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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在构成之所谓“缘在”，是能在，去在，具有可移动性、待定性与“悬中”性，其突出特性为被构成。一切存在，其存在态都是在“去在”中获得的，都是当场构成，当下缘在，变运无形，奇出无朕，错胜无穷，于空寂无形中体尽无穷，以成就自我。就实际而言，大道无为，自性圆融，缘在原本就存在，只是需要人去揭示，去敞亮。缘在，是自然天然的。“人”总是在缘，或正在缘，在缘中，在先于现成的自身的自身之中。自在无为，识心见性。缘即自身，或者说是自身的缘在构成。“缘在”发生性、构成性地在着，在“能在”和“已在”中获得自身，并呈现为一种势态构成或缘成。
的确，包括“人”在内的宇宙间万有大千都是一种构成，或者说是一种缘在构成与境域构成。缘，原本存在。同时，缘在又是一种诗意化、审美化的存在。缘在是构成着的，是生存境域、审美境域之构成，其发生与构成的可能性是无限的、诗意化的。所谓“缘在在世界中生存”，人能体验到、感受到这种缘在构成的诗意化与审美化。因为缘在构成的发生与构成就在“人”的生命之中。就原初本真生存态看，“人”与自然万物自本自根、自在无待、无时不移。而中国美学所主张的缘在构成、“目击道存”、“寓目辄书”、“即景成咏”、即物起兴、触景生情、体物写志等境域构成态势则极为生动地体现出这种审美意识。“缘在”，即“人”，“人”于“去在”中获得自身，获得先于自身的自身。所以说，缘在不是现成的，而是发生和构成的，是在“进行时”的“去在”中构成境域式的自身存在的自身的。在发生和构成的意义上，“道”与“所观”是同一的，物我一体，有无相生。“道”中有“物”，“物”中有“道”，“人”即是“物”，“物”即是“人”，审美缘在构成活动中，即事而作，即景成咏，自其所自，然其所然。万物的存在状态原本自然而然、悠然天然、有而无之、无而有之、生生不息、流转不已。因此，中国美学所推崇的审美缘在构成论是对自然生命原发精神的张扬，意在表明审美者唯有凭借一次次偶然的在场，通过当下之“心”与外在之“物”的相互撞击，以体验生命的本真意义，瞬间感悟，复归到物我同一的纯然本真境域。冲漠无朕，万象森然。这种气象若有若无，而变化于无形，磅礴于无垠，无垠无形中满含生气，生气之浩瀚充塞于天地之间，致使自然万物间蕴藉着无穷的明净之气。此种生气与审美者的生命融合无间，在寓目的刹那，情感一触即发，不期然而然，天生化成。所以说，缘在构成中看似纯粹景物的呈现，却又洋溢着生命情感的气息。审美者登山临水，仰观俯察，由眼前目下，意与境浑、情景交融，“自我”与万有大千相互溶浸，物我相互交感，生机流荡运行，得以创化万物，缘在构成，感悟到自然万物的生命流动，进而于境域构成的瞬间焕发出生命的原发精神。因此，缘在构成是生气与情感的碰撞，是万物灵气的自然勃发。所谓寓目高林，青萝翳岫，修竹冠岑，谷流清响，条鼓鸣音，其理自陈，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缘在构成是审美者借自然万有以“畅情”，审美者对万有大千投去深情一瞥，于“目击”直观中让洒脱的内心情感化作一股玄思，随之联翩而生，从而获得全身心的愉悦。这种缘在构成的审美活动和感受大自然的方式，是审美者的敏感心灵融入大自然的生命韵律之中，将万有大千化为周身灵气，从而实现情、景、理的完美结合。由真实的自然景物引发真切的情感抒发，形成了即目当下的生命冲动，进而即事而作、寓目辄书。此中种种变化都展现了“此在”的去蔽与澄明，以及审美的自觉，审美者将当前的所见所感与自身的周遭际遇联系起来，“寓目”、“触目”、“目击”、缘在构成审美活动的开展，表明一片崭新审美空间的开创。
由此可见，缘在构成审美活动的流程就是审美者内缘己心，外参群意，随大化氤氲流转，与宇宙生命息息相通，随着心中物、物中心的相互交织，最终趋于天地古今群体自我一体贯融，一脉相通，实现心源与造化的大融合。故而中国美学强调“寓目辄书”、“目击道存”，要求审美者走进自然山水之中，于“此在”中，以物观物，以自然万物撞击自己心灵，以天合天，进而激发起审美创构的欲望和冲动。以“观物”、“寓目”、“目击”为重要契机，为产生灵感兴会的渊薮，心游目想，寓目入咏，即事兴怀，缘在构成。由此形成中国美学的缘在构成论。
