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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月，毛泽东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探求新形势下中国政治和文化的走向，他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在这篇专论中，毛泽东回顾了五四以来新旧文化斗争的历史，高度评价文化新军的伟大功劳，并以他遒劲的笔力，一气呵成地写下了关于鲁迅的那段最著名、最精彩和最动人的历史评价：
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25 。
这一段话高度概括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和革命史上的光辉业绩、崇高地位和巨大作用，是对鲁迅最全面、最正确、最深刻的评价。我的恩师、已故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李何林先生曾说：“五四以来，有很多人评论过鲁迅的作品和思想，但从来没有人像这样全面、这样深刻地用三个‘伟大’三个‘家’来概括他的一生。” ［26］ 李先生的这个看法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在毛泽东之前，虽有冯雪峰，特别是瞿秋白的论文对鲁迅的著作、思想和战斗作出基本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评价，但对于鲁迅的认识仍然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鲁迅是谁”这个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明确的解决。攻击、诬蔑鲁迅的人就不用说，就是进步的文化界，向来也只把他单纯地作一个文学家来评论。过去也有人评论过鲁迅的思想，但很少有人说他是“思想家”，更没有人说他是“伟大的思想家”；至于“伟大的革命家”，在有些人看来，那就更谈不上了。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虽然概括了鲁迅的革命传统和思想发展道路，但也没有把鲁迅提到“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的高度来认识。《序言》对鲁迅杂文的分析是相当深刻的，但在瞿秋白的心目中鲁迅只不过是一位有着深刻思想的文学家和思想家而已。“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这几个光辉的字眼始终没有出现在他的笔下。毛泽东就不同了，他满腔热情地、斩钉截铁地称赞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他没有局限于从“文学视角”来片面地评价鲁迅，而是高屋建瓴，从鲁迅在文学史、思想史和革命史这三大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从“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位一体的角度，从鲁迅的著作、思想和行动所表现出的具体事实出发来评价鲁迅，因而其论断无疑是十分科学的，而这正是毛泽东论鲁迅的杰出之处，也正是毛泽东比瞿秋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论述得更全面、更深刻的地方。
在中国文学史上，鲁迅作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其文学成就是众所周知的。他在小说、杂文、散文、散文诗、诗歌及文学史的研究和外国文学的翻译等方面都有杰出的历史贡献。鲁迅一生留给我们七百余万字的著作和译文，记载着他战斗的业绩，前进的脚印，反映着中国革命发展的历程，特别是他的七百多篇杂文，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我国20世纪20、30年代的社会、政治斗争和思想文化斗争全貌。在中国革命史上，从1917年，即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到1936年抗日战争前夕近20年间思想、政治、文化战线上的一系列斗争，在鲁迅杂文中都有反响和反映；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叛徒、汉奸，以至一般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党内“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鲁迅杂文全都对之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或严肃的批评。鲁迅杂文可以称为20世纪20、30年代用杂文形式写的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革命史，是反映“时代眉目”的特殊形态的诗史。过去有人说巴尔扎克的作品反映了一个什么时代，屠格涅夫的作品反映了一个什么时代，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的作品各反映了一个什么时代……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说，伟大的鲁迅用七百多篇战斗性很强的杂文和几十篇具有高度思想和艺术力量的小说及其他作品，从一个重要侧面深刻地反映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即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开始打碎几千年人压迫人的社会锁链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一个作家和一种文学作品，能够发生的作用之大、之广、之深，在鲁迅身上，最突出地表现出来了。对自己的国家、民族、人民的解放和新生，对于人民的革命事业，对于文化思想的建设，能够以文学之力，以作家之身，作出这么多和这么大贡献的，在中国文学史上，鲁迅所作到的，是首屈一指的，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鲁迅作为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的最伟大的文学家，即使站在世界伟大作家的行列里，也是第一流的。如果不抱资产阶级的艺术审美偏见，这个结论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
