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乔伊斯的小说创作跨越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个阶段，见证了文学领域的两大转向（内转和语言转向），经历了以认识论美学和语言论美学为中心的小说革命。在叙事、语言和时空观不停逆转的漩涡中，乔伊斯笔下的人物形象同样经历着“眼花缭乱、脱胎换骨”的变革。《都柏林人》是他告别传统、走向革新的开端：乔伊斯开始转向人物的精神世界，以顿悟展示人物的思想感情。《青年艺术家的肖像》采用主观和客观互相结合、现实主义和印象主义彼此交融的艺术方法塑造青年艺术家的形象。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以内心独白、蒙太奇等技巧展现人物的意识世界，塑造立体的现代人形象。《芬尼根的苏醒》的人物和以往大不相同，他们不再是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而是有形无体、若隐若现。

本书运用主体性理论、叙事学和语言理论，聚焦《尤利西斯》中意识和世界、语言和现实、个体和社会的多变关系，揭示人物独特的心理结构，挖掘其内在的认识方式和生存状态，分析小说的独特语言特征和叙事技巧。作为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展示了布鲁姆、斯蒂芬和莫莉社会身份和内在心理结构的双重转变。这三个人物的生存困境和人生体验既确定了其个体身份，又揭示了现代身份的基本特性。《尤利西斯》中人物的现代身份具有下面两个特征。

个体性是现代身份的首要特征。现代个体既是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又是追求自由和独立的自我。密切相连又格格不入，构成了个体和社会关系的基本特征。在《尤利西斯》中，个体和社会的矛盾呈现内化的趋势：多重自我的并存导致内在心理结构的分裂和非中心化；内外之别和灵肉之分揭示了自我的张力。执拗的偏离和无奈的回归相伴，诗意的翱翔和失重的坠落相邻，人生场景徘徊在伊甸园式的幻境和地狱般的荒原之间，因此现代人既有丰盈的自我也不乏空洞的感觉。悲观和乐观的落差，萧条和浪漫的并置，已成为人生的常态。个体的内在分裂源于现实之规定和心灵之欲求的差别，个体的存在扎根于不息的生命冲动和不屈的生命意志。

主体性是现代身份的基石和保障。在主客体的二元对立结构中，意识的存在界定内外之分，确保主体的独立和自治，内部世界的再生性和天然性是现代人生命的源泉。在现代社会，个体意识面临社会意识形态的层层包围，现代人不缺招架之功，也存有还击之力。他们既有傲然独立的气度，侃侃而谈的理论；也有平常人的中庸，实用家的世俗；还有驰骋的想象力和市井男女的洞察力。虽然现代人常常沉溺于意识流的逍遥之境，但也时常走出自我，揣测个体和社会之间的距离。意识形态的侵扰模糊了内心世界和外部社会的明确界线，自我的天然性和派生性已纠缠不清。现代人既要面对社会的威胁，又要保持自我的真实性。意识和世界的夹缝和冲突造就了现代个体独特的“钢丝”之旅。

本书以小说艺术为基础，分析了《尤利西斯》的三个核心人物的现代身份，探讨它们与叙事和语言之间的密切关系，总结现代身份的特征并分析其局限性。《尤利西斯》中的个体呈现非中心化的趋势，但其自我依然有血有肉。理想和现实的距离、英雄和反英雄的反差揭示了小说中残留的浪漫个人主义。布鲁姆、斯蒂芬和莫莉的个人经验揭示了现代个体面临的挑战和困境。离经叛道的浪漫个人主义已成为历史的传奇和遥远的神话：个体和社会格格不入又息息相关，意识和世界貌似不合却层层交叉。失去了本真自我的窠臼和纯净心灵的乐园，他们常常饱受分裂的痛苦和张力的折磨。在现代社会，白天萦绕黑夜的孤独，心灵弥漫迷失的痛楚，现代自我承受着风霜雨雪的层层重压。神灵的庇护已荒诞不经，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人物已一去不返，现代人只能以一己之力来面对自身的脆弱，阐释社会的荒诞，承担历史的重负。这也许就是现代个体的本质所在和“英雄气概”。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