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33年，鲁迅录清人何瓦琴联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书赠瞿秋白。瞿秋白将这一条幅悬挂在自己居室的墙壁上，以示两心相知。
瞿秋白与鲁迅的“知己”之交，在中国革命史和现代文学史上传为佳话，长期以来为人们称颂和赞美。这种“知己”之交是怎样建立起来的？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涉及上个世纪30年代瞿秋白夫妇多次到鲁迅家避难之事。在当时白色恐怖弥漫的上海，正是一次次的避难，为两位伟人心与心的交流并建立伟大、真诚的革命友谊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检验了两位伟人在患难之中的深情厚谊。杨之华说过：“那时候，许多与我们熟悉的朋友、同学知道我们从事革命工作，都躲避我们，生怕与我们接近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可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些朋友不但没躲避我们，而且关怀我们，掩护我们。难道鲁迅不知道与我们来往是危险的吗？他自己所受的迫害已经够多了，但由于他相信共产主义和拥护共产党的政策，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他对共产党员表现了无限的热情和可贵的友谊。” ［1］ 许广平也说过：“两个同是从旧社会士大夫阶级中背叛过来的‘逆子贰臣’，在尖锐的对敌斗争中，完全成了为党尽其忠诚、同甘苦共患难的知己了。” ［2］
瞿秋白认识鲁迅并互相接近，是从1931年下半年开始的。1930年夏，瞿秋白和他的夫人杨之华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到上海，因上海党中央的某机关遭到破坏而暂时避居在茅盾家中。一天，冯雪峰带着刚印好的“左联”机关刊物《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的样本去找茅盾，恰遇瞿秋白夫妇。瞿秋白一见《前哨》，十分高兴，立即翻看里面的文章，当看到鲁迅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时，就情不自禁地赞美说：“写得好，究竟是鲁迅！” ［3］
不久，由冯雪峰帮忙，瞿秋白住进上海紫霞路68号冯雪峰的朋友家里。瞿秋白和鲁迅的交往，就是在这时候开始的，他们中间的联系人是冯雪峰。当时，冯雪峰每隔三四天，多则一个星期要到瞿秋白那里去一次。鲁迅常把自己翻译的俄国作品托冯雪峰转赠给瞿秋白，而瞿秋白一接到手，总是迫不及待地阅读，并把意见告诉冯雪峰。鲁迅听到瞿秋白对他从日文转译的几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译文的意见，非常高兴，生怕错过机会似地急忙对冯雪峰说：“我们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 ［4］
瞿秋白对鲁迅也非常尊重和敬佩。当他与鲁迅见面之前，1931年12月5日，读了鲁迅赠送给他刚出版的《毁灭》译本后，就写信给鲁迅，称鲁迅为“敬爱的同志”，同时无限深情地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 ［5］ 接着鲁迅很高兴地写了回信，也称瞿秋白为“敬爱的J. K同志”。 ［6］
“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互称“同志”，那么，见面以后又怎样呢？
据许广平回忆，1932年春末夏初，在上海北四川路的川北公寓3楼鲁迅的住所，瞿秋白同鲁迅初次相见，许广平曾这样真实地描述他们相见的情景：“鲁迅对这一位稀客，款待之如久别重逢有许多话要说的老朋友，又如毫无隔阂的亲人（白区对党内的人都认是亲人看待）骨肉一样，真是至亲相见，不须拘礼节的样子。”“那天谈得很畅快。鲁迅和秋白同志从日常生活，战争带来的不安定……彼此的遭遇，到文学战线上的情况，都一个接一个地滔滔不绝无话不谈……”“意气相投的人，见面总不嫌多，路远也觉得近了。”“从此他们两人除各自工作外，更是两地一线牵（共同的革命意志和情感），真个是海内存知己，神交胜比邻了。在革命战线上相互支援，在文化工作中共同切磋，使他们进一步建立了革命友谊。” ［7］
