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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乔伊斯的小说创作跨越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个阶段,见证了文学领域的两大转向(内转和语言转向),经历了以认识论美学和语言论美学为中心的小说革命。在叙事、语言和时空观不停逆转的漩涡中,乔伊斯笔下的人物形象同样经历着“眼花缭乱、脱胎换骨”的变革。《都柏林人》是他告别传统、走向革新的开端:乔伊斯开始转向人物的精神世界,以顿悟展示人物的思想感情。《青年艺术家的肖像》采用主观和客观互相结合、现实主义和印象主义彼此交融的艺术方法塑造青年艺术家的形象。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以内心独白、蒙太奇等技巧展现人物的意识世界,塑造立体的现代人形象。《芬尼根的苏醒》的人物和以往大不相同,他们不再是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而是有形无体、若隐若现。

本书运用主体性理论、叙事学和语言理论,聚焦《尤利西斯》中意识和世界、语言和现实、个体和社会的多变关系,揭示人物独特的心理结构,挖掘其内在的认识方式和生存状态,分析小说的独特语言特征和叙事技巧。作为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展示了布鲁姆、斯蒂芬和莫莉社会身份和内在心理结构的双重转变。这三个人物的生存困境和人生体验既确定了其个体身份,又揭示了现代身份的基本特性。《尤利西斯》中人物的现代身份具有下面两个特征。

个体性是现代身份的首要特征。现代个体既是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又是追求自由和独立的自我。密切相连又格格不入,构成了个体和社会关系的基本特征。在《尤利西斯》中,个体和社会的矛盾呈现内化的趋势:多重自我的并存导致内在心理结构的分裂和非中心化;内外之别和灵肉之分揭示了自我的张力。执拗的偏离和无奈的回归相伴,诗意的翱翔和失重的坠落相邻,人生场景徘徊在伊甸园式的幻境和地狱般的荒原之间,因此现代人既有丰盈的自我也不乏空洞的感觉。悲观和乐观的落差,萧条和浪漫的并置,已成为人生的常态。个体的内在分裂源于现实之规定和心灵之欲求的差别,个体的存在扎根于不息的生命冲动和不屈的生命意志。

主体性是现代身份的基石和保障。在主客体的二元对立结构中,意识的存在界定内外之分,确保主体的独立和自治,内部世界的再生性和天然性是现代人生命的源泉。在现代社会,个体意识面临社会意识形态的层层包围,现代人不缺招架之功,也存有还击之力。他们既有傲然独立的气度,侃侃而谈的理论;也有平常人的中庸,实用家的世俗;还有驰骋的想象力和市井男女的洞察力。虽然现代人常常沉溺于意识流的逍遥之境,但也时常走出自我,揣测个体和社会之间的距离。意识形态的侵扰模糊了内心世界和外部社会的明确界线,自我的天然性和派生性已纠缠不清。现代人既要面对社会的威胁,又要保持自我的真实性。意识和世界的夹缝和冲突造就了现代个体独特的“钢丝”之旅。

本书以小说艺术为基础,分析了《尤利西斯》的三个核心人物的现代身份,探讨它们与叙事和语言之间的密切关系,总结现代身份的特征并分析其局限性。《尤利西斯》中的个体呈现非中心化的趋势,但其自我依然有血有肉。理想和现实的距离、英雄和反英雄的反差揭示了小说中残留的浪漫个人主义。布鲁姆、斯蒂芬和莫莉的个人经验揭示了现代个体面临的挑战和困境。离经叛道的浪漫个人主义已成为历史的传奇和遥远的神话:个体和社会格格不入又息息相关,意识和世界貌似不合却层层交叉。失去了本真自我的窠臼和纯净心灵的乐园,他们常常饱受分裂的痛苦和张力的折磨。在现代社会,白天萦绕黑夜的孤独,心灵弥漫迷失的痛楚,现代自我承受着风霜雨雪的层层重压。神灵的庇护已荒诞不经,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人物已一去不返,现代人只能以一己之力来面对自身的脆弱,阐释社会的荒诞,承担历史的重负。这也许就是现代个体的本质所在和“英雄气概”。

作者 cGfhki33EBHS5vMXWu1mtjOEoj/tpgtckSC1UDRofVpoxG75Afq2+HTjpypnq1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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