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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1月16日，是郭沫若的50诞辰，又恰逢他的创作生活25周年，当时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写了一篇题为《我要说的话》以庆贺这个双重的日子。这篇文章虽然说是为纪念郭沫若而写，但却选择了一个很好的切入角度：从郭沫若与鲁迅的相互比较谈起。周恩来在文章中首先指出：
在朋友中间，在文坛上，通常喜欢将鲁迅和郭沫若相提并论，这原是一件好事，应当做的事，可是有时候也成为多事。多事就是将无作有，将小作大，张冠李戴，歪曲事实，甚至分门别户，发展成为偏向，这便不应该了。 ［47］
周恩来的文章，针对当时的一些偏见而发，表现出政治家的风度，既把握原则，又剖析区别。他是这样谈及鲁迅的：
鲁迅的时代，是一半满清，一半民国的时代。他出身于破产的士大夫家庭，他受建社会很深的洗礼，他受过戊戌政变后的洋务教育，嗣后，留学东洋，又受教于章太炎先生，并参加了光复会。入民国以后，他又做过多年北方官僚社会的小京官，也可以说是闲差事。直到“五四”的前夜，他才得参加思想革命的运动，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从此以后，他就公开的成为宗法社会的逆子，士大夫阶级的叛徒，逐渐养成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可是他自己却又那样谦诚的愿意做一个“革命军马前卒”。 48
短短数百字，勾勒出鲁迅的时代背景、生活经历，可见他对鲁迅的情况的熟悉程度。对郭沫若，周恩来这样说：
郭沫若的时代，却稍为异样了。他虽在少年时代，也是关在四川宗法社会里面的。但是20岁以后，他走出夔门，几乎成为无羁绊的自由知识分子了，虽然他也如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过着贫困的流浪的生活。他的半商半读的家庭，虽也给他一些影响，但是30年来大时代所给予他的影响，却有着异常不同的比重。就拿经历来说，他既没有在满清时代做过事，也没有去北洋政府下任过职，一出手他就已经在“五四”前后。他的创作生活，是同着新文化运动一道起来的，他的事业的发端，是从“五四”运动中孕育出来的。 ［49］
在比较了两人的时代背景和人生经历之后，周恩来对他们的战斗业绩和革命作用，做了这样的形象概括：
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 ［50］
接着，周恩来针对当时文化界的情况，补充了这么一句：“从这样的观点出发，自然在并论鲁迅和郭沫若的时候，便不会发生不必要和不应有的牵强和误会了。”
关于鲁迅的革命传统，周恩来认为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所说的四点是“非常之对的”。他对郭沫若的精神做了三点概括，并指出：“这些，也就是郭先生在革命的文化生活中最值得提出的三点，也就是最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三点。”最后，周恩来特别说明：“我这不是故意要将鲁迅拿来与郭沫若并论，而是要说明鲁迅是鲁迅，郭沫若是郭沫若，‘各人自有千秋’”。 ［51］
鲁迅与郭沫若“各人自有千秋”，这个结论是十分正确的。二位伟人在生活经历、思想性格、创作成就等方面，都有许多异同之处。在这里，我们还可作些补充阐述。
鲁迅生于1881年，郭沫若生于1898年。他们虽然相差11岁，但仍属于同时代的人物。他们都是在旧民主主义时期的后期积累了智慧的力量，而在新民主主义初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闯将。
鲁迅与郭沫若早期的经历有某些相似之处。他们少年时代在家乡都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文化育，熟读《四书》、《五经》，有较深的旧学根底，但一旦离开绍兴或走出夔门之后，他们就接受了西学的影响。鲁迅与郭沫若都认真学习过西方文化，但由于志趣和爱好不同，所受的影响也不一样。鲁迅在南京读书时，阅读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著的、我国维新派人物严复译述的《天演论》，接受了进化论的观点，作为自己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武器。到日本留学以后，鲁迅对于西方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进行了广泛涉猎，他对以拜伦为首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派，深为赞赏。在这过程中，他又接受了个性解放思想。由于鲁迅从事文艺运动的目的主要是借文学改良人生，改造国民性，医治国人的灵魂，所以他除了鼓吹摩罗诗派激发麻痹了的国民之外，还努力寻求与中国相似的国家的文学。他找到了俄国和东北欧国家的文艺，在那里，他看到了被压迫者善良灵魂的辛酸和挣扎，这对鲁迅日后的创作影响很大。他曾说：“后来我看到了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命运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 ［52］
郭沫若在哲学思想上深受斯宾诺莎的影响，接受了泛神论的观点。在文学方面，郭沫若始则崇拜印度的泰戈尔，继而喜欢德国诗人歌德，对英国浪漫派诗人，郭沫若并不喜欢拜伦，却喜欢雪莱。其后，又为《草叶集》的作者，美国浪漫主义诗人惠特曼所吸引。郭沫若说；“尤其是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旧套摆脱干净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暴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亮的调子所动荡了。” ［53］
鲁迅与郭沫若早期的经历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到日本留学，开始都是选择了医学救国的道路，但结果都是弃医从文。当然，情况也并不完全一样。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修业不到两年，便因为日俄战争时事影片的刺激，觉得对于愚弱的国民来说，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第一紧要的，还在于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要推文艺，于是转而提倡文艺运动。鲁迅从医学救国走上文学救国的道路，表现了他的爱国主义和启蒙主义的思想特点。郭沫若弃医从文，如他自己所说有三个原因：一、从小时起所受的教育和所读的书籍的影响；二、我自己的生理上的限制（耳病不聪——笔者注）；三、时代的觉醒。但主要还是时代的觉醒。他自己也说过：“这时代的觉醒促进了我自己的觉醒，而同时也把我从苦闷中解放出来了。从前我看不起文艺的，经这一觉醒，我认为文艺正是摧毁封建思想，抗拒帝国主义的犀利的武器，它对于时代的革新，国家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真正的科学技术等具有同样不可缺乏的功能。因此，我可以心安理得地放弃我无法精进的医学而委身于文艺活动了”。 ［54］
五四时期，鲁迅与郭沫若都是以启蒙主义者的身份，通过文学事业，参加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他俩在中国新文学史上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是可以代表发展方向的作家。然而他们两人的性格气质与艺术个性却迥然不同。鲁迅早期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曾热情讴歌拜伦、雪莱、普希金、密茨凯维支、裴多菲等西方浪漫派诗人，并期待着在中国也能有这样的“精神界的战士”，来打破旧中国的“萧条”。但鲁迅后来没有走上浪漫主义创作道路，而成为现实主义艺术大师。郭沫若却成为鲁迅所期待的现代中国第一个“摩罗派”诗人，走上了浪漫主义创作道路。就文学创作而言，鲁迅和郭沫若都是多面手，但他们成就的重点不同：鲁迅主要是小说和散文，特别是杂文，而郭沫若则是诗歌和历史剧。
鲁迅与郭沫若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根本的共同点是：他们不仅是文学家，而且都是革命家。但由于他们各有不同的生活经历、思想素养、个性气质，以及所受的社会思潮影响不同，因而差异也是非常明显。这同中之异，异中之同，恰好说明鲁迅与郭沫若“各人自有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