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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将着重对主体学的基本原理进行分层解读。看看主体学究竟揭示了一些什么样的本质和规律而足以让人类充分掌握自身的命运。
主体学在这个领域取得了三项重大的研究成果。或者对于有关的传统学科来说，出现了三个重大的突破。
第一、生物的存在形式是“生存单位”，生物的生存方式是“调节主客体关系”。
先从静态的角度分析：宇宙万物的存在都有其特定的形式。如一个星球，一座大山，一碗清水，一棵小草，一只兔子等等。大家知道，非生物是可以随意分割和组合的，如清水一碗可以分成两杯；清水若干杯可以聚合成一桶。但生物却不具备这种性质，如一只兔子分成两半，就成了两块兔肉；两只兔子也不能糅合成一只兔子。所以前者可以看成是以“存在单位”的形式“存在”着，后者则是以“生存单位”的形式“生存”着。由此可见，生存单位的物质（包含能量——下同）构成，无论是作为单细胞的细菌，或多细胞的参天大树、重达数十吨的鲸鱼，在质（这里指的是性质、成分——下同）的方面有个“最佳组合”，在量（这里指的是体积、重量等——下同）的方面有个“最佳比例”。如果说，维系一个生存单位的存在，在质的方面，需要的没有，不需要的掺入；在量的方面，与需要程度不一致，偏多或者偏少，那么都不利于生物的生存。所以生存单位是维系生命存在（生物生存）的单位，它的物质构成“需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
再从动态的角度分析：任何一个生物（生存单位）只要生存着（活着），它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体内总在不停地进行新陈代谢（同化和异化）。这实际上就是生存单位内部在不断地调整物质构成上的“质的最佳组合”和“量的最佳比例”。但是，这种调整，又必须建立在能从体外获得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这就是说，要进行新陈代谢，就需要不断地从体外摄取一定的物质，如空气、阳光、水分、食物，以及其他有利于生存的种种条件。第二个反应，就是还要不时地防范不利于自身生存的种种条件的侵害。摄取有利条件和防范有害条件，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生物的“趋利避害”。趋利避害的活动一停止，生命也就死亡了。其实，体内的新陈代谢，也是一种趋利避害。所以，生命的运动，实际上就是体内外协调一致的综合性的趋利避害活动。
外界条件的利害属性，或者说，生物与外界条件的利害关系，是由生物生存发展的需要决定的。生物是决定者，是能动者；外界条件是被决定者，是受动者。两者之间不是对等的关系，只能是从属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这种关系中，主体学把生物看成是“主体”，把外在条件看成是“客体”。把两者之间的利害关系，看成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简称为“主客体关系”。生物“趋利避害”的活动，也就是生物“调节主客体关系”的活动。在这种关系中，生物永远是处于“主体”地位。例如，羊需要水，羊是主体，水是羊的有利客体。同理，草需要水，草是主体，水是草的有利客体。不过当羊需要吃草时，由于羊和草都是生物，所以，一方面羊是主体，草是羊的有利客体；另一方面，草又是主体，羊是草的有害客体，这种关系，就是互为主客体。这就是说，有生物必定有主客体关系，生命就存活在主客体的关系之中。调节主客体关系，也就是生物的“生存方式”。因此，主体学将生物定义为“具有主体性的物质”。
当然，生物不但需要生存，而且还需要发展（生长、繁殖、进化）。因此，生存单位的物质构成，无论是质的组合和量的比例，都必然随着生存单位的发展而改变。但这种改变是有序的、有规律的，而不是无序的、无规律的。它的规律性，就表现在它的一切变化，都依循着如何更好地满足生存单位生存、发展的需要。而更好地生存、发展，又正是建立在不断调整“质的最佳组合”和“量的最佳比例”（以下简称两个“最佳”）基础之上的。那么生存单位是怎样维系它自身的两个“最佳”的呢？
第二、生物进化的基本规律是“一条公理、三大定律”。
