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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时间：2015年11月
案情摘要：河滩有一24寸行李箱搁浅，内有一具无头女尸。
死者：？
尸体检验分析：
四肢断开处见长骨露出，创口处布满刀痕，切口浅，位置非关节处，疑似无准备碎尸，且分尸手法残暴。
肺部见严重气肿，左心室表面散布针尖样出血点，窒息死亡？
办公室越来越静，只有不远处在电磁炉上加热的锅里持续发出咕嘟咕嘟声。一股一股白色水蒸气喧嚣而起，空气里满是不安。
锅里煮的，是一块女人的骨头。
先用洗衣粉水煮掉尸体一小块盆骨上的肌肉和软组织，再观察表面凹凸沟脊——这是我常用的确定死者年龄的办法。
我对着电脑，眼前是今天的现场照片与写了一半的命案现场分析报告。四下俱黑，只有屏幕上的照片荧光闪烁。照片中的她蜷缩在行李箱里。没有头，没有四肢。
白色水汽继续升腾、弥漫。这是我与无头女尸的对话时间。
拿起24号银色手术刀，刀尖轻触她皮肤的瞬间，我的手顿了一下。我感受到她皮肤尚存的柔软。
不锈钢解剖台冰凉，我双脚开立，头顶一圈强烈的冷光。一股特有的气味充斥着我的鼻腔，冷飕飕的，越来越浓，似乎要钻进我的脑子，水和消毒液也盖不住。
解剖刀从她颈部正中切入，刀尖在黑绿色的皮肤上缓缓下划。
第一肋软骨还没有钙化。
刀尖继续向下。一字切开胸腹，脂肪不多，没有妊娠纹，没有手术疤痕。
死者年纪不大。
屋里的抽风机不间断发出呜呜声，像是哀号。
她四肢断开的地方，长骨参差不齐地从乌黑的肌肉中支棱出来，异常突兀。
分尸的手法相当粗暴。
这种创口表明凶手既没有经验，也没有耐心。或许是时间不足，或许是空间有限，又或许是焦虑所致。
第一现场也许就是某个简陋的出租屋，我心中暗暗想。
我稍稍用力破开她的胸腔两侧，膨隆的肺露了出来。轻轻捻动肺叶的边缘，细小的气泡散布，肺叶间还有一些深色淤血。这提示我，她的肺部有严重气肿。
是窒息死亡吗？
我剪开了心包，左心室表面同样散布着几个针尖样的出血点。
口罩下，我抿紧的嘴唇松了下来。要判断是否窒息，心脏有无出血点是很关键的一环。
一个画面在我的脑海里闪现——
愤怒的凶手用力掐住她的喉咙，也许同时还摇晃、打击她的头部。她全力挣扎，但力量悬殊，缺氧加剧，死亡很快降临。
要再进一步确定是不是机械性窒息，还必须考虑中毒的可能。
银色的刀尖继续向下，胃和十二指肠里只有不到50克的食物残渣。我用勺子一点点收进一个白色的圆形小盒，以备查验。
凶手应该是发现她没有动静，才停下手上动作的。当面前杵着这样一具尸体，该怎么办？
直接逃走的话，尸体很快就会被人发现，顺着住处信息就能被找到，不行。可外面到处是人和监控，拖这么大一个人出去太扎眼，也不行。
窗外车辆疾驰而过的声音，隔壁房间电视剧的声音，走廊开关门和人走动的声音，甚至一个咳嗽、一个喷嚏，一点点声响都可能让神经紧绷的凶手战栗。
24寸的行李箱装不下一个完整的人，凶手很可能在这时想到了分尸。
他弓着身子，把尸体拖到厨房或是卫生间，抄起最顺手的那把菜刀，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把。他猛烈劈砍起来。
典型的无准备碎尸。难道是身边人作案？
凶手应该很快发现，碎尸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女尸四肢和颈部的创口上布满刀痕，且都不是落在关节位置，切口很浅，有些地方甚至不是直接砍断，而是暴力折断的。
