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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末到清初，北京经历了一场奇异的“冷”“热”骤变。
热热闹闹的京师，清兵入城后，倏地奇“冷”——熙来攘往的人流，仿佛一夜蒸发，大街小巷冷冷清清。
时或穿过街衢的，只有武夫、随军家属及身披袈裟的和尚。
庞大的都市连店铺也难寻觅，更不用说戏园子了。九门之内，“冷”得瘆人，也静得出奇。居民呢，被悉数迁出内城，直至乾隆时，街巷才悄然“回暖”。
明清以降，古都“冷”“热”之变最剧烈的，当属天安门广场。
自明代肇始，天安门广场是个南北狭长、东西逼仄的“凸”字形封闭区域，乃皇家“前院”，黎民严禁进入。
五百多年间，广场绵延着空旷寂寥，人迹罕至。到上世纪50年代，广场遽然升温，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上，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游人，金水桥畔摩肩接踵直至今日。而在新世纪的京城，又新添了十分有趣的“三冷三热”：
一是“城内冷，城外热”。
随着拆迁，一批又一批地道的“老北京”揖别世代祖居的老屋，搬到三环以外，内城变“冷”了；与此同时，九门之外的“京畿”“热”了起来。有人统计，从2000年到2005年，大兴人口密度猛增了31个百分点！
二是“地上冷，地下热”。
公交车早已不再挤得像沙丁鱼罐头，售票员也不用下车拼力推人、关门了。山洪般的自行车潮久已是记忆中的“明日黄花”，地面变“冷”了。地下却持续增温，“热”了起来，地铁乘客激增。高峰时段，常上不去，只好等下趟。即使节假日，车厢里也满满当当。站在换乘站的传送带上，迎面走来的乘客犹如长安街的游行队伍。
三是“假日冷，平日热”。
双休日清晨，行人稀少，车辆疏落，一派宁静，跟工作日的车水马龙恰成鲜明对照。平时穿越没红绿灯的斑马线，要等许久，过路的聚多了，才相伴“硬”过；节假日清早，左右皆无车影，尽管像螃蟹一样彳亍横行。
我住在一条幽深的胡同里，小巷上演着饶有意趣的“热点跳动”：
几十年前，胡同里每天最“热”的地方是粮店，总排着手拎粮袋的居民，队挺长。改革开放后，粮店悄然隐没，最热的地方转移到卖大饼的窗口，老围着顾客，有民工，也有街坊。如今，大饼窗口的人群消失了，接踵而至的“热点”“窜入”几家餐馆。中午、傍晚饭点儿，食客满座，甚是火爆。售特色吃食的也特“热”，卖“山东大火烧”的铺子，烧饼酥脆松软，一天到晚买主盈门……
最近几年，京城“跳”出三种新兴的“热点”：
第一，“相亲热”。
公园的固定地点，每逢周日，征婚者成百上千。让人感慨万端的是，胸前挂着“自我简介”牌子来回游走的，或者像小贩一样“撂地”的，全是操心受累、两鬓如霜的父母，子女自己来的，不过是凤毛麟角。此“热点”积年累月，热度不减。不论冬夏，也甭管多重要的节日，树林边照样黑压压一片。家长们徘徊着，企望着。
第二，“阅读热”。
西单图书大厦、王府井新华书店，愈来愈“人满为患”。书架前净是手捧书册神情专注的读者。星期天，滚动的电梯上，站得密密匝匝，如江河流水，滚滚而来。有的书店的楼梯上，总是溜边坐着两行低头阅读的姑娘小伙儿。虽然年轻人是阅读的主力军，但徜徉“书林”的中老年前辈亦为数不少。
第三，“参观热”。
博物馆、展览馆、故居等，随便去一处，观览者皆络绎不绝。我惊奇地发现，美术馆购票的长队竟然延伸到东边路口，且向北拐。美术馆修建的时候，就住左近，从未见过如此盛况。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中国美术60年》展的大厅里，项背相望，摩肩接踵。
热点随着时代变迁：
幼小的时候，在胡同里玩儿，忽然听见胡同口响起呜哩哇啦的唢呐声，许多人争相观看。远远站在人群后，影影绰绰瞧见抬得老高的纸人纸马，在吹打声中迤逦走过。人们拥挤着踮脚引颈张望的样子，仍记忆犹新，但已成旧京陈迹。
新近去听一个知识报告，原以为听者寥寥，不料人头攒动，座无虚席，频见鹤发童颜的长者，“学习集会”渐成新时代的热点之一。
变迁似乎在加快。上世纪初叶，李大钊喟叹，人多车稠的北京大街，不光有20世纪的自行车、洋车、汽车，还有15世纪的骡车、马车、独轮车——热点中新旧混杂。
现今，不仅汽车遭遇新燃料车的挑战，自行车也被数量剧增的电动单车所排挤。新旧更替提速了。
容易忽略的是，新观念的确立和旧意识的淘汰，同样在快马加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