主体学把生物的特定存在形式和生存方式，概括成“生物总是需要生存发展的”。众所周知，非生物没有生存发展的需要。生物失去生存发展的需要，也就死亡了。由此可见，有无生存发展的需要，是生物与非生物最根本的区别；也是生物的最根本性特征。因此，主体学把“生物需要生存发展”，看成是一条公理。公理者，不证自明的道理也。主体学就是选取生物这个最根本的特征，作为其研究的逻辑起点，并成为构建整个主体学理论体系的基石。那么生物又是怎样力争自身能够更好地生存发展呢？它遵循着这样的三大定律。
（1）需要定律（当用于人的范畴可改称为“需求定律”）。
其主要内容是：需要是不断增长的。需要的增长表现为质的无限性与量的有限性的统一；质的多样性与主次、因果性的统一。
所谓需要是不断增长的，就是说，只要生物生存着、发展着，它就需要不断地从外界摄取一定的物质；而且摄取的品种（质）会逐渐增加，如从温度、空气、水分到各种营养物质等；数量（体积、重量等）也会逐渐增多。不过两者所需的程度是完全不同的。在增加品种方面，需要是无限的，即越多越好，越新越好；但由于生存单位体积的限制，对每一品种（质）数量的需要，却是有限度的，即少了不宜，过多也不需要。例如，给庄稼施的肥料，过去是有机肥，后来改为含氮、磷、钾的化肥，现在又改为含有二十多种成分的综合化肥。随着肥料种类的增加（质无限），庄稼越长越好。但肥料的重量并没有增加（量有限）。人的例子就更突出。
所谓生活的改善，主要表现在生活各方面所需物品的种类不断增加，即质无限。但同一物品的数量不会越多越好，即量有限。
其次，不同品种之间，还存在着主与次、因与果的关系。比如，对于许多生物来说，空气比水分重要；水分比食物重要。以人为例，吃、穿、住、用、行，就是按照主次关系来排列的。又如，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才进行生产。所以，生活需要与生产需要之间就存在着一种前因与后果（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
（2）效率定律
生物体内不停的新陈代谢，即物质在不断消耗。这就需要从外界不断摄取来补充。而摄取的本身，又是一种消耗（成本）。这就是说，如果摄取小于消耗，生物就会趋向死亡。如果摄取等于消耗，那也只能维持生存。然而生物不但要生存（包含不受外界的侵害），还要发展，如生长、繁殖等，那么摄取就需要大于消耗。显然，这里就存在着一个“得与失相比较”的“效率”问题。这也就是上述的需要定律所决定的，即需要是不断增长的，而且质的增长是无限的。为了能够满足这种变化着的需要，就必须力争“得大于失”，即不断提高趋利避害的效率。那么如何提高趋利避害的效率呢？
这只能依靠生物自身。因此，生物在已经具有新陈代谢和繁殖后代两种功能的基础上，同时还需要具备第三、第四种功能，即信息处理功能和行为调节功能。
因为摄取（趋利）和防范（避害）不是随意的，而是有选择的，即有目的的。这就是说，对于生物（主体）的生存发展，外界许多条件是既无利，也无害的，即不是客体。如果主体无选择（盲目）地趋利避害（调节主客体关系），那么就会无效果、无效率。如果把利与害两种性质根本不同客体的关系弄颠倒了，该趋的却避之，该避的却趋之（如飞蛾扑火，鱼儿上钩），那就必然危及生命的存在。要能正确地趋利避害，首先就要对客体作出正确的判断。所谓判断，就是主体进行信息处理。当作出判断之后，作为信息处理中心的神经系统，还要指挥行为器官如何趋之或避之。当获得有利的物质之后，这个中心还要指导消化器官如何消化，并如何将营养物质合理地分配到生存单位中的每个部位。不难看出，正是在需要定律和效率定律的推动下，生物在不断地发展。生物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①尽管生物个体存活的时间是有限的，是短暂的，但只要环境和客体没有发生主体无法适应的骤变，生物就可通过繁殖功能，使后代的数量迅猛增加。比如生物学证实，按照大肠杆菌每20分钟分裂一次推算，24小时之后1个大肠杆菌就能繁殖到4722，000，000万亿个，重达4722吨。
②由于环境的不同和客体的多样性，生物的种类也由单一的原始生命逐渐增多。从海洋到陆地，逐渐进化出无数的微生物、植物、动物。经过数十亿年的演变，除了已经绝灭的之外，现今仍有三百多万种。