他很累了，于是放慢动作切割皮肤和肌肉，那些纠缠的组织让他心烦意乱，砍到最后一点时，他用蛮力折断骨头。
大腿应该是先被砍下来的，可上半身还是放不进行李箱，他又砍下她的双手，胡乱剪碎脱不下来的衣袖。
最终，躯干塞进了行李箱，剩下的四肢和头另外装在一个或几个袋子里，衣服碎片则被他顺手丢进了行李箱。
等到后半夜，凶手拉着装尸体的行李箱，从狭小的出租屋里出来。一路上担惊受怕，直到盯着行李箱消失在水面，他才松口气。
尸体在水中浸泡了数天，绝大部分生物物证已被水流破坏殆尽。
我取出无头女尸的子宫，用棉签提取了一份擦拭物。河水没法冲刷到子宫内，如果有到达子宫的精子，便会留在这里。
我将所有的脏器摆回原位，开始缝合。
她能告诉我的，似乎都告诉我了。
8小时前，无头女尸在河岸边被发现。
等我赶到那里时，一条长长的警戒线已经将整个河堤路拦住。
警戒线外，围着一群看热闹的人，他们的目光越过警戒线，汇聚到30米外的河滩上，几个警察与一个孤零零的行李箱杵在那里。
其实我已经记不清，今年来过这里几次。不远处的巨大桥墩总像是在帮我们，多具从上游飘来的浮尸被它阻隔，搁浅在这片河滩。
我从勘查车上拎下工具箱，穿过人群，朝抬高警戒线的治安队员点了下头，微屈上半身，钻进警戒线，也钻进新案子之中。
一个24寸的黑色行李箱倒扣着，拉链已经被打开，露出的部分，看得出是人的躯干。
“还有其他人动过尸体吗？”我边戴手套边问。
岸边吹过一阵风，裹住尸体特有的气味扑来，几个警察忍不住捂着鼻子。
“没有，就报案人因为好奇拉开了拉链，其他人没动过。”看他难受的样子，应该是个新警察，我顺手将自己的口罩递了过去。
我躬下身，小心地平移开箱子，挥了挥手，苍蝇四散。
死者下身赤裸，上身套了件残破的深蓝色外套。我注意到箱子里有些衣物残片，便拿了几块拼在死者袖子的破口处比较。吻合。
我蹲下去，拉开她的衣服，伸手按压她的腹部，硬邦邦的，那是因为肠道充斥着腐败气体。
5天以上。我圈定了大致的死亡时间，考虑到天气因素，再早的话可不是这种衣着。
法医基于案发现场给出的基本判断往往会影响最初的侦查方向，这总让我想起随堂考试。
我不知道这个姑娘的名字、容貌，还有她的过去。能告诉我一切的，现在只有这具残缺不全的尸体。
一行人提着担架朝现场走来，下河滩的路很陡，看着他们，我突然想到，凶手提着这么重的箱子，想顺着河堤斜坡下来可不容易。
是的，这里不但不是案发现场，甚至也不应是第一抛尸现场。
我把躯干包好，帮着大家小心翼翼地把她装进黑色裹尸袋。
看我们抬着黑袋子上了堤坝，围观群众迅速向两边避让，让出一条宽敞异常的通道。
闪着警灯的勘查车没入车流，窗外人潮熙攘，一切如常。
车里没人说话。
发现无头女尸的4天后，我在自家小区门口看到了为碎尸案张贴的寻人启事。
女性，年龄20-25岁，身高155-160厘米，体形中等，身穿深蓝色长袖外套。
没有死者的面部照片，只有一张衣物照，是塑料模特穿着死者衣服拍的，衣服破口通过电脑后期修复过，末尾还附上了那个孤零零的行李箱的照片。
4天过去了，我们依然不知道她是谁。
悬红告示遍布街头巷尾。我们将排查对象的失踪时间扩大到案发前10天，侦查范围也由本地扩大到河流上游地市，还是没有一个吻合。
每晚11点，结束了调查的刑警们就会聚在一起开会。这样情节恶劣的碎尸案，一年也少有几起，他们会揪着细节一遍遍跟我确认。
案子没破，这样的会也不能停。
有一次经过走廊上的长沙发，我忍不住数了数，那么小的地方，足足有6个外侦兄弟挤一块儿补觉。
没人报案，也没人露面。解剖室那具无头女尸还在那儿，似乎真是顽强地等待着自己的头颅与四肢，等待着我们来讲述真相。
我们争论了很久，最终还是回到原点，回到现场。
