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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在国民党反动派节节败退，日本侵略者步步深入，华中重镇武汉即将陷落的前夕，留驻在武汉的周恩来，于10月19日为鲁迅逝世二周年写了纪念题词，发表在当天的《新华日报》上：
鲁迅先生之伟大，在于一贯的为真理正义而倔强奋斗，至死不屈，并在从极其艰险困难的处境中，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将来。这种伟大，是我们今日坚持长期抗战，坚信最后胜利所必须发扬的民族精神！
同一天，周恩来在百忙之中和邓颖超出席了武汉文化界召开的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在会上，周恩来结合当时的抗战形势，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说。他一开始就举出“疾风知劲草”的古语，着重阐述题词中提出的鲁迅坚忍不拔的精神，说：“今年纪念鲁迅先生，又是武汉危急的时候……鲁迅先生生时，在困难当头或局势动荡时，绝未动摇或妥协过，无论在今天明天都本其一贯精神，倔强奋斗，至死不屈，同时，又启示出未来的光明，把握住光明的前途。”接着谈到鲁迅的政治远见：“他看出未来的光明，然而却没有离开社会、离开现实。特别在晚年对中华民族之努力，回答一个托派的信上，不容情地揭露托派之阴谋，赞同日抗民族统一战线，指出中华民族解放之大道，是值得我们钦佩他的政治远见的”。他针对当时存在的投降危机，号召人们学习鲁迅精神，“困难愈大，要愈加努力，以克服困难，坚持抗战，特别要紧的是要有最后胜利的信心，伟大前途的认识，为达此目的而努力。非有如此信心，即不能坚持长期抗战，向前奋斗，反而会随时因困难而动摇而屈服，妥协投降。只有坚信未来之胜利，同时又努力克服现实的困难，而艰苦奋斗，这才是中华民族之伟大精神要素，也正是鲁迅精神之所代表。”最后，周恩来勉励人们：“不论在政治上、文学上，或为人道德上，都需要我们学习鲁迅先生的精神和作风。” ［19］ 把鲁迅先生这种倔强奋斗、至死不屈的精神和确信光明的信念称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这是极深刻和正确的。可以说，鲁迅精神，就是体现和发扬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周恩来对鲁迅的这个评价，与毛泽东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是一致的。毛泽东也认为鲁迅的精神是代表民族精神的，他将鲁迅称之为“在文化战线上，代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雄”。 ［20］
武汉失陷以后，国民党政府从武汉迁都重庆。1945年，鲁迅逝世四周年，周恩来参加了重庆进步人士召开的纪念会，并发表了重要演讲，明确指出：“在鲁迅的一生中，有四个大的特点是值得我们注意，这就是鲁迅的（一）律己严，（二）认敌清，（三）交友厚，（四）疾恶如仇。鲁迅的一举一动，甚至对于生活上最细微的事情，都是‘一丝不苟’；鲁迅在生活和斗争中，是认清敌友的，鲁迅可说是一个最好的战斗的战略家，又是一个最好的文艺的战略家。” ［21］ 这段话简明扼要地概括了鲁迅一生爱憎分明的战斗精神，通俗易懂地阐发了鲁迅一生的为人品格。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周恩来亲自陪同毛泽飞抵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留在重庆时，在一次文化界召开的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上作了演讲。他一开头就说：“鲁迅先生的许多话，活生生地在记忆之中，成为奋斗的指南”，他引用了鲁迅的一段语录：“革命的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然后指出：“抗战胜利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每个文学和文化工作者，在这大时代中，跟政治跟革命的进展是息息相关，无法分开的。”谈到文化建设问题时，他认为文化建设不可能离开政治革命运动，并高度赞扬了鲁迅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做出了披荆斩棘的开路工作”，同时指出：“在中国有些土壤上已有了文化建设。方向是有了的，但需要大家的努力，大家动手建设。”“只要有鲁迅先生说的一个倒下去，一个跟上去，甚至于（几）百人跟上去的精神，只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奋斗下去”，“一定能使中国新文化开出奇花异果，让中国人民能享受新文化的成果的”。 ［22］ 在当时国民党特务横行，荆棘遍地的重庆，周恩来的演说是含蓄的，策略的，又是坚定的。