③生物四大功能及与之相关的部件（组织、器官、系统）也在不断发展。最为突出的是信息处理和行为调节两大功能及相关部件的变化。这种变化形成了三个不同的等级，即信息处理功能由“感应（无条件反射）”发展到“感知（条件反射）”，最后发展到“思维（抽象、想象）”。与之相关的行为调节功能，也由对客体的“适应（只凭表皮直接接触）”发展到“利用（能够克服空间距离造成的一定的障碍）”，最后发展到“改造（创造新事物）”。从而形成了三类不同等级的生物。主体学正是按照生物信息处理和行为调节两大功能的发展程度，将其划分为这样三个等级，即低级生物（微生物、植物）、中级生物（动物）和高级生物（人）。这是生物进化最主要的标志。
（3）合作定律
仍然是由于需要和效率的推动，生物必定走上分工、合作的道路。事实证明，生物“整体趋利避害效果大于局部趋利避害效果之和”，这就说明存在着一条“合作定律”。生物的分工合作，表现为生存单位的不断壮大。随着信息处理和行为调节功能由低级向高级“三级式”的进化，生存单位也呈现出三个等级上的差异。如当生物只具备“感应—适应”功能的阶段，生存单位只能通过生理机能进行分工合作，即由单细胞向多细胞躯体发展，出现机体型的生存单位，如微生物和植物。当生物进化出“感知—利用”功能时，就可克服空间距离的障碍，利用血缘关系进行分工合作，组成血缘型的生存单位，如动物群体和人类的氏族、部落等。当生物进化出“思维—创造”功能时，又可冲破血缘关系的界限，运用“价值”手段，组成人类社会。
第三、“需求谱系”，生物进化的线路图
主体学把生物定义为“具有主体性的物质”。主体性，也就是主体的能动性。所谓能动，其表现形式首先是具有某种“需要”。“需要”，就是“目的”，表现为一种有选择的趋势或趋向。具体到人，就上升为动机、意向、意图、需求。为了满足某种需要，即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就要相应地采取某种手段。为了达到“采取某种手段”的目的，又要再采取其他手段。比如，要吃粮食，就要耕种。显然吃粮是目的，耕种是手段。但要耕种，必需备有犁锄、种子、肥料等等条件。在这个阶段，作为手段的耕种，又成为备有犁锄、种子、肥料等等的目的（需要）了。所以主体学进一步揭示，生物“需要生存发展”是第一需要。从第一需要开始，到第二需要，第三需要……确切点说，从根本需要，到派生需要；从直接需要，到间接需要；从潜在需要，到现实需要……总之，需要再需要，以至无穷。它们之间的关系，实质上都是以生存发展为起点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前因与后果的关系，也就是直接到间接的主客体关系。好似一个总根，先长出主干，然后主干又长出枝和叶，又长出花和果。不难看出，尽管需要无限，但由起源到不断地延伸，其脉络是非常清晰的，是很有规律的。生物的需要，实际上是一张既无比繁杂，而又条理清晰的“谱系图”。35亿年的生物进化史，300万年的人类进化史，五千年的文明社会发展史，就是这张需要谱系图的显现史。从这个意义上讲，“需要”就是原动力，是生命力的集中体现。它决定、支配和贯穿着生物一切活动的全过程。是生物一切活动的最根本的动因。
将主体学与现行的有关学科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关于需要、生存、发展等词汇，在生物学、人文科学中也不时被运用。但是，这种运用，往往只是表明在生物活动中存在着这样一些现象，而并未发现其中深邃的含义，更没有由此而深入探讨其中的规律。这不能不是这些学科中最大的缺陷。更有甚者，当今所信奉的哲学，竟十分荒唐地把人的需求、目的等“主体能动性”，当成“认识”范畴中主观主义的毫无规律的一类东西，长期加以批判和排斥。从而十分错误地把处于从属地位的个别手段、环节，如物质生产、阶级斗争等，当成人的根本，当成社会发展的根本因素。殊不知看不到“生存发展的需要”是生物和人的天性、本性，实际上就是背离了生物和人的根本。从而对生物对人的研究，也就难免舍本求末，甚至缘木求鱼。其错误的性质，可以说跟天文学中的“地心说”、生物学中的“神创说”雷同。由此可见，用来指导人类社会行为的当代人文科学还未成其为“科学”，其中还包含着许多谬论、甚至邪说，对广大群众往往起着愚化、奴化的作用。
如果说主体学上述理论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话，那么就完全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由于人们懂得了生物的存在形式和生存方式是“生存单位”和“调节主客体关系”；懂得了生物进化的基本规律是“一条公理、三大定律”；懂得了生物以往进化的历程，就是“需要谱系”由潜在转化为现实的显现过程，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比较正确地预见生物进化的未来，当然，核心是正确预见人类进化的未来。并坚信，人类终究会完全掌握自身的命运，从而按照人的需求，彻底改变人类的命运。