拦截女尸的大桥是条主干道，连接着周边数个地级市，与河流经过的地方并不完全一致。
一种质疑声逐渐占了上风：那个黑色行李箱会不会是从桥上扔下来的？
如果是公路抛尸，那往往会有汽车参与。这个思路之下，尸体发现地可能和第一案发现场距离很远。若果真如此，我们的排查范围还得扩大，难度可想而知。
有的时候，漫天撒网也是办案过程的一部分，为的是给这些陷入困局的案子，争取一线生机。
可我不这样看。
“对第一现场，你有什么想法？”一天，队长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
“我还是认为，凶手是在附近河边抛的尸。”
我的判断基于女孩的行李箱和衣服，看起来材质一般，也不是什么昂贵的品牌。这两样物品我前后勘验了不下6次，对它们非常熟悉。
我怀疑死者和凶手应该都是经济实力较弱的外来务工者，他们应该不太可能有大型交通工具。其他的运输工具，不管是摩托车还是自行车，驮着一个尸体长时间暴露在外，没有凶手会傻到这样做。
我仍然坚持，排查重点应该聚焦在周边两三千米内的几个打工村。
一个错误的判断会耗费掉本就有限的人手和精力，更可能会使后续侦查徒劳无果。排查圈究竟应该扩大还是缩小？现在我们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
“要不弄两个箱子实验下？”我问队长。
一周之后，我和技术组的同事来到那座大桥上。我们手里提着两个行李箱，里面有近40斤的填充物，与无头女尸的躯干一样重。
冬日的河岸一片灰蒙，几百米的堤岸看不到一个行人，河水翻起浑浊的浪。
我在打捞上女尸的地方，望着大桥。
电话响了。这是约定好的信号：准备就绪。
突然，一个方块状的黑影从桥上极速下落，“嘭”的一声巨响，像是引爆了一枚小炸弹。箱子一碰水面就爆开了，水花溅得很高，巨响穿过喧嚣的车流，直冲进我的耳朵。
待到捞上来，箱子所有拉链和线缝都被扯开了。冲击力很大。
我们抛下另外一个箱子，得到一样的结果。这意味着，如果凶手是从桥上抛尸，箱体一定会严重受损，而装无头女尸的行李箱是完好的，被发现时甚至还处于相对密封状态，只是因为尸体腐败，箱子才浮上水面。
可以确定，抛尸处并非大桥之上，很可能就是上游河滩，应该也不会很远。
我坚持的思路成了破案方向。
大桥行李箱实验后，在回警队的路上，我收到了女尸的DNA（脱氧核糖核酸）检验鉴定结果。最后收集的那几根子宫棉签派上了大用场。
一个男性的DNA分型被检验出来，并且和女死者的DNA分型符合单亲遗传关系，通俗点讲，死亡女孩的肚子里，有一个正在成形的胎儿。
一尸两命。
胎儿的父亲是谁？女孩会不会是因为这个胎儿而遇害的？
更奇怪的是，即便是意外，怀有身孕的女孩失踪半个多月，竟无男友或亲友报案。
“你说死者有没有可能除了认识凶手，就没有其他家人朋友？”看着一张张行色匆匆的面孔，我忍不住和同事嘀咕。
“这谁知道啊，或许没人关心她吧。”同事一脸无奈。
我想象着这个女孩的脸，如果不是发生了这样的事，现在的她应该也和这些行人一样，奔波在晚高峰的车流里。
女孩的死亡乃至分尸，安静得有些吓人。我们在DNA数据库里没有比对出死者的身份，也没有胎儿父亲的线索，两人都没有前科。
破案的一丝光亮转瞬即逝。解剖台上的女孩在等，我也在等。
对不起啊，我只是一个法医。
读大学的时候，这专业还没什么人知道，班里29个人，包括我在内，28个人是调剂过来的。入行之前，觉得法医能勘破死亡的表象，还死者一个真相，是件挺有意义的事。但十几年过去，还留在岗位上的同学不到三分之一，我自己整理的未破命案也有了50多起。这当中，有物证齐全就是逮不到人的，也有知道凶手身份，但就是查无此人的。
