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我国20 世纪80 年代自汽车产业开始的“市场换技术”策略大多没有实现核心技术上的突破，反而在外商由合资变独资的并购策略中，丧失了诸多行业中比较有竞争力的企业。目前，国际化竞争程度越来越高，而核心技术在竞争中起主导作用。在这种环境下，我国在技术基础相对薄弱的背景下，如何处理好自主研发与技术引进的关系，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2006 年，我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确立了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在此背景下，就最优技术进步路径问题作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就更具现实意义。本书写作的基本出发点即在于探讨厂商这一微观主体的最优技术进步方式。即厂商如何在技术进步过程中，决定自主研发和引进技术的比重，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技术进步目标。

技术进步在增长理论中，逐渐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与源泉。由于一国的稳态增长由其技术进步来决定，因此促进社会技术进步平稳持续发展将是保证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性因素。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问题可能更受关注，因为既然增长速度最终由技术进步率来决定，那么技术进步就将决定各国经济增长的收敛趋势。

技术上的落后使得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进步方式上有更广泛的选择空间。除了普遍讨论的技术外溢与模仿之外，发展中国家还可以通过技术引进的方式来规避研发风险，并在短期内实现技术层次的较快提升。尽管技术转让与专利许可在发达国家之间同样存在，但对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增长问题和技术赶超目标而言，其意义则更加重要。

虽然技术引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技术进步的便捷路径，但是这显然并非一定是最佳且唯一的技术进步方式。关于如何处理自主研发与技术引进之间关系的讨论与实践，在我国已经经历近 20 年的历史。 然而，相关的讨论多限于政策层面上的讨论，关于市场微观主体的最优技术进步方式问题，则几乎没有深入的理论研究。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的权衡问题，在本书的分析中被概括为“企业的最优技术进步路径”。对此问题的讨论在我国经济学界一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因此可以很容易检索到数量可观的文献。例如，冯晓琦和万军（2006）指出，发展中国家由于企业技术水平的落后必须逐次经历引进、吸收、模仿和创新的过程，并逐渐积累技术能力。而这种技术能力积累的来源为技术引进过程中的学习、科研机构研发过程中的学习以及干中学。他们还就此指出了“技术依赖”和“技术超越”两种可能出现的发展路径。张明星（2006）则研究了企业在技术模仿引进与自主创新中的战略选择，并将企业的竞争力以技术进步能力来体现。技术进步能力分为技术模仿能力函数与自主创新能力函数之和，而这两者又是企业资本、人力资本、人均资本以及人均人力资本的函数。企业采用何种战略取决于这两种函数所对应的技术进步成本的数值比较。林毅夫（2003）、赵兰香（2003）、丁树桁（2005）和宋晓梅（2005）等人认为，由于目前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的企业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通过技术引进和合作创新实现技术进步能够获得成本上的节约，并能够通过技术引进过程中的外溢效应在较短的时间内缩短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而丁云龙（2001）、卢文鹏（2003）、李斌（2003）以及陶冶和齐中英（2005）等人则认为不断的自主研发使发达国家能够持续地强化自身在技术竞争中的绝对优势；由于技术进步有路径依赖效应，国内的企业要想实现技术赶超，就必须选择自主研发。高粱（2005）和杨克泉（2005）则认为，技术引进只能实现设备上的升级，却不能提升企业的组织能力，因此科技进步战略应当以自主研发为核心。黄莉（2005）在对我国现阶段国情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各种技术进步模式的成本与收益指出，我国应当从模仿创新模式向领先创新模式过渡。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企业应该同时注重市场份额的扩张与自主研发的投入。例如，龚毅等人（2004）认为，对于厂商而言，引进技术的重要意义在于获取市场份额和利润上的扩张，而自主研发的战略出发点则更侧重于长远的市场收益；这两种技术进步方式并不相互冲突，而企业需要在这两者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平衡点。

尽管这些研究在讨论的宽度上覆盖面较广，但是却普遍缺少必要的微观主体的最优化分析。在以上文献中，涉及厂商最优化决策分析的只有龚毅等人（2004）以及张明星等人（2006）的研究工作。在龚毅等人的研究中，企业自主研发的收益更多地表现在未来市场收益的贴现，而引进技术则可以帮助企业在现阶段扩张市场份额。从分析方法上来看，他们的分析仍然属于静态的最优化分析框架。张明星等人意识到厂商技术进步方式的选择从根本上来说需要建立在成本与收益比较的最优化分析之上。不过，在他们的分析中，厂商的决策被划分为五个类型：完全的技术引进、完全的自主研发、完全不实行技术进步、侧重于自主研发以及侧重于技术引进。这种设定意味着厂商的决策是离散的——它只能在既有的五种模式中进行选择，因此无法在模型里纳入衡量厂商在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之间侧重程度的连续变量。

