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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文坛上的两位伟人，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了先进文化事业的建设，奋斗终生，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对鲁迅与郭沫若的思想、精神、战斗业绩作出了高度的评价。毛泽东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是五四以后“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1］ 邓小平说：“郭沫若同志是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是伟大的科学家和文学家。” ［2］ 鲁迅与郭沫若在我国现代革命史和文化史上的成就和贡献，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光荣和骄傲，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
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有些人对鲁迅与郭沫若的关系不甚了解，认为这两位伟人“曾用笔墨相讥”，是势不两立的。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和正确。诚然，他们曾有过误解和争论，例如，众所周知的，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1936年鲁迅与周扬、夏衍等人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两个口号之争，郭沫若当时虽身在日本，却发表了支持“国防文学”论者的文章，表示了自己与鲁迅不同的意见。但这一切都没有妨碍他们相互呼应，携手前进，共同向国内外敌人作斗争。周恩来曾明确地指出：“这里必须为周郭两先生辩白的，他们在北伐期中，谁都没有‘文人相轻’的意思，而且还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事实。周先生在《两地书（六十九）》中说：‘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励写些文字’。在广州发表的文学宣言，周郭两先生均列了名的。广州事件后，郭先生曾邀请鲁迅先生参加创办刊物，列名发表宣言，不幸因新从日本归来的分子的反对联合，遂致合而复分，引起了后来数年两种倾向斗争的发展。这从‘切磋’的观点看来，未尝不是一件有收获的事。但是，因此而引起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和无聊的纠葛，一直影响到鲁迅晚年时候的争论，那真是不应该的了。” ［3］ 在这里，我们不妨对周恩来的上述说明做些补充。
1926年大革命高潮前夕，鲁迅在北京经历了《新青年》阵营分裂以后自己“上下求索”孤军奋战的时期，他在慨叹“新的战友在哪里呢”的同时，积极投入了揭露和抨击北洋军阀及其走狗制造的“三一八”惨案的战斗，因而遭到通缉，于1926年8月被迫南下，到了厦门。这时候，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 ［4］ 鲁迅在寻找“新的战友”时首先想到了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恰巧就在这时，对鲁迅十分关怀，而且还向中山大学提出过推荐鲁迅来任教的，也正是郭沫若。郭沫若后来回忆时说：“在1926年以前，我在上海做文艺活动的时候，鲁迅在北京。1926年他受段祺｀瑞｀的压迫，被逐出北京的时候，我在做着广东中山大学的文学院长，那时曾商同校长，聘请鲁迅做教授。然而待鲁迅南下广东时，我已经参加北伐军出发了。” ［5］ 1927年1月，鲁迅到达广州时，正当大革命蓬勃发展的高潮时期，郭沫若所参加的、实际上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北伐部队继续胜利进军，扩展到了长江流域。这时，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不甘心自己及其走狗的失败，一再公开调集军队，侵犯我国领土，制造了一连串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血腥惨案，如“万县惨案”、“汉口惨案”、“九江惨案”，并增兵上海，横行华界，任意捕杀中国人民，使上海成为“恐怖之城”。中国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为了抗议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由创造社发起，并得到鲁迅的赞成和支持，共同发表了《中国文学家对英宣言》，呼吁：“全世界的无产民众联合起来，为了打倒资本帝国主义而团结，将来把资本帝国主义打倒之后，我们更可以为世界的生活发展而互相扶助。” ［6］ 在这个《宣言》上签名的有鲁迅、郭沫若、成仿吾等人。周恩来说：“在广州发表的文学家宣言，周郭两先生均列了名的”，指的就是这件事。一年以后，创造社的其他同仁在回忆这段史实时写道：“前年（即指1927年）在广州，创造社发起反对英国出兵的宣言，鲁迅是我们的唯一赞成者，他首先签了名字。” ［7］ 就这样，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鲁迅和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结下了战斗的友情。