1946年10月19日，上海全国文化界协会等团体联合举行鲁迅逝世9周年大会。在中国历史处于光明和黑暗生死搏斗的严峻时刻，周恩来出席纪念大会发表了演讲。在这次讲话中，他针对蒋介石玩弄假谈判，假和平，企图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深刻地指出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也是鲁迅先生的立场。”他号召大家学习鲁迅爱憎分明的精神，对人民的敌人要“横眉冷对”，“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要“俯首甘为”，“如对孺子牛一样的为他们做牛。”“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他勉励大家：“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鲁迅和闻一多，都是我们的榜样。” ［23］
周恩来历次关于纪念鲁迅逝世的题词、演讲、文章，有一个总的主题，就是学习鲁迅精神，宣扬鲁迅精神。那么，鲁迅精神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周恩来为我们指出了两个基本点，那就是：一、为真理正义而倔强奋斗，至死不屈的韧性战斗；二、从极其艰险困难的处境中，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将来的坚定信念。
为真理正义而倔强奋斗、至死不屈的韧性战斗是鲁迅精神的第一个基本点。周恩来在《我要说的话》一文中认可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已经指出的四点：“第一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第二是‘韧’的战斗，第三是反自由主义，第四是反虚伪的精神。这都是非常之对的”以后，指出：“有人说，鲁迅先生‘韧’性的战斗多表现在他的著作上，郭先生的战斗性，多表现在他的政治生活上。我想，这种分法，并不尽当的。因为一个人的战斗性，是发源于他的思想性格和素养的，文学和行为，不过是他的表现的方面罢了，并不能说这是差别的所在。真正的差别是鲁迅先生的‘韧’性战斗，较任何人都持久，都有恒，这是连郭先生都会感到要加以发扬的”。 ［24］ 韧性战斗精神在鲁迅的精神结构系统中居于核心位值，体现着鲁迅精神结构系统的稳定性特质，这是一种不息求索、百折不回、抗争到底的独立自强的人格精神。
鲁迅自己也多次强调韧性战斗精神。从教育青年、会见亲友、阐发人生经验到思考对敌斗争的战略战术，鲁迅十分重视的一个原则便是“韧”。1925年4月10日，许广平在给鲁迅的信中提出她“以为对于违反民意的乱臣贼子，实不如仗三寸剑，与以一击，然后仰天长啸，伏剑而死。”针对这种“性急”的主张，鲁迅在回信中指出：“在进取的国民中，性急是好的，但……要治这麻木状态的国度，只有一法，就是‘韧’，也就是‘锲而不舍’。逐渐的做一点，总不肯休，不至于比‘踔厉风发’无效的。” ［25］ 柔石曾回忆鲁迅对于他进行的做人与战斗的教诲。1929年2月9日，柔石在日记中写道：“鲁迅先生说：人应该学一只象。第一，皮要厚，流点血，刺激一下子，也不要紧；第二，我们强韧地慢慢地走下去。” ［26］ 鲁迅本人也自比为象，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落款：“EL”，即英语elephant （象）的缩写，“ELEF”即德语elefant （象）的缩写，许广平给鲁迅写信称“B·EL” （Brother Elephant）意为“象兄”，或称“EL·Dear”意为“亲爱的象”。 ［27］ 作为一名精神界的战士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确具有象的品格：皮厚，不怕流血，经得起刺激；同时，还能够如象一样强韧地，一步一步坚持不懈地向前行进。鲁迅在《这个和那个》一文中以运动会为例，说：“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获胜者自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的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28］ 鲁迅在这里赞颂和提倡的是一种“不耻最后”的“韧”性的精神品格。1930年，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鲁迅发表重要讲话，在谈到文化战线面临的任务时，他指出：“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 ［29］ 这是从长远的文化战略构想出发，对文化战线上的朋友们提出的忠告。在鲁迅看来，韧性是生命体需要具备的品格，拥有这种品格，生命才能升华，生命价值才能实现。
“韧”的字面含义有两层：一是持久，二是坚强。第一层含义侧重于时间维度，第二层含义侧重于力量维度。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指出：“弄文学的人，只要（一）坚忍，（二）认真，（三）韧长，就可以了。不必因为有人改变，就悲观的”。 ［30］ 这里，鲁迅兼顾强调了“韧”的两层含义。周恩来说：“鲁迅先生的韧性战斗精神，较之任何人都持久，都有恒”，“鲁迅先生之伟大，在于一贯的为真理正义而倔强奋斗、至死不屈”，也注意到了“韧”的两层含义。上述“韧”的两个层面的含义构成，体现着鲁迅韧性战斗精神的两个基本走向，认识鲁迅的韧性战斗精神，就必须剖析这两方面的意义构成。