在西方的理论研究中，企业技术进步的核心问题在微观上体现为专利竞赛中的最优研发投入，而在宏观上则表现为内生增长过程中的知识创造。在专利竞赛这一研究领域内，比较有影响力的早期文献是Scherer（1967）关于市场结构与厂商最优R＆D投入关系的研究。 在其分析过程中，Scherer（1967）应用静态博弈的分析方法讨论市场集中度的变化对厂商最优专利研发投入的影响。他指出，增加单位时点上的研发投入可以缩短研发时间，但是研发总成本（各时点上投入之和）的变化是不确定的。当单位时点上的研发投入超过规模经济数额时，研发时间缩短所减少的成本将不足以抑制由于各时点研发投入增加所带来的新增成本。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被归纳为如下三点：（1）技术研究有累积性效果。以往的研究投入以及获取的经验能够作为之后研究的平台。但这种累积性也意味着，随着研究的深入，犯错误的代价是逐渐递增的，因为它意味着之前的相关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一种浪费；（2）技术研发可以采取逐一进行的方式开展，但这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另一种方式是同时进行多种研发，但这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因为可能事后会发现有很多研究是没有必要进行的；（3）企业可以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到研发中去，但这受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企业缩短研发时间的投资必然呈现出边际报酬递减趋势，而厂商的最优化问题则进一步被归结为最优研发时间的选择。

Scherer（1967）的研究构成了西方专利竞赛研究的基础。但是，由于在他的模型中，厂商可以直接选择专利实现的时点，因而无法反映研发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为弥补这一缺陷，Kamien和Schwartz（1972，1976）希望能够将厂商最优研发时点的选择拓展至包含失败风险的情形。不过，从本质上来说，他们界定风险仅表现为市场风险，即其他厂商可能抢先注册专利。由于专利保护的存在，一旦某厂商抢先注册专利，那么其他厂商在获取市场收益上将处于不利地位。 相比而言，Loury（1979）则完整地界定了厂商技术研发过程中的风险。他认为这些风险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1）技术风险，即研发投入与成功实现研发之间的概率关系；（2）市场风险，即由于竞争对手的存在，每个厂商都不能确定自己能否第一个成功实现研发并获取专利。

一旦在模型中引入研发的技术风险，那么继续采用研发时间作为厂商的决策变量就不再可行了，因为受技术风险的影响，厂商的研发随时可能失败。因此，对研发风险的完整界定使得专利竞赛模型中厂商的决策变量逐渐由研发时点转向研发投入。在常见的模型设定中，增加研发投入将提高创新的期望收益，但也会造成研发成本的上升。当增加研发投入的边际报酬递减时，厂商将根据期望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寻找到一个唯一的最优研发投入水平。

Loury（1979）模型的特点在于，厂商在事前进行一次性的研发成本支出，而这将决定研发过程中每个时点上研发成功的概率。 Lee和Wilde（1980）认为，这种关于研发投入的设定必然使得代表性厂商的最优R＆D投入与市场集中度负相关，因为厂商数量的增加将强化专利竞争的强度并减少厂商研发的期望收益，而研发投入一旦支付便永远沉淀，无法收回。因此当市场集中度下降时，厂商倾向于减少最优研发投入。在此基础上，Lee和Wilde（1980）在保留Loury（1979）模型其他设定不变的基础上，通过允许厂商在研发过程中以流量形式支付研发投入提出了新的分析模型。

需要指出的是，在Loury（1979）以及Lee和Wilde（1980）的研究中，虽然厂商研发投入的选择会影响各时点研发成功的概率，但他们的模型并未脱离静态分析的范畴，因为他们仍然规定厂商只能在研发开始前做一次性的决策。与Loury（1979）的模型不同的是，由于研发投入具有流量性质，因此在Lee和Wilde（1980）的分析中，一旦某个厂商赢得了专利，那么所有厂商都可以停止在研发上的进一步投入以避免更多的损失。从这一点也不难看出，厂商所需支付的研发投入的流量贴现和实际上与期望支付具有相同的概率分布性质，因为这一贴现和的具体数值受厂商研发成功时间的影响，而后者是一个随机变量。显然，当厂商数量增加时，每个厂商抢先研发成功的概率均会下降，此时厂商研发投入的期望收益贴现和及期望总成本贴现和将同时呈现下降趋势，故而由此得出厂商数量与最优研发投入成正相关关系的结论也不无可能。 Loury（1979）模型的结论之所以正好相反，是因为其设定的事前一次性总付型研发投入完全不受厂商率先实现研发的概率的影响，从而厂商数量的变化能够影响期望收益，但不会影响研发的成本。

相比而言，Dasgupta和Stiglitz（1980）的分析则更加系统。他们的分析在形式上完整地囊括了厂商的产品市场决策和研发竞争决策。在他们的模型中，新技术的作用在于降低产品生产的不变边际成本。不过，由于新技术的作用是模型事先设定好的，而不是厂商选择的结果，因此厂商产品市场的决策（即利润最大化的产量、价格决策）与其技术市场竞争决策完全独立。 在此情形下，产品市场决策尽管内生地给出了厂商赢得专利竞赛的市场收益，但它对厂商研发决策的影响与外生设定一个收益值完全相同。