缘在构成论推崇境域缘在构成的自由自在态势。这种自由态势体现出一种中国文化精神。
在中国古代，儒道美学与佛教禅宗美学，都把人生的自由境域作为最高的审美理想与最高的审美境域。孔子认为，人生境域的追求是由“知天命”到“耳顺”，再到“从心所欲不逾矩”
的流程。老子则把“同于道”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与一种极高的审美境域。而庄子则有对“无所待”而“逍遥游”的理想域的向往。在庄子看来，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任情适性，以求得自我生命的自由发展，只有摆脱外界的客体存在对作为主体的人的束缚和羁绊，才能达成精神上的最大自由。禅宗则追求超越人世的烦恼，摆脱与功名利禄相干的利害计较来达成绝对自由圆融的人生境域。
应该说，诸家人生境域论的建构与传统审美目的都是一致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传统审美目的所努力追求的最高审美境域是心灵的自由与高蹈。这种境域的表征则是“人”“与天同”、“与天地参”、“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从当今存在论现象学视域看，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相依相成、相“同”相“参”、“并生”、“为一”的。可以说，正是有这种相依相成、相“同”相“参”、“并生”、“为一”，从而才有作为个体事物的呈现。所以说，宇宙天地间的每一事物都是宇宙整体所囊括的千丝万缕、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构成点。换句话说，这个构成点应该是“同”、“参”、“生”、“一”，体现着万事万物间的千万联系、作用与影响。作为境域，则是在场者与不在场者的构成域。这种境域既不是单纯的在场者，也不是实体，虽然是一种空灵的，但又不是虚构，是人与天地万物的相通相合，亦即包括人自身在内的万物一体。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则为“最宽广之域”或“敞开的存在者整体”。这种境域是一种“无阻碍地相互流注并因此而相互作用”的“全面相互牵引”的整体之域，为“敞开”、“没有阻碍”、“不设定界限”之域，在中国美学，则为万物一体、万有相通域。人与万物一体、与万有相通，亦即敞开了万事万物。
在中国美学，天与人在本原意义上是“并生”、“为一”的。所谓“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天人是同类同构的，同一纯构成本源。人生成于自然，自然万物与人一样具有性灵和生命。万物综综，各复归其根，人只有返回还原于自然，在和自然融合构成中才能得到抚慰，以消除烦劳和苦闷，获得心灵的宁静。在审美活动中审美者则必须保持恬淡自然，澄澈透明的心态，超越现实的束缚，使自己的心灵遍及万物，与天心相通，与万物一体，进而进入“万物皆备于我”的境域，直觉地感悟到宇宙自然深处活泼泼的生命韵律，从而始能获得人生与精神的完全自由。要达成此，审美者则必须经过“澄心”，从一般境域转化到审美境域。只有忘欲、忘知、忘形、忘世、忘我、忘物，才能使审美者保持精一凝神、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自由自在的审美态势，由此，也才能于心物交融、物我合一的构成域中获得审美的体验，达成最高的审美灵境。