干得年头越久，手上的沉案就越多，每一起都是心里的坎。
跨过这些坎，才能接新的案子。可一旦跨过去，又会歉疚，谁给这些死去的人一个交代？尤其是这种无人知晓、无人在意的女孩？
破案有时就差一个契机，但契机究竟明天来，还是永远不会到来，我无从得知。
这就是这个职业的宿命。
周边几个村的出租屋成了排查重点，那里住着不少外来务工者。
如果案发第一现场是出租屋，那么凶手很可能立即清理并退房。而且马上就要过年，凶手辞掉工作回老家再不回来，谁都不会怀疑什么。那时，我们就真是大海捞针了。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我有些冲动，与同事一起来到周边村里的出租屋调查。
一间，一间，视野里并没有出现蓝色荧光——那种鲁米诺试剂遇到血迹的典型反应。
我放下手里的喷壶，站了起来，长时间蹲姿导致的低血压让我头晕。室内除了执法记录仪闪烁的灯光外，一片漆黑。
“开灯。”
旁边的同事放下相机，打开出租屋的灯，问：“多少间了？”
“22间了。”我回头看了眼记录本，上面写着一个月来我们勘查过的所有出租屋。
“会不会不是这些村子啊？开车丢的？你想，头和四肢都没有发现，万一真是上游一些远地方漂来的呢？”同事渐渐对这种看似漫无目的的搜查丧失了信心。
会是下一间吗？头顶出租屋的灯光打在我脸上，冰冷、苍白，又让我想起解剖台上的姑娘。
还有一周就过年了，空出来的出租屋越来越多，可第一现场还是没有找到。
我不是侦查人员，也不是情报人员，看不到视频监控，也分析不了数据，每天还有很多尸体排队等着勘验。我能为这个女孩做的，似乎已经到了尽头。
当时的我并不知道，那是我离凶手，最近的一次。
冬天已经过去一半。
年前最后一天，警队组织了简单的年夜饭聚餐。
不仅女孩碎尸案没有破，不久前还发生了第二起女尸案，同样是无头，同样没有亲属报案。不过第二起与之前这起作案手法完全不同，应该不是一个凶手。
我知道侦查那边的压力更大，好几个兄弟连续加班了一个月，每天早出晚归。都知道碎尸案要找尸源，但两个案子偏偏都卡在这一环，没有家属报案走失，也没有工厂反映员工失踪。
明天就是新年了，难道两个女孩的家人没有发现人不见了？
刺骨的寒气打在窗玻璃上，起了一层白雾，屋里人声吵嚷，大家纷纷举杯。
队长挨桌敬酒。到了我，我端起可乐。
“咦，你今天又值班？”队长有些意外。
“等会儿回去还有活要干。”我一口干了。
“有什么过完年再说。”队长一仰头，杯也见了底。
借着值班的理由，我溜回办公室。电脑还开着，屏幕上依然是碎尸案现场和无头女尸的照片。
数不清是第几次打开这些照片了，闭上眼，我甚至能清晰地复原每一道伤口的大小、深浅和走向。
我新建了一个文件夹，把所有和女孩碎尸案相关的文件都放了进去。“未破命案”——我给文件夹重新命名。没破的案子又多了一起。
从业18年，我碰到过不愿跟我握手的死者家属，不愿跟我同桌吃饭的熟人；
18年间，我出过各种“血洗地”的现场，下不去脚，我用踏板铺出一条路；
18年间，我还很多次遭遇水浮尸体，死者皮肤发白脱落，我就把他的手指皮肤“穿上”，戴手套一样去帮他按指纹；
18年间，在高腐尸体的现场，我必须不停跺脚，驱赶恼人的蛆虫，还得小心翼翼地提防它们钻进裤管。
我们是法医，面对无言的尸体，只能拼命对话，拼命破解他们留下的密码。
关掉电脑的一瞬，我仿佛看到一个女孩正缓缓沉入水底。
之后每个睡不着的夜晚，我都会点开这个“未破命案”文件夹浏览一遍，再关掉。这个习惯，我改不了。
案子沉了，我的心却一直浮在那儿。
转年11月，冬天又来了。