在专利竞争市场的均衡分析中，Dasgupta和Stiglitz（1980）分别考虑了确定性情况下和不确定情况下厂商专利竞争的形式，因此可以看作是对前人分析的一个总体概括。该模型的一个特点是，它考虑了产品市场和专利竞争市场的完全竞争情形，而这意味着专利给厂商所带来的净利润为 0。正是在此种设定下，借助古诺推测假设， Dasgupta和Stiglitz（1980）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在确定性的研发竞争中，研发具有自然垄断性质。具体来说，研发的完全竞争性质使得确定性条件下的研发具备以下两个特点：（1）只有一个厂商会从事研发；（2）研发成功的厂商只能获得 0 利润。形成这两个结论的原因在于，只要正的利润存在，就会诱使新的厂商加入研发竞争。由于现有技术的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因此如果厂商不能获得技术突破，那么加入专利竞争就只能获得负的支付（0市场利润减去研发投入）。而这意味着，如果有多个厂商参与了专利竞争，那么在古诺推测下的均衡中，总有一个厂商能够通过增加投入的方式率先实现研发，并且该厂商只能获得 0 利润。

因此，竞争性的研发只可能在不确定性的情形下出现，因为在事前没有厂商能够确定性地赢得专利，从而也就没有厂商会确定性地面临竞争损失——不确定性使得每个厂商都存在获利的期望。 Dasgupta和Stiglitz（1980）关于不确定性下专利竞争的研究在结构上与Loury（1979）的设定相类似，在此不再赘述。

自Loury（1979）对研发风险进行完整的定义之后，静态最优R＆D投入的博弈分析框架已经显得比较成熟，这也使得西方学者开始逐渐将视角转向动态领域内的研究。 Futia（1980）提出了一个研究动态的研发及市场集中度决定机制的分析框架。不过，在其模型中，厂商的研发决策并不具备动态最优化的特性。具体来说，Futia考虑了如下的动态市场变化过程：在每个时期，市场中的在位厂商参与一个研发竞争博弈（ n ， j _t ） （其中， n 为在位厂商数量， j _t 为市场当期技术水平）；在每个研发博弈中，如果有厂商成功实现研发，那么市场技术水平被提高 1 单位水平；技术模仿被假定是可行的，故市场集中度会随着技术扩散而逐渐改变。对市场中的每个厂商来说，参与研发博弈都面临着如下三种可能性：（1）赢得专利；（2）专利由其他厂商获得；（3）没有厂商成功实现研发。由于专利能够保证厂商的市场势力，因此第 t 时期的研发结果将对第 t ＋ 1 期的市场结构产生影响：如果第 t 期研发博弈中有某个厂商胜出，那么在第 t ＋ 1期，只有该厂商肯定能够继续停留在市场中，并且竞争对手的数量将取决于技术模仿基础上的市场进入条件；反之，如果第 t 期博弈中没有厂商实现研发新技术的研发，那么在第 t ＋ 1 期，原先的在位者将继续存在，而它们的竞争对手数量同样要视技术模仿的特性而定。在确定市场进入条件的基础上，该模型给出了一个市场集中度的动态内生决定机制。不过，在Futia的模型中，厂商专利竞争的引入只是为确定各技术竞争结果出现的概率寻找微观基础。在第 t 期的研发博弈中，厂商根据各种可能出现的研发结果及相应的市场集中度变化趋势来确定第 t ＋ 1 期的利润变化量。该变化量的期望值构成了单位时期厂商的期望支付，而结合特定的研发成本函数，便可在此基础上求解最优研发投入以及均衡时市场集中度变化的可能趋势。但是，由于在各个研发博弈之间，厂商的研发收益不具有相关性，因此研发投入不具有长期的动态效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Futia并未将对厂商专利竞争的分析拓展至动态最优化的分析范畴内。

在此之后，Takeo Nakao（1982）和Reinganum（1982）几乎是同时提出了各自的动态最优化分析框架。不过，或许是出于简化动态分析的考虑，Takeo Nakao（1982）的模型将技术进步界定为产品质量的提升，并且厂商所需付出的研发成本被设定为产品质量增量的线性函数。这种设定暗含着厂商提升产品质量的努力不存在不确定性。

Reinganum（1982）则继承了Loury（1979）关于研发风险的界定，并进一步融入了动态最优化的分析方法。在她的模型中，厂商需要判断研发过程中每个时点上它能够抢先研发成功的可能性，并相应地决定最优研发投入的动态变化路径。

