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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实力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的，其核心思想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科技力量和基本资源等构成的硬实力，也包括由文化教育、理念制度、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等构成的软实力。这一概念的提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有效地处理国际关系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随着软实力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把软实力思想运用于区域、省市的发展中，丰富、拓展了该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就河南省来说，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了实现中原崛起的宏伟目标，以经济为主要指标的硬实力增长较快，但以文化为主要指标的软实力却进展较缓。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发展表明：经济发展的程度越高，越是需要“软实力”的支撑。而目前河南省综合实力增长步调的不一致从某种程度上已经制约了河南省的经济发展。尽管软实力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意义，但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个中原因包括认识上的误区，不少人没有认识到软实力发展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没有看到软实力与硬实力的紧密关系。另外，由于软实力不能带来立竿见影的直接利益，所以包括一些政府部门在内对软实力发展的积极性不高、动力不足，软实力建设往往是说得轰轰烈烈，实际上并没有踏踏实实去做。
基于软实力对于中原崛起重要性及其被重视不足，我们的这一研究就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即为中原崛起中如何提高河南省软实力以及运用软实力提供决策参考。当然，这一研究也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意义，一方面是关于软实力内涵的再定位，这一概念来源于国际政治领域，其原概念是从国家层面来确定的。如果把它引入到国内区域层次，其内涵和外延都要发生一定变化；另一方面，鉴于河南省的特殊性，它其实是一个缩小的中国，研究河南软实力的成果有很多对于全国都有参考价值。
众所周知，Soft Power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来的，最早的中文出版物把其译为“软力量”，后来，不少人采用“软权力”这个译法，也有一些人把它译为“软国力”，台湾一位学者把它译为“柔性国力”，后来，更多的人把其译为“软实力”。但笔者认为，就奈最初提出这一概念的内涵来说，译为“软权力”更为恰当，更符合奈的本义。因为，Soft Power是相对于Power而言的，在中国政治学界，把Power译为“权力”更为约定俗成。所以，从Soft Power的本初意义上讲，把其译为“软权力”更好。
下面我们先来看奈提出的“软权力”的内涵：让我们先从“权力”（power）一词说起，毫无疑问，权力是一个难以界定其含义的概念。奈自己就把权力比喻为爱情，说它易于体验，却难以定义或者衡量
。同时，他也把权力比喻为天气：“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就像天气一样，虽然人人都在谈论它，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它。正如农民和气象学家努力预见暴风雨的来临一样，政治家和分析家试图理解国家间权力分配发生重大变化的动力。权力变迁不仅影响各国的命运，也常常伴随着世界大战的风暴。”
虽然“权力”是人们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汇，但是它却很难被加以准确定义。有关权力的定义有无数个，但是人们通常把权力定义为控制或影响他人的能力，或者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
按照字典的解释，“权力”是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给“权力”下了一个比较权威的定义。他认为，权力是指那种让别人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之能力。
而奈给“权力”下的定义是：权力是达到自身目的或者目标的能力。一般认为，奈的这个定义同达尔的定义有不同之处，奈的定义强调的是运用权力的目的，即权力是达到自身目标的能力。而达尔的定义强调的是运用权力的方式或者手段，即通过改变他人的意志或者控制他人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然而，这并不是说，奈不重视运用权力的方式或者手段。恰恰相反，正是在论述影响他人行为方式的基础上，他把权力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两个方面，从而阐述了其软权力思想。