为了坚持韧性的战斗，在战斗的方式方法上，鲁迅提倡的是“壕堑战”。他说：“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 ［31］ 鲁迅对生命付出的思考是深邃缜密的，他把生命的牺牲与社会的改革联系起来加以认识：“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惜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所谓宝贵者，并非‘珍藏于家’，乃是要以小本钱换取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须买卖相当。” ［32］ 所以鲁迅教育青年“为中国计，觉悟的青年应该不肯轻死了罢”。 ［33］ 鲁迅向来不主张轻易地牺牲生命。为了更好地养精蓄锐，保存革命实力，以较少的代价去获取更大的胜利，鲁迅“采取的战术，是：散兵战，壕堑战，持久战”。 ［34］ 在各种战法中，鲁迅更重视“壕堑战”。“壕堑战”既是延续发展生命，保存革命实力的有效战斗方式，又是进行持久战的基础。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统治和反革命文化“围剿”十分残酷的情况下，“壕堑战”就显得更加重要。
鲁迅的韧性战斗精神是怎样形成的呢？周恩来指出：“一个人的战斗性是发源于他的思想性格和素养的。”分析鲁迅韧性战斗精神形成的原因，首先不能不考虑鲁迅本人的“思想性格和素养”的因素。
鲁迅的思想性格和素养突出地具有强韧的色彩。他的早期论文《摩罗诗力说》赞颂恶魔派诗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其文章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这种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正与鲁迅强韧的思想性格和素养相契合。冯雪峰曾指出鲁迅的“个性是从来就很强的”。 ［35］ 鲁迅“对侵犯个性、个人自由、地位、利益、尊严的言论行为极其敏感，总是毫不犹豫地作出最猛烈的反击。鲁迅在这方面有很多十分引人注目的表现。例如，为维护自己战士的尊严，他向最高法院上诉，控告身居要职，炙手可热的当时的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章士钊；为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与北新书局的稿费纠纷，也是诉诸法律解决；当《文学》杂志主编傅东华化名伍实在《文学》上发表文章，暗示鲁迅等‘名流’‘看不起黑种’，鲁迅的反映就极其强烈，立即作文揭露，要求宣布其真实姓名，公开道歉，同时与文学社断绝了关系”。 ［36］ 鲁迅的强韧的思想性格和素养无疑对鲁迅韧性战斗精神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鲁迅“韧”的战斗精神的形成，还与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清醒认识和深刻分析紧密相关。旧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生产力的停滞，反映到观念形态上，养成了顽固、保守的意识。“天不变，道亦不变”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仰。即使经过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这样的三次思想解放运动，顽固、守旧和反对变革的思想在社会上还有很大的潜在力和惰性力。所以鲁迅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37］ 事实确乎是于此的。封建制度统治了中国几千年，帝国主义侵略又与中国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共同作祟。而旧的思想、风习更是盘根错节，影响极深，加之许多国民尚未觉醒，保守麻木；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斗争和改革，只能如鲁迅所说：“要缓而韧，不要急而猛”，要打持久战。
鲁迅精神的另一个基本点是：从极其艰险困难的处境中，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将来的坚定信念。鲁迅所处的时代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至1936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前。这正是一个光明和黑暗交战的时代。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风雨如磐暗故园”，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像巨石一般沉重地压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头上，使整个中国暗无天日，岌岌可危。满清王朝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坚决反抗。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进行了多次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如1840年的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1851年～1864年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1898年的戊戌变法，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1911年的辛亥革命等。