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作为伟大的思想家，鲁迅的世界观经历了由革命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转变。十月革命前，年轻的鲁迅，曾经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进化论等思想的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给鲁迅带来了他梦寐以求的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从此以后，鲁迅看见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积极投身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战斗呐喊。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鲁迅在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中，“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 ［27］ “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以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 ［28］ 通过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实践的检验，鲁迅终于看到了作为主要思想武器使用了20多年之久的进化论的“偏颇”，而勇敢地对它作了彻底的否定，毫不留恋地把它抛弃了。阶级斗争血的教训，促使鲁迅加紧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和运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开始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个根本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从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的转变，从一个思想体系向另一个思想体系的转变。有了这个转变，使鲁迅从根本上区别于一切资产阶级作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从而在他身上放射出灿烂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
鲁迅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又是伟大的文学家，他的深刻的思想，绝大部分在他的文学著作（小说和杂文）中体现出来，主要体现在他的杂文中。鲁迅杂文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在思想理论上，除了很少谈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之外，几乎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举凡人生、社会、历史、现实、国家、民族、家庭、个人；哲学、政治、文化、艺术、美学、教育、科学、伦理和宗教，以及妇女、青年、儿童等方面的问题，鲁迅杂文无不涉及。那真是一部特殊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事实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具有独特意义的思想体系。关于这些方面的杂文，已经有人编辑和撰写了《鲁迅的哲学思想》、《鲁迅的文艺思想》、《鲁迅的美学思想》、《鲁迅的教育思想》、《鲁迅论文学艺术》，以及《鲁迅思想论纲》、《鲁迅思想研究》等类专著。
鲁迅思想的载体，除了小说和《坟》中的早期几篇论文，就是他的杂文了。我们说到鲁迅的思想，主要就是指鲁迅杂文的思想。当然，鲁迅还有《中国小说史略》等学术著作，但这些所占数量不多，而且其思想基本上属于小说史的范畴。因此，鲁迅思想可以说主要的成分是他杂文的思想。鲁迅在文学上的极高素养，使他最善于把深刻的思想、丰富的内容和生动的形式，三者熔为一炉，用杂文的形式，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表现得生动、形象而又深刻、厚实。正如冯雪峰所说，鲁迅的杂文“几乎每一篇都闪耀着一个天才思想家的思想光芒，也几乎每一篇都闪耀着一个典型塑造的巨匠和一个天才的讽刺作家的艺术光芒。” ［29］ 鲁迅杂文，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利器，又是艺术的明珠。这里正显示着鲁迅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一个鲜明特点，也是他的一个优点。
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在现实斗争中学习、形成的，而又是通过他的作品，在现实斗争中发挥其作用的。鲁迅曾说，他的杂文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是掷向黑暗势力的“匕首”和“投枪”；他写作杂文，常是“对于时局的愤言”，“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他写小说，则是要毁坏封建统治的“铁屋子”，唤醒那沉睡的人们，他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是遵奉革命前驱者的命令，为革命呐喊助威的。他的散文和诗歌，以及大量的书信，也无不热烈地唱着所是，颂着所爱，攻击着所非和所憎，都“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毫无疑问，鲁迅的思想和作品，在中国革命事业中具有强大的战斗作用，“是对于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法西斯蒂，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镜。” ［30］ 正如毛泽东所说，它们“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
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鲁迅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样毕生致力于理论著述、工人运动和社会革命，创建了科学的马列主义学说的伟大革命导师，又不同于毛泽东那样擅长理论、文学，又精通政治、军事，以雄才大略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了一个崭新中国的伟大的人民领袖。鲁迅是以文学为职业，毕生探索人的心灵，改造人的灵魂，并主要立足于思想文化战线，为中华民族与劳苦大众的解放而奋斗终生的有独创性、有自己显著特色的伟大思想家。关于鲁迅思想的独特性，冯雪峰曾有过精辟的分析，他在《回忆鲁迅》一书中说：“鲁迅先生不愿意称自己为思想家，却愿意看自己为一个战士……自然，在客观上他是一个战士，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家，因为他的思想是富于创造性的，并且也是有系统的……但他的思想的系统性，在他那里是他的从事现实战斗的意志始终如一的自然结果，并不是他要创造一个思想体系或一个主义的结果。在他那里，一切新的和好的思想，一切真理，不是要拿来砌造自己的学说，而是要用真理之光，来照彻现实和照明前进的道路，要把一切新的和好的思想用到现实的战斗上去……和一个平常所说的思想家和理论家比较，他确实更像是一个战士和斥堠，一面战斗着，一面探索着前进道路，而这个战斗和探索的经验与教训就是结成他的可贵的思想果实的基本东西。对于前人的学说、主义和思想，他也像个战士或一个实用家那样，只要于他有用处，多少有可作为武器或作为向导的作用，或者可以作为旁证，他就拿来运用，决没有成见；但如果他认为在现实战斗上没有什么用处，他就不大留心，即使那些思想和主义在历史上或在别国怎样有名，怎样有地位。所以，他的思想绝少是前人的学说或主义的演绎或发展，而基本上是他和中国人民的现实战斗的经验和教训的积累和结晶。” ［31］ 这一点，武汉大学教授易竹贤在其论著《鲁迅思想研究》中也有独到的见解。他指出了鲁迅思想四个特点：“首先，鲁迅是执著现实的战斗的思想家”，“其次，鲁迅是富于求实精神而又善于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家”，“第三，鲁迅是善于把深刻的思想植根于丰富的知识，并表现于生动形式之中的思想家”，“第四，鲁迅是严于自我解剖的伟大思想家”。因此易竹贤同志认为，鲁迅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既是充分‘中国化’了的，又是充分‘鲁迅化’了的。” ［32］ 中国革命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和国务活动家等等，像鲁迅这样的伟大思想家至今仍然是唯一的一位，这就是鲁迅思想独特性的表现。