奈指出，有很多种影响他人行为的方式，既可以通过威胁和奖励他人，也可以通过吸引他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前者是运用“硬权力”，后者是施展“软权力”。在奈看来，“硬权力”指的是通常同诸如军事和经济力量那样的具体资源相关的“硬性命令式权力”（hard command power），“软权力”指的是与诸如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等抽象资源相关的、决定他人偏好的“软性同化式权力”（soft co—optive power）。奈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在合著的一篇文章中更明确地指出，硬权力是指通过威胁或者奖励，让别人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之能力。而软权力则是指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手段，让他人自愿追求你所要的东西之能力。换句话说，“硬权力”的运用，表现为借助引诱（“胡萝卜”）或者威胁（“大棒”）手段，直接迫使他人改变自己的意志或者行为。而“软权力”的运用，则表现为通过自己思想的吸引力或者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让其他国家自愿效仿或者接受体系的规则，从而间接地促使他人确定自身的偏好。也就是说，让别人追求你想要的东西。
奈喜欢用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软权力”的作用：小孩的父母都知道，假如他们为自己的孩子确立信念和偏好，那么他们所拥有的权力就会比单纯依赖积极管教的方式要大得多、持久得多。奈认为，在以信息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和跨国相互依存的时代，权力的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权力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以转化，越来越不太具体，越来越缺少强制性。实际上，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软权力就是吸引力。
归纳起来说，奈所说的软权力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第一，文化（culture）吸引力。他所说的文化是指普世性文化（universalistic culture），也就是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文化。然而“文化”是一个内容很广、也很模糊的概念，很难加以定义。宗教、语言、教育、生活方式、电影、电视、报纸、网络、饮食等等都可以包括在文化的范畴之内。很显然，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文化无疑是构成“软权力”的重要基础。在他看来，美国在这方面具有很多软权力，美国文化是软权力的重要源泉。正如奈所说：“不管我们做什么，美国的大众文化都具有全球影响。好莱坞、有线电视网和互联网的影响无所不在。美国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宣传自由、个人主义和变革（还有性和暴力）。笼统地说，美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有助于增强我们的软权力——即我们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
第二，意识形态（ideology）或政治价值观念（political values）的吸引力。“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同样也是难以定义的概念。奈本人在论及软权力源泉的时候，常常把“理念”（ideas）、“政治价值观念”（political values）等概念和“意识形态”概念加以混用。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新著《软权力》中论述软权力三个主要源泉时，使用了“政治价值观念”的提法。
但在该书的某些地方，他也提到意识形态的吸引力。
实际上，意识形态或政治价值观念是广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把它们列入文化的范畴之中。
第三，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奈在 1990 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中明确指出，如果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建立和主导国际规范（international norms）及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从而左右世界政治的议事日程，那么它就可以影响他人的偏好和对本国国家利益的认识，从而具有软权力，或者具有“制度权力”（institutional power）。
他在 2004出版的著作《软权力》中，使用了“塑造国际规则”的提法。他在书中这样写道：“如果一个国家可以塑造（shape）国际规则（international rules），使之与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念相吻合，其行为就更可能在他人看来具有合法性。如果它可以使用和遵循那些能够引导和限制他国自愿行为的制度和规则的话，那么它就没有必要使用代价高昂的胡萝卜与大棒。”
以上便是奈所说的软权力的几个基本内容。这些一直是他在论述美国的软权力源泉时特别强调的方面，正如他在 2000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美国软权力的一个源泉是其价值观念，在某种程度上美国被认为是自由、人权和民主的灯塔，而其他国家则纷纷效仿；软权力的另一个源泉是文化输出、电影、电视节目、艺术和学术著作，以及因特网上的材料；软权力也通过国际组织（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北约或美洲人权委员会等）发挥作用，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多样化的、与美国利益相一致的选择，这些国际组织巩固了美国的软权力。”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软权力含义只限于以上三个方面，也不是说所有软权力的源泉都可以被纳入这三大范畴之中。奈在著述中就指出过信息、国家政策等因素的重要作用。它们也可以被列入软权力的范畴。比如，奈提出了“信息权力”（informational power）的概念。