1927年10月，鲁迅与郭沫若等先后到了上海，为了进一步开展革命文艺运动，他们便具体商讨了“联合作战”的问题。郭沫若邀请鲁迅创办刊物，建立作战阵地。关于这件事，郭沫若在1947年写的《跨着东海》一文中有如下记载：
我是爱护创造社的，尤其爱护创造社在青年中所发生的影响，因此我想一面加强它，一面也要为它做些掩护的工作。怎样去加强呢？我在人事上发动了李一氓和阳翰笙来参加，同时又通过郑伯奇和蒋光慈的活动，请求鲁迅来合作。鲁迅那时也由广州回到上海来了，对于我的合作的邀请，他是慨然允诺……我们从第一步做起，曾经在报章上登过恢复《创造周报》的启事，在这启事上是以鲁迅的名字领衔，我以麦克昂的变名居第二，以次是成仿吾、郑伯奇、蒋光慈等。 ［8］
郑伯奇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谈到此事的经过，他说：
沫若同志参加南昌起义，行军潮汕以后，也经由商港回到上海，我们觉得这么多进步作家聚集上海，大家联合起来，共同办一个刊物，提倡新的文学运动，一定会发生相当大的影响……我们取得沫若同志的同意和支持，去访问鲁迅先生，谈出联合的意思，鲁迅先生立即欣然同意。他主张不必另办刊物，可以恢复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他将积极参加，我们都很高兴。沫若也表示非常欢迎。我为此事曾两次访问过鲁迅先生。这计划曾由鲁迅和沫若领衔发表过启事。 ［9］
但后来由于创造社新从日本归来的分子的反对，他们对鲁迅以及联合鲁迅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加上次年2月24日郭沫若因受通缉被迫东渡日本，开始了10年流亡生活，这计划终于搁浅。20年后，郭沫若又谈过这件事：
我在上海时，邀请鲁迅、蒋光慈和其他朋友们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联合战线的打算，不仅完全被抛弃，反而把鲁迅作为了批判的对象，让蒋光慈被逼和另一批朋友组织起太阳社。于是语丝社、太阳社、创造社，三分鼎立，构成了混乱的局面。 ［10］
也因此，正如周恩来所说：“引起了后来数年两种倾向斗争的发展”，“引起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和无聊的纠葛，一直影响到鲁迅晚年时候的争论。”但这种“争论”“从‘切磋’的观点上看来，未尝不是一件有收获的事。”因为，通过争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文艺界更加发展和深入人心了。鲁迅后来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 ［11］ 郭沫若也说：“其实就是我，也是实实在在被‘挤’的一个，我的向中国古代文献和历史方面的发展，一多半也是被这几个朋友‘挤’出来的。” ［12］ 同时，经过争论，文艺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1930年，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日益加剧的反革命“围剿”，经过内部的争论、互相批评和互相学习，以鲁迅与郭沫若为代表的革命的、进步的作家终于联合太阳社及其他左翼作家，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的成立，实现了数年前郭沫若谋求与鲁迅联合作战的宿愿。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当时郭沫若远在日本，在惊悉这个噩耗以后，悲痛不已，曾写《民族的杰作》、《不灭的光辉》和《坠落了一个巨星》等悼念文章。他痛感鲁迅的逝世和高尔基的逝世一样，是“两个宏朗的大星”的失坠，他称颂鲁迅为中国文学“开辟出了一个新纪元”，“鲁迅是我们中国民族近代的一个杰作。” ［13］ “鲁迅始终是为解放人类而战斗一生的不屈的斗士，民族的精英”，鲁迅“这不灭的光辉将要永远的照耀而且领导着我们。” ［14］ 他强调鲁迅的精神便是不屈不挠地与旧社会、旧势力奋斗到底不妥协的精神，指出“鲁迅的战斗精神与年俱进，至死不衰，这尤其是留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榜样。” ［15］ 在谈到他与鲁迅的关系时，他以生平未能与鲁迅相见一面“亲聆教益，洞辟胸襟”为一件“不能弥补的憾事。” ［16］ 并说：“由于人事上的龃龉，和地域上的隔离，鲁迅和我虽然到底没有能会面，然而我对鲁迅总是尊敬着的，是把他当成着精神上的长兄。作为青年的弟弟的我，对长兄的叱斥，偶尔发过些孩子脾气，更曾辩过些嘴，倒也是事实……而一般的人往往以为我和创造社同人对鲁迅素有敌意，不仅在作这样的想，而且在作这样的宣传。事实却完全相反。” ［17］ 我们不必讳言鲁迅与郭沫若曾经有过争论的事实，但这并不能把它看作鲁、郭关系的全部。鲁迅说得好：“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 ［18］ 鲁迅与郭沫若由于“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由于他们的革命立场一致，所攻击的反革命目标一致，救国救民的思想一致，追求真理的热望一致，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和拥护一致，对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献身精神一致，等等，也就是说，在他们的思想和革命实践中有许多本质的共同点，有着坚实的思想基础，所以他们两人的战斗友谊是深厚的，不愧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革命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