在这里，必须注意到这么一个事实，即作为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传统特色，人生的境域与审美境域的合一和中国人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审美观念分不开，并建构在中国道家哲人“道”论的深层审美意识之上。在中国哲学构成论看来，人顺应自然、“以天合天”，还原到“深心的自我”，“与天同”、“与天地参”、“与万物为一”的构成流，就美学意义而言，其本身就是一种纯粹的终极构成域。当然，所谓“与我为一”的“一”，既虚也实，既是永恒的在场也是不在场者，也即道家美学所谓的“道”。在庄子，所谓“道”，即作为宇宙间万事万物纯粹构成原初域的“本根”。庄子云：“天下莫不沈浮，终身不固；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本根，可以观于天矣。”
天地的发生构成与聚合变化，都可以追问到“本根”这一所在。“本根”可以简称为“本”，而“本”也就是“一”。《淮南子》云：“夫无为，则得于一也。一也者万物之本也，无敌之道也。”
显而易见，从道家美学的“道”论看，这里所谓的作为“万物之本”的“一”，也就是“道”。
作为天地万物原构成境域的“道”，其表现特征为空灵、自然、永恒。老子认为，人不能背离自然。人应按照自然无为，损有余以补不足的原则，来追求自身纯朴自然的本性，以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表现在审美活动中，要生成并显现这种宇宙之美，就必须“无知无欲”，在“虚静”的自由境域中，让心灵自由飞翔、穿越，以超越有限的、具体的“象”，而体悟到“道”——这种宇宙生命的精深内涵和幽深旨意，并进入极高的自由之域。此构成流程即司空图所谓的必须“超以象外”，方能“得其环中”，进入宇宙的生命之环。
就存在论现象学看，这种顺应自然、此在自得，以达成“与天同”、“与天地参”、“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境域缘在构成方式，可以称之为缘在构成。而这种缘在构成中所呈现出来的“道法自然”、“无为”、“涤除玄鉴”和“逍遥游”、“无待”，自然而然“得道”的自由精神，表现在文艺创作中，则是顺应万物、“以天合天”，心物交融，最终实现天人合一的审美境域的基本精神。缘在构成的根本态势则是因情顺性，自然而然，心源和造化之间的互相触发，互相感会。可以说，正是基于此，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才极为强调创作者即景起兴、无心偶合，要求创作者敞开本心，澄明心境，贯融天地古今群体自我，以达成情景一如、心物一体的审美缘在构成域。故而，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强调顺应万物，以观天道、察天机、悟天理、深昧自然之质趣，从而洞见道，或曰美的本体。老子说：“知其雄，守其雌。”
又说：“弱之胜强，柔之胜刚。”
“致虚极，守静笃。”“归根曰静，是曰复命。”
在老子看来，自然万物、宇宙天地都是运动变化的，这种运动变化又是循环反复的，“道”的构成性特点，就是要使自然万物运动变化发展到它的极致。而所谓自然万物运动发展的极致，也就是向静的方面的复归。这实际上也就表明，宇宙自然中在动与静的关系上，动是暂时的，静才是根本，故而老子贵柔主静。老子认为，“道”的构成态势也就是自然，大地自然都是由“道”所生成，并由“道”所构成而变动不居，周而复始，自在自由的。人道从自然之道构成而来，最终归结于天道。庄子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
人的身体和生命都是自然赋予的。《周易》则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
荀子也认为，天地是生之本，天地的运动变化产生了万物，人是其中之一，“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夫是之谓天情”
。人的生成离不开“气”的氤氲生化。董仲舒说：“故莫精于气，莫富于地，莫神于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于天也。”
王充说：“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
朱熹在论述宇宙生化流程时说：“且如天地间，人物草木禽兽，其生也莫不有种，定不会无种子，自地生出一个物事，这个都是气。”