Reinganum（1982）的分析构建了关于单项专利竞争的完整刻画，而在她之后的专利竞争研究方向开始逐渐出现了调整，其中比较主要的两个研究方向是连续研发以及技术研发基础上的专利授权。 值得注意的是，后一个研究方向可以认为是初步涉及了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的选择问题，因为它的分析允许厂商放弃自主研发而选择通过技术授权获取必要的技术。

对连续研发的早期研究表现为将一个完整的研发过程拆分成彼此衔接的若干阶段。这样处理主要是为了允许厂商在专利竞争中处于暂时领先的地位，以便拓展对厂商研发策略的分析。这种设定的特点在于，尽管厂商进行了一系列的研发，但是只有当它率先完成最后一个研发阶段时，它才能赢得专利，而之前的各项研发只是必要的中间阶段。 Fudenberg和Gilbert等人（1983）、Harris和Vickers（1985，1987）、Grossman和Shapiro（1987）以及Lippman和McCardle（1987）均讨论了此背景下厂商的策略性研发行为。

Fudenberg和Gilbert等人（1983）以及Harris和Vickers（1985）分析的共同特点在于，在传统理论中被处理为单一研发过程的专利竞争被拓展至多个阶段。厂商只有依次完成中间阶段的研发才能最终获得相应的技术。他们分析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引入了厂商积累研发经验的可能性，即随着厂商经历的研发阶段数量的增长，厂商越来越善于从事技术开发。然而，他们分析的最大问题在于忽略了专利竞争中的不确定性，因而厂商能否赢得专利就直接取决于它们对专利价值的评价、研发能力、贴现率以及竞争的初始状态（每个厂商离终点的距离）。在这种背景下，模型的结论是很直接的：由于不存在不确定性，每个厂商事先就能推算出自己能否赢得专利，因此胜者的行为会与其他厂商的行为无关，而其对手则会在一开始就退出竞赛。

Grossman和Shapiro（1987）的模型则开始进一步引入不确定性。 在此过程中，他们采用了Lee和Wilde（1980）模型的设定。不确定性的引入使厂商在动态规划过程中需要考虑各种可能的支付情形。在他们的模型中，研发过程被拆分为两个相互衔接的阶段。如果尚未有人赢得专利，那么当某厂商进入了第二个研发阶段时，他将面临两种可能的情况：（1）它处于暂时的领先地位，即其对手尚未完成第一个阶段的研发；（2）它和对手均已完成阶段一的研发。由于指数分布具有非记忆性，因而由此定义的研发风险使第二种情形不仅适用于处于领先地位的厂商，也适用于一度落后但成功实现追赶的厂商。在研发概率分布基础上，基于这两种可能性所分别推导的厂商的期望收益贴现值构成了厂商在第一个阶段研发后的支付情形。而按照相同的逻辑，亦可以得出厂商在博弈开始前所能获得的各种支付情形。通过逆向求解，便可以得出厂商在各个研发阶段上的最优研发策略。

Harris和Vickers（1987）的分析在研发的概率分布及支付结构上仍然采用了与Lee和Wilde（1980）相似的设定。在刻画厂商的研发竞争上，他们提出了两种分析模型。在第一种模型中，两个厂商（A和B）进行着一种“拔河”（tug⁃of⁃war）式的研发竞赛：厂商距离研发成功的远近由某参数 n 来表示；当 n ＝ N 时，厂商A成功地实现了研发，而当 n ＝ 0 时，厂商B成功实现研发；给定初始参数 n ，如果厂商A完成一个阶段的研发，则该参数改变为 n ＋ 1，即A离成功更近一步，而B则离成功更远。在另一种模型中，反映研发程度的参数被拓展至（ m ， n ）。其中， m 和 n 分别反映了厂商A和B到达成功的距离。厂商赢得专利的前提是使其参数首先达到 N 的水平。由以上模型设定不难看出，Harris和Vickers的分析实际上是对前文Grossman和Shapiro（1987）两阶段模型向 N 阶段的拓展。

尽管Harris和Vickers（1987）以及Grossman和Shapiro（1987）考察了研发的不确定性，但是与Fudenberg和Gilbert等人（1983）以及Harris和Vickers（1985）的分析相比，这些模型忽略了厂商在研发过程中积累经验的可能。对这两个方面的综合由Lippman和McCardle（1987）完成。他们的模型继承了将单一研发过程划分为多个中间阶段的分析背景，并且在保持研发不确定性假设的同时允许厂商积累研发经验，这些经验可以帮助厂商在之后的研发中以更高概率胜出。但从基本结构来说，他们的模型并未超出前人的分析框架。