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民国一成立，紧接着就是军阀混战，张勋复辟，然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建立法西斯统治，进行疯狂的反革命“围剿”，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鲁迅多次谈到中国像一个“黑色染缸”，“大夜弥天”，处处荆天棘地，黑暗无以复加。但是，黑暗不仅没有把鲁迅吞没，相反的激起了鲁迅对光明的热望和追求。他相信将来必胜于过去和现在，光明一定会战胜黑暗，即使“大夜弥天”，他也要坚持“战取光明”。当鲁迅还处在北洋军阀的压迫下，他就认为黑暗总会过去，光明一定会到来。他在《华盖集续编·记谈话》中说：
如果历史学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38］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鲁迅在《野草·题辞》中写道：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39］
在这里，鲁迅以高昂的乐观主义精神，抒写了对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必定胜利的坚定信念。他坚信革命力量的“地火”一定会喷薄而出，燃成摧毁旧世界的熊熊烈火，将光明照耀人间。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正大举向我华北地区侵犯，妄图霸占整个中国。在这民族危亡攸关的时刻，蒋介石反动政府对外妥协，对内则继续加紧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在国统区残酷地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屠杀爱国志士。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鲁迅毫不妥协，他高瞻远瞩，写下了这样刚劲有力的诗句：“于无声处听惊雷”，“但见奔星劲有声”。他透过反动、倒退、黑暗势力所散布的乌云，看到了那“劲有声”的“奔星”已从远处而来，他相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无声的中国”里，一定会出现震撼世界的“惊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一定能胜利。
鲁迅追求光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愈是在“大夜弥天”，荆棘遍地的黑暗中，就愈是强烈地憧憬追求着光明。周恩来揭示了这一特点。鲁迅逝世后，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在致许广平的唁电中称鲁迅为“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是高度概括和颂扬了鲁迅精神这个特点的。
倔强奋斗、至死不屈的韧性战斗；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将来的坚定信念，便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周恩来不仅深刻分析而且高度评价这一鲁迅精神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从这里看到了我们民族的精神要素。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如果没有倔强奋斗、至死不屈的韧性战斗精神，是不能获得独立和解放的；而没有对光明的坚定信念，缺乏光明目标的指引，斗争就没有动力，就不能持久。在鲁迅身上，恰恰体现了这两种精神要素的结合。周恩来在鲁迅身上看到了我们的民族精神，看到了鲁迅的伟大，看到了我们民族的希望。
关于郭沫若的精神特质，周恩来把它概括为三点：“第一是丰富的革命热情……”，“第二是深邃的研究精神……”，“第三是勇敢的战斗生活……”。在谈到第二点时，周恩来指出：
10年内，他的译著之富，人所难及。他精研古代社会，甲骨文字，殷周青铜器铭文，两周金文以及古代铭刻等等，用科学的方法，发现了古代许多真实。这是一种新的努力，也是革命的努力。 ［40］
事实就是如此。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1928年2月24日，迫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郭沫若在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离开上海，举家赴日，在日本度过了10年的流亡生活。在日本期间，正是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猛烈抬头，积极准备侵略中国；加之，郭沫若在国内时参加革命的实际表现，日本当局一直把他当做危险分子，他受到日本刑士（便衣警察）和宪兵的双重监视。在这种情况下，郭沫若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上，潜心研究古代历史和古代文字，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以及研究周易之制作时代、先秦天道观的发展等数百万字的著作。鲁迅当时在上海也很重视郭沫若的古史考证、金文甲骨文研究，称赞他“有伟大的发现，路子对了，值得大家师法”。 ［41］