主体学在揭示了生物进化规律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揭示了人类进化的规律。同样取得了三个重大的成果，对于传统理论来说，同样出现了三个重大的突破。
第一、把人定义为“具有智能的生物”
人是什么，从古到今，众说纷纭。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人是“会劳动的动物”。把能否劳动看成人与一般动物的最本质的区别。其实，稍加分析，就能看出这并未触及事物的根本。因为根据常理，人的摄取称劳动，动物的摄取称活动。其不同之处，决定于摄取的方式是否通过制造和使用工具来进行。那么，人为什么会制造和使用工具，而动物则不能呢？这就必然触及到人跟动物在调节功能上的差别，即动物只具备“感知—利用”功能，而人已具有“思维—创造”功能。“思维—创造”功能，也就是唯独人才具有的功能，我们称之为“智能”。正是由于人有“智能”，所以才能制造工具，并能使用工具进行摄取，这种独特的摄取方式，人们称之为“劳动”。据此，把人定义为“智能生物”，才真正科学地揭示了人的本质。只要抓住这个本质，人也就开始真正懂得人自己究竟是什么，其意义之重大，是难以估量的。
顺便提一下，既然智能也是一种“能”，那么智能与其他的能，如机械能、热能、光能、电能、原子能等等的本质区别在哪里？对此，主体学认为它们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如后者能做各种各样的功，而前者却不能，比如说，即使一个小米粒，智能都挪不动它。但是智能却是这样一种“能”，它能不断发现、认识宇宙中越来越多的“能”，并逐步开发、利用这些能来为人类做功，即为人类造福。从这个意义上讲，完全可以这样认为：智能是其他能的“统帅”，是“能中之能”，是一种“无所不能的能”。那么智能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第二、智能的核心是对“一元四系”的信息处理。
智能由内在的具有创造性的信息处理功能（智慧或智力）和外化为创造性的行为能力两部分组成。是前者决定和支配着后者。大家知道，智慧产生于大脑。可是大脑这个“黑箱”至今还未被揭秘。所以智慧是怎样产生的，仍然是个千古之谜。那么让我们看看主体学在这个问题上，又是如何破解的。
首先，应该弄清什么是信息和信息处理？
主体学把信息界定为“客体的元系显现”。所谓客体，只能相对主体而言。所谓元和系，是对两种不同信息形态的称谓。元，仅表示有种客体的“存在”；系，表示若干客体之间有某些必然的“联系”，即部整、因果、共性和相似四种联系。
主体学把信息处理功能划为三个等级。低级生物（微生物、植物）只有感应功能，只能处理“元”的信息，如水分浸泡到细菌（主体）的表皮，被“告知”有个有利客体的存在（元），这时主体才开始吸收水分。又如阳光照射到绿色植物（主体）叶面上，被“告知”有个有利客体的存在（元），这时树叶才能利用阳光产生光合作用。不难看出，低等生物只具备对“元”信息处理的功能。对这种现象，生理学称之为“无条件反射”。
中级生物（动物）已进化出感知功能，即当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但主体可以利用光线、声音、气味等得知客体的存在。比如狼要捕羊，但羊没有在附近。当狼听见羊的叫声，它就朝叫声的方向跑去。当狼看见了羊，羊也就很快成了狼的猎物。从信息处理的角度看，整个过程是这样的：狼要吃羊，狼是主体，羊是它的有利客体（直接客体）。狼首先听见羊叫，叫声（间接客体—元）与羊（直接客体—元）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因果联系。这是狼获得的第一个信息。当狼走近羊群，看见羊的形状（间接客体—元）、毛色（间接客体—元）等，这些与羊（直接客体—元）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部整联系。这是狼获得的第二、第三个信息。从而狼（主体）可以顺利地调节主客体关系，即以羊充饥。由此可见，中级生物已经具备对“一元二系（部整、因果）”信息处理的功能。对这种现象，生理学称之为“条件反射”。