Reinganum（1985）的研究则不同于前人。她的模型希望刻画一种创造性毁灭的创新过程。在其动态最优化模型中，厂商进行 t 次研发，每次研发所形成的技术都将对之前的技术产生替代；在模型的初始阶段，市场中有一个垄断性的在位厂商和许多潜在进入者；在每个时期内，专利竞赛的胜者都将获取当期市场的垄断地位。 由于专利竞争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并且是一个动态的连续过程，因此厂商的垄断势力（一旦某厂商获得的话）都将持续地面临之后各项专利竞争的挑战。在单项研发竞争中，Reinganum同样采用了Lee和Wilde（1980）的设定。在此基础之上，采用动态规划的分析方法可以描述厂商的动态竞争路径。虽然在各阶段研发结果的设定上，Reinganum的模型与前人有较大差异，但是从动态最优化问题的结构上来说，这些分析是基本一致的。

而在策略性专利授权方面，Gallini（1984）指出，技术落后厂商可能会研发出比领先厂商现有技术更好的新技术，因此技术领先厂商有动机通过现有技术的使用授权来消除技术落后厂商从事新技术研发的动机。而从技术落后厂商的角度来看，它面临着继续进行研发还是接受专利授权并放弃进一步研发的抉择。从问题的实质来看，这等于技术落后厂商需要在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之间进行选择。

厂商研发策略的研究构成了宏观增长理论的研究基础。自新增长理论以来，技术进步就在增长理论中处于重要地位，因为新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意味着，资本量的变化只有水平效应，而增长率的改变根本上取决于技术增长率。然而，在新增长理论中，技术的“增长”是外生设定的，这就使得模型关于增长的结论建立在增长的假设上。对于这一设定的不满促使西方学者开始考虑技术的内生化，并推动了内生增长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由于内生增长理论需要解释技术进步是如何产生的，因此相关理论大多需要讨论和界定技术进步。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为了保证市场的完全竞争性，就只有假设生产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性质（具体表现为Inada条件），以便使各市场主体的最优化决策问题具有正则性质。该假设意味着，从长期来看，仅仅依赖于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为了在长期中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社会中存在外生的技术变化，而这引发的一个问题是，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通过一个外生假定的技术变化才能实现，从而所谓的增长实际是人为假设的结果。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实现技术进步的内生化。在这一问题上，有两种处理的方式。一种方式是继续假定知识不是一种经济产品（即像新古典模型中假设的那样），因此也不参与要素的分配。在这种假设下，知识显然无法由竞争性市场主体生产出来，而只能通过假定知识是某种其他要素投入的派生物来解释知识的产生（从而实现对知识的内生化）。Arrow（1962）把这种派生过程界定为“干中学”，即随着产品生产的进行，人们可以积累与生产相关的知识。在这种意义上，知识的来源及积累的原因可以看做是被内生化地解释了。随后的许多学者都继承了这种研究方法。例如，Romer（1986）在他的增长模型中，继续使用了知识作为投资派生物的假设，并假定知识具有如下几种特性：（1）知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本身的边际报酬是递减的；（2）从社会角度来看，知识是边际报酬递增的；（3）知识具有外部性。这样的设定，既保证了生产函数对各要素投入的凹性，也使得增长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 Greiner和Semmler（2002）对Romer（1986）的拓展性分析也仍然没有脱离对知识是生产性投资的派生品的假定。

在Romer（1986）的模型中，由于知识是投资的派生物，因而并不是有意识的R＆D的产物。这主要是因为，在不假定知识具有某种意义的排他性基础上，无法想象它能够由竞争性市场自觉地生产出来。在稍后的研究中，Romer（1990）开始考虑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引入知识的排他性。在这种假设下，知识在研发领域中具有外部性和非排他性，即新的知识增量将增加社会总的知识存量；但在生产领域中，由于专利的存在，知识在其应用上具有排他性。研发领域和知识的直接应用在模型中分别对应于研发部门和中间品生产部门。在研发领域中，知识增量的生产函数是知识存量和用于生产知识（基础研发）的劳动投入的增函数。在稍晚出现的Lucas（1993）的分析中，这种生产函数形式被继续使用，而其累积产出是产品生产函数的直接生产要素之一。这一点与Romer（1990）的分析稍有不同。在Romer的模型中，存在着专门的中间品市场。中间品的生产实际上类似于专利生产，它是最终产品生产的要素之一。最优的中间品产量取决于中间品生产厂商的利润最大化决策。

Solow（1997）的增长模型在处理研发问题上更进一步，因为他的分析引入了研发风险。在其模型中，创新被假定为以泊松流的方式实现。他的分析实际上是对Arrow（1962）理论的拓展。在具体的模型构建中，增长来源于两个方面：突发性（非连续的）的创新以及持续的基于“干中学”基础上的技术改进。在Arrow的分析中，“干中学”的效果被假定为可以使生产所需的劳动无限制地趋向于 0，即“干中学”的效果是无限的。这显然不是一个合乎现实的假设。为了对此进行改进，Solow的分析假定“干中学”的效果是有限的，而这意味着仅仅依赖于持续发生的“干中学”将不可能保证经济的无限增长。非连续创新的引入即在于保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因为每次创新的出现将提升要素的边际生产率。

