全,团结起来确保城市可持续发展,团结起来保护我们城市的历史文化,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团结起来振兴乡村中华复兴。保护建设更新可持续发展城市的目标,建设一个安全城市的目标,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也一定能够达到。

我说完了,谢谢大家。

主持人李黎辉:

谢谢赵教授精彩的报告。前面同教授沟通,希望我们有个互动交流的环节。但是我也考虑到赵教授八十多岁连续讲了两个多小时的报告,非常不容易,不能让赵教授太辛苦了。我看这个环节同赵教授互动一个问题好,哪位同志抓住机会向赵教授请教一个问题吧。

交通公司规划部部长张献峰:

我和赵教授互动交流一个问题。

我们认识六七年了吧。2008 年我做宜昌市道路安全管理规划的时候,请您去评审,你还记得吗?然后在 2009 年,做世界银行的武汉市交通事故分析等项目,也是请您去作专家咨询的。当时我们去交管局调研,确实像您说的,那个事故数据,我们是得不到的。如果是刑事案件,一般死人都进入刑事案档案卷了,这种案卷在法院。我们请市领导批条子,才能去法院调档案。我查了两周档案,那两周天天吃不下饭,人都压烂了,天天看到车祸死人的档案照片,触目惊心。那时世行还专门请了个国际著名专家,对我们进行道路安全审定培训。所以您刚才讲到的交通安全,我特别有感触。其实我们具体的工作中,包括现在在做交通规划,道路安全规划,我作为规划师,特别想再跟您好好交流交流一个问题,那就是现在我们在做很多规划方案,很多的决策方案时,规划师和领导决策之间的关系怎样取得平衡。我们感到有些困难和困惑。您见多识广,请给大家提提建议,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技术人员和领导怎样确实建立一种互相理解的互信关系,怎么样能够做到信息沟通,能够更好地达到我们科学合理合法的规划设计咨询目标?

赵教授:

你提的这个问题是我们规划设计咨询技术人员常遇到的棘手问题。严格来讲,我们的政府决策领导比咱们技术人员站位高看得远,政策与理论水平也比咱们高。要不然怎么会被提拔当咱们的领导呢?当然委托我们规划设计的甲方几乎也可以说是我们要服从的领导。他们一个有权,一个有钱。如果他们尊重科学技术尊重科技人员那当然沟通没有问题。但往往会有官僚主义作风、主观主义作风,甚至注重政绩工程赚钱霸道的领导和甲方,互相沟通确实相当困难。于是就可能出现我称之为奉命可研、奉命规划、奉命设计的现象。数十年来,我当过设计工程师、建筑师、规划师,还当过设计院院长、研究所所长,主持参与规划设计咨询上千项工程项目,这样的问题我经常遇到。这么多年来我坚持科学、坚持合理合规、坚持适用经济美观协调的理念摸索出的一套办法,我在这里说出来交流交流。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这样做。这是我摸索出来的办法,不一定都适合于你们,但可以供你们参考。因为我的身份的特点,我到底是局外人,我是大学里的著名老教授,学生中大官大款大师也不少,所以我敢说,我说的再多同领导同甲方不一致的意见,他们也不会给我难堪,起码不会当面给我难看。他也不可能减我工资,也不可能把我撤职,了不起项目不给我做,不做算了。我不靠他的这个项目吃饭。那你们可能就不一样,有自己的困难,有苦难言。我记得当年,中南建筑设计院设计黄鹤楼的向欣然建筑大师在海口主持规划设计一个玉沙新村小区,作了详细的海口玉沙街区更新改造方案。在海口市政府主持的专家评审会上,我们几位评审专家对他们的方案提了许多原则性的意见。什么容积率太高啊,没有保护历史文化啊,建筑体量太大啊,没有地方特色啊,绿地率太低啊,建筑物太高啊,安全间距不够啊等等。我和向欣然先生都是从武汉去到海南特区的专家,也有几面之交。他在专家评审会上对我诉苦说:“赵教授,各位专家,你们提的意见我们何尝不知道呢?但是我们有两个父母,不得已才设计得这个样子的。”我当时很新奇,咱们设计院有两个父母呢?还是向欣然先生说的:政府官员和开发商都是我们父母官,一个有审批权一个有钱给设计费,他们的话我们都得听吧。他们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给他怎么做,规划局给开发商多少容积率,我们就得按照开发商要求的容积率指标做设计。你们可能不知道,那时海口拍卖出去的地块容积率是可以按照开发商的要求给他增加的。为了增加容积率,开发商需要再给海口市规划局缴纳增容费。用地容积率从 1.2 提高到 2.0,开发商得多赚多少钱啊?当然我们专家的意见还是要说出来的,设计院的父母官和衣食父母听不听我们专家的意见,给不给设计院松绑,我们也没有办法。当时海口市规划局的领导我都熟悉,局总规划师还是我的学生,我们都彼此互相尊敬。但大家也知道后来那一届海口市规划局领导班子几乎一锅端了。据说就跟增加开发商到手的地块容积率有关,是否与“增容费”有关就不得而知了。设计院的两难是一样的。上海同济大学规划建筑设计接受长江新城规划设计项目的设计成果,在五百平方公里的武汉东北绿楔上到 2035 年建成容纳两百万到两百五十万人的武汉未来之城,显然是不科学不合理的,我们华科大城建五老上书反对,显然是对的,大胆坚持真理的。但如果完全怪规划设计院显然不公。事后我去北京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去应武汉市政府要求吴志强院士主持规划设计长江新城的上海同济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找他们的领导探讨科学规划,我问他们为什么作这样不合理不科学的设计呢?他们说得很无奈,规模和目标是武汉市领导提出的要求,规划设计院只是奉命规划。规划费数百万,他们不想失去。设计师还告诉我,“我们同济院规划总还比其他院规划得要好些。我们也明知道不能到达两百五十万的人口规模。我们还是做得好的,规划写了两百万人口,然后若干年以后再发展到两百五十万”。那我们规划设计技术人员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以为应该努力地把自己的正确的科学观点大胆认真地在领导面前说出来影响领导。这你得讲究方式方法,讲究语言艺术,你得让领导感到你的正确意见其实就是领导的意图,领导原来就是这样想的。让领导感到你不是在反对他,而是在支持他,诚心要当好他的参谋。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在主持规划设计龙昆路从海边直达海口机场快速干道工程时提出的设计方案很有创意,不同于省市领导原来设想的方案,得到市委书记王富玉的认可和支持。市委书记让我向海南省省长汪啸风汇报,我汇报还没有开始,汪省长就谈到在机场路建设时他要求要有高规格海南风格的绿化带。于是我汇报开口便说我们的方案是调查了海口机场入口道路设计,学习发扬了那一段路的设计理念。汪省长像王书记一样,认可和称赞了我们的设计。皆大欢喜,设计费顺利拿到了,方案也能顺利通过实施了。我尊重王富玉书记,尊重汪啸风省长,把自己的想法努力地变成领导的想法,别跟领导争功,你别冈领导拗着蛮干,而要讲究方法讲究艺术相向而行。你要是显能自我突出显得跟领导拗着干,那可能没有好果子吃。谁都不愿意顺毛摸啊,咱们自己不也想要别人摸顺毛吗?对领导,你顺着他,摸着摸着你的想法就变成他的想法了。那不是最好吗?这是一个艺术一个思想一个方法一个技术,就看你能不能做得到了。要是做不到,那你就磨洋工,就虚情假意啊,但可以不去顶撞领导。就也跟大家讲个例子不知是否合适。大家知道,原来咱们做武汉长江左右岸大道规划设计时,市领导想做四层立体道路方案,顶层高架快速路,下面是悬挂式轻轨交通,底下吊着一层自行车道高架路,地面层走行人游客。我想咱们武汉技术人员知道不必要,但只说近期不现实,可以先做两层,只做自行车高架路,其他的快速路,轻轨交通以后再说。等坚持立体道路的领导调走了,武汉的专家连高架自行车道也取消了。我可以顶可以犟,就是拿院士也压不住我,我不怕得罪钮院士。严格来说,钮院士也是我的学生,在道路交通科学上就是院士也应该多听听我这个老师的意见。你不能拿院士来压我,是不是?但是我可以这么犟,我想你们不能这么犟的,是不是?你们的抗压力不及我,所以我想可以采取磨洋工的办法慢慢来。你看汉口沿江大道磨洋工,终于将那个高架自行车车道不是也磨下去了吗?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艺术,当然也得看好时机。