众所周知，鲁迅对初次见访者，向来是不多话的。而瞿秋白平素也是不怎么喜欢说话的，但一见了鲁迅“就立刻改变了不爱说话的性情，两人边说边笑，有时哈哈大笑，冲破了像牢笼似的小亭子间里不自由的空气。” ［8］ 由此足可以看出两位伟人的“意气相投”了。
1932年至1933年之间，瞿秋白夫妇曾三次到鲁迅家避难。 ［9］ 在这期间他们的思想交流和相互了解，日益增深。许广平说：“在这期间，他（指瞿秋白）和我们在一起，我们简单的家庭平添了一股振奋人心的革命鼓舞力量，是非常之幸运的。加以秋白同志的博学、广游，谈助之资实在不少。这时，看到他们两人谈不完的话语，就像电影胶卷似地连续不断地涌现出来，实在融洽之极。” ［10］
关于这期间的生活，有两件特别重要的史实：其一是，瞿秋白模仿鲁迅的风格，接连写出了不少政治犀利、艺术精美的杂文，计有：《王道诗话》、《申冤》、《曲的解放》、《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密》、《最艺术的国家》、《内外》、《透底》、《关于女人》、《真假堂·吉诃德》、《大观园的人才》、《中国文与中国人》等12篇。这些杂文中有些是瞿秋白与鲁迅相互交换意见后，由瞿秋白执笔写成，再由鲁迅稍加修改，由许广平誊抄，用鲁迅常用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后来一并收入鲁迅自己的杂文集《伪自由书》、《南腔北调》、《准风月谈》中，使其广为流传，扩大影响。这充分地说明了他们之间的战斗情谊是多么深厚。其二是，鲁迅和瞿秋白共同编校出版《鲁迅杂感选集》。瞿秋白曾对杨之华说：“我感到很对不起鲁迅，从前他送的书我都在机关被破坏的时候失去了，这次我可要有系统地阅读他的书，并且为他的书留下一个永久的纪念。” ［11］ 但瞿秋白所“系统阅读”的鲁迅杂文集，以前的早已经失去，现在的则全部由鲁迅提供。查《鲁迅日记》，有多次关于鲁迅帮助编排、校对的记载，如1933年5月7日：“校《杂感选集》起手”，6月16日：“夜校《杂感选集》讫”。至于联系书店出版和收付编辑费，日记和书信中都写得清清楚楚。所以，《选集》谓之“共编”，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瞿秋白正是通过反复地系统地研读鲁迅的作品并从与鲁迅直接地亲密地接近中了解鲁迅，才挥笔疾书，一气呵成完成了他的那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于鲁迅的宏论《＜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以下简称“序言”），第一个对鲁迅的思想、杂文和意义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和崇高的评价。
1935年，瞿秋白被俘遇害。鲁迅深深地为战友的不幸遭遇而痛心，为自己失去了这样一位“斯世同怀”的知己而悲哀不已。瞿秋白遇害以后，鲁迅含着悲痛，一方面满怀深情地抚慰瞿秋白的遗属；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力量编印瞿秋白的译著文集《海上述林》。从编辑、发排、校对，到设计封面，选择插图和纸张，以及印刷、装帧等工作，他都一手经办。在这些细微的工作中，寄托着他对牺牲了的战友的无限深情和怀念。最后，他把书稿寄到日本，以“诸夏怀霜社” ［12］ 的名义托人在日本印刷出版《海上述林》上卷。后来当鲁迅和冯雪峰谈起编辑出版《海上述林》的情况时，鲁迅悲愤地说：“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抗议，一个示威！……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给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 ［13］ 但遗憾的是，鲁迅未及见到《海上述林》下卷出版，便与世长辞了。
瞿秋白和鲁迅是两心相知的知己。人之相知，贵在知心。正因为两位伟人是知心的知己，鲁迅和瞿秋白才能那样情投意合，亲密无间，才能那样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瞿秋白才能对鲁迅的思想、杂文和意义作出那样崇高的评价和精辟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