Aghion和Howitt（1992）的分析同样假定了创新出现的不确定性。他们的分析与Romer（1990）的模型有相似之处，即他们假设创新表现为中间产品的增加，而中间产品是最终产品生产的必备要素。创新之处则在于，他们的模型引入了创造性毁灭的概念，即新的创新会对现有知识产生替代。这具体表现在，创新的作用在于实现一项新的中间品，而这一中间品将对原有中间品产生替代。中间品的生产被假定为劳动力的线性函数，而且其出现过程是一个随机的泊松流。

Dinopoulos和Syropoulos（2003）的模型中，知识的增长则表现为在位厂商和潜在竞争者的研发成果总和。在位企业希望不断通过研发提高其产品的最高质量，并且力图拓展其专利范围，以便维护自己的市场势力。由于专利的实现被假定为泊松过程，因此在位者和潜在进入者的研发竞争类似于最优R＆D文献中所描述的专利竞争的随机微分博弈。

增长理论中与技术进步密切相关的另外一个主题是技术进步基础上，各国的经济增长能否收敛。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是技术扩散中的模仿与技术引进能否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收敛。在这些研究中，Teece（1977）以及Mansfiled、Schwartz和Wagner（1981）等指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与通过研究和开发实现技术进步相比，模仿或者引进的方式在成本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可以通过技术扩散过程中的模仿与引进实现经济增长的收敛，从而肯定了发展中国家技术引进与模仿战略的可行性。 Barro和Sala⁃i Martin（1997）则假设对技术领先国而言，与自主研发相比，模仿的成本高昂，而对技术落后国而言，模仿成本则较低，技术落后国能否通过模仿实现赶超，则取决于落后国的初始技术水平以及模仿成本等因素。另一种分析模式则进一步引进了技术的适宜性问题。较早的分析来自Atkinson和Stiglitz（1969）。他们认为技术进步可能并不会使生产函数整体上移，而是仅仅适用于某特定的资本——劳动比例范围内。因此，技术进步决策具有专用性，并决定了未来技术进步的方向，故而需要考虑现在及未来的要素价格。技术进步的局部有效性意味着对技术后进国而言，尽管引进技术能够提高效率，但由于发达国的技术进步通常呈现出与发展中国家不同的资本密集性特征，因此需要与在本国开展自主研发的未来收益进行比较（需要考虑现在与将来的要素禀赋价格）。 Basu和Weil（1998）则明确提出了适宜技术（ appropriate technology）的概念。他们认为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是与其高资本存量相匹配的，因而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即使引进，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因此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技术引进实现技术进步和经济赶超的前提是能够提高自身的储蓄率。 Acemoglu和Zilibotti（1999）则指出，发展中国家缺少熟练劳动力，而发达国家开发的技术则大多适用于熟练劳动力，因此，发展中国家如果只是简单地引进技术，那么会产生劳动技能和技术不匹配的现象。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我国学者如林毅夫（2002）、邹薇和代谦（2003）以及杨俊等（2007）均分析了技术适宜性问题下以技术引进实现技术进步的策略。林毅夫的分析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技术引进比自主研发成本更低，但需要引入与发展中国家资源禀赋相适应的技术。由于存在技术的适宜性问题，如果不根据比较优势来引入技术，则新形成的行业必然没有自生能力，需要补贴等一系列扭曲市场的措施来维持，相应的经济效率不高。邹薇和代谦则从内生增长理论的角度分析了技术引进对发展中国家经济赶超的影响。其基本思想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是以这些国家的基本国情（充沛的资本和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因而发展中国家在应用这些技术时，通常不可能最大程度上发挥这些技术的功效，进而基于技术引进基础之上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取决于其人力资本储蓄率与物质资本储蓄率。这两者越高，则经济越可能实现赶超。杨俊则以技术模仿的适宜性问题为切入点，采用计量方法分析了我国人力资本积累在提高技术吸收能力方面的效果，以及我国人力资本积累是否达到了自主研发的要求。

从上文不难看出，现有西方理论并未提出解释企业技术进步选择问题的完整框架。就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而言，技术进步的界定并不涉及企业乃至一国在技术进步方式上的选择，而是旨在引入技术进步机制的基础上实现对增长源泉的内生化讨论。在这些分析中，技术与知识要么被视为实物投资的派生物，要么被视为企业研发活动和中间品生产的产物。在第一种处理方法中，可以认为技术进步被界定为以资本为要素的一种产出结果（投资的副产品），而在采用第二种研究方法的早期文献中，则可以视为既有技术与劳动投入的产出结果。这两种界定方法实际上均假设技术是某种投入的确定性产出。这和早期最优R＆D竞争研究在忽略技术进步不确定性上有相似之处。而在采用第二种研究方法的后期文献中，创新的泊松分布开始被广泛地引入模型。可以说，采用这种方法的增长模型在刻画研发活动上开始向标准的最优R＆D竞争模型靠拢。然而，无论采用何种方式来定义技术进步，增长理论并未涉及技术进步方式的选择问题。技术进步在增长理论中的作用只是为持续的长期增长提供原动力，而对技术进步的界定则是为了保证这种增长来自经济系统的内部，而不是外在的人为设定。

