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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命运与选择
19世纪末期的中国正处于一个风雨飘摇，烟云迷离的时期，即使在百年后的今天再回过头去观望，我们也很难想象，整个国家与每个国民都必须共同面对，一起苦涩地开启一段崭新的历史时，这四亿人中每个人的命运将何去何从，对于这样动荡的时局又该做出怎样的选择。
本书的主人公卢性正，出生于1872年，这一年距离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刚好30年光景。在这30年间里，一切都在变化着，美国人约翰·斯图亚特·汤姆森曾经在《北洋之始》一书中描述这种巨大的裂变：“这意味着中国要与广阔的世界展开自由的交流，而他们四百年来一直都顽固地拒绝迈出这一步。这意味着世界上最骄傲、最独立的民族现在必须平等地对待其他民族，和他们交流。这意味着绵延四千年的历史和骄傲将随风而去，他们需要谦卑地开启一段新的历史。这意味着这个国家不再只有一个皇帝，四亿人每个人都是皇帝，你要问每个人：‘皇上，你想怎么样呢？’长达两千年的教育体制在这一刻成为历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上帝（父亲）这一延续了至少五千年的信仰，就像酒、米和儒家教条一样即将成为微不足道的过去！四亿人将担负起个人和民族的责任，他们将进入世界的舞台并对世界产生影响，当然其中不乏荣誉，但也有耻辱！他们要拥有对事情对错与否的发言权，他们要放弃父亲、自身和儿子这个根深蒂固的三位一体概念，转而在有限的时间里展现崭新的自我。”虽然汤姆森的这段描述充满了西方文明中心的态度和理想主义的色彩。但他的感触，却是十分敏感和准确的，几千年的道统文化被瞬间颠覆了，建立在这个根基之上的一切建筑也将随之改变，不管这时的国人是否能意识到，但他们每个人都将成为新历史的开创者。
卢性正出生前大约十年的光景，也就是大清咸丰十一年，太平天国天历十年，西元1861年，这种变化愈加激烈。这一年西历的8月22日，文宗显皇帝奕詝客死在热河承德避暑山庄，结束了他操劳而屈辱的一生。咸丰皇帝命途多舛，《清史稿·文宗本纪》评论道：“文宗遭阳九之运，躬明夷之会。外强要盟，内孽竞作，奄忽一纪，遂无一日之安。”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当初，奕詝以“藏拙示仁”的心计夺得大位，颇有些“唯不争故天下莫敢与之争”的味道，但是国事不是家事，不由得皇帝个人的主观意愿所决定。十年御宇，发捻风起，外强叩关，国家丧乱，大清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在他死后十年，暮气沉沉的清王朝居然外和列强，内平叛乱，革故鼎新，自强中兴，演出了一幕枯木逢春的奇剧。
是年10月9日，一年前签订的《北京条约》，《通商各口通商章程》和修订后的《长江各口通商暂行章程》在这一天落实生效。自此，不论是清政府统辖的武汉，还是太平天国控制的天京，整个长江流域的天堑已变为洋船的通途。列强已不再满足于租借几个弹丸海岛，以供补给贸易了，中国腹地市场的大门已经打开。
这一年，英国人赫德以代理总税务司身份抵达北京，开始与清政府商议各口关税章程，以后48年里中国海关将由此人把持，中国关税自主时代终结。
这一年，一贯擅长趁火打劫的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勘分东界约记》，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40万平方千米国土强行割走，自尼布楚至雅尔塔，俄国吞噬了中国超过300万平方千米的国土，这相当于当时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至此，自元代以来统一了600多年的中国一分为二。
这一年，以“利益均沾”、“不宜偏私”的借口为名，欧洲列强如飞鸟投林般涌入中国，是年9月2日，在英法两国的“劝说”下，清政府同意普鲁士及德意志公会各国享有和取得英法两国同等待遇。随后诸如奥地利、西班牙、意大利，甚至连丹麦这样的欧洲小国都可以跑到“中华上邦”耀武扬威一番。
“西方的海权国家从南面向北上推进，而陆上大国俄罗斯则从北面向下推进，它们形成了一种钳形攻势，目标直指中国的心脏北京”。西方咄咄逼人的攻势激发了文人士大夫们空前的危机感，成为了推动时局转变的重要因素。