一年当中，不断有新案件发生，也不断有新案件被破，这个案子的档案袋一直躺在我的柜子里，沾了一层灰。
11月5日临下班时，我收到一条微信，眼睛刚瞥到屏幕上那短短一行字，我就猛地放下杯子，“砰”的一声。
办公室其他人吓了一跳。“没事，没事。”我讪讪地笑道。
“什么喜事？”大家带着疑惑看向我。
“过会儿吃饭我请客！去年年前那个碎尸案，比中人了！”
胎儿的父亲找到了。
从采集的信息来看，嫌疑人就在案发地附近的打工村活动。那里，正是当初我对出租屋进行重点排查的地方，我曾和他无比靠近。
一年以来，我没有放弃追踪，他却放弃了隐藏。
男人和工友斗殴，有人报了警，警方登记涉案几人的信息，采到了他的血样，这才有了现在的比对结果。
是时候整理出那个沾灰的档案袋了。
当晚11点多，我接到队长的电话，嫌疑人到案，已经初步交代了杀人过程。明天一早，指认现场。
挂掉电话，我在黑暗中静静坐了很久，徒劳扑腾了无数次，这一次，我们终于拉住下沉女孩的手。
第一现场是出租楼一层，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卧室连着厕所，屋里仅有一张床、一个矮柜。
这样的构造和摆设，我太过熟悉。自作主张排查出租屋那个月，这样的房间我看了不下20个。只是没想到，因为房东不肯退押金，男人也不愿损失那几百元钱，杀人后，他竟然在案发现场又住了2个月，刚好躲过我们那轮对退租出租屋的排查。
最近的时候，我和杀人凶手仅隔着一道5米的小巷。
找到他了。过去一年的等待和煎熬，都有了意义。
这个房间在凶手之后又经历了两任租客，现场已被多次清洁，连床板都换过一次。反复搜寻，也没有任何案件相关的痕迹。
出租屋门口虽有监控，但时隔一年多，已经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怎么杀她的？”我摘掉手套，冲着这个20岁出头，身形消瘦的年轻人问道。
他低着头，不时瞟我一眼。在那张年轻的脸上，除了睡眠不足的憔悴，我看不出任何情绪。
“掐死的，我也不想，我是一时失手。”瘦弱的男人怯生生地埋下头，避开了我的视线。
那时女孩与他同住在这间小屋子里。
女孩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时不时会找男人要钱，两人平时经常为琐事争吵。
一天，女孩被男人撞见和别的异性聊天，两人起了争执，女孩摔门离去，一走就是2周，回来就告诉他自己怀孕了，要他负责，男人并不相信。
怀孕的事情纠缠了2个月。案发当晚，女孩又提起自己怀孕的事，让男人给钱，说她要去医院检查，两人再次吵起来。后来争吵升级成打斗，气头上，男人失手把自己的女友掐死了。
听他说“怀孕”两个字，我觉得刺耳。
我几次张口，想告诉面前的男人，女孩真的怀孕了，孩子就是你的！但在即将说出口的瞬间，又变成一句不带任何情绪的质问：“掐死之后呢？”
他跑去网吧玩了一晚上，第二天中午推门进家，女友的尸体依然躺在那里。
男人知道门口有监控，没法直接处理尸体，只能用菜刀把女友砍成几块，第二天趁着天黑，把装尸体的行李箱扔到了河里。
还差女孩的头和四肢。
男人带我们走到距离出租屋200多米的一条小河边，示意我们，这里就是抛尸地点。
小河的水面只有七八米宽，河道中心水深也不过2米，这里和发现尸体的大河相通。大河退潮开闸的时候，小河的水流会变得湍急，行李箱很有可能是开闸时顺着水流漂进大河的。
我摸了摸冰凉的河水：“先从这里捞！”
民警叫来两个有打捞经验的治安队员，又借来两套连体橡胶服。
如果这里找不到尸体剩余的部分，就要靠水警和专业潜水员，在抛尸位置到发现躯干位置间3千米长的河道内进行搜寻了。