而在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收敛方面，从前文的简略叙述不难发现，很多文献的分析涉及了自主创新的成本与技术引进成本的比较问题，但这两个因素仅仅是作为分析的出发点，而非分析对象。这些分析并不关注厂商在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上的决策，因而所谓的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成本的界定缺少必要的微观基础。它们被引入分析的目的在于为分析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赶超的能力提供出发点：在早期的分析中，各国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是否收敛以及相应的收敛速度取决于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或模仿）的成本比较；而在稍后的“适宜技术”文献中，技术的适宜性决定了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引进和模仿实现赶超的能力，因而也可以视为影响技术引进和模仿成本的因素，并进而决定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赶超速度。因此，在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中，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主要被用来分析经济收敛的趋势和速度，尽管相关结论可能表露出对自主创新或者技术引进的支持，但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之间的最优权衡问题并不是这些分析所要讨论的主题。

西方的专利竞赛研究则只是详细地说明了技术进步的一个方面的问题，即如果企业想通过自主研发实现某项（或某些）技术进步，那么在研发竞争背景下，它的最优投入是什么。这种技术进步的过程，通常被形象化为众多厂商围绕某项（或某些）专利而展开的研发竞争。竞争的特点表现在技术研发具有市场和技术上的不确定性。

可以说，引入专利研发的不确定性在模拟现实研发活动上是一大进步，但在模型分析的灵活性上却带来了许多制约。不确定性的引入使得模型的形式变得更为复杂，而随后出现的动态最优化分析更是增加了分析的难度。为了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得出有意义的结论，经济学家就不得不在其他方面对假设进行简化。这种简化性的设定通常表现在厂商没有选择研发目标的能力。在标准的R＆D策略研究中，厂商一般是围绕某项特定的技术展开竞争，而无法挑选它希望获得的技术特性。尽管在之后的理论发展中，厂商的研发背景被拓展至一系列专利竞争（例如Reiganum（1985）的分析），但这些技术路径仍然是外生给定的。这种简化的意义在于，它可以保证模型支付形式上的简单性，因为如果允许厂商任意选择自己所要研发的技术，那么模型分析首先需要面临的问题是，不同厂商任意选择的各项技术在专利法意义上有多大的相似性，而这会影响厂商研发失败时所能获取的支付。此外，如果不同技术研发的风险也存在差异，那么限定厂商只能选择一种特定技术进行研发的假设，就可以保证所有同质厂商面临相同的研发不确定性，而这也能极大地简化模型的求解。从实际的假设效果上来看，这种限定意味着不仅所有厂商均对同一项技术展开研发，也意味着所有的厂商每次只对一项技术进行研发。

然而，如果从技术进步方式的选择这一更为广阔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上述假设，便可发现这一假设所带来的局限性。由于厂商每次只能对一项技术进行研发，那么它在自主研发和引进技术（购买或获取专利授权）上的选择也受到限制。具体来说，由于厂商被限定于只对一项专利进行竞争，因此从技术进步方式的选择上来看，厂商只有两个极端的选择：参与竞争或者不参与竞争。参与竞争可以视为厂商选择通过自主研发的方式来实现技术进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风险和可能的损失；而不参与竞争则可以认为厂商希望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实现技术进步。但是，无论如何，由于每次只有一项可以选择的技术，因此厂商在技术进步方式上的决策只可能是角点解。所谓的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的内点解组合是不存在的。

实际上，即便是对厂商技术进步选择的角点解的讨论，在最优R＆D竞争的分析文献中也被回避了。这些分析并不允许厂商在事前选择技术进步方式，甚至连事后获取专利授权的情形也被排除在分析之外。稍晚出现的专利竞争模型开始将研发过程进行纵向拆分，在原有的单一研发阶段中加入中间阶段的研发，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厂商中途退出的可能。这在放松厂商的策略集合上是一个突破，但是，这些模型与本书所要讨论的问题还相去甚远。最优R＆D竞争策略研究文献在假设上所造成的局限性也反映在策略性专利授权的文献中。可以说，策略性专利授权的研究与专利竞争研究存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因此多少也保留了一些相关的假设。严格来说，Gallini（1984）的研究只是在假设上去除了不允许厂商引进技术的设定，并将分析的重点转移至技术领先厂商和落后厂商在专利授权和研发上的策略选择。在不考虑混合策略均衡的前提下，由于保留了专利竞争研究关于厂商研发技术数量的设定，因此在Gallini（1984）的模型中，落后厂商只有完全的自主研发和完全接受技术授权两种选择，从而无法完整的刻画企业技术进步上的选择机制。不过，这些研究的确为本书提供了宝贵的思路。