人是从一般生物进化而来的。大约在三百万年前，第一把石刀被创造出来了，这标志着人类诞生了。说明在人的身上已开始萌发出了对“一元四系”信息进行综合处理的功能，也就是萌发出了智能的素质。
那么人又是怎样对“一元四系”信息进行处理的呢？
按照“生物重演律”，人在胎儿阶段就已具备对“元”信息处理（感应）的功能，即能够直接从母体吸取养分（无条件反射）。出生之后，他只要视觉、听觉、嗅觉正常，也就很快具备对“一元二系”信息处理（感知）的功能，如长到几个月，当听见妈妈的声音，或看见妈妈的容貌就会兴奋起来，因为知道有奶可吃了（条件反射）。当五六岁、七八岁之后，就可能萌发出对“一元四系”信息进行综合处理（思维）的功能，如遇事爱问个为什么、是什么，好摆弄新东西等等，也就出现某些智能的萌芽。
所谓思维，主体学将其分解成抽象和想象两个阶段。所谓抽象，就是对“一元二系”信息的再加工，从而得出事物之间存在着的第三种联系——共性联系。共性也就是普遍性，它反映了一“类”事物的本质和变化的规律。举个例子，人之初，总免不了有少数人被老虎吃掉。人就根据所看到的老虎的形态和人被吃掉的经过，即实际经验，也就是“一元（有害客体）二系（与形态之间的部整联系，与人之间的因果联系）”，把所有提供这些信息的对象——客体归为一个“类”，赋予一个名称——“老虎”，并从若干个性（吃过人的老虎）中概括出一个共性——老虎是要吃人的，这是老虎的一种活动规律，也正是老虎的一种本质属性。从而人就主动地避之、驱之，并最后胜之。
一般动物就没有“抽象（对‘一元三系’信息处理）”的功能。比如猪也绝对看见过它的同类被人宰杀。但猪却不能从这些具体事件中概括出一个共性联系——人养猪就是为了杀猪吃肉。如果猪也具备这种对“一元三系”进行信息处理的功能，那么猪早就闹暴动、搞起义，与人抗衡了。
对“一元三系”的信息处理，能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从而发现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变化的规律。发现，就是创新、创见。但人并未止于此，而是对“一元三系”再处理，得出第四种联系——相似联系，并对“一元四系”进行综合处理，也就是进行“想象”，从而“创造”出完全新的（即能无中生有）事物。就以人创制第一把石刀为例吧。在创制之前，猿类动物肯定已经习惯用比较锋利的石片切割食物，即知道客体（石片）的“元（存在）”和“二系（形状与石片的部整联系，石片可以切割食物的因果联系）”。但天然的石片毕竟有限。无法充分满足需要。与此同时，猿类在使用天然石头时，免不了会因无意地相互碰撞而产生与天然石片“相似”的石片。久而久之，肯定会在猿类的头脑中引发出这样系列的联想：锋利石片的形状（部整联系）石片可以切割食物（因果联系），所有锋利的石片都能切割食物（共性联系）手工击石也能产生类似的石片（相似联系）。随即，第一把“有意”制造的石刀产生了。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充分证明：猿类会对“一元四系”信息进行综合处理了，猿类能将自己的构想付诸实施了，猿类开始具有智能的素质了，猿开始进化为人（猿人）了。主体学列举了许多创造发明的事例，无一不是对“一元四系”信息进行综合处理的结果。
第三、信息处理能力是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动力
在需要定律和效率定律的推动下，只具有“感应（对‘元’信息处理）—适应”功能的低级生物，只能组合成多细胞的机体型的生存单位。当进化出具有“感知（对‘一元二系’信息处理）—利用”功能的中级生物，就可在机体型（躯体）生存单位的基础上，组合成血缘型（动物群体）的生存单位。当进化出具有“思维（对‘一元四系’信息处理）—创造”功能的高级生物——人，就可在机体型（个体）、血缘型（如家庭、氏族、民族等）的基础上，又再组合成社会型（如集团、阶级、国家、地区联盟等）的生存单位。说到这里，肯定会出现这样的疑问，即为什么只有进化到具有“思维—创造”功能时，才能组合成社会型的生存单位呢？须知任何生存单位，都是为了更好地满足需要，为了提高效率，从而对内实行分工和合作，以便增加对外的竞争力。也就是“整体趋利避害效果大于局部趋利避害效果之和”。那么为什么分工、合作能提高效率呢？由于局部与局部之间往往存在着物质构成上和调节功能上的差异，通过分工，各自都能发挥自身之长，而避自身之短，只有这样，才能在趋利避害活动中，获得更好的效果，满足彼此的共同需要。