陆九渊认为，天地生人，而非相反，“故太极不得不判为两仪。两仪之分，天地既位，则人在其中矣”
。两仪谓阴阳，体现为天地，又说：“人生天地间，禀阴阳之和，抱五行之秀，其贵孰得而加焉？”
阴阳之和即阴阳之和气。“天”是“人”的创生者，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合一的，因此，人要把握和体认到这作为宇宙万物的生命本原“道”，使人道归于天道，让自己的心灵遍及万物，与天心相通，与万物一体，进而达成“天人合一”，“万物皆备于我”的构成境域，直觉地体悟到宇宙、自然深处活泼泼的生命韵律，从而实现人生与精神的完全自由。
关于自然万物的生命构成属性，老子指出“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
，“复归于无极”
，“复归于朴”
。在老子看来，“道”和天地万有之间，只不过是一与多、无与有的关系，“道”因自身的圆满丰盛而创育天地万物，天地万物则因自身的贫乏有限而要求回归于作为生命本原的道体之中，这就是“归朴返真”、“复归其根”的构成流程。而这种循环往复，没有止息的复归又是自在自为、自然而然的。春秋代序、日出日落、花开花谢、叶黄而陨、草荣草枯、花草树木、鸟兽虫鱼、江河湖泊、白云舒卷、春风轻拂等等，都不需要人为的因素而自由自在地运动变化、生生不息。故而，审美活动中，创作者只有效法自然，自然无为，才能使自己与自然浑然一体。
基于此，中国传统美学认为自然无为、缘在生发的审美境域创构方式主要就是“目击道存”、“寓目辄书”。
在中国人的审美感受和审美创造中，确立了一种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的审美态度。正是基于这种审美态度，中国古代文人在把握和体验自然万物时，往往以人与物的融合为出发点和归宿，从而形成一种人对宇宙时空的依赖与人对自然万物的和谐氛围。由于在齐物顺性、物我同一中泯灭了彼此的对峙，所以，人与物之间显现出休戚与共、相依为命的对待构成关系。人对外部世界、对自然万物，始终保持着一种精神上的自由，在人的虚静空明的审美心境中，自然万物与人之间可以自由地认同，人能自由地亲近、吐纳万物自然。故而，拥有“审美型”智慧的中国人可以顾念万有，拥抱自然，跃身大化，有时竟弄得“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
。既然是“天人合一”，“天人一也”，天地人皆为同类，都构成于“道”，都具有生命与同一的生命精神，那么，天人之间也就自然是息息相通的。由此，我们就常常在中国古代文艺审美创作中发现一种人与自然万物相互感应、相互融合的现象，像李白诗中所描绘的那样，“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
。在虚灵空廓的审美静观中，人会摄物归心，物也必然会移己就人，在物我运动中，最终臻万物于一体，达成与万物同致同构的境域。这种“天人合一”、“我”与“非我”的一体化，小宇宙与大宇宙的互渗互摄，表现在审美创作活动中，则形成了“情景交融”、“神与物游”、“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等一系列审美缘在构成域生成的理论。主体与客体的交感、情与景的交织、心与物的交游，可以创构出多种多样虚灵空活而又幽远深邃的审美境域。
自然与人相类一体，相通相合，这种宇宙意识渗透到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所推崇的审美活动中，人的心灵、精神、情感就成了审美关系中的对话者，自然万物也就理所当然地能为人们自由地亲近和吐纳。顺应自然、“俯仰自得”、“天人合一”构成意识对审美观念的渗透，表现了人对自然万物的自由吐纳与审美构成的认同。可以说，正是中国人这种对大自然的亲密感、认同感和构成感，视大自然为可居可游的精神家园的审美构成观念，生成了中国人能够超越时空限制，以直觉的方式去接近自由生命的气韵律动，并且把不同情景、不同际遇下经验颤动的深层结构和全部幅度涵蕴在艺术审美创作的兴感触发的魅力中的审美构成意识，并从而直观地触及审美自由精神的某些端倪。所谓“大象无形”