鲁迅作为伟大的文学家和伟大的思想家，是和他长期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分不开的。鲁迅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面，一刻也没有离开过革命的实践。他不是那种关门写文章的书本上的“革命家”，而是不断地参加革命实践活动的“革命家”。他的全部革命实践，都同中国人民推翻三大敌人、夺取政权的伟大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早在辛亥革命前，鲁迅在日本就参加了章太炎领导的革命团体“光复会”的反清革命活动；五四时期，鲁迅战斗在新文化运动策源地北京，向反动、腐朽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作了英勇的斗争，后又经历了“女师大学潮”、“三一八”惨案；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他满怀革命热情，投身于当时革命的中心广州，积极组织文化队伍，开辟新的战线，经历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土地革命时期，鲁迅选择文化斗争的中心上海作为战斗基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作家的联合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成为“左联”的实际领袖，还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革命团体。在这些组织中，鲁迅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发挥了极大的积极作用。他披荆斩棘，凡是当时革命的主要对象、主要敌人，他都针锋相对斗争过、批判过。鲁迅后期从斗争实践中学习马列主义，掌握了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后，就战斗得更英勇了。在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中，作一次讲演，参加一次集会，发表一篇文章，加入一个团体，都有被捕、被暗杀的危险；对他造谣、诬蔑、辱骂、恐吓、中伤，更是常有的事。但是鲁迅大义凛然，英勇无畏，毫不退缩，一直战斗到死。他的骨头是最硬的，充分表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所以，毛泽东说，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这是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对鲁迅的崇高评价。这个评价是公正的、恰当的、科学的。鲁迅集“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三“家”于一身是当之无愧的。
毛泽东以三“家”一体的全面的整体的观点来综论鲁迅、评价鲁迅，对于我们研究鲁迅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一是，对鲁迅这个历史人物进行研究时，要充分考虑他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把鲁迅放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和革命史中去考察评价，需要从文学史、思想史和革命史这三方面对鲁迅进行全面的完整的把握和正确的综合的认识：鲁迅是一位用文学作武器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战斗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既是现代文化（包括文学）革命的代表人物，也是现代思想革命的代表人物；鲁迅既有高度的文学史、文化史上的价值，也有高度的思想史、革命史上的价值。毛泽东论鲁迅的杰出贡献在于：他不仅充分地认识了鲁迅的这些价值，而且最精辟地论述了鲁迅的这些价值，使我们更加明确地认识到鲁迅的伟大。二是，对鲁迅作品进行研究时，也需要有全面的完整的观点，从“文学”、“思想”、“革命”这三个视角和视点去分析和评价，也就是说对他的作品，不仅要看到它们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还应当看到它们在思想斗争和革命实践中所起的作用。这样，才能全面估量鲁迅作品的文学价值、思想价值和革命价值。
半个多世纪以来，回顾毛泽东对鲁迅的崇高评价，仍然倍感其正确性。可以肯定，这一崇高评价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无庸讳言，毛泽东对鲁迅的崇高评价正如有些人所说包含着政治策略的革命功利考虑，但我们认为这考虑是非常英明的，因为他确实起到了树立旗帜，争取人心，凝聚灵魂的巨大作用，这已为成功的历史实践所证明了。但这只是表层的因素，如果只停留在这一层看问题，就过于肤浅了。事实上，毛泽东对鲁迅的崇高评价，除了出于政治策略的革命功利考虑外，还有更深层的文化精神背景的原因。鲁迅在长期的革命实践过程中，逐渐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倾向于处于被压迫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特别在晚年，他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坚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虽然“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鲁迅的心和我们的心是息息相通的”。“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作为具有政治远见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鲁迅的价值及其与自己相通之处，因而倾尽全力推崇，大树鲁迅的精神文化旗帜，是十分自然的事。
历史上任何伟大的人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生活着的具体的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伟人，都有其伟大的历史功绩，也不可避免地有其历史局限性。毛泽东不例外，鲁迅也不例外。今天，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的一些错误而否定当年对鲁迅的评价，更不能由于这些错误和后来苏联的解体、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而否定当年心向毛泽东、心向中国共产党、心向苏联的鲁迅。历史终归是历史，所有问题必须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全面的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只有这样，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