一个队员将脚伸进河水，水渐渐漫到他的胸口。刚走到嫌疑人指定的位置，队员就举手示意，说：“踩到东西了！”
打捞上来的是一个骷髅头，白花花的。我赶紧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接过来。
纤细的颧骨、平坦的眉骨、细小的耳后乳突结节，还有整体偏小的颅骨——这些特征无不提示我，这是一个女性的颅骨。
是她。
头骨捞上来的瞬间，薄弱的证据链完整了。
如果不是因为男人的那场斗殴，这一幕可能会迟来很多年。
我把颅骨静静放在一边，戴着脚镣、被警绳捆绑着双手的男人，也在颅骨边缓缓蹲下了身。
时隔一年，这个冲动暴戾的男人，终是把自己，连同真相，推到了我的面前。
他像被抽掉了骨头一样向一侧歪倒，旁边两个刑警架着他的双臂才勉强撑住。一年前那个惊悚的夜晚，此刻也许正在他的脑海中重演。
随后，在同样的位置，又发现了两个下肢和一个上肢的尸块，上面的人体组织已经完全皂化，像一大团深黑色的污泥敷在白花花的骨头上。
不是家人，不是男友，而是我，一年后第一次看到她。
我们终于见面了。
3天后的下午，我拿着女孩碎尸案的鉴定书和现场档案去二楼找刑警队的胜哥，他和我同一年入局工作，性子豪爽得不行。
他正倚着走廊的墙壁抽烟，我递过档案袋让他签名。忍了几次，我还是问出了压在我心底一年多的疑问：“这个女孩没有家属在这边吗？”
“有，就在隔壁市打工，父母都在，还有一个哥哥。”胜哥接过笔潦草地签了名，头也不抬地回答。
通过嫌疑人的交代，胜哥获取了死者姓名，根据身份信息查到了女孩的家。
她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远离故乡独自在外打工，她不仅有父母兄长，而且住址距离案发地很近。这家人在当地打工近10年，经济状况也不算差，有一间小小的二手房，算是定居了。
就是这样家庭的一个女孩，父母和哥哥一年没有收到任何有关她的消息，却没有一丝怀疑。直到胜哥找过去，他们才知道女孩已经遇害一年多了。
我们向她的父母了解女孩的状况，他们表示只听说女儿在该镇打工，但具体工作单位不清楚，住在哪里也不清楚。他们知道女儿有男友，但不知道叫什么，更不知道女儿男友的电话。
亲生的女儿，似乎是个不存在的透明人。
我不知道这个家庭背后有多少秘密。
胜哥告诉我，他对家属说尸体需要领回去自己处理的时候，他们最担心的，是需不需要给殡仪馆保管费。如果要的话，就不来处理尸体了。
“他们还想让凶手赔钱。”胜哥神情黯然，吐了个烟圈，随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说：“喏，这个你签了吧。”是女孩的死亡证明。
当你在努力为死者鸣不平的时候，在血缘上与她最亲近的人在乎的，却是能否最后捞上一笔。
我很想爆两句粗口，但到了嘴边也只是一声叹息。每一具尸体的背后，都有一个冷漠而讽刺的世界。另一具相似的女孩尸体，依然摆在殡仪馆，亲友杳无音讯。
胜哥靠在墙边，缭绕的香烟遮住了他阴郁的表情。
我有很多次机会能看到女孩的样貌，只要在警方的系统里输入她的信息。
但我知道，她需要的是真相，不是同情。
接过女孩的死亡证明，我在死亡原因一栏工整地写下5个字——机械性窒息。这张纸，我一年得签上百张，但这次签的时候，我由衷地希望，下一张上的名字，属于另外那个还在殡仪馆的女孩。
一束冬日阳光打到不远处大楼的玻璃上，又反射过来，我眯着眼，隔着玻璃望出去，满眼金黄。
直到今天，我还是不知道这个女孩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