在他看来，信息革命通过促进非集中化和民主，正在改变着政府和主权的性质，使得非政府角色的作用得到增强，并使外交政策中软权力的重要性增加。
同时，创造很多知识的国家也能产生吸引力，笼统称为信息技术的东西可能是“最为重要的权力源泉”。但是，奈也指出，拥有大量和丰富的信息并不一定意味着获得的权力大，筛选信息的能力更为重要。
又如，在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奈特别提醒美国政府在制定自己的政策时要考虑别人的利益，包括盟友的利益，要与他人协商，要使自己的利益与别国的利益相吻合。
特别是在《软权力》中，奈把对外政策同文化、政治价值观念一道，列为软权力的三大源泉之一。
他在最近几年一再批评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认为美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所采取的单边主义行为，包括不签署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及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等，损害了美国的软权力。
就软权力的作用来看，最近十多年来，奈一直在宣扬软权力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它可以帮助美国实现自己的对外政策目标。比如在阐述软权力的作用时，奈在1990 年的书中写道：“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使其权力在别国看来是合法的，那么它在实现自己意志的时候就会较少受到抵抗。如果它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那么别的国家就会更愿意效仿。如果它能建立起与其社会相一致的国际规范，那么它需要改变自己的可能性就会很小。如果它能够帮助支持那些其他国家按照主导国家所喜欢的方式采取或者限制自己行为之制度，那么它在讨价还价的情势中就可能没有必要过多地行使代价高昂的强制权力或者硬权力。简言之，一个国家文化的普世性和它具有的建立一套管理国际行为的有利规则和制度之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权力源泉。在当今国际政治中，那些软权力源泉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正是因为软权力的重要作用，所以针对上个世纪 80 年代一度流行的所谓世界将进入国际政治中的日本时代这一论点，奈明确指出，相对日本来说，美国的软性同化式权力很大，这使得它在世界事务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用奈的话来说就是：“权力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某些变化将对日本有利，但有些变化可能对美国更有利。在命令式权力方面，日本的经济实力正在增强，但其在资源方面很脆弱，而且军事力量相对较弱。在同化式权力方面，日本的文化高度孤立，而且它尚需要在国际制度中争取更多的发言权。相反，美国具有世界性的大众文化，在国际制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全球化时代，奈提醒美国政府：“经济和社会全球化并不造成文化一统化，世界其他地方不会有朝一日看起来都像美国一样。在全球历史的这个时期，美国文化是非常卓越的，它有助于在许多方面、但不是所有方面增进美国的软权力。与此同时，移民和国外的思想和事件也在改变着我们本国的文化，而这又增加了我们的吸引力。我们对保持软权力很有兴趣，我们现在应当利用这种软权力来建立一个与我们的基本价值观相一致的世界，以便来日我们的影响力缩小时仍有利于我们。”
“软权力”这一概念进入中国后，必然会受到中国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十多年来，我们也许还不能说其外延与内涵已变得面目全非，但其在中国的使用已同奈的本意相去甚远。变化的最初表现是Soft Power这一概念的译法已稳定在“软实力”上，中国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无论其是指一个国家、区域、城市，还是指一个企业、学校，甚至是个人。本课题即使用这一概念。当然其主要的变化还是表现在软实力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下面我们简要回顾一下这一变化过程。
首先，中国学界对软实力这一概念的认可度不一。“软实力”这一概念诞生后，在中国对其认识主要有三种态度：第一类是对这一概念本身持怀疑态度。例如，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刘建飞教授就认为，奈的“软实力”概念不是很严密，其借助了计算机软件、硬件的区分思维，而事实上软件和硬件必须结合起来，二者是辩证统一的。第二类是对“软实力”的功用持怀疑态度，认为它并不像奈所描述的那么重要。例如，中国国内的不少学者曾引用约翰·麦克洛依（John McCloy）的话：“国际舆论？我不相信国际舆论。唯一要紧的是权力！”美国专栏作家卡尔·托马斯也曾表示：“说美国的言行能减少我们敌人的威胁性，这纯属虚构。”第三类态度则是肯定这一概念，同意这类实力在新时代和新形势下的重要意义，并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拓展和深化。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第三类反应占据主流地位。当然，认识到“软实力”概念的重要意义的学者，在对于软实力的本质内容的看法上也还是立足点不一，或者各有侧重，从而存在分歧。