本书主要的研究目的在于讨论厂商如何选择最优的技术进步路径。研究这一问题的现实意义在于为理解微观主体技术进步决策提供分析的切入点，相应的结论也可以作为技术进步战略与政策制定的基本依据。在此论题下，厂商技术进步决策将主要体现为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之间的权衡和搭配。除此之外，由于技术进步方向可以大致划分为中性技术进步、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和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因此厂商的技术进步决策还应当体现技术进步方向上的选择。不过，在本书的叙述中，为避免表述上的歧视，“企业的最优技术进步路径”将特指企业为实现一系列技术进步目标所选择的最优自主研发比重。

厂商之所以会在自主研发和引进技术这两种技术进步方式之间进行选择和组合，通常是因为这样能够帮助它们最有效地实现某种技术进步目标。这种有效性可能表现在提高技术进步的成功率，或者是技术进步成本的最小化。在同一最优化目标下（比如说，技术进步的成本最小化），如果技术进步的目标发生变化，那么厂商关于技术进步方式的最优选择通常也应该相应调整。因此，如果希望全面地描述厂商技术进步方式的决策机制，特别是在动态最优化框架下探讨问题，那么就有必要允许厂商在一定范围内选择技术进步的目标。而这一拓展意味着基本的分析模型至少应该包含如下两个层面的问题：（1）厂商如何选择技术进步目标；（2）厂商如何选择最优的技术进步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

一般来说，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厂商的市场决策问题，即可以认为厂商是为了一定的市场利益（比如说市场利润）而选择其技术进步目标的。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则类似于生产技术上的问题，即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将厂商选定的技术进步目标“生产”出来。这两个层面的问题相辅相成：技术进步目标的差异决定了厂商需要选择不同的技术进步方式，而由于技术进步方式本身影响着技术进步的成本，因此它也会影响厂商关于技术进步目标的选择。

基于以上思路，本书在第二章至第四章中尝试着构建了分析企业技术进步方式决策的一般性理论框架。在这三章的内容安排上，第二章介绍了现有西方专利竞赛理论的基本思想，这构成了第三章和第四章模型构建的理论基础。在第三章中，本书在静态化的分析框架下构建了一个厂商技术进步方式选择的简单情景——厂商在静态的市场份额竞争中就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这两种基本的技术进步方式做一次性的选择。这一章节的分析表明，通过引入资金约束效应和学习效应，可以归纳出完全的自主研发、完全的技术引进以及两者相结合等多种技术进步模式。第四章则将分析拓展至动态的博弈场景。厂商将在一个有限期界市场中同时就技术进步目标和技术进步方式做动态最优化选择。而由此形成的最优自主研发比重的动态变化趋势则构成厂商的最优技术进步路径。

由于知识产权制度将直接决定厂商自主研发的期望收益和技术引进的成本，因此本书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中，进一步讨论了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后发国家技术进步方式选择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第五章介绍了最优专利制度的相关理论，而第六章则详细讨论了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变化对发展中国家最优技术进步方式选择的影响。对于技术后发国家而言，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固然能够激励本国企业进行研发投资，但也加强了对国外先进专利的保护，进而强化了国外已有专利对本国企业创新的阻碍作用。因此，对于技术后发国家而言，知识产权与自主研发比重之间并不是单纯的线性正相关关系，而是呈现出倒“U”型特征。

本书的第七章则进一步讨论了我国创新能力的积累问题。尽管林毅夫（2002）、赵兰香、穆荣平（2003）、宋晓梅（2005）以及张鹏飞（2005）等人认为技术引进及其所造成的外溢效应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缩短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但也有许多学者指出，技术引进在实现技术赶超和经济增长收敛中的作用值得怀疑。例如，丁云龙和远德玉（2001）、卢文鹏（2003）以及陶冶和齐中英（2005）等人认为，技术进步有路径依赖效应，如不能在引进技术的同时提高创新能力，则技术进步路径将被固化在技术引进上。因此，尽管技术引进和FDI对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已被许多经验研究所证实，但人们对于技术引进是否可以作为后发国家技术进步的主要手段尚存疑虑，而其中的主要问题在于，单纯的技术引进是否能够在实现技术进步的同时提高我国的创新能力，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本书第八章以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对自主研发、技术引进和FDI中的技术外溢对我国创新能力积累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与检验。

本书第八章则涉及技术进步方向的选择。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技术进步呈现出显著的资本偏向与技能偏向并存的特征，而这种有偏的技术进步又与劳动收入占比以及劳动市场内部工资分化等初次分配问题紧密关联。第八章从经验研究的角度解释了我国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从要素价格扭曲和经济结构变化等角度讨论了偏向型技术进步的成因。在此基础上，本书还进一步分析了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对我国实际工资长期变化趋势的影响。 KjY3aG6hPu6tLi+KbXhrbsvMK+6AeDcCg242ow2SQHCw5qz/ovFqDWcjxZtsFeiE