最后一个方法呢,就是原建设部副部长两院院士周干歭先生告诉我的这个办法。周院士现在也去世了,我也算是和这位院士有一定的交情。当时为了海口市滨海立交方案,我去找他。我想让他主持个公道,让他说句话。因为我们两千万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案可以代替海口市决定用两个亿的工程方案。我们的方案反对在大城市中心区建造大型立交桥,保护环境节约投资。那时周院士已经从副部长职位上退休下来了,但还在建设部部长办公室工作。我和韩振华先生一起在他的办公室说明了来拜访他的来意后,他说:“别说我现在不是部长了,我就是部长,也管不了他海口的事。”他当时对我们说:“你以为在为他们省钱吗?你是从他们口袋里掏钱出来啊。设计院愿意设计个两个亿的工程,还是愿意设计两千万的工程?当然投资越大设计费越多,设计院当然反对你们的方案;就是施工单位也想做两个亿的工程啊;建设单位也想做大项目。政府的城投公司自然也想做大项目。那我这个项目经理,就是两个亿工程项目的经理。反正是国家投资,设计院多赚设计费,施工单位多赚工程费,连建设单位也多得管理费。何乐而不为。所以说你不是给他们省钱,而是他从口袋里掏钱,他们能同意吗?”最后院士说:“我们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办法,但你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写文章发表,在会议上讲真话,可以在各种学术会议上讲。”我当时就是按照周院士教给我的办法,到建设报社去反映去发表文章。当时建设报领导告诉我,要我组织一批文章阐述我们的学术观点,但是别说是海口市的那个具体工程,就说是“大型立交不宜建在城市中心区”学术观点。我听从周部长的意见组织同济大学,北京建工学院,海南雅克设计机构和我们华中科技大学的几位教授和研究生写了一批文章,分三次发表在我国的建设报上,在全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就是我能建议你们可以采取的与领导沟通的三个办法:依次是真情实话交流,磨洋工,写文章作报告。我想也就是这三个办法了。谢谢各位。

主持人李黎辉:

感谢赵教授今天用两个多小时给我们讲座,我们一起聆听了赵教授认真耐心的报告。对于我来讲也是受益匪浅。赵教授的讲座跟其他专家教授的讲座还有点不一样,那就是今天给我们讲都是一个个案例,都是赵教授在这几十年工作当中亲身经历的一个个实例。所以听起来特别生动,真实指导性强。

对于我来讲,还感觉到更重要的两个方面的精神,在这里提出来比较深刻。第一个就是敢于反思,第二个是敢于讲真话。我想这两种精神对于我们这些专业技术人员来讲,是非常宝贵的。是今后要在我们的工作中,项目的编制过程中学习和坚持的。

最后也借着这个机会,祝愿赵教授保重身体,今后再多给我们讲授经验。最后让我们再一次对赵教授表示感谢。谢谢您! PKcShkJRGPx7p8R/TKaLFsZIM4yazxG7AvvAh6SZU7G+z4cl93OeSBLmeG4kD+X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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