、“无物之象”。
有象但是却没有形，可见“象”实际上是突破感知觉现象域而没有其物，没有其形的，是通过“心意”突破景象域限所再造的虚灵、空灵境域。正因为它是虚灵的，所以通于审美境域。庄子继老子“大象无形”说而提出“象罔”这个哲学概念。庄子认为仅凭借视觉、言辩和理智是得不到“道”的玄奥境域的，必须“象罔”才能得之。所谓“乃使象罔，象罔得之”
。庄子标举的“象罔”境域在有形无形、虚与实之际。成玄英《疏》云：“象罔无心之谓。”“象则非无，罔则非有，不皦不昧，玄珠（道）之所以得也。”“以天合天”是在激荡中心灵自由飞跃，向更高层次上的升华，是心与象通，心灵与意象融贯，意中之象与象外之象凝聚，审美心态与宇宙心态贯通。庄子把这种审美境域缘在构成活动称作“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刘勰则称此为“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
。“独”是就心而言，它是指一种超越概念因果欲望束缚，忘知、忘我、忘欲、忘物，“物我两忘，离形去智”，“胸中廓然无一物”，以“遗物而观物”的纯粹观照之主体；“天地精神”与“意象”相同，就“象”而言，都是指超越一般客观物象的永恒生命本体，是自然万物所具有的共通的自然之“道（气）”；共通的主体意识和共通的自然之“道”又具有深层的共通，即宇宙意识与生命意识的同构。作为主体的个体是小宇宙、小生命，作为客体的宇宙万物则是大宇宙、大生命，“以天合天”则是以小宇宙、小生命融于大宇宙、大生命。也正因为这样才促成了物我互观互照的共感运动和心灵飞跃。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所谓的顺应自然、缘在构成，就是指审美创作主体“疏瀹五藏，澡雪精神”，通过“驰神运思”的心灵体验，神游默会以体悟宇宙万物间的生命内涵与幽微哲理。刘勰说：“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
“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
“纷哉万象，劳矣千思。”
刘勰曾提出“神与象通”来表述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所强调的缘在构成这种审美境域构筑方式。从这些论述中也可以看出，刘勰“神用象通”的“神”是指一种自由的精神。有时他也用“神思”，或者用“神理”、“神道”、“神明”、“神气”、“千思”、“心术之动”等来表述。而所谓“神用象通”，就是指审美创作主体于“从容率情，优柔适会”的空明虚静的心境中，一任自由平和之心灵跃入宇宙大化的节奏里，以“穷变化之端”，“穷于有数，追于无形”、“源奥而派生”，使“神道阐幽，天命微显”；也就是说，在刘勰看来，“神用象通”，是去体悟“道（气）”这种自然万物的生命本原，领悟宇宙天地间最为神圣、最为微妙的“大音”、“大象”，也即“大美”，从而表现为达成“万物为我用”、“众机为我运”、“寄形骸之外”、“俯仰自得”、“理通情畅”的审美境域缘在构成的一种心灵体验方式。这种心灵体验方式的最大特色是“规矩虚位，刻镂无形”，追虚捕微，抟虚为实。即如桓谭《新论》所指出的：“夫体道者圣，游神者哲，体道而后寄形骸之外，游神然后穷变化之端。故寂然不动，万物为我用，块然之默，而众机为我运。”又如嵇康《赠秀才入军》所云：“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在我们看来，所谓“游神”、“游心”，也就是“神用象通”的“神通”。
可见，所谓缘在构成，就是浑然与万物同体、浩然与天地同科，其审美精神则是自在自由、循顺自然，玄同物我。即如孙绰《游天台山赋》所指出，是“浑万象以冥观，冗同体乎自然”。用邵雍的话来说，则是“以物观物”，是“以我之自然，合物之自然”
。在这种审美境域的创构流程中，创作者自由的心灵深深地潜入宇宙万物的生命内核，畅饮宇宙生命的泉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