其次，中国学者倾向于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界定“软实力”概念。由于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具有不同的民族性格和气质，所以其对软实力的认识也有很大的不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由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不具备自然科学研究对象那样的唯一性，因而社会科学的许多概念很难精准定义，往往予以宽泛的解释或约定俗成。另外，社会科学领域的概念随着国际流动，其解释往往带有研究者本国的思维定式，受本国语境的限约，从而使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出现差异性。”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学者也大致认为构成中国软实力的来源也应从文化、政治制度以及外交政策等维度入手。然而，深入考察即可得知，两者使用的“所指”虽然相同或相似，但其“能指”却有着深刻的差异，这种差异源于两者所处的不同背景。对于奈而言，无论是文化、政治价值观、意识形态等都与西方的一套自由民主论述框架息息相关。在这个叙述框架内，社会的多元与宽容、言论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开放、文化的多元并存、非政府组织的独立与重要作用都与美国的软实力息息相关。在这个叙述框架内，奈能够游刃有余的去论证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在信息革命的时代具有越来越强大的软权力，而外交政策也不再是由政府唯一主宰的领域。正如其总结到：“许多软权力资源不受政府控制而仅仅有一部分与政府的目的相契合……今天，美国公司以及非政府组织普遍发展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软权力，而这个软权力有时与政府的外交政策相协调或者相互扞格”。
而中国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则认为：“软实力是一国的内外政治动员能力，即对国内外硬实力的调动和使用能力。”这种看法不仅强调了软实力对外的维度，也包含了其对内的维度。还有观点认为，软实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认同力、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基本路线和发展战略的执行力、国民的凝聚力、民族的创造力、文化的感召力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等。这种观点表现出更强的内向性。上海社科院的左学金认为，美国目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所以约瑟夫·奈提出和论述软实力时更多的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美国学者这样看有一定道理，符合美国的国情。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讨论软实力可能一方面要着眼于国际关系，另一方面要更多地着眼于国内发展，另外，从民族的性格和气质上看，一般而言，中国人更为内向，而美国人性格更加外向。古代的中国经济繁荣，文化昌明，周围没有可与之匹敌的国家，但是，这种突出的优势并没有催生出中国人外向的性格。于是，在探讨软实力时，在“反求诸己”精神的指导下，国内学者不仅关注一国为达到目标而影响他国的能力，还考虑到了它整合、动员国内能力与外部能力并重的“软实力”。如果从综合对内对外两个维度而非单纯局限于对外维度的意义上探讨国家“实力”，也即综合性的国力，那么，国内学术界对“软实力”的理解相对来说更加全面、完整，只是这时候的“软实力”已经失去其本来面目。
再次，中国与西方学者对软实力关注的时代背景不同。具体来说，这一概念问世后，西方与中国对其重视的时代背景既有相通之处，也有自身独特的地方。其相通之处在于，世界各国在国际政治中所追求的目标和可以选择的手段、工具，以及所针对的对象都发生了变化。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促进了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人才与信息跨国流动的大规模发展，从而使得世界各国相互渗透的程度越来越高，相互之间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同时，也催生了很多新的非国家行为者，例如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媒体机构、黑客等都属此列。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也提高了人类破坏生态环境的能力，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和资源危机。制度变迁则表现为民主制度的扩张与深化——时至今日，世界民主化潮流已经持续了 30 多年，民主制度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市场经济制度的普及，以及一系列国际组织的诞生，国际规则的出现等。当然，制度和技术常常是协同作用的，甚至这两者之间也是相互促进的——作为一个主要时代背景的全球化就同时是制度和技术创新的产物。
