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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那静静的红楼

细雨潇潇,我走过五四大街。道旁抽芽的枝条一派新绿。路北,树丛掩映的红楼在霏霏烟雨中默然肃立,给人一种凝重的沧桑之感。

八十多年前,这栋“工”字形红砖楼门口,匆匆出入着大名鼎鼎、活跃于历史潮头的风云人物。他们中有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鲁迅、胡适……还有年轻的毛泽东。

徜徉在这条短短的大街时,往北一扭头,会瞅见红楼东南角一层李大钊办公室的窗户。1918年,李大钊在红楼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红楼西侧路畔,有尊赭色石雕耸立街头:一只巨手,高擎着熊熊燃烧的火炬。它昭示世人,正是这座楼房传播出的崭新的社会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人为中华崛起而英勇奋斗的道路。

红楼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是中国各种新理念的发源地。之所以能吸引各式各样的新兴学派,是因为这里张扬着蔡元培所倡导的“兼容并包”精神。这一点,从红楼任用人才不拘一格的有趣现象中可略见一斑。

例如,在红楼中执教的,不仅有讲授“中国小说史”的我国现代小说奠基人鲁迅、著名新派学者胡适,还有年仅24岁的新儒学代表人物梁漱溟,脑后拖着长辫子、以复辟派自居却精通英国文学的辜鸿铭,曾赞助袁世凯称帝但国学造诣深厚的刘师培,怪僻的“见了熟人不搭理”的笃实学人曾昭抡……的确,这些人性格迥异,不少人观点颇为另类。然而正是这些喜欢“独树一帜”、学养深厚的方家,共同构建起影响深远的百花竞放、充满生机的红楼文苑。

诸多学人做派洒脱、倜傥不羁。其轶闻趣事虽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却耐人寻味,引人思索。譬如:

胡适上课的教室在红楼西侧,时间多在下午。强烈的阳光由西窗洒入室内。胡适常常信步走下讲台,亲自动手,将遮挡阳光的竹帘缓缓放下。边放,边幽默调侃:“小姐们是不要多晒太阳噢”。这自然引来学生们会心的欢笑。

钱玄同讲音韵学时,举了粤语方音的例子。有个广东学生听出个中差讹,大胆地给钱写了封信。他没料到,第二次上课,钱先生竟当众宣读来函,热情赞扬,并真诚致谢。

“俊彩星驰”的大好局面,跟红楼大力延揽翘楚是分不开的。

新文化运动闯将陈独秀到京办事,住在前门外一家旅馆。校长蔡元培获悉后,数次登门敦聘。一次,恰逢陈小憩,酣然睡去。茶房欲上前唤醒,蔡急忙示意阻止,轻轻搬过一张小凳,坐在门外静候。直待陈先生大梦初醒,蔡校长方入室相见。拳拳之忱,终于将这位新思想的领军人物请进红楼。

奇妙的是,红楼中带有浪漫色彩的“兼容”精神,居然浸染了红楼外的寻常百姓。

《从沙滩到未名湖》记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鲁迅从西城住所乘洋车来红楼上课。抵达后,往往在楼前小摊儿喝碗豆腐脑。有位给先生拉洋车的也挨着他坐下,边喝豆腐脑,边跟先生攀谈。末了,车夫也跟着鲁迅走进红楼,坐在教室带写字扶手的木椅上,听先生讲课。在那样的岁月,最高学府的课堂里,竟然“兼容”了一位地地道道的“祥子”。

新理念土壤,培育出光艳的时代奇葩。马克思主义幼苗在红楼迅速成长。

一天,走出红楼的李大钊脱去灰长衫,换上短褂,熟练地驾驭着马车,载上一位神秘的客人,向东疾驰,直奔天津码头。大钊先生时而吆喝牲口,时而甩个响鞭,俨然是位赶车的老把式。溶溶月光下,驾车人跟车篷里南下上海的陈独秀低声密语,议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成立中国共产党。

红楼以每月8块大洋接纳了湘音浓重的25岁湖南青年毛泽东。1918年10月到1919年3月,他在红楼担任图书馆助理员。每天,他来到一楼阅览室,坐在黑色三屉桌后的黑木椅上,登记报刊和读者姓名。借此机会,他如饥似渴地旁听课程,积极参与哲学会和新闻研究会的活动。

《西行漫记》记载,毛泽东自述:“我在李大钊手下当国立北京大学图书管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他在红楼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真理。中国革命的领袖,从红楼出发,走向井冈山、延安、北京。

在红楼上班的时候,毛泽东住在红楼西北三眼井胡同吉安左巷一间民房内,跟其他学子挤在大炕上。清晨,当他迎着朝阳,从吉安左巷8号出来去红楼的时候,脑际梳理着学习收获,思索着刚刚接触的新鲜理念。

走过静静的红楼,在沉思中憬悟;这座楼房里当年恢弘的海纳百川气度与自由探究的学术风气,造就了20世纪群星璀璨的杰出带头人;对于21世纪建设创新型国家来说,这种气度和风气,仍然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QliEY4qaB8/hc/Fu+U4O6QSlP1zCEzQf5DX6FSO9X66ufDOd7oqEw0X/yzIil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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