这一年，太平天国军占据的安庆失陷，天京门户洞开。11月20日，曾国藩被任命统率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围剿太平军。清军终于形成了有力的指挥和统一的调度。“反观洪杨，自三王内讧以后，石达开远行，内部即少可仗之才，李秀成、陈玉成仅为战将，虽东西驰突，不无一逞之威，然中枢不能发踪指示，阃外不能利害专断，狼奔豕突，漫无把握，两两相较，成败自判矣。”这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以西方精神改造国民性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已然崩溃，走到了尽头。天平天国运动被誉为中国历史上农民运动最高峰，但同时也是19世纪最为残酷的屠杀。如此惨重的牺牲并未建立起地上的“天国”，更没有挽狂澜于既倒。“满—汉—夷”组成的联军怀揣着各自的目的最终镇压了这场革命，但是以西方精神改造国民性的观念却流传了下来，以后这种改造国民性的大规模社会运动还将兴起二次。用新思想塑造一代新人，成为了后世革命家共通的梦想。
但是身处1861年的中国精英们并没有意识到应该走得这么远，“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以自强”成为了那个时代最流行的政治口号。西方势力的向东方传统的逼近不仅仅给予了古老的中国以亡国灭种的压力，也指明了自强振兴的道路。赫德领导的海关成为了中国有史以来最为高效廉洁的海关，虽然关税很低，但这笔钱成为了清政府一笔可观而稳定的收入，为日后中国近代化提供了发展的资金；外国势力进驻中国客观上也为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者提供了一面可以对抗政府苛捐杂税的旗帜，使自由贸易原则得以贯彻，让普通的中国百姓看到了一个与以前截然不同的政府；外国殖民地和租界，犹如一个个“国中之国”，成了国人窥望西方的“猫眼”，每当战乱、国变之时这里就会涌入万千国民，逃难的百姓，落魄的商人，下野的官僚，光杆的司令，当然还少不了被通缉的革命志士，宣传民主的文化名流。这里的异国风情，这里的高效和秩序，都给当时的中国人留下的深刻的印象。曾国藩的一段日记，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精英们的普遍观念：
“眉生言及夷务，余以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倨上着眼。即内地人民处处媚夷、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虽极可恨可恶，而远识者尚不宜在此等处着眼。吾辈着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1860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伐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炮弹、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内地之民，人人媚夷，吾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之也。”
咸丰一时之气血与无知，换来的却是千古之奇祸，自己也在自怨自艾中，英年早逝。但是，在中国，最高统治者的死亡，往往也是一个除旧布新的契机，而此时正是这样一个契机。
是年11月辛酉政变爆发，肃顺被诛，当年因才华外露而与帝位失之交臂的“鬼子六”恭亲王奕与两宫合谋夺取了帝国大权，年号由“祺祥”变为“同治”，新的统治核心形成了。
1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这个没有编制，没有行政级别，仅仅因为权宜之需而临时设立的机构，却大张旗鼓地掀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来应对内忧外患，挽救国家危亡。自此，中国的精英阶层结束了盲目排外的阶段，不再仅仅将战败视为仅仅是一场偶然，中国的精英们第一次开始真真正正地正视自己的不足，并以“知耻而后勇”的魄力在生死存亡之秋开始了第一波救亡图存的努力。不过当时谁也想不到由此一变，居然变得一发不可收拾，“首先是影响器物的技术；而后是关于国家和社会的原理；最后则是触及精神生活核心的观念”。一个个旧的傀儡被打倒，一个个新的偶像被树立，昨日新的偶像变为今日旧的傀儡。中国近代漫长的革命历程也由此滥觞。
主幼国疑，内忧外患，这是最坏的时代；内乱弭平，国家中兴，这又是充满希望的时代。身如死灰之木，心若不系之舟，对于当时的国人来说，没有人知道未来会怎样。路在哪里？路在脚下。自强恐怕是当时国人唯一的共识，此外便是纷争。虽然后世以成败论英雄，给他们扣上了顽固派、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等等大帽子，但是当时的人们没有时间来选择这些帽子，唯有向前而已，向前是唯一的出路。万千国民也逐渐被裹挟到这场大变局中来，“愿意的人，命运领着他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