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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之得名，据东汉时应劭说是：“在益水之阳，当为县名”。几千年来无论朝代变换，辖地变换，它却一直没有改易过名称。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安稳，此地的农民也是在山清水秀之间过惯了男耕女织的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这种族群聚集的生活模式往往有一个很大的共通点，即有一个气场十分强大充满人格魅力的族长，来笼聚着这一方的人气。卢性正的父亲乐山公正是此地卢氏家族的族长，族中大小事务，纠纷争夺，每凭其一言判断，当事者无不心服口服，而族中人称其为九公，就是因为他讲的话比天上的雷公还响亮、公允。
但这种依凭人力所维系的社会平衡，却无法与历史涌动的潮流相抗衡，除了隔三岔五的天灾之外，还有连绵不断的战事。自洋人叩关之后，沿海之地已处在历史变革的前沿，而身处内陆的益阳，也并不平静。公元1852年10月20日，洪秀全统率太平军经长沙转战益阳，获胜后，随即从水路挥戈武昌，占领南京。后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失败，但各地农民起义却是此起彼伏，如星火燎原一般爆发起来。常德汉寿地区的刘道美当时就以汉寿军山铺为根据地，聚众拜哥老会，成为益阳地区的哥老会首领，活动在汉寿与桃江两县群山交界处。
1871年，也就是卢性正出生的前一年，刘道美在卢性正的家乡益阳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彼时刘道美所发动的这场起义，便与饥民的揭竿而起有着莫大的关联。与饥民联系，秘密结社，是当时湖南地区起义所经常采取的一种形式。由于当时湖南战乱不断，又连遭灾荒，有的地方甚至“鬻卖男女者仅得斗米之资”，活下去，成了比什么都重要的愿望。于是这些走投无路的农民，便往往加入到这些秘密会社中，把反对当局与求一口饭吃，本能地结合了起来。这样会党的反清起义便与饥民暴动结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巨大的冲击力。时值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湖南的湘潭、宁乡、衡山、澧州等地就接连发生灾荒，入夏之后米价奇贵，灾民群起，很多人组织或加入了哥老会，官府亦是疲于应付。进入同治十年的春天，龙阳县军山总与益阳毗邻处又遇到灾荒，百姓饥馑，积蓄多年的民怨终于爆发。4月13日，刘道美聚集会众百余人在其老家益阳舒塘正式起义，以头裹红巾为号，凌晨便风驰电掣来到益阳城下，很快夺取了县城，县令仓皇逃走。义军烧毁县衙，冲进监牢，释放囚犯，烧毁厘金局，没收当铺，当地民众纷纷响应加入义军。然而不巧的是，洞庭水师游击刘德煌巡河率千余清兵正抵达益阳。为了避免正面接触带来更大的伤亡，起义军立即弃城转入龙阳县境。14日，刘道美率会众一把火将龙潭桥巡司及公堂等地方烧了个精光，并抄查了劣绅陈景沧家，将其父子3人当众处死，将钱粮赈济了当地的灾民。15日，会众攻占了龙阳县城，抄富户数十家，将财物散给贫民。不逾两日，便转入汉寿县境，整顿队伍，扩充军备。6月1日，刘道美率军攻克汉寿县城，烧毁巡司署办公厅数处。清政府此时闻知才大为震惊，立即派重兵对义军围追堵截。义军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刘道美只身逃走，先后隐蔽在临资口、白马庙等处。1871年冬，刘道美与他的父亲先后被官府缉拿被捕，解至长沙杀害。
益阳的这次起义，在当时只是波涛汹涌的无数的浪花之一，刹那间便淹没在历史洪流的大潮中。但这无数的起义、造反、民变却像是给清朝中国这匹本来就累弱不堪的骆驼身上不断地加上稻草。虽然当时的民众并没有轻易地去怀疑清王朝在末期改革的诚意，但其结局却被这些此起彼伏的烽火所证实是失败了的。此时的民变或许与后来所发生的革命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但后来的革命却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了。民众们并非一开始就背负崇高的革命目标，要推翻一个腐朽落后的制度，建立一个理想的新国家，而仅仅只是因为活不下去了。这个时候，一种革命的力量就在地下奔涌，只待有一天，有人登高一呼，把这些民变拧成革命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