中国学者和官员关注软实力的独特背景主要表现在：第一，软实力概论与新一届政府的发展战略和关于国家、世界的理论基本一致。出于国内外多方面因素的考虑，21 世纪之初的中国相继提出了“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和谐社会”、“和谐外交”、“和谐世界”等发展理念，可以看出，无论上述哪一种理念，重视软实力都是其中的应有之义。2004 年 6 月的一期《瞭望》刊文指出：中国和平崛起，必然把构建和强化软实力放在重要位置。文章分析认为，人口众多和多民族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必须以共同的理念和价值观来协调内部关系，增强全社会的凝聚力。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要承担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发展的责任，必须具有与世界各国进行沟通的能力。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共政策主张能够得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认同，事业的成败得失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因此，中国需要软实力，中国也势必重视软实力。反过来，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构建也可以提高中国的软实力，使中国得以借助日渐强大的软实力来推动国家和世界的良性发展，从而进一步提升中国对软实力的依赖和重视。第二，重视软实力也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中国学者左学金认为：目前我国重视软实力与中央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是密切相关的。30 年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环境问题，中国的和谐、稳定和进一步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威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坚持科学发展观就要重视软实力的提升——要全面、协调发展，就需要改变过去重视经济发展，轻文化建设的局面，加强对文化产业和事业的投入和支持，真正做到“两手都要硬”；要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和政治权益，就需要改革社会政治和法律制度，建立公平正义而且有效的社会秩序；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集约式增长代替粗放式增长，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就需要提高国民素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同时还要改变目前容易孳生学术腐败，滥竽充数，官僚主义等严重制约学术发展问题的科研体制，刺激科研人员将精力集中于科学研究；要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就要发展和繁荣社会文化……所有这一切，都是对中国软实力资源的发展，都将最终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总之，中国政界和学界人士对软实力概念的关注，是和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状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即便是以前，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和所处的国际环境也要求中国重视提升软实力，主要依靠以软实力为手段来实现国家目标，只是如今这种要求格外迫切和明确而已。
最后，软实力内涵和外延在中国的拓展。软实力概念诞生后，随着研究的深化，其内涵和外延不断地发生变化，其适用范围有不断拓展之势。特别是在中国，人们已将其运用到各个领域，在国家软实力之外，区域软实力、城市软实力、企业软实力、学校软实力、个人软实力等概念相继产生。甚至可以这样说：目前的情况已经发展到任何机构，甚至是个人，都可以作为软实力的主体，都可以谈论其软实力的地步。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软实力重要意义的理解与体悟，另一方面也揭示着软实力研究所涵盖的普遍价值。
这里以区域软实力和企业软实力为例简要述之。在区域发展问题上，近年来，中国各地方政府在重视硬件建设的同时，加大了对软力量的关注，以弥补资源等硬件的不足。比如，“大气谦和”的新气度指引下的上海迅速展开了区域合作的画卷，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加速，上海发展的新时代也随之而来。以自身的人才优势为基础，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均制订规划，致力于发展创意产业，力图将其打造成本市的支柱产业。另外，浙江精神孕育出来的浙江儿女创造出了巨大的辉煌，“浙江现象”一时间吸引了众多人的目光。而广东、浙江、河南、贵州等省也调整发展思路，计划充分利用本区域丰富的文化资源，力图实现从“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总而言之，在这个时代，对于区域发展目标而言，不仅政府机构的主观能动性处于重要的位置，而且文化资源、人力资源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受重视。在工商业领域，正当制度匮乏、秩序混乱或被漠视所带来的苦恼折磨着无数的中国企业时，物质消费向精神消费的转变已经使得品牌建设成为企业赢利的重要途径和目标。时代的发展则使得社会责任成为一种衡量企业价值的重要标尺，也成为关系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人们只要放眼四顾，看看众多企业在营造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培养和选拔后继领导人时的煞费苦心，在打造品牌、树立良好企业公民形象上的慷慨力度，就不难明白这些软性实力资源在经验老到的企业领导人心目中的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