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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雨潇潇，我走过五四大街。道旁抽芽的枝条一派新绿。路北，树丛掩映的红楼在霏霏烟雨中默然肃立，给人一种凝重的沧桑之感。
八十多年前，这栋“工”字形红砖楼门口，匆匆出入着大名鼎鼎、活跃于历史潮头的风云人物。他们中有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鲁迅、胡适……还有年轻的毛泽东。
徜徉在这条短短的大街时，往北一扭头，会瞅见红楼东南角一层李大钊办公室的窗户。1918年，李大钊在红楼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红楼西侧路畔，有尊赭色石雕耸立街头：一只巨手，高擎着熊熊燃烧的火炬。它昭示世人，正是这座楼房传播出的崭新的社会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人为中华崛起而英勇奋斗的道路。
红楼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是中国各种新理念的发源地。之所以能吸引各式各样的新兴学派，是因为这里张扬着蔡元培所倡导的“兼容并包”精神。这一点，从红楼任用人才不拘一格的有趣现象中可略见一斑。
例如，在红楼中执教的，不仅有讲授“中国小说史”的我国现代小说奠基人鲁迅、著名新派学者胡适，还有年仅24岁的新儒学代表人物梁漱溟，脑后拖着长辫子、以复辟派自居却精通英国文学的辜鸿铭，曾赞助袁世凯称帝但国学造诣深厚的刘师培，怪僻的“见了熟人不搭理”的笃实学人曾昭抡……的确，这些人性格迥异，不少人观点颇为另类。然而正是这些喜欢“独树一帜”、学养深厚的方家，共同构建起影响深远的百花竞放、充满生机的红楼文苑。
诸多学人做派洒脱、倜傥不羁。其轶闻趣事虽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却耐人寻味，引人思索。譬如：
胡适上课的教室在红楼西侧，时间多在下午。强烈的阳光由西窗洒入室内。胡适常常信步走下讲台，亲自动手，将遮挡阳光的竹帘缓缓放下。边放，边幽默调侃：“小姐们是不要多晒太阳噢”。这自然引来学生们会心的欢笑。
钱玄同讲音韵学时，举了粤语方音的例子。有个广东学生听出个中差讹，大胆地给钱写了封信。他没料到，第二次上课，钱先生竟当众宣读来函，热情赞扬，并真诚致谢。
“俊彩星驰”的大好局面，跟红楼大力延揽翘楚是分不开的。
新文化运动闯将陈独秀到京办事，住在前门外一家旅馆。校长蔡元培获悉后，数次登门敦聘。一次，恰逢陈小憩，酣然睡去。茶房欲上前唤醒，蔡急忙示意阻止，轻轻搬过一张小凳，坐在门外静候。直待陈先生大梦初醒，蔡校长方入室相见。拳拳之忱，终于将这位新思想的领军人物请进红楼。
奇妙的是，红楼中带有浪漫色彩的“兼容”精神，居然浸染了红楼外的寻常百姓。
《从沙滩到未名湖》记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鲁迅从西城住所乘洋车来红楼上课。抵达后，往往在楼前小摊儿喝碗豆腐脑。有位给先生拉洋车的也挨着他坐下，边喝豆腐脑，边跟先生攀谈。末了，车夫也跟着鲁迅走进红楼，坐在教室带写字扶手的木椅上，听先生讲课。在那样的岁月，最高学府的课堂里，竟然“兼容”了一位地地道道的“祥子”。
新理念土壤，培育出光艳的时代奇葩。马克思主义幼苗在红楼迅速成长。
一天，走出红楼的李大钊脱去灰长衫，换上短褂，熟练地驾驭着马车，载上一位神秘的客人，向东疾驰，直奔天津码头。大钊先生时而吆喝牲口，时而甩个响鞭，俨然是位赶车的老把式。溶溶月光下，驾车人跟车篷里南下上海的陈独秀低声密语，议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成立中国共产党。
红楼以每月8块大洋接纳了湘音浓重的25岁湖南青年毛泽东。1918年10月到1919年3月，他在红楼担任图书馆助理员。每天，他来到一楼阅览室，坐在黑色三屉桌后的黑木椅上，登记报刊和读者姓名。借此机会，他如饥似渴地旁听课程，积极参与哲学会和新闻研究会的活动。
《西行漫记》记载，毛泽东自述：“我在李大钊手下当国立北京大学图书管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他在红楼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真理。中国革命的领袖，从红楼出发，走向井冈山、延安、北京。
在红楼上班的时候，毛泽东住在红楼西北三眼井胡同吉安左巷一间民房内，跟其他学子挤在大炕上。清晨，当他迎着朝阳，从吉安左巷8号出来去红楼的时候，脑际梳理着学习收获，思索着刚刚接触的新鲜理念。
走过静静的红楼，在沉思中憬悟；这座楼房里当年恢弘的海纳百川气度与自由探究的学术风气，造就了20世纪群星璀璨的杰出带头人；对于21世纪建设创新型国家来说，这种气度和风气，仍然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