比如作为低级生物的一棵树，这是生理型的生存单位。它的根、干、皮、叶都有分工。通过分工，能够更有效地摄取水分、空气、养料等，并合理地输送到树的每个部位，以满足共同的需要。又如作为中级生物的一窝蚂蚁，这是血缘型生存单位。它们有工蚁、兵蚁、蚁王之分。各自发挥其所长，有的摄取食物，有的抗击敌害，有的负责繁殖，共同维护全窝的利益，并合理分享。协调机体型生存单位内部分工合作关系的是生理机能。这种机能来自躯体的“感应—适应”功能。协调血缘型生存单位内部分工合作关系的是血缘关系。能够识别这种关系的，必须是进化出了的“感知—利用”功能的动物。这些都是长期进化的产物，是生物的天性、本能。当进化出人类之后，由于个体之间，血缘群体（如氏族、部落）之间，往往会存在着资源占有和技术条件上的差异，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就必须组合成更大的生存单位，从而社会型生存单位出现了。那么社会型生存单位内部分工、合作关系依靠什么来协调呢？事实证明，社会型的分工合作，是通过有价交换来实现的。所谓“价”，就是“价值”。那么价值又究竟是什么呢？
主体学把价值定义为“需求的满足率”。具体点说，就是大凡在质上能够满足需求，在量上又比较稀缺的东西，就具有价值的属性。就可作为商品进行交换，然后满足彼此不同的需求。由此可见，价值是商品的一种“共性（共同联系）”。既然是事物的“共同联系”，显然，只有“感应”、“感知”信息处理功能的低、中级生物，是不可能发现事物的共性联系的，当然包括价值联系。这就是说，只有已经进化出“思维（对‘一元四系’信息进行抽象、想象处理）—创造”功能的人才能发现，并创造出一种能够被人实际操作的价值载体——货币，从而组合成了社会型的生存单位。由此可见，社会是智能的产物。
由于各种生物进化的程度不同，确切地说，由于信息处理功能进化程度的不同，所以其生存单位内部分工的性质也截然不同。例如只具有“感应”信息处理功能的微生物、植物，经历了数十亿年的时光，而始终只能被动地“适应”客体，它们的生存发展的条件，几乎没有什么改善。因为它们的分工只能靠生理机能来调节。当进化出“感知”信息处理功能的动物，境况就有明显的改善。动物的趋利避害，能够克服空间距离的障碍，即会游、会跑、会飞。在食物方面，有的食肉，有的食草，有的杂食，品种比低等生物大有增加。在栖息方面，有的掘洞，有的筑巢，还可随气候的变化而远途迁徙。总之，动物的生存发展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效果，是因为血缘型生存单位，已超出了生理机能上的合作，而发展成为体力上的合作。不过，体力上的合作，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这些改善，也耗费了5、6亿年的光景才达到。制造出第一把石刀，证明具有“思维”信息处理功能的人出现了。但由于这种功能还处于萌芽状态，所以在漫长的岁月里，也只能制造石器，和利用火来改善生存发展的条件。但是，也正因为是智能，只用了3百万年的时间，就创造出了一个崭新的生存单位——人类社会。社会内部合作的性质，占主导地位的是智能，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能的合作，是一种“无所不能的能”的合作。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合作，单凭体力上的分工，铁器时代是绝对不会出现的。正因为是智能上的合作，从此，人无数次地对“一元三系”信息进行处理，从人喜欢质疑、求知开始到神农尝百草；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经验的重复到遗传基因的破解；从万有引力的发现到相对论的提出，发现，发现，再发现。同时，人也无数次地对“一元四系”信息进行处理，不断研制出新的产品，如从石器到铁器，从手推磨到蒸汽磨，从飞机到宇宙飞船，发明，发明，再发明。发现、发明，就是创新、创造。由于人类进化是加速度的，因此，仅仅用了几千年的时间，一个人类文明的世界就创造出来了。而且肯定未来会更加辉煌。
当然，上面的描述是完全真实的，也是人所共知的。不过当人们庆幸自己能够成为“万物之灵”的时刻，环视自己今天所处的环境，又不免扼腕叹息：人既然如此“无所不能”，为什么还不时会遇到无法回避的天灾人祸，而在劫难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