郭沫若海外10年的学术研究之所以取得如此杰出的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具有学术家和革命行动家的高贵品质。有人说“学术家和革命行动家不能兼而为之”，针对这种看法，周恩来指出：“其实，这在中国也是过时的话。郭先生就是兼而为之的人。” ［42］ 的确，郭沫若是一个学术家和革命行动家兼而为之的人物。作为学术家，郭沫若涉猎了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并在他所涉猎的许多领域都有新的建树。他是中国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作为革命行动家，他始终和中国共产党取同一步调，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共同着脉搏。他从来没有放下过自己的笔，但如果革命需要，他也可以投笔从戎。作为学术家兼革命行动家，他不是单纯为学术而学术，他的学术研究有明确的革命功利目的。他研究历史和考古是在“风雨如晦”之时开始的。他说：“对未来社会的待望逼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目前虽然是‘风雨如晦’之时，然而也正是我们‘鸡鸣不已’的时候。”“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他坚持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为指导，“把中国实际的社会清算出来，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加以严密的批判，让你们看看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究竟是否两样！” ［43］ 很明显，郭沫若研究我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是为了通过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批判中外政客、反动文人的谬论，回答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态度，正是郭沫若学术研究取得杰出成就的重要原因。
过去有人说，郭沫若在日本度过了10年的逃避现实的“书斋生活”，甚至有人指责郭沫若“玩物丧志”，说他“思想倒退”。这是不符合实际的。郭沫若到日本以后，虽然环境十分艰险，一家6口，生活来源很困难，但他认为自己“虽然离开了祖国，离开了工做岗位”，却“不应该专门为全躯保妻之计便隐没下去”，而应“拿出勇气和耐心来，更坚毅地生活下去。” ［44］ 他在日本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并没有忘情于祖国的社会现实，甚至在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时还经常回忆起北伐战争和“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往事，说“那些情形是活鲜鲜地在我脑中显现着的” ［45］ 。而且除研究历史外，他也一直关心国内的革命斗争，积极参加了促进国内文艺界在党的领导下的团结工作，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五十多位发起人之一。他还支持了“左联”东京分盟的活动，同时翻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撰写了《我的童年》、《反正前后》、《创造十年》、《北伐途次》等几部传记散文。这些作品，可以说是他既重视历史，又能摆脱历史的重负，认真“清算过往社会”的产物；是他在“风雨如晦”的黑暗年代，“鸡鸣不已”，要求冲破黑暗、迎接黎明的思想结晶。
周恩来正确地指出：“郭先生是革命的诗人，同时，又是革命的战士。他心中笔下充满着革命的怒火，也充满着对人类的热爱。当‘五四’觉醒时期，当创造社草创时期，他的革命热情的奔放，自然还带着很浓厚的浪漫蒂克，这正是当时知识青年的典型代表。但是经过前一次大革命炉火的锻炼，经过十年海外的研究生活，他的革命热情已经受了革命理智的规范，然而他内在的革命烈火，却决没有消失，相反的，愈蕴藏便愈丰富。一旦抗战号响，他便奔回祖国，他的革命热情，也就重新爆发出来了。”又说：“他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他还懂得在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也就是为革命作了新的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他的海外十年，充分证明了这一真理。”“如果说，连卢那察尔斯基都不免在退潮时期入了迷路，那我们的郭先生却正确的走了他应该走的唯物主义的研究的道路” ［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